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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央集權圖示 況且，明太祖因為胡惟庸案，深感君主集權的必要，從而在洪武十三年(1380)廢去有一千多年歷史的宰相制度，把權力下放六部，另設大學士，作為皇帝的秘書，幫助處理政事，後來更發展為內閣組織，不斷得到皇帝的重用，內閣的首輔便承擔了以前宰相的職務。不過，在洪武年間，大學士的地位還遠沒這麼重要，官不過五品，吏部尚書則升為正二品，直接對皇帝負責。吏部為百官之長，當了吏部尚書，基本上可以說是官居相位了。 泰州在朱元璋的記憶中，不會有很好的印象，那位與他爭雄天下的吳王張士誠一定讓他不會輕易忘記。但翟善這位剛剛成長起來的泰州才俊著實讓他讚譽有加。翟善應是明代八股科舉制度確立後較早成長起來的一批人才。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的詔書中說： 漢、唐及宋，取士各有定製，然但貴文學而不求德藝雙全。前元待士甚優，而權豪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輒竊仕祿。其懷才抱道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不出。風俗之壞，一至於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設科舉，務取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實相稱者。(《明史》卷十七) 翟善學問究竟能否「博古通今」不敢說，但從《明史》的記載來說，他「明於經術，奏對合帝意」，功底還是紮實的。他氣宇恢廓，品行高尚，作風嚴謹，很有做官的氣度胸襟，非一般人能比。朱元璋對當朝的文官武將，有用嚴刑峻法鐵腕駕馭的一面，同時也給為其統治服務的官吏以相當的照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免役，在朝為官者，不僅免除徭役，而且在人身等級和土地所有權方面也都受到特殊照顧。翟善表現好，朱元璋就想褒獎他，要為他在家鄉營造府第。翟善卻說，家中宅基地太小，我又沒什麼功績，就不要花國庫里的錢了。朱元璋聽了更加高興，說：「官居宰相位，而無地起樓，善與寇準同風矣。」朱元璋又要免除他家中的兵役，翟善又說：「守衛國家的兵卒應該增加，怎麼可以因為我而破壞了國家的制度呢?」再次謝絕了朱元璋的獎賞。《明史》說他「經明行修」、「名實相稱」，看來確實如此。朱元璋對他委以重任，也就不讓人感到奇怪了。 總的來說，朱元璋對翟善還算不錯。當然，這是以翟善「合帝意」為前提的。就是這樣，翟善的吏部尚書也沒能做多長時間，洪武二十八年，就因罪被降為宣化知縣。至於所犯何罪，卻沒有什麼記載。
南京皇城午門，是傳達聖旨的地方，也是對大臣施廷杖的地方 在明朝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一不小心的一句錯話，捕風捉影的小人構陷，抑或不知何來的牽牽連連，都能置人於死地。明初官場之險惡，正如明初高啟所說的「杯酒朝歡，矛刃夕加」，官員們沒有一點安全感，經常被廷杖，這既傷身體，更傷心靈。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中記載：「明祖……特用重典馭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如此朝不保夕的日子，時時給人生不如死的感覺。明代知識分子們甚至連選擇歸隱的權利也沒有，對於那些不肯為明朝服務的讀書人，朱元璋是不惜以刀鑊相加的。他殺氣騰騰地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如果不想死，就只能渾渾噩噩地活下去。在朱皇帝跟前，讀書人真是斯文掃地，簡直過著一種無自尊、無廉恥、無氣節的生活。當高啟悲嘆「杯酒朝歡，矛刃夕加」的顫巍巍日子，當高啟看到「城頭飛、城下宿」的「空城雀」自由自在地生活，便發出「不須羨彼珍禽羽，翩翩高集珠樹林。一朝身陷虞羅里，回首空城不如爾」的感嘆，他那一份對自由的渴望，對未來生活的恐懼，活脫地畫出了明初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這樣的生活，還有什麼味道? 翟善儘管給人一種「剛開頭就又結了尾」的遺憾，但繼續當下去，難保不會刀鋸加身。對於那些嗜殺成性的皇帝，離開他們遠一步，就等於遠離死亡一步。翟善能以宣化知縣安穩而終，對他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二、高谷 差不多在翟善主持吏部事務的前兩年，即洪武二十四年(1391)，高谷在興化出生。又過了二十五年，到了永樂十三年(1415)，聰慧好學的高谷榮登進士榜，從此開始了四十餘年的仕途生涯。 高谷官曆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五朝，被尊為「五朝元老」。由永樂年間的中書舍人，到洪熙時的太子宮春坊司直郎，再到正統時的翰林侍講、翰林侍讀，一直到正統十年官至工部右侍郎，人閣參與政務，景泰初年又掌管閣務。在太祖時期發軔的內閣制度，到成祖時已正式確立，與皇帝議國家大事，漸受重用。至宣宗時地位日隆，內閣大學士掌「票擬」。所謂「票擬」，就是把大臣奏章所奏之事的處理意見，寫於票簽上面，進呈皇帝裁決。英宗時，閣權已超過六部。高谷進人內閣並掌管閣務，正在英宗和代宗(景帝)時期，地位之高和權勢之大，已是實際意義上的宰相之職，非同一般。 無論是太祖朱元璋，還是成祖朱棣，心底里都不大看得起讀書人，對他們進行無情的打擊和嚴格的約束。特別是朱棣，殺方孝孺，雪埋解縉，深深傷害了天下讀書人的心，正如幫助朱棣奪了帝位的姚廣孝說的那樣：「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所謂讀書種子斷絕，實在是忠義操守的放棄。在這種情勢下，大部分士人擁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禍避害心理，不大願意再為國為君仗義執言，據理力爭，以死相報。就是這樣，也不乏身子骨站得很正很直的知識分子，高谷就算得上一個。 大凡人有了權勢和地位，往往容易飄飄然，忘記了身份，擺不正位置，私慾也隨之膨脹，從而干出一些違法越軌的事情來，這樣的人不在少數。高谷可不是這樣的人，他官做大了，頭腦卻一點也不發熱，拿捏得中規中矩，有板有眼。人了內閣，大權在握，他從不濫用職權，也不為保住位置而首鼠兩端，謹小慎微。他敢於秉持公正，不避權要。他曾為解救一個名叫林聰的無辜官員而冒死直言，也曾在科考中面對吏部尚書大學士陳循的無理攻訐，為考官們爭回清白，維持公道。他生活簡樸，不嗜奢華，曾因用布頭剪成花樣補綴在破錦袍上，而被人戲為「高學士錦上添花」；他身為工部尚書，掌管建築、後勤、水利、製造的大權，家中卻僅有「敝廬瘠田」，至今故居猶在，低檐小室，與民居無異。 但高谷在景泰年間，遇上了一件棘手難辦的尷尬事。
土木堡之役示意圖 事情還需從英宗說起。明朝的國運，在英宗之時急轉直下。他九歲即位，成年以後，仍然像一個未成熟的兒童，寵信太監王振，王振說什麼，他都聽從。在王振的攛掇下，他御駕親征，輕易向瓦刺出兵，結果釀成土木堡之變，整個大軍被也先大軍包圍，自己也成了俘虜。這樣，問題跟著就來了。也先以英宗為人質要挾明朝。為了擺脫被動的局面，當時兵部尚書于謙與高谷等一班朝廷重臣一合計，決定擁立英宗的弟弟為皇帝，是為景帝，改元景泰，遙尊英宗為太上皇。為國家計，這些都是正確和必要的。這樣一來，就徹底斷了也先要挾的念頭，局面慢慢穩定下來。也先接連吃了幾個敗仗，加上瓦刺內部矛盾激化，自顧不暇，想與明朝重歸於好，並表示願意放回英宗。迎還是不迎?迎回來了又該怎麼辦?問題和難題就出在這裡。 景帝的態度是明擺著的。想當初自己被太皇太后命為監國的時候，意思就很明顯：「天下是英宗的，你不過是暫時代為料理而已。」現在，英宗回來了，他怎麼辦?他態度不怎麼熱心，可以理解。于謙品行端正，剛直不阿，他自知深處矛盾的中心，雖有些猶豫，但還是深明大義，同意並說服景帝讓英宗回朝，可惜這份苦心始終沒被英宗理解。高谷雖深得景帝重用，但在迎回英宗的問題上，則要明確和果斷得多。他不僅堅定地主張遣使迎駕，而且直言不諱地力主景帝「禮宜從厚」。景帝雖然心中很不高興，可能自己有點理虧，再加上高谷的聲望，並沒把他怎麼樣。 英宗回來以後，被奉為太上皇置於深宮。景帝還不放心，因為當時的太子還是英宗的兒子，他想把皇帝接連做下去，就必須讓自己的兒子替換這個太子的位置。於是便有了廢棄太子的事情發生。如果說，英宗雖然回來了，但景帝做皇帝已是既成事實，不把皇位交還給英宗，猶有可說，但若把太子的位置也連帶給廢了，於情於理便有點說不過去。 其實，類似於景帝的情況，在宋高宗身上已發生過。比起高宗來，景帝又略高一籌。宋高宗明知自己的父親和兄長有可能被救回來，不讓岳飛等人去救，而寧願向金稱臣，請金人扣住徽欽二帝。就能力而論，景帝比英宗高。景帝能用賢，英宗不能。倘若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景帝做總統，一定比英宗做得好。然而，明朝是一個君主國，按理說，景帝應該把皇位還給英宗，至少是不該奪去英宗兒子的太子地位。 更換太子的事，景帝是否與高谷等人商量過，我們無法知道。高谷的態度如何，我們也無法知道。但從高谷的品行來說，他至少表達了自己不同的意見。隨後發生的「奪門之變」似乎也印證了這種猜測。 奪門之變發生在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當時，景帝得了重病，忠於英宗的大臣一邊沖人皇宮的長安門，一邊衝進英宗所住的南宮，用輦把英宗抬到奉先殿。天明升朝，文武百官上殿一看，才發現龍椅之上，已是英宗，而不是景帝。英宗復辟之後，包括于謙在內的一干大臣統統被逮下獄，高谷作為景泰重臣，卻躲過此劫，不能不說與他對迎歸英宗和更換太子等事情的態度有關。 客觀地說，在這場皇室內部的兄弟之爭中，沒有正義，沒有是非，有的只是政治權力的爭奪和個人私利的算計。高谷的所作所為，都是從國家社稷和封建制度的規範出發，表現出一個封建士大夫的正直和清白。 英宗復辟之後，作為景帝朝的內閣重臣，高谷未免有些尷尬，官是不能也不可能再繼續做下去了，便主動稱病請辭。英宗也不難為這位進退有道、有理有節的五朝元老，給足了面子，賞賜了大量錢物，讓他告老還鄉。 三年之後(1460)，高谷默默地卒於興化，終年七十歲。三、儲巏 高谷告老還鄉這一年(1457)，儲巏出生於泰州。儲巏字靜夫，號柴墟。據說他從小聰穎過人，五歲讀書能過目成誦，九歲能寫文章，十六歲考中秀才，後來的鄉試、會試均名列第一，殿試時又名列二甲進士第一，差一點連中三元，不要說在當時，在整個科舉制度的歷史上也是少見的。 要概括儲巏的品性，「忠孝雙全」這個詞最為恰當。 他的母親得了重病，年少的儲巏割股為母親治病，但母親還是死了。雖然家中貧困，儲巏還是「力營墓域」，想盡辦法安葬好母親。也許是母親生前早有教導，要他勤奮讀書，光耀門庭。所以，母親歸葬後，他白天在母親的墳上痛哭，晚上依然讀書不輟。儲巏高中進士後，為了能夠就近奉養親人，放棄了留在京城的機會，到南京吏部做官。 儲巏為官清廉，作風正派，從不因情徇私枉法，很有海剛峰之風。他曾在吏部考核官吏的職位上干過很長一段時間，在任期問，他薦賢任能，秉公而行，糾過冤案，革除過貪官庸官，從不含糊遷就。他發現如皋縣令不稱職，如皋縣令馬上找人說情，要求網開一面，儲巏不僅不答應，還將此事公之於眾，讓那個如皋縣令狼狽不堪。不只對一般官吏，就是上司面前他也能堅持原則，不留情面。有一次他和吏部尚書耿裕一起考核一個官吏，結論已下，耿裕又想更改，儲嵯不僅不答應，而且當著眾多下屬的面，給耿裕弄了個大紅臉。 廉生畏。儲巏的作為，不僅讓共事的官員又敬又畏，就是當朝的權貴也都懼他三分。宦官從明成祖朱棣開始，逐步得到重用，到了武宗，更是和以劉瑾為主的八個宦官玩得如魚得水。玩「火」了，武宗乾脆連朝政也不理了，交給劉瑾打理，劉瑾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叫群臣罰跪聽他「宣旨」，更喜歡「收禮」，炙手可熱，權傾一時。但就是劉瑾也不敢輕易得罪儲巏，總以「先生」稱他。南京吏部尚書邵寶對人說：「立身當以柴墟為法，方不為惡人累。」
憲宗調禽圖 儲巏經歷了憲宗、孝宗、武宗三朝，孝宗算是一個比較好的皇帝，可惜壽命太短，另外兩個，都是十足的昏君。朝中宦官攬權，忠少佞多，賢少庸多，所謂「紙糊閣老」、「泥塑尚書」都出在這一時期。儲巏就是化作鍾馗，怕也只能望「鬼」興嘆，逮不勝逮。 終於，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儲巏連病帶累，卒於南京吏部左侍郎任上。臨終舉筆寫下「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泣下數行而終。儲巏取字「靜夫」，然而黑暗而墮落的時代終究難以讓他靜下心來。 對於儲巏，值得一說的還有他的詩。有人說他的詩「恬淡平雅，洒脫清遠，有陶潛、韋應物的風致」，應該是切合其詩的神韻的。讀他的詩，有時讓人感到似乎與他生活的時代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試看這首《自柴墟歸海陵》： 北望江鄉水國中，帆懸十里滿湖風。白蘋無數依紅蓼，唯有逍遙一釣翁。 同為一「釣翁」，沒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孤寂，卻有另一番的清新和靜遠。在家鄉的美好景色中，水、帆、舟、人和諧地融為一體，「釣翁」和「靜夫」真正地合二為一。這時我們才發現，這詩，原來是他棲息靈魂的地方。 再看下一首： 共迎春去出東門，報道春從海角生。青蓋日消浮酒暈，彩鞭風細裊吟聲。物華漫說燈期好，歲月先佔穀日晴。十載宦遊常記憶，故鄉風俗少年情。 詩寫的是故鄉迎春的風俗。寫得自然親切，充滿了對少年時期美好生活的回憶和對故鄉的一往情深。官場上的看似「無情」的儲巏，卻擁有一顆「有情」的赤子之心! 下面這首《柴墟閑行》，則純粹是一首田園詩了： 臨流寄奇傲，信步到花村。蠟屐驚眠犬，田家多閉門。款茶談稼穡，按筇數寒溫。不覺垂楊外，煙塵日已昏。 儲巏是一個憂國憂民的人，百姓的疾苦常常把他從恬淡的田園風光中拉扯出來： 四月麥隴焦，靈雨苦不早；田家能幾日，租食不相保。我淳陰來，風噗顏色老。閑愁填肺腑，詩思凈如掃。寫得膚寸雲，救此千里槁。傅岩諒已求，桑林尚須禱。(《寶坻郊行》) 儲嵯出身寒門，對百姓的苦痛有深切的體會。也許這樣的詩，才見出詩人的本心。四、宗臣 宗臣(1525—1560)，字子相，出生在興化一個世代簪纓的官宦之家。說起宗臣，大多數人是通過他的文名知道他的。他名列明代「後七子」，著名的散文《報劉一丈書》有力地抨擊了封建官場的腐敗，描摹了奔走權門的無恥之徒的種種醜態，將他們獻媚鑽營、逢迎拍馬的細節，刻畫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權貴的赫赫氣焰，門者的狐假虎威，亦描繪得淋漓盡致。讀來膾炙人口，過目難忘。 其實，宗臣不獨享有「文名」，「官名」也不差。了解宗臣，不妨先從清代劉熙載關於他的一首詩開始。全詩如下： 先生大節堪千古，不獨才名噪藝林。閩越孤城誰破敵，椒山忠憤幾知心。襟期卓犖權門遠，煙樹蒼茫別業深。太息一聲羈薄宦，空餘壯志未消沉。 詩中讚揚了宗臣正直剛烈、不附權貴的高尚節操。著重點出了影響他一生的兩件事：一是秉持正義，哭祭楊繼盛；一是貶官福州，奮力抗倭寇。前後兩者有著因果承接的聯繫，下面一一道來。 宗臣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老師——劉價是一位博學多才的秀才，他的悉心教誨讓宗臣知道了讀書、做人的道理。宗臣好學不倦，十六歲考取秀才，二十五歲中舉人，次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登進士，任刑部主事，後又到吏部任職，科舉和仕途稱得上一帆風順。但他沒生在好時候。他生活於嘉靖年間，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在明朝的皇帝之中，算得上時間較長的一位。但他卻不務正業，一生最大的興趣，不是國家，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生命，總想著長生不老，成仙。為了長生不老，他整天忙著打醮求仙，善寫祭天青詞的嚴嵩投其所好，最終討得了他的歡心，入閣當了首輔。嚴嵩入閣以後，排斥同僚，培植死黨，貪污納賄，魚肉百姓，倒行逆施，廢弛邊防，給明朝的統治帶來極大的損害。
《四庫全書》本《宗子相集》 對嚴嵩誤國誤民的惡行，許多正直的官員都非常憤慨，紛紛上疏揭露其罪行。其中最著名的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的疏論，他對嚴嵩的罪行進行了全面的揭發。他把嚴嵩的罪狀歸結為十大罪，條條都有真憑實據。他在奏章中還說，嚴嵩有十大罪，卻可以蒙蔽皇上，因為還有「五奸」幫助他，這就是嚴嵩的間諜、爪牙、親戚、奴才、心腹，都密布在世宗的左右。楊繼盛的奏章正中嚴嵩的要害，嚴嵩氣急敗壞，在世宗面前誣陷楊繼盛，世宗大怒，重打楊繼盛一百廷杖，關進大牢。楊繼盛堅貞不屈，最終被嚴嵩施酷刑迫害至死。朝中群臣懾於嚴嵩的淫威，沒有人敢出來主持正義，宗臣義憤填膺，率同王世貞、徐中行等人解下官袍，覆蓋在楊繼盛的屍體上，拿出錢來給楊家辦喪事。宗臣還親自寫了祭文，哭祭楊繼盛。 宗臣的仗義行為，自然讓嚴嵩恨之入骨。嘉靖三十六年，宗臣被排擠出京，調任福建提學參議。 宗臣到福州的第二年夏天，就遇到了倭寇侵擾的事情。倭寇入侵，早在明初便已開始。但當時明朝國力強盛，海防鞏固，所以尚未釀成大患。到了嘉靖年間(1522—1566)，由於世宗的昏聵，嚴嵩的奸貪，明王朝的海防已十分空虛，倭寇遂成為這一時期東南沿海最嚴重的禍害。戚繼光、張經、俞大猷都是這一時期有名的抗倭將領。宗臣被貶福州，毫無抗倭經驗的他竟意想不到地成為他們中的一員。當時宗臣負責守衛福州西門，開城門接納了郊外鄉村一萬多逃難的百姓。他在城內囤積大量糧草，城外百里之內則堅壁清野，既安定了民心，又孤立了倭寇。當倭寇猛攻西門情況危急的時候，宗臣沉著冷靜，指揮若定，還鎮定地對眾人說：「我在，不憂賊也!」頗具大將之風。最終擊敗倭寇，並乘勝追擊，一舉全殲。在接下來的戰鬥中，他又指揮軍隊，捨生忘死，親赴敵陣，出奇制勝，殲滅了幾千來犯的倭寇。還把自己在福建的抗倭經驗寫成「海防三策」呈給朝廷。
《抗倭圖卷》局部(此圖描繪倭寇船侵入沿海、登陸、探查地形、掠奪、放火、百姓避難、明軍出戰、獲勝的全過程。此局部是明軍與倭寇激戰的情況。) 嘉靖三十八年，宗臣因抗倭戰功卓著被提升為按察副使，提督福建學政。在福建任職期間，他因辦事清正、重用賢能、以身作則而受到福建人民的敬重。 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由於積勞成疾，三十六歲的宗臣病逝於任上。數年之後，才魂歸故里，安葬在他曾在那裡靜心讀書的百花洲上。五、李春芳 與宗臣同朝為官的人中，還有一位興化老鄉，他的名字叫李春芳。 李春芳生於明正德五年(1510)，長宗臣十五歲，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十七歲的李春芳一不小心中了個頭名狀元，可以想像，報喜的鑼鼓聲和披紅挂彩的場景一定讓整個興化激動不已，也一定曾經給過年輕的宗臣不少動力，使他在下一科的考試中也榮登進士。兩人同飲一鄉水，又先後高中進士，接著又同朝為官，是否相知，交情如何，這些都不得而知。從在官場上的表現來看，兩人的性情卻是大大的不同。宗臣正直剛烈，疾惡如仇，眼中揉不得沙子，頗具俠義之氣；春芳則不慍不火，與人為善，性情要隨和得多，大有君子之風。當宗臣在刑部和吏部忙活的時候，春芳的主要任務就是在西苑裡給世宗撰寫打醮用的青詞。當時內閣的首輔是大奸臣嚴嵩，他與兒子嚴世番權傾朝野，無惡不作，把明朝江山攪了個烏煙瘴氣。這些宗臣和春芳應都看在眼裡。但宗臣咬碎鋼牙，終於因楊繼盛的案子忍無可忍，拍案而起。春芳那裡則隱忍不發，浪靜風平。春芳因善寫青詞而得到世宗重用，以撰寫青詞出色得皇帝賞識，六次升遷，累官至禮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隆慶初更成為首輔，時有「青詞宰相」之稱。「青詞宰相」之名似乎有點貶義，那是以世俗的官場的眼光看李春芳，能寫青詞與人的品行好壞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他的官是靠真本領二步一個腳印做出來的，不是浪得虛名。李春芳心平氣和，不喜爭利，在複雜激烈的高層權力之爭中，他一直保持低調，不肯捲入，雖一帆風順，卻身不由己，要退不得退，只好清廉自守，順其自然。但若因此把他看成一個是非不分、毫無原則、不負責任的庸人，就只能說是只看到表象，沒看到根本，未免有失公允。 對於李春芳的認識，可以從天性、思想和他所處的時代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天性與生俱來，若非遇到刻骨銘心的大喜大悲之事，一般很難改變。再說，李春芳天性善良平和，這本不是什麼壞事，自不必多說。可悲的是人們總喜歡把善良看作沒能力、好欺負，「好人」由此也便帶上了貶義，成了「無用」的代名詞，這難道不是社會劣根性的表現?認識李春芳，最根本的是要認識他的思想和所處的時代。 明朝政治的黑暗和腐敗，在我國歷史上少有，正德和嘉靖時期尤甚。混跡奸佞當道的官場之中，走中間道路，做到潔身自好、保全自身已經很不容易。王世貞在談到于謙之死時，曾給於謙總結出兩條教訓：一是「智不及避」，二是「勇不及決」。反過來看，王世貞心中合理的處置方式便應該是「避」與「決」的選擇。所謂「避」，便是遠離是非之地，妥善地保全自我；所謂「決」，便是當機立斷作出抉擇，從而在政局中處於有利位置。王世貞的話很有分量。因為明代後期的許多士人正是作了此二種選擇，要麼退隱自適以全身遠害，要麼奮身投入做一次政治的賭博。王世貞與李春芳、宗臣同處一個時代，他的話應是他最切身的感受。李春芳最終選擇了「避」的道路，雖顯無奈和軟弱，但在一個政治黑暗的時代，卻不失為一個清醒而理智的選擇。而且，這也和他的天性相符合，他不是那種好動的改革類型的人，又不想與醜惡同流合污。在完全徹底地「避」之前，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走著一條「躲避」加「調和」的中間路線。 這還可從他的思想上找到根源。 當李春芳在科舉路上孜孜以求的時候，王艮也正在泰州大行其「道」。那時的政治雖然黑暗，思想卻相當活躍。李春芳為了科舉，四書五經當然要讀，但未必就很喜愛，一次無意間的偶遇，王艮的思想倒一下子深深地吸引了他。那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李春芳到南京旁聽了一場學術辯論，親眼領略了王艮的風采，很是心服。結束之後，又仔細拜讀了王艮的論著，更加心服。他決心摒棄門戶之見，向王艮求學。離開南京後，他即親往泰州安豐場「造先生廬，請益月余」(李春芳《崇儒祠碑記》)，比較系統地接受了泰州學派的理論。王艮強調「尊身立本」、「明哲保身」，主張通過愛人、敬人、不惡人、不慢人的途徑，保全自己，在此基礎上去齊家、治國、平天下。凡此等等，不正可以從李春芳身上得到印證嗎?
徐階像 當然也有不「避」而「決」的人。與李春芳同在閣中的徐階、高拱、張居正就都是這樣類型的人。試想，一隻「羊」生活在一群「狼」當中，這「羊」的日子還會好過嗎?徐階還好，他是首輔，是春芳的上級，也是長輩。春芳待人恭慎，持論公允，操守廉潔，從來不曾想過有一天要篡誰的權，很讓徐階放心。春芳有事必推徐階，徐階也很尊重春芳，兩人你來我往，關係很是融洽。高拱和張居正就不太一樣。嚴嵩專權時，與嚴嵩同在內閣的次輔徐階，看中高、張兩人的才能，遂招攬到自己門下，三人同氣相求，是一條戰壕里的同志。嚴嵩被徹底粉碎以後，共同的敵人消失了，權力的問題浮出水面。應該說，徐、高、張三人都是明中晚期難得的俊彥。但權力與愛情一樣，都是不能與人分享的東西。圍繞權利的鬥爭便由此展開，最終使三人反目成仇。 鬥爭基本分為三個階段：先是高拱主動出擊。高拱有謀國之才而度量不足，不能像春芳那樣始終與徐階合作，徐階起草世宗的遺詔，他懷恨，他依靠言官的勢力擠走了徐階，但他自己隨後也遭到彈劾掛冠而去，鬥爭算是暫告一個段落。徐階走了，春芳作為次輔順理成章地成為首輔，也被推到了矛盾的中心。別人眼巴眼望的事情，他卻不太情願。當時同在內閣的還有陳以勤和張居正。以勤端謹，和春芳性情相近，還好共事，張居正則恃才傲物，不太把春芳當回事。當初徐階被罷離職的時候，李春芳曾感慨地說：「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張居正馬上說：「如此，庶保令名。」按人之常情，張居正應該安慰鼓勵幾句才是，就是心裡急著當首輔，巴不得春芳趁早走人，至少也應給人一點面子，不要表達得這麼直白。這很讓春芳有點意想不到，甚至有點傷心，也感受到了張居正逼人的氣勢和不懷好意的弦外之音。李春芳本無意於首輔之位，一再請辭，但皇上卻不同意。不久趙貞吉入閣替代了陳以勤，趙貞吉「剛而負氣」，也是個不好相處的主兒。接著，高拱又殺了個回馬槍，重新人閣，他想起自己和徐階的夙仇，正要報復，卻被春芳擋住了，於是向春芳發起攻擊。春芳也意識到高拱不能相容，內閣中的矛盾又錯綜複雜，很難擺平，索性上疏請求致仕，一次不行，再來一次，終於得到皇帝的恩准，致仕而去。他從隆慶二年七月至五年五月，一共做了兩年十一個月的首輔。第二階段的鬥爭到此結束。春芳走後，內閣中真正成了兩虎相鬥的局面，僅僅一年之後，深藏不露的張居正依靠宦官的勢力一舉擊敗了高拱，穩穩地登上了內閣首輔的寶座。 話說到這裡，似乎該是結束的時候了，結束之前，還是把幾個人的結果作一個交代： 徐階：隆慶二年(1568)致仕後回到松江，依仗特權橫行鄉里，奪田霸地，還壟斷某些商業部門，其富有比嚴嵩還更勝一籌。他還縱容子弟橫暴鄉里，清官海瑞巡歷到松江的時候，「投牒訴怨者，日以千計」，可見他為害一方有多嚴重。用一個現在經常用到的詞來說，就是「晚節不保」。 高拱：被罷黜回家後，鬱郁而死。 張居正：死後第一年，官爵被「追奪」，只差一點沒有開棺鞭屍，第二年，家產被充公，家屬被充軍，在家屬之中，有若干人死在牢獄，長子被逼得自殺。一個卓越的改革家，一個失敗的人。 李春芳：清代張廷玉《明史》云：「春芳歸，父母尚無恙，晨夕置酒食為樂，……父母歿。數年乃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子、孫皆有作為，後代當中不乏人才，清代名列「揚州八怪」之一的李觶便是其一。 笑到最後，笑得最好。 這當然指的是李春芳。六、吳蛀 吳牲萬曆十七年(1589)在興化出生之時，春芳老人剛剛逝去五個年頭，大明王朝已是落日黃昏。記得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最後一章總結說：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是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到了客觀存在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身敗而兼名裂。 在這樣的時代，一切的一切都似乎變得毫無意義。儘管生逢灰暗的末世，人總還得要堅強地活下去，我們的吳牲還能做些什麼呢? 吳牲生在官宦之家，他的父親為官清正，學問淵博，給他以良好的影響。吳牲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中進士，歷任邵武、晉江、濰縣知縣，天啟二年(1622)，徵調京城，任監察御史。這時，宦官魏忠賢已開始得勢。 魏忠賢其實是不「忠」不「賢」。他本是河間府肅寧縣的一個無賴，賭輸了錢，被債主逼得無路可走，就自己動手術凈了身，進宮當了宦官。他原姓魏，改姓李，取名進忠，叫「李進忠」。他進宮不久，就漸漸得熹宗乳母客氏的寵。熹宗從小由客氏撫養長大，即位不到一個月，就封客氏為「奉聖夫人」，這「李進忠」也很快由「惜薪司太監」而升為「司禮秉筆太監」。熹宗准他恢復原姓，又賜了忠賢二字作為他的新名。這一賜不打緊，「魏忠賢」三字從此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與嚴嵩一樣成了奸臣的代名詞。 魏忠賢憑著熹宗的寵信，一步步掌握了朝廷大權。他還獲得熹宗准許，在宮內練兵，號稱「內操」，足有一萬多人，所用均為火器，聲勢很大。為專權與東林黨人發生黨爭。吳牲身為監察御史，忠於職守，不懼權奸，敢說敢為。他先上疏追究與致使光宗暴死的「紅丸案」有關的崔文升、李可灼的罪，繼而上疏說「內操宜罷」，還請求召還鄒元標等東林黨人，這些都引起了魏忠賢的惱恨，終於被削籍革職。
北京煤山 直到崇禎元年(1628)，魏忠賢垮台，吳牲才官復原職。次年，吳牲出任河南巡按，吳牲到任後，懲治強盜，賑濟饑民，安撫一方，政績卓著。崇禎很是滿意，就讓他巡按陝西。在陝西，吳牲多次為民請命，百姓稱頌，使陝西一方得到暫時安寧。但由於多年的積弊，加上近年來閹黨亂政，明朝此時已病人膏肓，積重難返，晉、陝一帶以李白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不斷壯大。崇禎七年(1634)，吳牲受命於危難之時，巡撫山西。四年之間，他竭忠儘力，整飭吏治，練兵強防，查訪民難，痛述晉民苦凶荒、苦追呼、苦殺掠「三苦」的悲慘現實，直陳百姓揭竿而起的癥結所在。由於他體恤百姓，施政得當，深受當地軍民愛戴。崇禎十一年(1638)因病請歸，回京擔任兵部左侍郎。此時軍情緊急，吳牲病不能行，上疏請辭，久不到任，崇禎大怒，吳牲被罷職回家。兩年之後，再次被起用為兵部左侍郎，無奈之下，吳牲只好赴京到任。崇禎十五年六月，吳牲升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為相。不過，這曾經讓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爭得反目成仇的宰相之位，其時已如火中之栗，實在有點燙手。吳牲以「學疏」、「才陋」、「身病」三個理由反覆請辭，換來的總是崇禎「卿品德貞醇，才猷敏練，勿辭也」的話。不知崇禎說這話的時候，心裡是否在咬牙切齒。次年，李白成大軍連克襄陽、荊州、承天，京城告急。崇禎命吳牲督師湖廣，以挽救頹局。無奈兵少將寡，又無糧餉，難以發兵，崇禎怪吳牲出師遷延，有令不行，被遣戍雲南。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吳牲剛到南康，便傳來李白成攻進北京，崇禎皇帝弔死煤山的消息。不意這次充軍之行，競成為大明王朝的死亡之旅。
吳牲著作書影 記得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在中國，自明初方孝孺被誅十族以後，再也沒有一個知識分子願意以死報君了。這話很有意思。崇禎不僅「有幸」讓吳牲當上了明朝的末代宰相，還抓住機遇讓他成了明朝的最後一個充軍戍邊的罪臣，但吳蛀已很清醒，他看清了明王朝必然走向覆亡的結局，也不想再以死來報答那個可憐的崇禎皇帝。 南明滅亡後，吳牲回到家鄉興化，隱居著書，於康熙九年(1670)去世。 今天，如果你來到興化有名的四牌樓下面，踮起腳仔細向上看看，還能看到一塊「平章綸閣」的牌子，那就是用來紀念吳牲的，也是吳牲留給我們的最有價值的東西。 上一篇：吳王張士誠 下一篇：紡織實業家劉國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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