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澤華 | 簡說傳統禮儀與貴賤等級制

大致說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的興起，其中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打破傳統的禮教。現在又有不少人提出要「傳承弘揚中華禮儀文化」，而且認為其意義巨大，「能夠增強民眾的文化認同感和向心力；也有助於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增強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文化支撐」，「讓人們在儀式中體味崇高、莊重、肅穆、威武、豪邁、仁愛、和樂等多種情感」。或曰： 「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交往和互相尊重，」「是以人際交往與溝通為其宗旨，亦堅持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與交互性。」或曰：「禮主交往間的平等。」等等。對上述諸種論說，在主旨上我的看法與之大相徑庭。

首先須審視一下中華傳統禮儀文化的歷史內含是什麼？

從先秦的歷史看，禮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社會生活的總規範，融習俗、道德、政治經濟制度、婚姻制度、思想準則為一體。禮最初表現為不成文的習慣，到了後來形成條文規定。《中庸》說周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大約就是荀子所說的《禮經》。

禮滲透到整個社會機體的各個方面，各個角落，滲入到每個人的血液中，禮對漢族文化的形成有過巨大的影響。由於禮被視為人的標誌，華夏族的靈魂和行為準則，因此眾多的人把它看作治國的大綱與根本。《左傳》《國語》中有許多這類論述，「禮，王之大經也」，「禮，國之紀也」。禮之所以是治國之「經」「紀」，就在於禮能「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禮又可稱之為禮儀，這個概念出現得很早，《詩·小雅·楚茨》：「獻醻交錯，禮儀卒度。」《周禮·春官·肆師》亦說：「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

儒者多以相禮和教師為業，禮是他們教學的一門主課，由孔子開創的儒家，也可稱之為禮家，他們在政治上的共同主張是以禮治國。孔子反覆講「為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孟子重在講仁政，但對於禮也十分重視。荀子的政治思想全部內容都是圍繞禮展開的，是禮治主義的典型。《大略》說：「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有關論述比比皆是，無須徵引。

漢墓壁畫宴飲場面，「席不正不坐」

禮最初表現為以習俗為基礎的行動規範，混然一體，不分形式和內容。到了春秋人們開始把禮分為禮之儀和禮之質。所謂儀，指的是外在的行動規範，又可稱之為形式；質則指內容和精神。魯昭公到晉國，彬彬有禮，晉侯對女叔齊說，我聽人講魯君不知禮，我看不是這樣。女叔齊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禮之本在於政權，魯昭公把權都喪失了，只注意瑣瑣碎碎的形式，怎麼能談得上知禮？女叔齊認為權柄是禮之本，揖讓之類是禮之末。一次趙簡子問鄭子大叔「揖讓周旋之禮」。子大叔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孔子把禮分為「文」與「質」。《禮記》把禮的形式稱之為禮之「數」或禮之「文」，把禮的精神稱之為禮之「義」或禮之「本」。精神重於形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禮的外在的形式與本質雖有所差別，但又互相依存，禮可包含儀，儀則不一定體現禮的本質，如孔子所言：「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但可通稱為禮儀。

禮儀的精神內核是尊君抑臣和等級秩序。這點早就有人論述過。如春秋時期晉隨武子說：「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捨，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之不逆也。」北宮父子說，禮儀之本在於區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時代雖然在變，君臣、上下、貴賤有沉有浮，但君臣、上下、貴賤秩序依舊存在。儒家基於貴賤等級的事實，認定禮的精神實質就是「分」「別」「辨」等。荀子提出，人與動物差別之一在於人能「群」，人之所以能群，又在於有「分」。《荀子·王制》說：「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又說：「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禮記》把問題說得更加明確，《坊記》說：「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樂記》說：「禮義立，則貴賤等矣。」《史記·書一》對禮儀的歷史有個簡練的概括：「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尊君抑臣，上下有等一直是禮儀的核心，直到清代，康熙說：「禮樂何始乎？始於天地，而通於陰陽。何者？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萬物中處，尊卑燦列，而禮以行。」雍正上諭：「 《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驕奢也。」

禮儀主「分」，通過「分」使每個人各就各位，各奉其事，各盡其職。君主則握「分」之樞要，掌「分」之權柄，即「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每一個專制王朝，都通過禮儀規範把社會上所有的人分納入等級序列，對每一個家族、每一個成員的基本社會生活內容都有大致相應的規定，從政治特權到產業規模，從婚喪嫁娶到衣食住行，從本人到子孫後世，人們在禮儀規範下過著等級化的生活。

婚禮

等級劃分是非常細密的，等級制度的價值，就在於以律法形式肯定特權。隋唐以後，與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體制相應的，是一套嚴格的官僚等級制度。官僚有表示實際行政職務級別的品和階，有表示身份地位和功勛等級的爵和勛，還有沒有實際職務而徒屬榮譽性質的各種散官稱號。此外，在服裝、住宅、乘輿、稱呼、禮節，全有繁密的等級規定。就以官服來說吧，各個不同級別的官員所穿的官服，無論質地、顏色、樣式，還是刺繡的圖案和佩飾，都必須與他的官階一一相符。所以「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讓人一看就能鮮明地知道他們各自權勢地位的高下。例如顏色上，紫、紅、綠、青，只能是不同等級的貴族官僚才能使用，庶民只能用白、黑等色。所以俗語說的「不分青紅皂白」，就是說連尊卑上下的規矩都分不清。各級官員住宅的稱謂，房舍的間架、式樣和裝飾，都有著嚴格的分別。帝王所居稱宮殿，王公所居稱府邸，官僚所居稱宅第，百姓所居稱家。明代，一二品官員廳堂五間九架，正門三間五架；三至五品官員廳堂五間七架，正門三間三架；六至九品官員廳堂三間七架，正門一間二架；庶民百姓堂屋不得超過三間。庶民百姓即使很富有，可以修建幾十所房子，但每所不得超過三間，違反規定的一般都有高大的圍牆遮掩。出行的車馬乘輿都有明確、具體的規定。

《明大誥》續編云：「一切臣民所用居處、器皿、服色、首飾之類，勿得僭分。敢有違者：用銀而用金，本用布、絹而用綾、錦、、絲、紗、羅，房舍棟樑不應彩色而彩色、不應金飾而金飾，民之寢床、船隻不應彩色而彩色、不應金飾而金飾，民床毋敢有暖閣而雕鏤者，違誥而違之，事發到官，工技之人與物主，各個坐以重罪。」一切生活用品，有一樣違背了規定，不僅本人坐罪，而且為他們製造用品的工匠技藝之人也要連同坐罪。

在禮儀制度中，官和官不同，民和官更不同，民和民也不同。儘管民眾既無待遇，也談不上享受，但他們仍然被分成了若干個等級。在歷代的律令中，民眾一般被分為兩大類，一類稱為良民，一類稱為賤民。良民或稱齊民，包括一切正式編入國家戶籍的平民，所以又稱編戶齊民。清代的平民按照社會職業分入四種戶籍：民籍、軍籍、商籍、灶籍。「四民皆良」，這是清代的法律規定。賤民主要包括官私奴婢、倡優皂隸，另外還有某一時代某一地域的某種特殊人口，如清初山西、陝西的樂戶，徽州的佃仆，江南的丐戶，浙江的惰民等等。這樣，良民與良民之間，良民與賤民之間，又都造成了差別。例如民、軍、商、灶四民本是社會職業的不同，但社會身分地位也就因此呈現出了顯著的差異。至於良人中有因各種情況喪失了獨立謀生手段的，則社會地位更為懸殊。

清代官服按品級劃分不同等級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是我國沿續了幾千年的等級社會的寫照，這一切都體現在禮制中。

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是一個等級的社會。雖然說等級制度曾經是人類歷史進程中普遍存在過的現象，但是這一制度在我國所得到的高度發展和完善，它對人生道路、社會面貌影響的深刻和廣泛，以及它持續時間的久遠，卻顯得特別的突出和鮮明。

「分」是禮儀的主導，但是光講分，勢必對立昭然，反而不利於分。在實際的經驗中又總結出用德、仁、和來調和，形成一種陰陽組合結構。應該說德、仁、和等觀念同「分」一樣古老。殷周時期德的觀念就是後來仁、和思想的先導。仁、和是隨著春秋戰國社會的大變動，上下、貴賤的交流，下層群眾的作用日益顯得強大而提出來的。春秋時期已廣泛使用仁、和等以調和上下貴賤之間關係的思想。

仁這個觀念在春秋已廣泛使用，仁與禮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面，禮是社會秩序的規定，仁是對禮的順從與調和「分」。孔子在評價楚靈王聞《祈招》詩而不能自我剋制，最後被人殺死時，引用了一句成語：「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把禮作為仁的客觀標誌是當時較為流行的觀點。

禮的主旨之一是「親親」，因此親親為仁：「為仁者，愛親之謂仁。」

利國、利眾、保民亦為仁。《國語·晉語一》說：「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國語·周語中》又說：「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則民不至。」仁是利民政策的指導原則。這一思想可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讓賢也屬仁。「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子魚）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目夷為茲父的庶兄，雙方都把仁置於君位之上，尚賢重於傳嫡。

殺無道之君，立有道也屬仁。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君主的政治不利於「國」，不利於統治的穩定即屬不仁。晉惠公被秦俘，秦大夫合議是殺了他、驅逐他還是讓他回去，這三條究竟哪條有利？子縶主張殺，公孫枝認為殺了影響不好，子縶辯駁道：「吾豈將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公孫枝從親親觀點出發，認為這樣不妥：「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子縶與公孫枝對仁各有不同的理解。公孫枝強調親親，子縶強調有道。很明顯，子縶把道和仁置於君主個人之上是政治思想的一大進步。

仁還表現在愛人。周單襄公：「愛人能仁，利制能義。」從時代看，「愛人」的提出是對親親的否定，是統治者爭取民眾在道德觀念上的表現。《國語·晉語四》提出：「欲人之愛己，必先愛人。欲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這裡雖然沒有說愛與仁的關係，有意思的是，愛是一種交換，而不是單向付出。

上述關於仁的種種觀念，經孔子繼承、整合而成為他的理論體系的中心範疇，仁與禮形成表裡關係，正如他所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歷史的經驗證明，強調分貴賤，固然分明，可是結果卻是對立。貴者少而賤者多，光講貴賤之分反而不利於維護貴賤上下之別，需要在「分」之間增加一種粘合劑。西周的統治者提出「親民」「惠民」「利民」「恤民」等等，其目的都在求得緩和貴賤之間的矛盾。孔子的仁學便是這股思潮發展的結果和升華。

「仁」強調的是一種精神，「和」則是設法在分之間求得協調和互相補充，主要講一種狀態。「和」作為一個政治和哲學概念最早是由周太史伯提出來的。「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用於政治，是說君臣上下之間則要互相配合補充。事隔一百年以後，齊國的晏嬰也提倡君臣之間要以「和」相待。「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孔子的弟子有子明確地提出「禮之用，和為貴」。「和」對於「分」是一種制約和補充，但又要以禮「節之」。

為了求得「和」，要善於把握「中」。《中庸》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能作到「允執其中」，就進入了理想之境。《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並不是一個介於雙方的第三者，而是指對立雙方的連結點或關節點。「中」要求雙方都要向對方靠攏，以求對立雙方的平衡。比如儒家提出的富民足君就是很典型的事例。「中」同樣是一種狀態，要使兩頭都要過得去。根據分的原則，高貴者要有威嚴，可是威嚴又容易引起對立，於是儒家一再強調要威而不猛，禮之分也要求適「中」。正如《禮記·仲尼燕居》所說：「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中與和相近，所以又稱為「中和」。

為了處理好分，還有讓，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人說：「讓，禮之主也。」恕與讓相近，又有人說「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孔子繼之，並加以發展，他說：「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讓才能和，和而後安。禮讓之意由此而來。

綜上所述，「分」是禮的主體和主旨，仁、和以及中、讓則是「分」的補充和膠合劑，兩方面是一種陰陽組合結構，在傳統的禮儀中是不能分開的。如果把「分」與「仁」「和」統一起來，那將是一種非常美妙的境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農農、工工、商商」，安然有序。「或祿天下不自以為多，或監門鄉旅，抱關擊柝而不以為寡」，每人的地位高下雖然懸殊，卻都以懸殊為安，不怨天不尤人，心滿意足。「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畏怯)」，各處其位，各安其位。

祭祀先祖

前引無限高揚禮儀者之論，把禮的主體「抽空」，抽象地說禮是倡導人人平等，或把禮簡化為人與人平等的禮貌，這不僅是片面問題，而是顛倒了歷史事實。其實不同等級之間的禮貌是決然不同的，且看孔老夫子在各種場合的禮相：「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這能是人人平等嗎？漢代大儒叔孫通為劉邦制定了「朝儀」，所有臣子都跪拜在劉邦的腳下，山呼「萬歲」，這是平等的禮貌嗎？「高祖朝，太公（劉邦之父）擁彗，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天下法」是什麼？是平等嗎？總之，主僕之間能是平等的禮尚往來嗎？

傳統的禮儀是貴賤等級不平等的體現，是主奴關係的外化。一些人提倡當今應該建立一套禮儀，這是很好的想法，現在要創建的禮儀必須是以公民人格平等為前提。對傳統禮儀用「抽象繼承法」，固然有可借鑒之處，但不能把傳統禮儀說的那麼美，這反而不利於創建新的禮儀。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