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外世界與腦海圖景

06-20

李普曼於1922年撰寫出版了後來被譽為輿論學開山之作的《輿論》（Public Opinion）一書，提出了著名的「兩個環境」理論。該書第一章的標題為「身外世界與腦海圖景」（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按照李普曼的觀點，人類生活在兩個環境里：一個是「身外世界」的現實環境；另一個是「腦海圖景」中的虛擬環境。

一、「媒介環境」的生成

　　「媒介環境」，也稱「擬態環境」、「虛擬環境」、「信息環境」，是處於人與現實環境之間的一個「中介物」，它不是現實環境「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在與自然環境相區別的社會環境中直接或間接地控制社會成員之行為方式的符號部分；並且，它主要是通過非人際關係向社會提示的環境」。"人類時刻處於信息傳播的環境之中，信息傳播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一種基本方式。信息傳播與人類社會同時產生，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沒有信息傳播活動的社會是難以想像的。

　　人類的信息傳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傳播媒介的發展，表現為不同的情形。人類的傳播水平決定於傳播媒介的發展，傳播媒介的發展是人類傳播能力發展變化的直接表現，傳播媒介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人類傳播的方式和結構，人類傳播的發展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傳播媒介的發展史。

　　在傳統社會中，由於受社會生產力水平和落後的傳播媒介的制約，人們的交往範圍和規模十分有限，人直接面對客觀世界，對客觀世界的認知以通過面對面的人際傳播獲取的「第一手的直接信息」為基礎，人與自然、與社會環境的互動關係簡約而單一。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特別是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中期的工業革命，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世界面貌發生了奇蹟般的變化。隨著資本的輸出，國際貿易的發展，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緊密聯繫的大市場，人類的視野迅速擴大，所處的環境日益廣闊而且複雜，交往方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顯然，這一廣闊、複雜的客觀環境，已遠遠超出人類自然感知的範圍，單憑傳統的人際傳播方式已遠不能達到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互動，人類呼喚著更為先進的傳播媒介的出現。

　　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極大地拓展了人類的傳播能力和傳播範圍。正如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所指出的，媒介是人體的延伸，面對面的交談是五官的延伸；印刷品是眼睛的延伸；廣播是耳朵的延伸；電視是耳朵和眼睛的同時延伸。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傳播媒介不斷發展，人的五官也得以不斷延伸和擴展，「千里眼」、「順風耳」已成為不足為奇的傳播現實。

　　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也極大地改變了人類與環境的互動方式。大眾傳播是通過媒介組織向為數眾多、成分複雜的受眾大規模地傳播信息的過程。大眾傳播運用一系列具有特定含義的傳播符號，諸如語言、文字、音樂、音響、圖片、影像等，組成具有完整意義的訊息向受眾進行信息傳播。受系統內部組織機構、運行規律以及外部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任何大眾傳播媒介不可能將所有的信息都納入自己的傳播範圍，對客觀世界作「全息」式地反映，而是有選擇地進行傳播，有選擇必然有傾向；即使對選擇來的事實，傳播者也不可能是純機械式的反映，不可能是「鏡映」，而是或多或少、或強或弱、或明或暗地滲透著自己的主觀傾向。因此，大眾傳播媒介所「呈現」的環境並不等同於客觀的「現實環境」，而是充滿了主觀色彩的「媒介環境」，或稱之為「虛擬環境」、「擬態環境」、「信息環境」。同時，客觀世界十分廣闊，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人們無法逐一了解、感知或親身體驗，必須藉助大眾傳播媒介作為認知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這樣，在大眾傳播時代，人類與客觀環境之間不再是直接的認知關係，而是插入了大眾傳播媒介這樣一個「中介物」，單憑自然感知獲取「第一手直接信息」來認知世界、協調環境已不可能，而不得不更多地依賴大眾傳播媒介所「呈現」的「媒介環境」。人類與環境的互動關係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變化。

　　最早對「媒介環境」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曼。1920年代初，李普曼與同事一同研究了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美國《紐約時報》等報刊有關蘇維埃的報道。在當時的美國，這些報道被認為是國際事物方面最權威、最可信的文章。但是，李普曼等人的研究結果卻顯示：「有關俄國情況不是實際所發生的新聞，而是人們期望看到的新聞。」#也就是說，《紐約時報》等美國主流媒體對蘇維埃的報道，並不是蘇維埃當時狀況的真實寫照，而是有選擇、有偏見甚至是道聽途說的歪曲性報道。基於這一研究，李普曼於1922年撰寫出版了後來被譽為輿論學開山之作的《輿論》（Public Opinion）一書，提出了著名的「兩個環境」理論。該書第一章的標題為「身外世界與腦海圖景」（The World Outside And The Pictures In Our Heads）。按照李普曼的觀點，人類生活在兩個環境里：一個是「身外世界」的現實環境；另一個是「腦海圖景」中的虛擬環境。現實環境是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世界；虛擬環境則是滲透了人的意識，被人所體驗過的主觀世界。李普曼認為，我們的「身外世界」，即現實環境越來越廣闊、複雜而又稍縱即逝，人們已很難直接地去親身體驗它、理解它，現實環境已成為「不可觸、不可見、不可思議的」環境。人類要在這個環境中生存和行動，必須將其重新建構成一個更為簡單的模式，即通過各種大眾傳媒去了解現實。這樣，人類行動所依據的不再是客觀環境及其變化，而是大眾傳播媒介所「再現」的「媒介環境」。要得到關於現實環境的真實圖景是枉費心機，人們只是生活在「腦海圖景」中，而這個「腦海圖景」是由大眾傳播媒介為我們創造出來的「虛擬環境」，是被大眾傳播媒介解釋過的環境，而並非現實環境本身。也就是說，在人類與現實世界之間插入了一個由傳播媒介創造的虛擬的「媒介環境」。正如李普曼所指出的：「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到一個共同的因素，這就是在人與他的環境之間插入了一個擬態環境，他的行為是對擬態環境的反應。但是，正因為這種反應是實際的行為，所以它的結果並不作用於刺激引發了行為的擬態環境，而是作用於行為實際發生的現實環境」，「對於我們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環境，我們的認識是何等的間接」，「我們大家都直接接觸消息，而不是接觸我們看不到的外界環境」。$

　　二、大眾對媒介環境的依賴與負面功能的產生

　　可以這樣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現實環境」和「媒介環境」之間充當「中介」角色，反映了傳播媒介對社會發生功用的內在機制。媒介的基本社會功能就是監視環境，即持續不斷地、及時地注視環境的變化，向社會公眾報道新聞、提供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說，大眾媒介履行監視環境功能的基本途徑就是為受眾塑造「媒介環境」。正如美國傳播學者德弗勒所指出的：「傳播媒介能產生強大的效果，是因為它發出的信息建構了一個社會現實，向人們提供了一種世界觀；人們根據媒介提供的『參考架構』來闡釋社會現象與現實。」%然而，可悲或危險的是，在媒介化的社會裡，人類已習慣於在「媒介環境」或「信息環境」中生活，甚至已習慣於把「媒介環境」視為「現實環境」。這種對媒介的依賴性往往導致人類認知的偏差，甚至造成悲劇性的後果。由於媒介選擇和報道事實的傾向性，導致「媒介環境」與「現實環境」之間存在距離，或「媒介環境」有意無意地成為了「歪曲環境」，人們以此作為「現實環境」而採取實際行動，悲劇就在所難免。例如，「二戰」時期，德國納粹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大肆鼓動，宣揚侵略戰爭的「正義性」，讓數以萬計的熱血民眾心甘情願地充當了戰爭的犧牲品。因此，大眾傳播媒介「再現」客觀世界的「媒介環境」，應視為大眾傳媒的一種「隱性」的負面功能，其社會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日本傳播學者藤竹曉較早地認識到了這一現象。1968年，他在李普曼「兩個環境」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擬態環境的環境化」問題。他指出，許許多多的「擬態事件」，包括語言、觀念、價值、生活或行為方式等等，最初並不見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進入了大眾傳播渠道，很快就會演化為社會流行現象，變成隨處可見的社會現實。大眾傳播雖然提示的是「擬態環境」，與現實環境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但由於人們是根據媒介提供的信息來認識環境和採取行動適應環境的，這些行動作用於現實環境，便使得現實環境越來越帶有了「擬態環境」的特點，以至於人們已經很難在兩者之間做出明確的區分。&

　　總之，大眾傳播媒介具有「塑造」「媒介環境」的功能，這一功能體現了大眾傳播發揮社會影響力的內在機制，深刻地改變了人類與自然互動方式。在傳統社會，人際傳播是主體，人類對環境的認知建立在以親身感知獲取的「第一手信息資料」的基礎上，人與環境的交往表現為「直接互動」。進入大眾傳播時代，大眾傳播媒介在延伸了人的感知功能的同時，也「間接化」了人與環境的交往。由於大眾傳播媒介的「插入」，人與環境的關係演變為「間接互動」。藉助大眾傳媒，人類極大地拓展了自己的視野，但付出了不得不極大地依賴大眾傳媒作為認知客觀世界的「中介」。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大眾傳播時代，人類的視野是一種「虛擬」的視野，人類所認知的環境是一種「擬態」的環境；加之「擬態環境的環境化」趨勢，人類往往因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三、媒介負面功能的發現及其內在機理

　　大眾媒介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一直是傳播學和社會學十分關注的領域。西方傳播學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學研究所的保羅·拉扎斯菲爾德和羅伯特·默頓的負面功能研究最為系統，最具影響力。1948年，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發表了《大眾傳播、大眾鑒賞力和有組織的社會行為》一文指出：「大眾媒介是一種既可以為善服務，也可以為惡服務的工具；而總的說來，如果不加以適當的控制，它為惡服務的可能性則更大。」"他們認為，大眾傳播的負面功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助長「社會順從主義」，削弱公眾的辨別力和對社會的批判精神。

　　2.降低大眾的審美鑒賞力和文化水平。

　　3.大眾媒介剝奪了人們的閑暇時間。

　　4.麻醉人的精神。

　　除了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外，其他傳播學者也對大眾傳播的負面功能作了多角度的探討，提出了許多有見地的觀點：

　　1.大眾傳播使人產生冷漠心理。

　　2.導致人們的隔離。

　　3.導致文化滲透和文化侵略。

　　4.兇殺、暴力和色情泛濫。

　　筆者認為，從「兩個環境」理論和「刻板印象」理論更便於我們理解媒介負面功能形成的內在機理。

　　如前所述，李普曼的「兩個環境」理論著力於闡述「媒介環境」與「現實環境」的差異，論證大眾傳播媒介在信息傳播過程中具有「意義構成功能」。由於「擬態環境的環境化」趨向，人們往往將「媒介環境」視為「現實環境」，由認知誤差導致的行為誤差在所難免。因此，從整體上看，大眾傳播媒介的「意義構成功能」和「塑造媒介環境的功能」可以納入「負面功能」的範疇；同時，由於媒介的這一功能是通過對現實世界的描述、說明、解釋，受眾「從所讀到、看到和聽到的內容，發展出對物質現實和社會現實的主觀及共認的意義構想」，其產生作用的方式往往表現為比較隱秘、似有若無、潛移默化，因此，也被視為「隱性功能」。

　　應該說，「兩個環境」理論是從宏觀的角度揭示大眾媒介的負面影響，為我們整體把握媒介與社會的互動，特別是媒介對社會發展的消極作用提供了總體思路。

　　「刻板印象」（stereotype，亦譯為「定型」或「刻板成見」），指的是人們對另一群體成員所持有的簡單化看法，一種與其所代表的真實情況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的固定印象，它通常伴隨著對另一群體的價值評價和好惡感情。(刻板印象是人們通過對範疇中個體的各種特徵的觀察並經過抽象形成的，這種抽象表現為當人們想到一個範疇的成員時，通常所想到的是該範疇的典型樣例。例如，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在美國人眼中，德國人「有科學頭腦」、猶太人「精明」、黑人「迷信」、「懶惰」。這就是美國人對另一（國家）群體成員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即在人們頭腦中產生了某種認知模式和固定看法，就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很難隨現實的變化而變化。刻板印象是對認識客體的一種簡單化的固定印象，有助於加速信息處理過程，以應付複雜的信息環境，這是其積極的一面；然而，由於刻板印象往往表現為不能正確地反映現實，因此，其消極作用更為突出。

　　刻板印象的形成，有多種渠道。在「媒介化」的社會中，大眾傳播媒介是人們間接形成刻板印象的最重要的途徑。人們通過接受媒介內容中對各種社會群體的描述，形成對各社會群體簡單、固定、概括的看法，即刻板印象。媒介形成刻板印象，其根源在於媒介具有塑造「媒介環境」和「意義構成」的功能，在於人們認知過程的「擬態環境的環境化」趨向。

　　媒介中的刻板印象，其突出的社會負面影響往往集中表現在民族、性別、宗教、年齡等方面。它既是各種社會偏見和社會歧視（如性別歧視、老年人歧視、種族歧視、宗教歧視、殘疾人歧視、同性戀歧視等）的傳播渠道，也是這些社會偏見和社會歧視得以形成的重要途徑。這使得媒介中的刻板印象成為一個廣泛涉及倫理、道德、人權、政治等領域的問題，成為傳播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一直十分關注的重點課題，產生了一系列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在性別方面，媒介中男性出現的幾率遠大於女性，且女性多是柔弱、迷人、性感、情緒化的依賴男人的角色，而男性則多是具有堅強、勇敢、智慧、理性等特徵的重要的社會角色。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行動綱領》指出，大多數國家的印刷和電子媒體的主要問題是：沒有以平衡的方式描繪婦女在當今世界中的不同的生活和對社會的貢獻；傳播傳統的女性定性角色；製作暴力和有辱人格的色情產品；將婦女身體商業化等。這些問題的實質是從男權中心文化的立場來塑造女性形象，是一種性別歧視，因此，促進媒體傳播非刻板印象的性別角色，就成為國際社會促進性別平等的戰略目標之一。)

　　在種族（國家）方面，媒介對刻板印象的形成作用非常顯著。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美國佩恩研究就著重分析了電影對年輕人的社會態度的影響。一項實驗研究結果表明，被試在觀看肯定中國人的影片《神之子》之後，持親華態度的百分比顯著提高了；在觀看一部否定黑人的影片《國家的誕生》後，被試對黑人持肯定態度的比例顯著降低。1970年代一項針對英國、聯邦德國、匈牙利和加拿大青少年電視觀眾心目中的外國人形象的調查顯示，青少年對外國人的印象主要來自電視，而且充滿了刻板印象。例如，加拿大青少年認為美國氣候溫暖，生活充滿了樂趣；蘇聯愛好戰爭；德國人是納粹；非洲人住在茅棚里；墨西哥人很懶惰；中國人口眾多並且愛好打仗等。研究者指出，這些觀點非常片面，而且早已過時。*學術界一直非常關注對非白人種族的刻板印象的研究。一項美國學者1980年代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美國的娛樂節目中，普遍存在著對非白人群體的刻板印象化處理，表現為過分簡單化，把白人作為較理想人群的參考點。例如，把美洲印第安人描寫成原始和野蠻、亞裔美國人腐敗和強暴、拉丁美洲人暴躁和懶惰等、非洲裔美國人偷懶無能和易受驚嚇等等。對非洲裔美國人的研究還顯示：在電視中出現的比例低於人口普查數據、與白人相比更經常性地成為犯罪行為的受害者或捲入犯罪行為、年齡較白人低、權威性較白人差等。+

　　在年齡方面，媒介中老年人的負面形象遠遠多於正面形象。美國傳播學者格伯納等曾就電視劇中人物的年齡差異進行統計研究，結果發現，在1969年至1978年黃金時段電視劇9000多個人物中，年齡為25~45歲的中青年所佔的比例遠高於實際比例；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的比例只有3.7%。並且，老年人通常表現為口出惡言、壞脾氣、醜陋、無助、頑固、愚蠢，性格古怪、不受尊敬。同時，研究還發現，越是長時間接觸電視的人，越是傾向於對老年人持否定的評價。

　　此外，媒介刻板印象還廣泛涉及其他許多方面，例如，殘疾人——通常被表現為社會負擔、超人英雄、惡魔、犧牲品等；宗教——偏執、愚昧、保守、恐怖、暴力，與現代文明社會格格不入等；少數民族——愚昧、落後、懶惰、狹隘、保守等。

　　總體而言，大眾傳媒是形成、傳播刻板印象的重要途徑和渠道，媒介與社會刻板印象有著密切的聯繫。這一方面決定於刻板印象的形成機制和大眾傳播媒介具有「意義構成功能」；另一方面，也取決於大眾媒介所處的社會環境，特別是市場因素和媒介制度因素對媒介傳播的制約和控制。媒介刻板印象具有正面效能，然而，與正面效能相比，媒介刻板印象的社會負面影響更為突出。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