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什麼根治不了腐敗 

隨著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強化，朱元璋不僅加強了對於廣大民眾的統治，而且也不惜以嚴酷的手段加強了對於統治階級內部的整頓——這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是空前絕後的！　　由此，朱皇帝便在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導演出了一幕幕驚心動魄、恐怖驚竦的流血事件。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元朝官吏腐敗透頂，及至到了大明開國，這些官場上的不良風氣一時間也未得多大改觀。葉子奇曾說：元末官吏，「贓污狼籍」，「上下賄賂，公行如市」，朱元璋對此深為痛恨。　　柳宗元在《捕蛇者說》中所描述的那種不堪景象，朱本人也一定非常熟悉：「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　　而且，明初也多是一幫武人當國，他們沒有修養，缺乏道德自律，一旦心生驕氣，是很容易腐化墮落的①。馮勝、藍玉等就不用說了，比如當時的浙江都指揮使儲傑，此人在任職期間專一與布政司官、有司官交結，「日日歌唱吃酒，軍也絕不操練，海賊也不設法關防，以致沿海百姓常被劫掠，他也不以為事……將浙江一都司的事都廢壞了。」（《大誥武臣》）　　大明開國不久，新上台的文武官員就競相「蹈襲胡元之弊」，干出種種不法勾當，洪武年間多達上百次的農民起義不少就是這些不法官吏激起的。血的教訓，已經使得朱元璋逐漸認識到：「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終不可得！」　　為了維護朱明王朝的統治，緩和社會矛盾，朱元璋就不得不對於統治階級內部的貪污腐敗、營私舞弊現象進行嚴厲打擊，對於不法官吏更不惜處以極刑。　　① 南宋著名學者洪邁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北宋初年的那些官員道德自律性普遍較高，而且是品級越高越清廉。他分析原因說：這些人大多是科舉正途出身，廣受社會尊重，由此特別注意珍惜自己的名譽。　　話說還在吳元年（1367）時，有一位小吏因貪贓被人揭發，結果這小吏最終因畏罪投井而死。　　朱元璋聞知此事後，便告諭群臣道：「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者？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恥；小人見利則喜，聞義不徙。是故君子有捨生取義，小人則捨生為利，所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但其事可以為世之貪污者戒！」他議論的著眼點還是在於奉勸官員們加強自律，免得到時得不償失，悔不當初。　　洪武元年十一月，朱皇帝置登聞鼓於午門外，並每天派監察御史一人在旁邊守護。「凡民間詞訟，皆自下而上，或府州縣省官及按察司不為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達者，許擊登聞鼓。」監察御史隨即引奏，敢有阻擋上訪者一律處死。　　洪武二年，朱皇帝就自己的切身體會，還特意告諭群臣道：「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善，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己廉而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荊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哉！」　　以上都表現出了朱元璋欲整肅吏治的思想和決心，他自然清楚這一鬥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因為他所要面對的是整個官僚集團，及百年來官僚們所養成的不良習氣；故而他並沒有採取一蹴而就的策略，而是逐步、深入地展開。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刑新邦用輕典，刑平邦用中典，刑亂邦用重典」，「曾剃頭」之名就是治亂世得來的。可是，朱元璋卻一反常態，對於一個新邦竟斷然採取了重典之法，這實在不能不讓人想見到他那顆迫切的求治之心。　　當然，需要我們再加註意的是，「曾剃頭」的主要矛頭是指向民眾的，但朱元璋的主要矛頭卻是指向官僚統治階級的。　　而且，我們也不難看到類似的心理動機，那就是朱元璋一生都可能抹之不去的心理陰影，因為每個人的內心都有非常軟弱的一角——在那沉沉的暗夜裡，在那不安的睡夢中，大皇帝又恍然間變回了從前那個毫不起眼、臉上掛著兩條鼻涕蟲、可憐兮兮的朱重八，在那幫橫著走的官兒老爺們面前，他小子仍是大氣不敢出……　　但是噩夢初醒後，小叫花又變成了那位大權在握、很黑很暴力的老皇帝，只聽他的牙縫裡強擠出一個字——殺！朱元璋整肅吏治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嚴格的官員考核制度，其主要的打擊對象，還是集中於官僚隊伍中的那些濫竽充數、尸位素餐者，其次才是官員的素質品行。　　不過，只要不貪污，不玩忽職守、違法亂紀，即使官員有一些公務性錯誤，處罰也不會太重，頂多解職了事。但凡貪墨、舞弊者，卻絕不輕饒。當然對於清官循吏，朱元璋也注意進行表彰，以求扶正壓邪。　　當時，朱元璋已經做出嚴格規定：官吏貪贓到六十兩以上者，一律判處死刑。六十兩基本相當於今天的幾萬塊，由此可見朱皇帝量刑之重。　　然而，死刑還不足以嚇倒那些不法官員，最後朱元璋便不斷加刑，乃至採取了「剝皮實草」之刑（見《明興野記》），以求對官員們進行恐怖威懾——其刑罰之慘酷，直令五百多年後的魯迅先生感嘆道：「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裡受傷，永不全愈的。」②（《病後雜談》）　　除了零敲碎打之外，明初還有幾次集中打擊貪腐的大案。　　比如洪武四年錄（甄別）天下官吏，八年掀起的空印案，十八年掀起的郭桓案，十九年又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等等。這幾場大案聲勢都極為浩大，打擊也尤為沉重，其中又以號稱「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和郭桓案的規模最大，兩案僅被牽連者就達到七、八萬之眾。　　先來說下空印案。本來，明政府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縣均需派遣計吏到戶部，呈報地方財政的收支賬目及所有錢穀之數，府與布政使司、布政使司與戶部的統計數據必須完全相符，稍有差錯，即被駁回重造賬冊，並須加蓋原衙門官印。可是，各布政使司計吏因離（京師）戶部道遠，為免往返奔走的麻煩，便預持蓋有官印的空白賬冊；一旦遇有部駁，即隨時填用。該空白賬冊蓋有騎縫印，並不做他用，戶部對此也從不干預，默認了事。　　到了洪武八年，明廷考校錢穀書冊，缺乏財務知識朱皇帝得知空印之事後竟大怒，他認為此中一定藏有奸弊之事，遂下令嚴辦。結果，上至戶部尚書，下到各地守令主印者，共一千餘人，不論良莠好壞，一律被處死，佐貳以下杖一百，充軍邊地；與此案有關者多不免，被殺者達數百人。　　再來看郭桓案。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告發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員李彧、趙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等共同舞弊，吞盜官糧。　　朱皇帝令審刑司拷訊，結果又牽涉出禮部尚書趙瑁等人，發現其除侵吞寶鈔金銀外，僅貪污稅糧及魚鹽等即折米2400餘萬石（這是一個天文數字）。最後，趙瑁等皆棄市，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也皆被處死。此外，這些犯罪官員的供詞又牽連出各布政使司官吏，以至最終系獄擬罪者達數萬，株連之人遍及天下；朱元璋又故意擴大打擊面，乃至於中產以上民家被抄家、殺頭者不計其數。　　由於牽涉太廣，結果引起了幾乎整個官僚地主集團的不滿，他們紛紛指斥、攻擊告發處理此案的御史和法官。為防止矛盾繼續擴大，朱皇帝乃手詔公布郭桓等人罪狀，又將原審法官右審刑吳庸等處以磔刑，以平眾怨——這可能正是帝王權術的一種表現。　　這部手詔就是《大誥》，又稱《御制大誥》。他是將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收集起來編輯成冊，以公布天下。「郭桓案」還有一個重要影響，就是我國最早的關於記賬必須使用大寫數字（如「壹、貳、叄」）的規定自此開始，以防止篡改財務數字。　　② 此說毫不誇張，我的一位朋友看到歷史記載中關於朱棣虐殺鐵鉉一節，就幾天吃不下飯去。回　　朱元璋向來以執法嚴明、不避親故著稱，在這場整肅吏治的鬥爭中自然也不例外。除了有時不免拿功臣開刀外，對於駙馬歐陽倫的處理也可見一斑。　　歐陽倫於洪武十四年娶朱元璋之女安慶公主，官至都尉。洪武三十年他曾奉使至川、陝地區，期間他「數遣私人販茶出境」，從中謀取暴利，陝西布政司官員不敢過問。其家奴周保更是蠻橫，不但大肆掠取民財，還曾毆打藍田縣河橋司巡檢稅吏，吏不堪其辱，遂向朝廷告狀。最後，盛怒之餘的朱皇帝將歐陽倫賜死，並誅殺了周保等人。　　這場整肅吏治的鬥爭幾乎貫穿了整個洪武時期，而以洪武十八年到二十八年到達高潮。這期間，大批獲罪的官吏遭到鞭笞、罰作苦工，乃至被剝皮、挑筋，甚至抄家滅族。　　如此矯枉過正，也充分地體現出了朱元璋的粗悍及殘暴性格，其用刑之重，顯見是過多地加入了自己的個人情緒，彷彿他要把自己兒時所受到的一切憤怒和不滿都發泄出來！　　如此嚴刑峻法之下，對於社會的消極作用也是明顯的。以至於殺得人不敢做官，「學子不樂仕進」，家裡人寧願讓他們休學種地，而不許讀書。有的學子還甘願自殘，就是不去做官。像當時的名士袁凱，寧願裝瘋也不再敢出仕。　　更需要我們注意的是，朱元璋如此不遺餘力地展開整肅鬥爭，事實上，在實際操作及收效方面都具有極大的局限性：一方面，朱元璋的打擊手段過於嚴酷，且嚴重缺乏法治精神，容易冤枉無辜；另一方面，此舉的人治色彩過於嚴重，其效果也無法得到長久維持，而且他本人壽命、精力都有限。　　由於打擊面過大，「不分臧否」的濫加屠戮，因此冤、假、錯案屢屢發生。其實我們也不難看到，所謂的「空印案」實質上就是一個捕風捉影、定性錯誤的案件，從而製造了無數冤魂（它只是體現了朱元璋對於整個官僚階級的嚴重不滿情緒）。　　比如明初大儒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其人一向自奉簡樸，生活節儉，但他卻撫民有方，擔任濟寧知府三年，政績卓著；可是就因為牽連進了空印案，而最終遭到屠戮。　　朱皇帝如此盡心竭力地打擊官員貪暴行為，那麼其收效到底如何呢？結果真的盡如其願嗎？顯然不是那麼簡單。　　對於朱皇帝的無情打擊，有些人看到當官隨時都有被誅殺或獲罪的可能，竟然就認為反正動輒得咎，不如趁早撈一把算了，因此卻反而加緊了貪污搜刮的活動。　　當然，還有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現象是，由於明朝官員俸祿是歷代王朝最低的，低得讓官員都無法維持正常的生活，明時著名清官海瑞及著名思想家李贄在做官以後，都有家人被餓死的現象發生。再比如作為正二品官階的各部尚書，全年的俸銀才不過150多兩，只相當於今天4、5萬元。連《明史?食貨志》也承認並哀嘆：「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俸祿低這自然是朱皇帝減輕封建剝削的表現，但一旦過度，就適得其反了。官吏也是人，也有妻兒子女，他們都要生活；而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官員要維持自己較為體面的生活及交際應酬來往等，其支出則往往是其工資的數十倍乃至百倍。因此，在嚴峻形勢的逼迫下，官吏們就不能不竭力地撈取灰色收入。　　如此差強人意，等到臨近遲暮之年時，面對殘酷的現實，朱皇帝乃不得不連聲哀嘆道：「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癒重而犯愈多」；「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為什麼朱元璋的努力多半被付之東流呢？　　官員的僥倖心理及俸祿低顯然不可能是真正的原因，其真正的根子即在於封建專制制度——因為朱元璋是在一個極端專制的社會中懲治腐敗，無論他做得再好、再出色，也是治標不治本的——而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高薪養廉」也無濟於事，清朝的衰亡就是一個教訓。　　專制制度在經濟上再次註定了「清官」的被淘汰命運，就此孫中山先生也曾指出過：「在現在的統治下，任何一個要想誠實的官吏，都不得不跟著那些不誠實的人的足跡走，不然就得完全脫離官場的生活退休下來。他必須接受賄賂，才能應付上級對他索取的賄賂，而且必須要縱容兩種貪污：在他的下屬們中間的，以及比他個職位或官階更高的那些人中間的。」　　究其根源，英國的著名思想家阿克頓（勛爵）說得精闢：「所有的權力都易腐化，絕對的權力則絕對地會走向腐化。」　　美國憲法法官兼歷史學家艾茲摩爾在其所著的《美國憲法的基督教背景》一書中也說過：「基於人有罪的觀點，清教徒拒絕給予個人過多的權力。權力有腐敗趨勢，並且可以被用來打壓別人。因此，統治者的權力必須予以妥善地監督。」　　而專制社會中的權力往往是絕對的，是基本不受到監督的；即使有所監督，也往往流於表面化（沒有民眾的有效監督就等於要求統治集團進行自我監督），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節中已經表述過。　　當然，朱元璋也跟武則天一樣注意發動民眾，以參與其整肅鬥爭。但是在專制制度下，民眾對於權力的監督能力、範圍畢竟有限，所以收效也就有限；況且，這些民眾也是統治者愚民政策下的產物，他們也無法有效地擔當起監督的職責。　　觀史至此，也許我們不能不感嘆：歷史與今日居然有驚人的相似！「這些罪惡的來源是貪污，而這種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於全國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體系中造成一個根本的改變，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孫中山）　　不過仍舊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也許今天的很多人仍舊不甚明白，以為貪污問題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當官不貪那何必擠破腦袋要當官呢，只要別貪得太過分就行——不能不說，中國人民太單純了！　　我們知道，貪腐現象往往是與「權力尋租」聯繫在一起的，這就會造成權力的不正當使用，帶來機會不平等，從而影響社會的經濟效率；而且，官員的大量貪污也增加了社會成本。在當今世界全球化、競爭化的大背景下，貪腐問題可謂是制約國民經濟長期良性發展的罪魁禍首；如果這一問題得不到有效的解決，那麼中國的進一步繁榮發展乃至所謂「大國崛起」，就絕對是一句戲言。　　孫中山先生算是覺醒較早的思想家了，他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認識到：「其實，中國所有一切的災難只有隻個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統的貪污。這種貪污是產生饑荒、水災、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武裝盜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　　尤其，貪腐會嚴重影響政治、經濟等資源的合理再分配，從而造成嚴重的政治、經濟後果，制約我國的民主化進程。　　儘管朱元璋的整肅運動沒有收到其預想中的效果，但是我們仍舊不能不承認：在客觀上，這場鬥爭還是起到了一定的凈化作用，官場風氣被得以有力地扭轉，使得明初吏治遠比元時清明，由此對於維繫朱明王朝的統治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官員們再不敢肆意妄為，「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渙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明史?循吏傳》）　　為此時人還感嘆說：「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驚心震膽，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儀，朝按而暮罪之。」而且老百姓也有了監督官員的覺悟和膽量。　　朱元璋的整肅鬥爭也為後世樹立了一個典型，乃至一百多年後，見於晚明官場的腐朽，海瑞便呼籲恢復洪武時期的重刑——海青天的思路明顯有些簡單化了；待到後來高拱、張居正等人相繼主持改革大業時，他們開始著手整肅吏治，此舉除了有提升行政效率的一面之外，也主要是將貪污成本降下來。　　不管朱元璋的出發點為何，起碼老百姓對此都是深為支持和擁護的，乃至於百代之下，人們仍不忘緬懷這位開國之君的治貪「英名」！　　為此，唐德剛就為我們指出：「在我國歷史上，往往也是皇權愈大，政治癒清明，大小官吏不敢貪贓枉法。因為我國的皇帝向來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直接管黎民百姓的，是縣太爺和知府、道尹之類的親民之官和巡撫、總督之類的地方官。因此我們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厲害，權力愈大，直接管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為非作歹。所以在傳統中國里，黎民百姓對權力最大的皇帝，像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聖祖（康熙），不但沒有惡感，還由衷崇拜呢！」（《袁氏當國》）不過我懷疑他這裡的「明成祖」，可能正是「明太祖」之誤，康熙則是雍正之誤。　　今日民間的毛崇拜，其根源也不外出此。　　然而，尤其需要我們警醒的是，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落後的政治制度，那麼一切治貪、懲貪的努力都終將付之流水；即使勉強採取打擊貪腐的政策，不但容易被黨派鬥爭所利用，且往往具有極大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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