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辛亥革命100周年：關於中華民國初年歷史的幾點見解 【貓眼看人】

關於中華民國初年歷史的幾點見解　　劉松蘿　　今年是辛亥革命95周年。將近100年過去了，辛亥革命的理想和目標仍然是21世紀中國人的寶貴財富。網友東籬小居先生在10月10日貼出了《對辛亥革命的反思》，提出了寶貴的見解。這裡，我也想與東籬和諸位網友做一些探討。　　首先我要說，SJ學堂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學堂。網友kimcom所寫的《思考的人，還是書獃子？這是個問題》啟發我寫出了《學者論：也談思考的人，還是書獃子？》，現在又受到了東籬的啟發。　　一、 辛亥革命的必然性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面對空前的社會和民族危機，18省在京舉人聯名上書，要求變法。1898年6月，光緒皇帝採納康有為等人的見解，決定變法。同年9月，慈禧太后鎮壓了變法運動。戊戌變法的失敗，固然有革新陣營的失誤，但慈禧的守舊和專權無疑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慈禧雖然還政於皇帝，卻仍然不願放棄權力。　　為報復西方列強支持光緒，慈禧利用義和團攻擊外國公使館和教堂，並且向列強宣戰。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後，她與光緒皇帝倉皇逃往西安。　　就這樣，晚清不僅專制，而且違背祖制，由太后代替皇帝執掌權力，可謂名不正言不順。面對外國入侵，朝廷的尊嚴蕩然無存。再加上拒絕變革，失去了新派知識分子的支持。不僅如此，雖然現在的精英們緬懷滿清王朝的王道樂土，滿清的民族壓迫性質是無法迴避的。滿洲貴族力量的衰落，以及西方傳入現代民族概念和自由平等思想，造成了漢民族意識的高漲。晚清違背世界潮流，也不符合專制的規範；失去了漢人的民心，又敗壞了滿洲的規矩。因此，庚子之變之後，滿清王朝的滅亡已經是時間的問題。　　慈禧返回北京之後，宣布了大規模的改革措施，包括預備立憲。但是，歷史的變遷不以一家和一人的意志為轉移。改革不是兒戲，急躁固然不可以，拖延也是不行的。等到老佛爺想通了，想明白了，一切都太晚了。正像有人說過的：殺死了譚嗣同等人，再也沒有人去上書了。說辛亥革命是必然的，並不是徹底否定慈禧後來的變革。我想說的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變革成功，有賴於統治者的威與信。不幸的是，這兩者滿清已經不再具備。此時滿清統治者的對與錯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將要被萬民所棄。也許這就是天命、國運、歷史潮流和人心所向吧。　　改革的大門一旦被堵死，革命的大門就要敞開了。　　二、 辛亥革命是革命黨和立憲派共同推動的　　日本曾經是中國革新力量的避難所。在那裡，孫中山等革命派與康有為等立憲派進行過一次大辯論。在很長的時間裡，史書把康有為等人稱為「保皇派」，這是不公平的。康有為派不但是立憲派，而且是先驅者。史書片面地認為革命派取得了勝利，而事實上這次辯論是進步陣營內部的辯論。革命派認為君主立憲不可行，這被後來的事變所證明。立憲派認為一旦革命，就會造成混亂和分裂，引來列強的侵略。他們的預言後來也不幸而言中了。　　國內時局的演進多少證明了滿清的改革缺乏誠意，或者缺乏緊迫感。責任內閣本來是一項削弱皇權的措施，實施起來卻是組織了皇族內閣。一面改革，一面又要滿清衰落的情況下排斥漢族官僚，實行貴族專權，可以說是利令智昏。而收回鐵路築路權的決策，更直接導致了不可挽回的後果。　　本來朝廷已經批准民間集資成立股份公司興建粵漢、川漢兩條鐵路，而後又反悔，在1911年5月9日收回築路權並準備轉讓給外商，以換取外國的貸款。一個虛弱的政權行事卻如此專橫，激化了各種矛盾。湖南民眾首先反對築路權國有化，湖北、廣東也隨後加入。四川各界行動最晚，卻表現出堅韌和堅決。6月17日，立憲派成立了保路同志會，發起罷市、罷課、抗糧、抗捐鬥爭。和平的抗議隨即被鎮壓，並且釀成了血案，死亡32人。保路運動隨即演化成暴動，民軍很快地逼近成都。為了平息四川事態，朝廷從湖北調動軍隊，造成了武昌的空虛。武昌新軍中的革命黨外圍成員乘機起事，這就是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有諷刺意義的是，調往四川的新軍在途中叛變，帶隊的大臣端方也被殺了。　　應該強調辛亥保路運動的重要性。在中國歷史上，鮮有一省人民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抗爭，遇到鎮壓也不後退。這是國人權利意識覺醒的標誌，是立憲運動的成果。由於過去的史書多為孫中山派所撰寫，或多或少地埋沒了保路運動的功績，埋沒了立憲派為中國的進步所做出的貢獻。　　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南方各省紛紛獨立，不少立憲派和舊官僚掌握了政權。對於這個問題，我不贊成立憲派和舊官僚「投機革命」和「竊取革命果實」的說法。沒有投機力量的轉向，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在革命的初期，舊勢力和中間勢力的加入甚至是革命黨求之不得的。　　因此，辛亥革命是革命黨和立憲派共同推動的。革命黨堅定地主張實現共和並且為此做出了犧牲，具有強大的號召力；立憲派在國內能夠合法存在，又有上層的人脈和社會影響力，直接促進了社會的變化。需要指出的是，南方立憲派在宣布獨立的省份接受了革命黨提出的「中華民國」國號，採納了軍政府的組織形式。　　三、 辛亥革命是一場真正的人民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場真正的人民革命或者國民革命。不少以後成為達人的人，在回憶過去的時候提到了當年參加民軍的經歷。南方各省組織了各種各樣的民軍，年輕人抱著各種各樣的的目的，比如自由民主，抗擊列強，恢復漢人的權利，加入了革命的潮流。南北議和成功之後，民軍大多解散了。而當時參軍的人在回憶中甚至沒有提到要去那裡，遇到危險怎麼辦。　　國民的革命，自發的革命，不為某一黨、一派的革命，這就是辛亥革命。　　四、 辛亥革命是一場光榮革命　　武昌起義之後曾經出現了血戰，隨後就是共和的南方與帝制的北方的對峙。在新的時代，國人用談判和妥協代替了決戰。南北議和成功之後，滿清皇帝退位，並且享有優待條件。對此，我不同意「革命不徹底」的說法。用文明的方法解決鴻溝一樣的分歧，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對於促成議和的人們，不論是他處於革命陣營還是保守陣營，都值得後世的稱讚。　　還要指出的是，在最後的關頭，朝廷表現出明智的態度。清帝宣布遜位，而遜位詔書不愧為歷史文獻。　　奉　　旨朕欽奉　　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各省相應，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途，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各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外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與軍民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又安，仍合漢、滿、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欽此！　　其中「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將統治權歸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外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寫得尤其漂亮。我從來不認為詔書僅僅是空話。順應天命和民意，正是帝王所應該做的。對於詔書中的善意，要給予應有的評價。　　中華民國沒有在血海之中和焦土之上建立，歸功於所有的歷史參與者。這是一場光榮革命，光榮屬於我們的前輩，屬於中華各族人民。　　五、關於滿漢兩族的關係　　清帝的遜位促進了滿漢兩族的和解。隨著革命的勝利，漢人放棄了復仇的目標，與滿人和睦相處，這是漢民族歷史上光榮的一頁。滿洲民族對於新的國家基本上是認同的，而這一過程最終完成於抗日戰爭的勝利。　　對於抗日戰爭中溥儀和川島芳子等人的行為，應該確認為敵對行為而不是賣國行為。與此同時，大多數滿人包括貴族不認同偽滿洲國，同各民族一起抵抗日本的侵略。殉國的佟麟閣將軍和作家老舍，就表現出滿漢兩族在國家和文化上的認同。　　今天，滿漢兩族已經成為兄弟。因此，不宜渲染仇恨，也不宜頌揚殺戮和壓迫。對於歷史，應該客觀地記述，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並且允許不同民族有自己的表述。　　六、 於孫中山先生　　近年來隨著輿論的多元化和對歷史文獻的研究，對孫中山先生的非議有所增加。應該這樣認為，歷史的真相是應該探求的，不論這種探求會得出什麼樣的結果。同時也要看到，孫中山先生曾經作為反對專制的象徵是不爭的事實。　　批評者們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孫中山自從向李鴻章上書失敗以後就不再相信滿清政府，轉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作為革命者，他經歷了不少失敗，也做過錯誤的決策。但是，後來的事變證實了他的方向是正確的。要麼是孫中山先生先知先覺，要麼是他的預言恰巧應驗了。不論是哪一種原因，能夠成為變革世道中的領袖人物都應該有主見、堅持和人格力量。就是在這種看似一定要失敗的人中間，產生了偉人。瞻前顧後的人，見風使舵的人，期待聖主隆恩的人，註定成不了領袖。　　最終成就孫中山先生領袖地位的恰恰是滿清朝廷。歷史給了他們太多的機會，而他們卻註定與未來無緣了。如果他們少犯幾個錯誤，孫中山先生就會作為搖旗吶喊的反對派領袖在海外終其一生。　　孫中山先生是一位思想家。他有很多卓越的見解，同時也有多變的缺點。他一生追求真理，又在晚年多少偏離了初衷。他提出的三民主義和五權分立，包含了寶貴的創造。但是在現實中，三民主義像蘇聯的「無產階級民主」一樣，成為拒絕民主普世價值的理論；而五權分立缺少可操作性，弱化了真正需要堅持的三權分立。至於北伐戰爭，將在後面討論。　　我不反對以政治家或者有些人所說的政客的角度，甚至以個人的角度研究孫中山先生，不反對指出他的某些行動的黨派動機甚至個人動機。但是，如果武斷地認定孫中山先生的行動大多是為了私利，同時又根據一些官文認定清廷和袁世凱的行動大多是為了公益，是不公正的，無助於揭開歷史的真相。　　七、關於北伐戰爭　　辛亥革命勝利以後，舊的政治勢力掌握了權力。一般來說，社會的變革總是要伴隨著政治人物的更替。在正常的情況下，隨著選舉的實行，在政治版圖上總可以達到一定的平衡。但是，宋教仁率領國民黨贏得國會選舉的勝利以後，被人暗殺於上海火車站。應該說，宋教仁之死堵住了政權和平更替的大門。　　隨後發生的二次革命似有可商榷之處。在國民黨尚佔據國會多數，和平手段還可以利用以及軍事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倉促舉事，造成了革命力量的削弱，給了袁世凱鎮壓進步勢力的口實。　　隨後的民國政府越來越失去國民中間活躍分子的支持。袁世凱稱帝，軍人干政，軍閥混戰，曹錕賄選，極大地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　　孫中山先生南下護法具有某些實質上的正義性，在策略上也有可取之處，但仍然屬於軍事割據。　　對於北伐戰爭，至少從後果上應該予以否定。國民黨戰爭之後不但沒有建立民主，反而實行了比北京政府還要極端的軍事獨裁。就這樣，國民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為此，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指出，這是以俄為師的結果。他批評將介石「全仿極權國家之體制，而全無極權國家之效能。」應該說，李宗仁的總結是精闢的。　　孫中山先生在北伐之前抱病前往北京談判的歷史，也值得探討。　　八、 關於「五四」運動　　近年來常有對於「五四」運動的批評。我認為，「五四」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衝擊雖然有可商榷之處，但不清理舊的文化，社會是難以進步的，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證明了這一點。　　我在《儒學問題論綱》中這樣說：　　一般說來，大多數社會都有自我修復的能力，傳統文化又有頑強的生命力，所以傳統就延續下來了。在中國，也經歷過這種文化傳統的修復的過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後來就給予孔子較為積極的評價。在政治層面，蔣介石一直提倡孔孟之道；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中闡述了不少儒家的道理；而周恩來受到的歡迎，也是與他表現的某些儒家風範分不開的。　　中國最大的教訓是毛澤東在徹底革命的口號之下，以個人的意志代替了國家和社會的需要。他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作對立物，不斷地、全面地、系統性地加以摧毀。更為嚴重的是，破壞傳統的同時，還全面地對抗世界潮流。　　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解答。　　九、 關於一些民國歷史人物　　1.康有為　　偉大的變革先行者。國人為甲午戰爭的失敗而驚恐的時候，他與先知先覺者一起，試圖為中國找到新的道路，並且協助光緒皇帝進行變法。近來有人批評他的人品和辦事風格，改革者應該引以為戒。流亡日本期間，仍然堅持君主立憲，對光緒皇帝的忠心值得肯定。民國時期參與舊王朝復辟，是叛逆行為。如果為他辯護，可以說他是滿清王朝的忠臣，而這個王朝已經被國民廢棄了。　　2.袁世凱　　袁世凱曾經是維新派人物，在戊戌變法時又背叛光緒皇帝，向慈禧太后告密。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以後，他迫使清廷退位，為避免南北戰爭做出了貢獻。此後在大總統職位上的作為，應該以客觀的態度評價。至於稱帝復辟帝制，是不能原諒的篡逆罪行。　　3.黎元洪　　早期民國政治家。武昌起義時在革命黨的脅迫之下參加革命，任鄂軍總督。與革命黨人一起堅守，為南方革命力量的興起贏得了時間。以後任民國副總統，忠於共和，反對袁世凱稱帝。袁世凱去世之後，繼任民國大總統。黎元洪與國務總理段祺瑞的「府院之爭」固然有對民國約法中權力界定的分歧和權力之爭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堅持約法的精神，反對軍人干政。黎元洪並非革命黨人，但投身共和以後就不再後退，作為副總統和大總統堅守對於國民的誓言。他沒有鮮明的個性，沒有軍隊的支持，也沒有什麼黨派和團體的支持與約束，但遇到危險仍然堅持原則。因此，他的政治品質在辛亥以來的政治家中罕見，值得稱讚。後世有人認為黎元洪投機，是和事老，是傀儡，這樣的評價是不公平的。　　4.宋教仁　　偉大的憲政先行者。率領國民黨贏得國會選舉的勝利，隨後被人暗殺於上海火車站，年僅32歲。溫和的宋教仁不如容於華夏，這是宋教仁的失敗，更是整個民族的失敗。　　5.梁啟超　　政治活動家和思想家。參與戊戌變法，以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民國初年在政治上活躍。我記得有學者說，民國時期有人對梁啟超有所非議，稱其多變：先忠於朝廷，又協助袁世凱，以後又策劃倒袁。我認為，這些變化有道義上的依據。他是一位思想家，給了我們很多啟迪。他早期激進，晚年趨向保守。他以保守的一面，告訴我們很多想不到的問題。比如，他認為中國人「無高尚之目的」。我們看一看不少人在民國初年的表現，在大躍進中的表現，在文革中的表現，以及現在表現，就會折服他的一言以蔽之。同時，他的有些研究進入了閉門造車。比如他提出了「無產階級和無業階級」的說法，即政治家是無業階級，應予取消。此文最近有人轉貼，獲得好評。但雖然雄辯，卻不切實際。總的來說，他的思想值得研究。　　6.魯迅 　　思想家和文學家。他的獨立精神、批判精神以及對於人性的洞察無人出其右。現在他遭到不少非議，例如只破壞不建設，全盤否定傳統，心裡陰暗，等等。我認為社會不能沒有批判精神，魯迅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魯迅指出的問題國人現在不但仍然具有，而且變本加厲。只要國人仍然如此，魯迅就不會過時。一些人試圖證明國人的缺點是合理的，問題在於魯迅多事。打倒了批評者，一切就萬事大吉了。　　7.胡適　　思想家和教育家。一生堅持自由主義和民主憲政。在教育和治學上有獨到和務實的方法，影響了一代學者。他的思想缺少獨創性，但在動蕩的世道里堅持了最重要的原則和精神。　　再談一談魯迅與胡適的比較。現在批評魯迅的人，也還在用魯迅的風格批評時事；現在用類似胡適的方法解釋問題的人，常常會遭到抨擊。這說明，民主憲政和自由主義也不能脫離批判精神，不能迴避緊迫的問題。批評魯迅的人可以說，一味地反對最容易；而批評胡適的人則認為，重複自由主義而迴避具體問題最安全。　　我認為，如果認真地學習魯迅的著作，就會了解要建設什麼。同時我也認識到，作為「魯迅派」，觀點可能有不客觀之處。看到很多「魯迅沒有建設性」的批評，促使我注意批評的分寸和提出具體的建議。　　8. 將介石 　　孫中山先生的追隨者，為辛亥革命做出過貢獻。在北伐戰爭的末期以軍隊領導人身份奪取黨政權力，延續了軍人專政的歷史。對於執政期間的專制和侵犯人權的事例，應予譴責。對於執政期間的成就與不足，應該以客觀的態度討論。將介石領導抗日戰爭的功績，應予以頌揚。作為領袖人物，將介石最大的缺點是專橫而且不能抓住重要的問題。例如在抗戰前夕，面對強大的抗日輿論無動於衷，使自己處於被動的境地，至少是公共關係上的失策。抗戰勝利後，漠視國民對於反對腐敗和土地改革的要求，以致於擁有豐厚的政治資本和軍事力量而輸掉了國內戰爭。　　9.汪精衛　　國民革命的戰士。曾經試圖刺殺攝政王失敗而入獄，在獄中大義凜然。被孫中山先生所信任，為遺囑撰稿人。反對將介石在北伐當中的軍事獨裁，並且一度反對國共分裂，以後又試圖改組國民黨。汪精衛有溫和而務實的政治主張，不幸在亂世中無法實現。可以想像，汪精衛一定有強烈的獲得成功的願望。對於後來投靠日本而成為漢奸，不能予以翻案。他在1938年底出走，1940年成立偽南京政府，距離抗戰開始僅僅一到三年。汪精衛的叛國投敵，對於抗戰是極大的打擊。　　十、 一些值得研究的題目　　1.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的因果和細節　　孫中山讓位是出於無私，還是迫不得已，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革命黨內力促孫中山辭職者有誰？他們以後怎樣回顧這段歷史？　　2.民國初年國會的運作、黨派和辯論這種關於具體操作的研究，將會有利於未來。　　3.第一次國會選舉的程序、選民資格、公眾參與程度和公正性。　　4.早期民國歷任政府的作為、政績以及施政的得失。　　5.具體政治人物與政治結論無關的具體行為　　例如有人指出的段祺瑞在經濟問題上的廉潔。至於近年來廣泛流傳的「段祺瑞因三一八慘案長跪謝罪，並且從此吃素」的說法，就有必要核實。還有，吳佩孚曾經表現的開明和左傾，以及他的某些正義感。核對每一個細節，才能夠接近真相。　　6.關於陳炯明與孫中山之爭　　對於陳炯明與孫中山之爭，過去和現在有截然不同的說法。對於這個問題，我確實不了解。而對於新的說法，由於感到有些文章在材料的引用上有片面和武斷的而不敢採納。爭端是否由於陳炯明堅持聯省自治和聯邦制而起，我期待著客觀、全面一些的研究。　　7.關於孫中山先生在北伐之前的北上　　這是避免戰爭的最後機會。孫中山先生是否主張北伐？至少他主張召開的國民會議仍然帶有民主的色彩。我對此很困惑，也許已經有結論。　　上述問題均有人研究過。但是，不少研究要麼是圍繞已有的結論，要麼立足於寫翻案文章。我的主張是：細節與真相。　　十一、關於辛亥革命的一些反思　　1. 對於民主認識的膚淺　　為了讓國民接受民主，革命黨人在啟蒙的時候把社會問題全部推給專制，認為一旦民主，一切問題可以迎刃而解。這樣的見解有兩個負面效果：第一，重視革命口號，忽視實現民主的細節問題；第二，當民眾看到民主沒有帶來堯舜，反而是激烈的爭鬥時，失望油然而生。　　2.正如東籬先生所說，革命黨人在政治上的幼稚　　革命勝利以後，出現過「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說法。至於是否讓位於袁世凱，本來只是權衡利弊的問題。對此，革命黨內部有人認為，不讓位就是有私心。其實，民主並不排斥黨派的存在，甚至不排斥黨派的利益。關鍵的問題在於建立民主制度之下的力量平衡，讓黨派利益不能超越國民和國家的利益。革命黨人在初期退讓，被排斥之後又採取軍事手段，最後終於成為權力的壟斷者。　　3.漢民族本身的問題　　推翻民族壓迫，建立多數人的統治，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目標。對於大多數國民來說，甚至是主要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沒有很好地完成。首先是漢人長時間沒有掌握決策的權力，缺乏統治的經驗，因此在革命之後的國家治理存在不少問題；更重要的是，結束民族壓迫的目的本應該是給全體國民以權利，而在事實上早期民國沒有做到這一點。在一些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事例中，國人甚至感到漢人統治者對待自己的同胞與滿清並無二致。正如魯迅所說：「從前的經驗，是從皇帝腳底下學得；現在與將來的經驗，是從皇帝的奴才的腳底下學得。」　　4.為早期民國辯護　　從1912年到1927年為早期的中華民國。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民國確立了共和政體，還曾經成功地組織了選舉。早期民國言論上的自由，思想上的活躍和教育上的獨立，都已經被後世所認可。民國的國會是負責任的國會，曾經試圖抵制袁世凱和段祺瑞的專權，至少要強於後來的國民大會。在亂世當中，能夠如此已經是難能可貴了。當然，也不能迴避曹錕賄選，這一事件徹底摧毀了國人對於國會的信任。　　早期民國的混亂，國會中的爭吵以及軍人干政並不能否定共和的方向。這些現象在很多新生的共和國都出現過，堅持下去，不斷改進，民主憲政就實現了。至於用「國會議員進八大胡同」來否定民國，是一種片面觀點。共和國不是由聖人組成的，主張進步的人不應該以這樣的理由廢除國會政治。　　至於魯迅所諷刺的軍閥一會兒刀槍相見，一會兒握手言歡，一會兒又打起來的現象，除了是醜態之外，還說明那時的政治還講究留有餘地，講究不為己甚。而後來認定一部分人是敵人，一定要趕盡殺絕，革命徹底了，革命也違背了初衷。　　國民黨廢棄了早期民國的框架，不但拋棄了民主，也沒有得到國家的安定與發展，是一個沉痛的教訓。　　5.最重要的教訓　　回顧早期民國的歷史，我們能夠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訓是：民主不能當飯吃。鞏固民主的途徑應該是在憲政的框架內實現有效的統治，確保社會安定，關注民生，維護底層國民的權益。國民不是政治家，不是經濟學家，不是歷史學家。政客們對民主的遊戲樂此不疲，結果卻是民不聊生，這樣的民主共和就失去了民意的基礎。唐太宗說過，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對於民主共和之舟，恐怕也是這樣吧。　　脆弱的共和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而伴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層民眾的權益意識開始覺醒。與此同時，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經濟危機，西方民主的說服力也大大減弱了。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掌權的軍人不懂得公民權利，新派的政客又不關注工農的權益，再加上遇到了有蘇聯支持的反對力量，自然就無法支撐下去了。　　我在上一節主張，不可以某些政治家道德上的缺陷否定早期民國。同時，政治人物的道德也是重要的。不論辯護還是反思，都是為了在以後做得更好一些。制度是重要的，但在制度建立和穩固之前，良好的道德形象仍然是政治家可以依賴的資源。特別是那些非強人類型的政治家，道德形象甚至是唯一的資源。　　在民主制度建立的初期，制度的力量十分薄弱。與此相反軍隊不僅是最有效的組織，而且是強力的組織。因此，早期的民主或多或少都處在軍人的監護之下。令人不解的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有些國家的文人政治家仍然不能約束自己的行為，從而出現了民主——腐敗——軍人政治——民主的惡性循環。一些拉丁美洲國家、菲律賓和泰國就進入了這樣的循環。　　6.中國與日本和土耳其的比較　　中國的維新與革命是在接觸了外部世界之後進行的，參照了西方的模式。因此，考察中國變革的得失，還應當把中國置於世界的背景之中。　　與中國先後實現變革的，還有日本和土耳其。中、日、土三國的變革都是在面臨列強威脅的情況下進行的，都是為了變法圖強。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日本變革的成功已經被公認，土耳其變革的得失還有待評估。在我看來，雖然土耳其還面臨不少問題，但已經建立了穩固的民主制度，保留了民族的文化，同時正在融入歐洲。　　有一本名為《狼圖騰》的暢銷書曾經引起過爭議。作者讚揚北方游牧民族的狼性，引發了不少的批評。在這裡，我不評價狼性的優劣。說起游牧民族的優點，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對待敵人的態度。有時，在爭鬥中感到確實不如敵人的時候，就學習和追隨他們。這種做法有些近乎本能，與道義無關，但在變法圖強的時候非常有效。從客觀上講，這是一種追求進步的強大動力。曾為游牧民族的土耳其和有游牧民族因子的日本就是這樣。　　日本和土耳其變革的最大的特點是，承認自己的落後，虛心地向強者學習。由於不相信自己有什麼創造性，所以一板一眼地學。國人說，要有選擇地學習西方。不錯，日本和土耳其在開始變革的時候就是這樣。日本憲法參照了歐洲國家中保守的德意志和奧地利模式，土耳其共和國在創建的初期也不能說是民主的。與中國不同的是，這兩國對於下了決心要學習的事物認真地學習，並且不輕易地改變。雖然沒有全面地西化，但仍然承認西方比自己先進，這就為不斷地進步提供了可能。她們在進步的過程中有過曲折和後退，但不反覆無常。　　有人說，列強欺負中國，所以不能向他們學習。對此，我們不妨看一看土耳其。由於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投向同盟國，戰爭不但造成了帝國的解體，而且土耳其本土也面臨著被佔領和瓜分的危險。土耳其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成功地阻止了列強的侵略，保衛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凱末爾與西方戰鬥，勝利以後又向西方學習。年輕的土耳其共和國先後廢除了蘇丹制度和哈里發制度，確立了世俗政治的原則。與此同時，凱末爾還努力加強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弱化了的突厥屬性。國際化加上民族性，就是在今天也是明智的選擇。另外，土耳其革命得到了蘇聯的支持，受到了蘇聯的影響，卻沒有像中國那樣以俄為師。　　總的來說，面臨與中國同樣的難險，日本和土耳其抓住了變革的要點，行動上果斷和堅韌，並且具有連貫性。因此，她們與近代的中國相比表現出更高的智慧。　　近代的中國人在變亂中驚慌失措，總想找到速效的辦法，不知道找到正確的道路，堅持下去，假以時日就會得到正果。我們向先生學習，卻又不相信先生。我們在遇到挫折的時候驚慌失措，懷疑取到的不是真經；我們又往往淺嘗輒止，小有成績便沾沾自喜，以為馬上就可以超過先生。我們好像是有幾分天資的學生，不刻苦學習，成績並不好，卻敢於藐視刻苦用功的同學。　　國人迷信「迎頭趕上」和「學生超過先生」，總想找到捷徑，喜歡更換先生。打一個不準確的比喻，這就好比有些人把學習英語當成頭等大事，卻不願意下苦功夫，見異思遷，頻繁地換教材，換老師，一次又一次地從ABC開始。　　因此，反思近代以來的歷史，中國人一定要學會認真和堅韌。切記：進步是從堅持中獲得的。　　7.再談國民性　　學者們常常談到國民的弱點，集中起來就是沒有常性和不團結。對於前者已經有所涉及，現在談談後者。　　中國人缺少協作精神，不抱團，不團結，這已經成為定論。這中間的原因非常複雜，也許永遠也無法弄清楚。我傾向於認為，漢民族是由很多部分逐漸地融合而成的，是一個文化共同體。不僅如此，這種融合不如其他民族那樣徹底，還在繼續進行之中。究其原因，一是中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二是古代皇帝的權力巨大，隨時有可能侵佔個人的權益，並且限制了民間社會的作用。因此，國家對於臣民的保護和關照就十分有限，國家的統一與臣民的福祉沒有直接的關係。　　我在這裡冒昧地探討民族性問題，是想指出在現代化、國際化的進程中，必須樹立現代的民族意識和民族國家意識。應該指出，自辛亥革命以來政治人物所推動的各種進步之中，鮮有維護民眾權利的內容。只要強調革命、改革、建設和經濟發展的目標，最終結果就是要求民眾做出犧牲。　　我認為，中國最偉大的進步應該是尊重和保護人權，保護國民生存、追求幸福和表達意見的權利，讓國民實實在在地感到國家是自己權益的保護者，讓國民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感覺到國家是可以信賴的。此外，還要兼顧各地區、各部分中國人的利益關係，反對任何歧視。必須樹立這樣的觀念：只要是中國人，什麼事情都可以通過協商來解決。　　中國有好客的美德。但是，自古以來的好客是以忽視臣民的權益為代價的。現在，必須強調國家首先要對自己的國民負責。在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和全民學習英語的熱潮中，一定要避免給予外國人以超國民待遇，避免對於國人事實上的歧視。　　迴避上述的要求，增強國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是一句空話。　　十二、捍衛辛亥革命的精神　　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越來越近的時候，各種否定的聲音不絕於耳。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認為滿清王朝沒有必要被替代。這也不奇怪，國人對於歷史的重新認識一般不基於個人的思考，而是根據時下的潮流進行詮釋。　　雖然只是推測，但我可以負責任地這樣說：在犬儒主義、機會主義、拜金主義盛行，滿清辮子戲泛濫，官本位根深蒂固，理想被棄之如履的社會背景下，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思」大多沒有什麼價值。 　　現在，我們對於腐敗已經麻木，對於權利不再追求，卻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經濟能夠發展，只要個人能夠賺錢就萬事大吉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本應該以辛亥年前後的歷史為鏡、為鑒。不料一些學者卻不惜扭曲歷史，把歷史變成哈哈鏡，以證明現實的合理性。在他們看來，不但滿清應該萬壽無疆，而且也沒有必要遵守規矩，讓天下蒼生仰仗慈禧太后的鼻息。只要把老佛爺糊弄好了，搞一些洋務，讓貴族繼續作威作福，讓後起的高等華人多賺幾個銀元，不時開一開洋葷，天下就太平了。按照這樣的思路，不需要維新派和革命家，有曾國藩那樣的忠臣，有李鴻章搞洋務和外交，我們力爭做胡雪岩和盛宣懷那樣的官商就行了。這樣地研究歷史，是不是刻舟求劍，是不是痴心妄想呢？　　自從看到有些人在21世紀連戊戌變法都無法接受的時候，就再也沒有興趣與他們辯論了。如果與他們辯論，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他們的水平之上了。跪在地上甚至趴在地上的人，無法理解那個偉大的時代。沒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沒有捨生取義的勇氣，探索出來的結果不過是吃虧佔便宜的道理，不過是怎樣讓自己合適而已。　　革命不是進步的捷徑，不可以輕率地倡導。但是，辛亥革命留給我們太多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記取。革命是一種突變，而面臨突變的時候是不可以用靜態的方法來研究的。我們研究革命，就是為了避免由於矛盾的堆積和激化而引起的突變。　　在我們被犬儒主義所窒息的時候，辛亥年間中國人的理想主義和犧牲精神就更加值得讚許。辛亥革命的精神，進取的精神，融入世界潮流的精神，妥協和寬容的精神，將會成為中華民族的寶貴遺產。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就要到來的時候，我們不要忘記革命先賢建立共和的初衷。　　特別是，不要忘記1911年10月10日。從那一天起，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帝制永遠結束了……　　2006.10.24.夜　　再一次感謝東籬小居先生，並且在以後修改時加上參考資料。-------------------------------------------------------對辛亥革命的反思東籬小居日本明治維新後迅即崛起為世界性大國，雖經二戰的沉重打擊，在維新百年之後，成為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的強大國家。並且，國民富足，政治敏豬，無論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成為一個現代大國。反觀我們苦難的祖國，百年滄桑，人民經受了太多的艱苦磨難，改革開放後才步入正常發展軌道，然而敏豬之路尚遙。這裡一定有許多深層的原因需要我們挖掘。今天是辛亥革命95周年紀念日，本來想寫一篇東西，一來紀念這個不平常的日子，二來對辛亥革命加以反思。可惜時間有限，不可能有大段時間寫這樣的文章，只好把對中國為何沒走上憲政之路的一些思索簡單羅列出來，以緬懷這個歷史事件，也與學友們一起對這場革命進行反思：一、清廷撲滅戊戌變法，堵住了和平變革之路；二、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洋務運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思想的實踐，其時證明不觸動制度不能強國富民，宣示中體西用這一思想的破產；三、甲午戰爭的失敗，改變了東亞均勢，中國徹底為世界諸民族所看不起，同時也完全喪失了外交主動權，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其時，中國的任何強國為目的的變革都不再會得到列強的支持，更遑論如斯賓塞幫助日本設計改革藍圖這樣的事情；四、清末朝廷的衰落，使清廷與民間形成均勢，此時正是憲政改革，立憲敏豬之機。但是，兩個原因讓中國錯過了這第二次歷史機遇（第一次是戊戌變法）：1、中國只有改朝換代的傳統，沒有妥協協商的前例，因此，任何一方總是尋機壓倒對方；均勢不可能制度化維持，只能朝向此長彼落，你死我活的方向演變；2、清廷是少數民族政權，漢民族的自尊難以容納一個少數民族立憲皇室，民族矛盾和對專制的反抗糾纏到了一起，成為解不開的死結；五、辛亥革命給中國憲政敏豬一次難得的機會，但是，結果卻令人大失所望，究其原因如下：1、革命黨人並不真正懂得憲政，比如，辛亥革命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裡並沒有明確立國的方向；三敏豬義雖然提出了較具體的制度性口號，但是，一個革命政權，沒有一個詳細的綱領，或制度設計必然走向混亂。這裡有兩個比較：a、法國大革命提出「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但是缺乏制度設計，從而造成百年混亂；b、美國則有傑佛遜、亞當斯、富蘭克林等一大批傑出政治人物的制度設計和各州協商妥協，因此建立了一個較穩固的敏豬政體。值得一提的是英國，英國的敏豬制度緩慢演變了近300年，起於憲政，歸於自由敏豬，因此平穩過渡。基於中間的則是日本明治維新，既有對天皇擁戴傳統上的回歸，又有斯賓塞幫助下的制度設計，更有麥克阿瑟主導下的敏豬改革，因此制度建立迅速，人工斧鑿痕迹明顯；2、清廷垮台，各地必然擁兵自重，而且中國地域遼闊，情況各異，革命黨人沒有及時提出聯邦或邦聯主張，雖然辛亥革命一起，各地紛紛獨立，革命黨人卻受大一統思想禁錮，不能順勢而為，結果造成軍閥割據，戰亂不斷的局面；3、孫中山雖然有華盛頓之量，卻無華盛頓之智。同樣辭去總統一職，華盛頓把美國交到了一個完善的聯邦制敏豬政府之手，而孫中山卻交給了一個居心叵測，擁兵自重的權客手中。即使當時也可看出，華盛頓是深謀遠慮的寬厚之舉，孫中山則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六、國民政府的北伐戰爭雖然以東北易幟為標誌取得勝利，但是，建立在軍事征服下的勝利，必然較少憲政敏豬，更多專制傾向（這裡有個問題，就是美國南北戰爭，思考中），更何況對各地軍閥的讓步，造成了地方軍閥割據，中央政府專制這樣的滑稽局面。這樣的政府雖然看上去專橫，其實是一個弱勢政府；這樣的國家更是一個虛弱的國家；七、辛亥革命後，政治精英留學地大多選擇日本、法國和俄國（十月革命後蘇聯直接插手），形成或者國家主義，或者激進主義，或者兩者混合物的政治理念，而英美的漸進改良和憲政思想受到忽視，這個結果深深地影響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政治走向；八、日本和俄國這兩個中國強鄰對中國事務的干預，甚至武力入侵，阻斷了中國社會自生秩序的形成，嚴重干擾了中國進入現代國家的進程；九、後來的事情大家就都清楚了。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望引起麥田網友的討論，以紀念辛亥革命。2006-10-10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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