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剛：圖存求強絕不可開倒車(2)

　　與此同時，朝廷中的頑固派希望藉助義和團「盡焚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然後繼續做閉關鎖國「天朝」的美夢，以痛恨西洋、批評洋務著稱的大學士徐桐見之喜不自禁曰：「中國自此強矣。」　　由於民教衝突日益增多，清廷在上諭中指示各省辦理教案，應遵照「化大為小，化有為無」的原則，地方官不應「誤聽謠言」，避免引起更大的外交糾紛。1900年1月27日，英、美、法、德等國駐華公使同時照會總理衙門，認為上諭的措辭給人的印象是「中國政府對義和團和大刀會這樣的結社抱有好感」，要求清政府「下令指名對義和拳和大刀會進行全面鎮壓和取締」。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第12～13頁。)3月2日，英、美、德、法、意五國駐華公使，再次前往總署施加壓力。三天後，五國公使威脅說，如果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將採取「必要手段」。　　5月中旬以後，以端王載漪、剛毅為首的頑固勢力，召引義和團入京，包圍使館、教堂，燒殺事件時有發生，京城秩序大亂。就連光緒的處境也處於危險中，載漪為了他的政治目的，在義和團民中煽動「殺一龍(光緒帝)」的活動，6月25日，載漪、載勛一夥帶領60餘名義和團民闖到光緒帝臨時居住的寧壽宮門，他們口稱尋找「二毛子」，「大聲呼噪，請皇帝出宮，群呼殺洋鬼子徒弟，殺洋鬼子朋友」，欲對光緒帝下毒手，甚至當面「呼帝為鬼子徒弟」，最後慈禧太后親自干涉，此事件才得以平息。(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第67卷，第4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　　5月15日，日本使館書記官杉衫彬在永定門外遇害，北京城裡很多人已經預感到了事件的嚴重性，「都人聞信，咸慄慄戒懼，知有危禍。各使館外人，尤大嘩憤，群起向總署詰責，問我政府究竟有無保護外人能力？當局支吾應付。」(吳永口述，劉治襄記：《庚子西狩叢談》，第18頁，嶽麓書社，1985年版。)　　3天之後，英國公使竇納樂致函給清政府，告誡如果事情事態持續下去會帶來無法預想的後果：「我要再一次請貴國皇帝和大臣注意，六個月來，我不斷在口頭和書面提醒貴國政府，說你們如果不採取適當辦法鎮壓義和團和大刀會，將引起極大的危險，而你們對我的勸告一向回答說『這是過分的憂慮，誇大了危險性，中國政府正在辦理有益於和平的一切事情。」(《竇納樂致滿清總理衙門信》，《義和團史料》，下，第543頁。)　　杉衫彬被殺之後，團民又揚言要焚燒各國使館，朝廷內部一部分開明官員作出反應，勸告各國公使暫時回國，慈禧太后在權衡利害之後頒布諭旨，著派兵護送使館人員赴天津。各國公使遂赴總理衙門辭行，但在德國公使行至總布衚衕，卻被一兵士擊斃。於是各國公使認為清政府無保護誠意，行亦死，居亦死，隨即各公使電告政府設法派兵保護，「卒動列強之公憤，招八國之聯軍。」(《綜論義和團》，《義和團史料》，上，第159頁。)　　在民間，甚至有許多無辜百姓被團民指為二毛子而慘遭殺害。5月28日，直隸總督裕祿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九夜(5月27日)先聞涿州至琉璃河一帶猝被拳匪將鐵路焚毀，詎今早由琉璃河至長辛店一百餘里沿途鐵道車站橋樑並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燒」。與此同時，各地紛紛告急：「刻下電線又阻……至長辛店線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線，被匪徒砍斷。」　　二　　更多的義和團團民不分晝夜陸續結隊入京。6月16日，慈禧太后曾發布上諭，責成剛毅、董福祥對義和團「親自開導，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壯者，即行召募成軍，嚴加約束。」但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至20日宣戰前夕義和團民已「不下數萬」。 (仲芳氏：《庚子紀事》，第15頁，中華書局，1978年版。)在此之前，清政府並不是無力處理，由於有了朝廷內頑固派的明確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展。慈禧太后的上諭也變成了一紙空文。　　局勢發展令人憂慮。可是，在清廷幾次御前會議上，由於頑固派的控制，持異議的開明派大臣包括慶親王奕劻在內多不敢言。　　當時，朝臣中有袁昶、許景澄、徐用儀、聯元、立山五人挺身而出，與頑固派唇槍舌劍，提出他們解決時局的方案。朝廷最後的決議，不但沒有採納的他們的方案，還將他們五人處決。　　五大臣中以袁昶、許景澄的言行最為突出有力，他們主張先強行解散、肅清義和團，不為列強製造出兵的口實，並草制《擬急救目前危局折》呈上，折中言：「惟有先清城內之匪，以撫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續調之兵。必中國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　　許景澄時任戶部主事，充總理衙門章京，他曾奉光緒帝詔命出使日本，以丁父憂未行。後出任為駐法、德、意、荷、奧五國公使，又為駐俄、德、奧、荷四國公使。在俄國對中國帕米爾地區領土進行侵略事件中，他據理力爭，維護主權不遺餘力，表現出恪盡職守的風格。袁昶、許景澄參加了宣戰前歷次御前會議，在極端保守集團高倡借用義和團力量剿滅洋人，迅速對外宣戰的情況下，二人不畏權勢，抗言直陳，又多方奔走遊說，以期力挽狂瀾。在御前會議上，袁昶「力言莫急於先自治亂民，示各夷使以形勢，俾折服其心，然後可以商阻夷使添調外兵」。 (袁昶：《亂中日記殘稿》，《義和團》，第1冊，第346頁。)袁昶看建言不見用，退朝後又找慶親王奕劻、端王載漪、榮祿等進言，結果是奕劻「神色沮喪」，「榮叱之」，而「端甚怒」。　　義和團在京城內已成失控之勢，義和團自被端王、剛毅之流招入北京後，已經完全被頑固大臣控制和利用。　　袁昶、許景澄二人在上《擬急救目前危局折》後，又進呈第二疏，引經據典、中西合璧、喋喋不休，專門申說保護外國駐華公使的必要性：「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使報復，在京之洋兵有限，續來之洋兵無窮，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國際法此時已傳入中國60年，他們在這裡把保護使館的意義說得十分清楚。　　接著，二人又緊急上了第三疏，痛詆徐桐、剛毅、啟秀、趙舒翹、裕祿、毓賢、董福祥之流的誤國，要求「先治以重典」，「與徐桐、剛毅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應得之罪。」光緒帝甚至手攜許景澄衣，懇切他說：「天下數萬萬生靈，立見塗炭，汝不可不切言之。」可見光緒帝也同時看到了圍攻使館將帶來的無窮的危害。許景澄回答道：「似宜而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還。」光緒帝首肯而舉朝皆怒許之失言。(《義和團》，第1冊，第340頁。)　　頑固派把持的朝廷已決心與列強一戰。　　袁、許二人終招致殺身之禍，王彥威在《庚子西巡大事記》中不無惋惜地感慨道：「被害純為政見之不同。」　　袁、許被逮逋後，榮祿曾約同僚王文韶在朝廷上力爭，但未能奏效，端王載漪甚至又參奏王文韶為賣國賊，幸而在慈禧太后極為倚重的榮祿的保奏下才得以免究。　　其餘如徐用儀、聯元、立山也被斬棄於市。　　徐用儀(譯署前輩)在得知德國公使克林德被害後，預感大事不妙，慨嘆說「禍始此矣」。見袁昶、許景澄被害，他終日憤憤不平。聯元則在庚子事起後，跟頑固派爭論於朝廷之上，認為雖然「民氣可用」，但「匪氣不可用」。極力主張義和團不可信，使臣不可殺。並且說道：「按國際公法凡殺駐京使臣，敵國必以兵報復，若戰而勝當屠城。此事萬不可行。」(《清史稿》本傳，王彥威：《西巡大事記·卷首》。)　　立山本來是慈禧太后所信任的大臣，被載漪等人所嫉恨。載漪力主拳民可用，慈禧太后首先諮詢身旁的立山，立山回答：「拳民的法術不足為靠。」並且進而說明了自己一貫的主張——「主和」而非「主戰」。載漪大怒，指責立山：「拳民用的是愛國之心，何必用法術，立山必與外人通！」因為立山的府邸緊挨教堂，於是載漪傳播謠言，聲稱立山藏匿有外國人。就這樣，立山雖然在政治上追隨慈禧太后，但是還是不免被殺。據說被囚禁時，太后曾使人私底下照料，但是仍不免一死。　　經過戊戌政變，諸多改革人物康梁等被逐出政治舞台，朝中是頑固派一手遮天的局面，開明派中的漸進分子也受到排擠，即使慈禧太后有意庇護也不能免於遭到迫害。但辛丑條約後，清廷很快頒詔昭雪五人，給予旌表，史稱「五忠」。　　頑固派挾制、矇騙義和團民，自然不是為了「中國」而戰，甚至不是為了「大清」而戰，只是為了皇位和權力而戰，因為端王載漪的兒子在此前已經被慈禧太后確立為「大阿哥」，即光緒皇帝的直接繼承人。光緒皇帝的革新姿態和現實處境贏得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同情，有不少人還對其有朝一日能夠主政寄予希望，中國國內許多開明人士也不希望光緒皇帝被載漪之子所取代，所以朝中許多大臣和西方國家公使對「大阿哥」的地位不予承認。　　被頑固派鼓動到戰場上的義和團民遭到的是被侵略者殘忍屠殺的命運。抗擊八國聯軍的主力是幾支近年來訓練而成的西式裝備部隊。羅榮光指揮守軍守衛大沽炮台，激戰6個小時。然後是天津保衛戰，依靠的主要是聶士成和馬玉昆的部隊。義和團雖然也參戰，但往往「官軍在前」，「團民相隨」；義和團單獨執行的任務更是「每戰必敗」。 (《義和團》，第2冊，第20、153頁。)李秉衡率「勤王師」是一支配備了洋槍的舊式軍隊，他們自北京東部迎戰聯軍，請三千義和團助戰，卻一戰即潰。在戰事中，義和團甚至赤手空拳，或持引魂幡、混天旗進入炮火連天的陣地中，無異於驅民於死地。戰死者可歌可泣，逃亡者也可諒解，但誇大義和團的戰績，是和迷信「神力」的官員宣揚義和團如何神靈沒有任何區別。　　同治時期，由奕、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重臣發起的在實業、軍工等領域學西方的運動，雖然締造了「中興」氣象，但因為甲午年與日本的戰爭慘敗而陷入低谷。之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志士在文化教育制度及政治體制改革等方面學西方的維新運動，也因為一系列主客觀原因而告失敗。再之後，是頑固派的大復辟，由官僚隊伍中最保守落後的王族代表載渏、「清議派」代表剛毅、軍隊中的盲目強硬派趙書翹等，各懷不同的目的，用最愚昧的方式向西方列強和朝中政敵發難，其結果必然是將國家引向災難。　　戊戌政變後，奕劻、榮祿和裕祿等人進入到權力的核心，他們雖然比康梁維新派算是緩和的官僚，但並不屬於極端的保守分子，同時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官僚在甲午戰爭之後開始失勢，張之洞應該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上走得更遠的人，但是隨著戊戌政變的發生，自保心理讓他暫時退卻，並且一直任湖廣總督，坐鎮湖北，此時還沒有進入清政府的權力核心。袁世凱比張之洞更加懂得權力藝術也更加務實，但是此時，他還沒有政治發言權。更重要的是因為張之洞和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已經表露出維新的姿態，並同維新派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接觸。所以在頑固派把持權力舞台的情況下，這兩位頗具開拓意識的大臣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政治表現機會。　　時人發出警告說，中國有成為第二個緬甸、安南、印度或波蘭的危險，開明派提出要通過變革來拯救民族；然而，頑固派則主張消滅洋人，他們主張搞強硬政策，慈禧太后在他們的影響下也決定不再向外國列強讓步。1899年11月21日，她訓令各省當局：「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以中國地大物博……又何強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干戈為玉帛，專恃折衝尊俎也。」(《大清德宗實錄》，第543卷，第5頁，中華書局，1987年版。)這幫頑固派無所依靠，手中只有舊式軍隊以及保國保種的高談闊論，對西方社會茫然無知，也絲毫不願放下姿態了解西方，同時害怕開明官僚的排擠。形成「劣幣驅優幣」的惡劣態勢，他們盯上了已在民間形成一定氣候的「義和團」勢力。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