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甌缺：兩宋王朝的真實與想像

歷經晚唐以降百餘年的動亂，興起於河東、兩淮之地的趙宋王朝，以長江中下游為中心再造社稷，使中國得以重享三個世紀的安定與富饒。它的統一與偏歷盡安、新法與舊黨、富足與孱弱，在矛盾中自有其魅力；更以存亡之際的兩場抗爭，成為塑造中國人民族精神的來源。寓張力於「金甌有缺」之中，正是宋的時代特徵。殿前都點檢（禁衛軍司令）趙匡胤在陳橋驛被將士披上黃袍的那一天，為後周世宗顯德七年（960）正月初三，上距朱溫篡唐53年，下距靖康之變167年。周世宗柴榮在半年前出征幽州之時意外病逝，繼位的幼帝柴宗訓未及改元，就在一片紛亂之中被他倚之為柱石的禁軍趕下了舞台。其時，趙匡胤尚有一項兼職「歸德軍節度使」，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系春秋時代宋國故地。是故由他開創的新王朝，便以「宋」命名。巧合的是，167年後趙匡胤的七世侄孫趙構同樣在宋州（其時已改稱應天）稱帝，延續了本朝的國祚。明人羅貫中所著《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中，有「趙霸入汴誆軍糧」一回，所述的乃是趙匡胤之祖父趙敬（趙霸）在後唐軍中時，自後梁手中騙得十萬斛糧草的傳奇。其時與趙敬同在黃河北岸和梁軍對峙的後唐諸將中，竟有五人相繼成為皇帝，其中石敬瑭、劉知遠、郭威分別開創了五代中的晉、漢、周三朝，間隔卻僅有13年，時局之亂可見一斑。而在後唐的四位君主中，有三人是毫無血緣關係的螟蛉義子，後周更是出現了內侄繼位卻不改姓（柴榮繼承舅父郭威的帝位）的離奇情形，足可窺見儒家的「大義名分」與皇權儀禮，經過安史之亂以降200年的衝擊，在華北地區已經蕩然無存。趙匡胤的陳橋兵變，與950年後漢樞密使郭威在澶州黃旗加身、帝業自為的情形毫無二致，不過是「兵強馬壯者當為天子」、以武力強推異姓革命的重複。以梁啟超為代表的近世史家在檢討宋人的王朝正統觀時，尖銳地指出：《冊府元龜》《舊五代史》之類的北宋史書之所以提出「五代」這一概念，將朱溫篡唐以降那五個曇花一現的華北王朝（其中還有三個系沙陀人所建）視為與隋、唐無異的完整之「代」，本質上是為了掩飾趙宋自身的得國不正。若要使趙匡胤的陳橋兵變名節無虧，就必須肯定郭威澶州兵變的合法性；繼而連稱臣契丹之晉、四歲而亡之漢也被奉為中原正統，宋人始可按照「五德始終」的合法性傳承理論，宣稱「本朝上接唐之土德、晉之金德、漢之水德、周之木德，應火德之瑞」。但以開國之初的疆域論，趙宋不過佔據河東、兩淮的70餘州，北有北漢、契丹，西有党項、後蜀，南境則與荊南、南唐、吳越對峙，缺乏地理屏障，面積不及盛唐的三分之一，可謂殘山剩水、金甌有缺。但宋終究沒有重蹈五代短命的覆轍。儘管終300年之世，它也沒能完成興復幽燕的偉業、真正成就大一統局面，但託庇於太宗、真宗以降的政治改革和注重文教，兩宋得以擺脫此前200年間藩鎮林立、武夫當國的困境，成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工商業大國、貿易大國和文化中心。漢末以來沉寂已久的儒學，在宋代得以重光；以印刷、醫術和火藥為代表的技術革新，以茶藝、瓷器和書畫為代表的文化潮流，乃至繁盛的貨幣經濟與發達的市鎮，更是前代難得一見的盛景。儘管它那臃腫孱弱的國防力量、內訌不斷的官僚體系和竭澤而漁的賦稅制度使其兩度在外敵的兵鋒面前「突然死亡」，但宋之文明成果與文化滋養，至今猶有遺德。自兩宋起，中國社會逐步進入以平民階層為主體的時代；西學東漸之前的本土文化，亦在此際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燕雲的詛咒對崛起於後周版圖之上的趙宋而言，決定其安全形勢、國防資源分配甚至王朝命運的關鍵事件，早在陳橋兵變之前22年就已發生。彼時，趙匡胤還只是11歲的頑童，其弟趙光義更是要到一年後才會出生。936年夏，後唐天平節度使石敬瑭於太原起兵，對抗其內兄末帝李從珂。由於官軍勢大、戰局不利，石敬瑭遣其謀臣桑維翰向契丹國主耶律德光求援，許諾滅後唐後將奉契丹君主為「父皇帝」，並割讓燕薊、河東兩節度使治所內的十六州土地。契丹軍隨後依約南下，擊破包圍太原城的唐軍，並冊封石敬瑭為後晉皇帝。937年石敬瑭攻陷洛陽、滅亡後唐之後，果然於次年交出十六州之地，每歲還向契丹納絹30萬匹。從那時起直到1368年，中原漢人王朝始終不得收回燕薊之地。因諸城規模以燕州（亦稱幽州，今北京宛平）和雲州（今山西大同）為最大，故此地往往合稱為「燕雲十六州」，契丹（遼朝）則分設南京、西京兩道以管轄之。燕雲十六州東西寬約600公里，南北長約200公里，總面積超過12萬平方公里，居高臨下，將古長城與燕山、太行山北支之險盡收彀中。游牧民族的騎兵以此為基地、越華北平原南下，須臾可抵黃河；後唐、後晉、後漢三朝的發家之地太原府亦在其威脅之下。而中原政權在失去這一地理屏障之後，在北部邊境將面臨長久的入侵風險，對兵力、財力皆構成巨大的潛在負擔。故從後周建立之日起，即圖謀恢復燕雲之地。世宗柴榮於959年興兵北伐，攻下瀛、莫二州，旋即病逝。一年後趙匡胤黃袍加身，北伐之任遂轉移到宋的肩上。趙宋立國之初，先以「杯酒釋兵權」建立起君主對禁軍的絕對控制，隨後相繼攻滅荊南以及割據湖南的武平軍。964年冬，趙匡胤與丞相趙普、晉王趙光義在一個雪夜確定了統一天下的戰略：先南後北，首先消滅實力較弱但治所富庶的後蜀、南漢、江南國（南唐）、吳越等南方割據政權，隨後一鼓作氣、興兵北伐，攻破依託太原堅城固守的契丹附庸北漢，並一舉收復燕雲十六州。此舉與「先北後南」的主動進攻路線相較要保守一些，但一旦北伐失敗，還有南方的廣闊腹地可作退路，因而為政權初建、家底不厚的趙宋君臣所喜。從964年到975年，宋軍大致按照這一戰略，完成了對東南半壁江山的統一，同時積蓄財富準備北進。但因為太祖趙匡胤在976年11月神秘去世，統一北方之業系在太宗趙光義即位後方開始全面實施。太平興國四年（979）春，宋軍在付出不菲的傷亡代價之後，終於攻下北漢的都城太原，將這座唐末以來北方藩鎮的權力中心夷為平地。大軍隨後越太行山東進、直驅燕州，企圖一舉收復燕雲失地；但在城北高梁河（今北京紫竹院、動物園周邊）一帶被遼軍主力擊敗，全線潰退，連宋太宗本人也被射中兩箭，被迫乘驢車落荒而逃。休養生息到雍熙三年（986），趙光義再度發三路大軍北上，企圖利用遼聖宗少年繼位、根基未穩的機會一雪前恥。但曹彬統率的東路主力在攻佔涿州之後孤軍深入，於岐溝關遭遼軍精銳痛擊，傷亡之巨令沙河為之壅塞，一路後撤至雄州才站穩腳跟。受其牽累，已奪回五個州的中、西兩路宋軍也被迫撤退。結果不僅未能達成進軍目標，反而丟失易州，加上日後遼在遵化一帶新設的景州，連周世宗收復瀛、莫二州的成果也被葬送。此後宋軍在北方開始轉入防禦，滿足於通過種植樹木、開挖河渠等消極手段抵擋遼的進犯。 宋太宗駕崩之後七年，1004年秋，遼聖宗發兵20萬南下，在黃河北岸的澶州與宋軍對峙。新任同平章事（宰相）寇準力諫宋真宗御駕親征，使遼軍難於速勝。入冬之後，雙方展開談判，於1005年1月達成停戰協議：宋遼邊界以雁門關-瓦橋關一線的實控範圍為準，宋放棄對燕雲十六州的領土要求，遼亦不得南侵。作為回報，宋每年向遼提供銀10萬兩、絹20萬匹的歲幣（仁宗年間增加到銀20萬兩、絹30萬匹），兩國君主約為兄弟，承認彼此的合法性。此即著名的「澶淵之盟」。與動輒耗費數百萬緡（每緡合銅錢1000文）的戰爭費用相比，這當然是極實惠的安排。從那時起，遼宋兩國間的和平維持了約120年，自中唐以來實為罕見。但燕雲十六州給趙宋帶來的詛咒並未就此消弭。儘管宋遼之間的邊界已經確定，但由於缺乏自然屏障，宋仍須在邊關駐紮數量龐大的防軍加以防範。加上党項人控制的定難軍宣布獨立、建立西夏政權，宋在西北方向依舊面臨可觀的軍事壓力。要防備邊患，就須養兵；而宋代推行募兵制，將正規野戰部隊統一編為禁軍，士卒自20歲入伍起即成為職業軍人，須服役至60歲方告退役，其間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壯年時段具有實際戰鬥力；為解決此問題，又須不斷增加部隊員額，長此以往乃形成冗兵現象。這一困局又因首都的選址失誤而進一步惡化——趙宋立國之初，與後梁一樣定東京（開封）為都城，意在利用通濟渠（隋運河）的便利獲得自長江流域運來的米糧。但東京地處平原、無險可守，自太行山以東南下的騎兵可以輕鬆叩關，在戰時乃是絕佳的進犯目標。故宋太祖在晚年曾設想遷都西京（洛陽），借伏牛山之勢以為憑靠。但其時聯通東西兩京的運河河段已經因年久失修而淤塞，糧食、物資只能由陸路運進，耗費相當可觀；加上身為繼承人的宋太宗不願放棄自己經營多年的開封府，此項動議最終作罷。為拱衛一馬平川的首都，只得拚命堆積防軍，到徽宗年間竟已達禁軍80萬（《水滸傳》中的名號即由此而來）之眾——這還只是負責警戒首都的衛戍部隊的數量。包含充當雜役的廂軍在內，全國軍人總數由太祖時的20萬一路膨脹至仁宗以後的125萬，養兵竟須耗費歲入的80%。而如此龐大笨重的野戰軍，實際戰鬥力依然不濟，對遼和西夏的戰略均勢依然要靠歲幣賄買來達成。奇怪的是，即便如此，宋人對燕雲十六州的執念依然根深蒂固。徽宗宣和二年（1120），朝廷遣使自登州渡海前往遼東，與女真人建立的金國締結盟約，相約共同對遼作戰。金軍負責攻打遼之上京與中京，宋軍則北上收復南京（燕京）和西京（雲州），雙方戰線以長城為界。事成之後，金人允諾由宋收回燕雲十六州中位於太行山以東的9個州和雲州，宋則將此前贈予遼人的歲幣改贈金國。換言之，為了實現燕雲之夢，宋徽宗及其朝臣在尚未明辨形勢的情況下就決定撕毀「澶淵之盟」，發起一場已經100多年未曾實施的北伐之役。宣和四年（1122）開春以後，由宦官太尉童貫指揮的15萬宋軍越過白溝北進，但被早已嚴陣以待的遼軍擊退，出師不利。此時金軍已經攻下中京，向長城一線穩步推進。而童貫在嘗試攻打燕京失利後，被迫向金人求援，允諾城破之後將20萬居民和金銀、糧草全部讓予金軍，宋人僅收回一座空城。到宣和五年（1123）戰事基本告終時，宋軍實際只接收了太行山以東的7個州和燕京孤城，同時還要向金國移交軍糧20萬石以及現金100萬緡（一緡合銅錢1000文）作為酬賞。但宋徽宗因「大捷」而利令智昏，竟還想拿下不屬十六州範圍的河北重鎮平州（盧龍），令金人勃然大怒。於是在1127年深秋，金軍大舉南下，對不久前的盟友發動了入侵。早在征遼之役時，金人對宋軍的真實戰鬥力和弱點就已瞭然於心。他們所採取的進攻套路，正是100餘年來宋人最畏懼的一種：東路軍取道定州、真定府直插東京，西路軍從太原指向洛陽，過黃河後向東京迂迴。宋徽宗匆匆讓位於太子趙桓（欽宗），逃往鎮江避難。東京守軍在尚書右丞（少宰）李綱的指揮下，一度迫使東路金軍撤退；但趕來支援首都的宋軍主力在折向太原途中，被金國西路軍大部殲滅，喪失了最重要的有生力量。於是當金人在靖康元年（1126）秋天再度兵分兩路南下時，分頭迎敵的宋軍對其已無法造成任何傷害。靖康二年二月初六，在從宋人手中勒索了黃金21萬兩、白銀740萬兩、絹帛100多萬匹、婦女兒童無數之後，金人宣布將宋帝趙桓廢為庶人，與已經禪位的太上皇趙佶以及宗室男女共數萬人一同押往北境。靖康二年（1127）初夏，徽、欽二帝在金兵押送之下，終於抵達趙宋王室100多年來魂牽夢縈的燕京之地。兩人隨後被流放至遙遠的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在那裡凄慘地度過餘生。宋人光復燕雲的漫長理想，伴隨著徽、欽二帝的「北狩」最終落空，成為靖康之變的一個難堪註腳。又過了100多年，元朝喇嘛僧人楊璉真伽盜掘安葬於紹興的宋徽宗靈柩（1141年由金人送還給南宋政府），發現棺木中僅有幾塊火化後被擊碎的骨殖碎片，不由得大驚小怪地叫嚷道：「南朝皇帝根基淺，竟然化了！」中流北與南靖康之變的災難，不僅徹底終結了宋人收復華北的奢望，連帶也使作為帝國心臟的河南腹地（洛陽、開封）被兵禍摧毀殆盡，無法再充當中樞之用。金人雖無意直接統治中原，但在撤兵之時擄走了大部分趙宋宗室，並冊封尚書左丞（太宰）張邦昌為傀儡政權「大楚」皇帝，統治黃河以南的宋朝故地。張邦昌自知缺乏根基，在金軍撤退之後主動將政權移交給留在東京的宗室家長、哲宗廢皇后孟氏。此時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正在相州（今河南安陽）組織義軍勤王，聞聽二帝以被擄走，遂于靖康二年五月一日（1127年6月12日）在遠祖趙匡胤的發家之地應天府登基，改元「建炎」。宋帝國的歷史乃進入通稱為「南宋」的第二階段。趙構稱帝之時，黃河與淮水之間還是宋金交鋒的前線地帶。金人聞聽張邦昌政權崩潰、趙宋王朝復起，乃於1127年冬分三路再度南侵。趙構倉皇由應天奔往揚州，金軍於1128年初第二次進佔東京，並在次年直驅江淮。南宋朝廷被迫由瓜洲逃往浙江，輾轉抵達杭州，改其名為「臨安府」，以為行在（天子駐蹕之所）。但金軍依然緊追不捨，誓要對趙宋王室趕盡殺絕。1129年冬天戰況最烈之時，整個南宋朝廷都龜縮在200餘艘海船之上，漂流於浙江外海長達一個月之久，待天熱後金人北返方才站穩腳跟。或許是由於「建炎」這一年號未能帶來任何祥瑞，到了1131年，趙構決定改元為「紹興」，並在數年後正式決定以臨安為新王朝的首都。1129年金軍南侵之時，已經開始面臨戰線拉長帶來的困擾。其時在建康、廣德軍一帶有岳飛指揮的抗金部隊，江陰、鎮江一線則有韓世忠統率的宋朝水軍。金軍水師主力一度被韓世忠堵截在建康東北的黃天盪水域，險些全軍覆沒，僥倖挖通老鸛河故道方得脫險。此時效忠於趙構的抗金武裝名義上雖領有朝廷建制，但徵募、指揮完全由帶兵將領自行負責，實際上已經在向唐末的藩鎮模式演化。宋高宗對此雖有戒心，但在朝廷的安全難獲保證的情況下，也只能在1130年將韓世忠、張俊、岳飛等人所率的部隊改製為中央禁軍「神武軍」，每一將領麾下的獨立部隊逐漸擴充至2萬人以上。另一方面，金人對頻繁南侵卻無法獲得全盤勝利也感到困擾，遂於1130年夏冊封南宋東平知府劉裕為「大齊皇帝」，在黃河與淮水之間建立了緩衝國偽齊政權。此後金朝正規軍的注意力集中到陝西前線，試圖從關隴之地越過秦嶺，但被宋軍宿將吳玠、吳璘兄弟所阻；從山東、河南之地南侵的偽齊傀儡軍則被岳飛接連擊退。至此，從軍事上滅亡南宋的企圖基本宣告破產。武力之計未成，金人於是轉而訴諸政治解決。其時，隨徽、欽二帝一同北上但隨後攜妻子意外逃回的進士秦檜已經升任參知政事（宰相），他深知宋高宗對揮師北上、恢復中原意興闌珊，更擔心哥哥欽宗被金人放回可能影響自身帝位的合法性，因此竭力主張罷兵議和。紹興八年（1138），金朝使節在臨安與秦檜達成初步協議：金向南宋歸還河南、陝西之地，送回已故的徽宗夫婦的梓宮以及尚在人世的趙構生母韋氏；作為交換，宋必須承認金的宗主國地位，成為金的藩屬。但金國內部以兀朮（漢名完顏宗弼，金太祖第四子）為代表的主戰派對此頗感不滿，1140年夏，兀朮再度遣兩路大軍南下，向河南和陝西做正面進攻。其時，宋人正因和議即將達成而意氣鬆懈，對金軍的再度南侵毫無準備，東京、西京、南京相繼淪陷。但當兀朮進至順昌府（今安徽阜陽）時，遭到東京副留守劉錡指揮的2萬名「八字軍」的攔截。宋軍以拒馬器械和重斧擊退了兀朮的重鎧騎兵「鐵浮圖」和「拐子馬」，金軍死5000餘人，傷1萬人，損失戰馬3000餘匹。緊接著，「拐子馬」又在郾城和潁昌大敗於岳飛所部，被迫全軍後撤。宋軍追擊至距離東京僅45華里的朱仙鎮，距故都僅有數日路程。兀朮不由得痛哭失聲：「我自渡海起兵以來，數年未嘗敗績，今番竟凄慘如許，莫非天意歟？」岳飛則豪邁地對部下表示：「今次殺金人，若得直搗黃龍府（今吉林四平），當與諸君痛飲！」關鍵時刻，秦檜激起了宋高宗的綏靖之心：「金人議和，答應歸還聖母太后和二聖梓宮，如今若是打下開封，恐怕對議和不利。」趙構隨後在一天內連發12道退兵金牌，迫使岳飛以及同在前線奮戰的韓世忠、張俊等將領退兵。1141年春，三人相繼被解除一線部隊的實際指揮權，張、韓二人出任樞密院使，岳飛為副使。緊接著，開始有神秘人士檢舉岳飛部將張憲意圖謀反，秦檜以「莫須有」為借口，將岳飛父子及張憲先後收監。此時金人已經廢除累贅的偽齊政權，並追封已故的徽宗為天水郡王，以向南宋示好。同年12月，金朝使節攜趙構生母韋氏的親筆信到臨安，毫無鬥志的宋高宗直言「朕不恥和」，命令秦檜火速擬定和約條款。在紹興十一年（1141年底）達成的這份宋金和約，史稱《紹興和議》，較兩年前的草約遠為苛刻：宋金兩國的新邊界東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關，包括東西兩京在內的河南故地和整個山東都被併入金國，宋還讓出已經收復的唐州和鄧州；在陝西，南宋將商、秦兩州約一半的土地割讓給金，換取韋太后南歸。宋奉表稱臣於金，金之國主冊封宋主為皇帝；每逢金國國主生日及元旦，宋均須遣使稱賀。南宋每年春天還要向金人繳納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在和約的補充條款中，雙方還確認了「南（人）自南，北（人）自北」的原則——位於白溝以南、宋金新國界以北的原北宋領土被定義為「北土」，其範圍內的漢族居民統統被視為金朝子民，一旦越界南行將被拿捕遣返。換言之，南宋已經淪為徹頭徹尾的偏安王朝，與大一統再無關係了。作為和議達成的最後一項註腳，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之夜，39歲的岳飛在臨安大理寺的風波亭內被賜死。他的殉難固系源自秦檜的直接迫害，最終根源仍是宋高宗本人的功利和自私。這位趙官家（皇帝）在金人日復一日的南下進犯中耗盡了青年時代僅有的一點血氣，既然衣冠南渡之後的東南半壁依然足以保持富饒，「還我河山」便成了可有可無的虛妄矯飾。處死岳飛，不僅足以壓制鼓吹反攻河南的抵抗力量，確保《紹興和議》的執行可得順遂，還將徹底終結因14年戰爭造成的軍令出於督帥、獨立於朝廷控制之外的局面。此後岳飛、韓世忠、張俊等人的舊部被重新整編為淮東（鎮江）、淮西（建康）、湖廣（鄂州）、四川（成都）和行在五大總領所，財政和統率權由中央統一掌控，恢復了宋初文人領軍的局面。而狹隘自私的趙構雖未留下子嗣，卻活到了整整80歲，在1162年禪位後又做了25年的太上皇，比他的得力幹將秦檜多活了32年。《紹興和議》之後，宋金之間維持了20年的和平；領土損失過半的南宋託庇於江南的經濟開發和工商業進步，並未顯出頹勢。直到1161年，金海陵王完顏亮渡河南犯，但在采石磯和金口接連為宋將虞允文所敗。金國隨後發生內亂，海陵王死於軍中，繼位的金世宗完顏雍在1165年再度與宋締結和約，將南宋每年給金的歲幣削減為銀20萬兩、帛20萬匹，兩國該以叔侄相稱。此後直到1205年，兩國維持原有邊界，相安無事。出人意料的是，打破現狀的動力首先來自南宋。宋寧宗趙擴即位後，外戚韓侂胄的勢力逐漸上升，被任命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以宰相銜總領軍務）。他既非科舉出身，與擁戴宗室重臣趙汝愚的朱熹等道學家又勢同水火，自然希望干成一件大事以提升自己的人望。其時金國坐困於統治階層的文弱化和北方的蒙古人襲擾，國力處於下滑狀態。韓侂胄認定求取軍功的最佳時機已經到來，遂鼓動宋寧宗為岳飛平反，為其加謚號「武穆」、追封為鄂王，同時削去秦檜的王爵，將其謚號改為「謬丑」。輿論準備工作就緒之後，韓侂胄於開禧二年（1206）興師北伐，在漢中、淮南和山東同時發起進攻，希望一舉收復北宋時代的四座京城。然而現實遠遠比理想來得殘酷：行動開始之後不久，總領四川前線各軍的吳曦（名將吳璘之孫）就向金人投降，獻出階、成、和、鳳四州，使西路的攻勢完全癱瘓。而中路渡淮河北上的主力軍雖然取得小勝，卻在襄陽附近被仆散揆指揮的3萬金軍擊退。結果宋軍不僅被迫撤出淮北，連淮南的和州、真州以及西面的大散關也告淪陷。事實證明，儘管背後面臨蒙古人的威脅、無法大舉深入，但時有作戰經驗的金軍面對養尊處優多年、「廄馬肥死弓斷弦」的宋軍，猶有一戰之力。韓侂胄企圖捐出私人財產20萬緡、勉勵將士再戰，但宋寧宗及其宮廷班底已經對這位言過其實的宰相失去信心了。開禧三年（1207）十一月三日，韓侂胄在入宮早朝途中被禮部侍郎史彌遠的親信用亂棍杖斃，割下首級送往金營。開禧北伐就此草草收場。嘉定元年（1208），宋金兩國簽署了新的和約：金放棄對淮南、江北新佔領土的要求，恢復《紹興和議》之時的兩國邊界；宋對金的歲幣增加到銀30萬兩、帛30萬匹，兩國君主由叔侄關係改為伯侄關係。此外金人在和議中還提出了一項頗具象徵意義的要求：恢復秦檜的謚號、王爵。在那之後，南宋實權逐步落入與江西道學世家關係密切的史彌遠、史嵩之叔侄之手。回想開禧北伐之前17年，煥章閣學士楊萬里受命往淮河國界迎接金朝使節時，曾經寫下過「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的名句。燕雲十六州境內的桑乾河，對偏安已久的南宋君臣已成遙遠的記憶；而近在咫尺的淮河中流，卻清晰地劃定了「北」與「南」的界限。通往崖山之路南宋與一河之隔的金國在成熟中走向荼蘼之時，一個新興的游牧民族正在蒙古草原上興起。在韓侂胄醞釀北伐的那些年裡，勃兒只斤·鐵木真已經率領他的部落完成了對東起呼倫貝爾、西到阿爾泰山的廣袤疆土的征服。1206年，他在全蒙古大呼拉爾台（部落會議）上被推舉為「成吉思汗」，即「大海洋之可汗」。自1207年起，蒙古開始對稱臣於金的西夏發動試探性進攻，並於次年直接攻取了金的昌、桓、撫三州，擊破金國30萬大軍。1214年，蒙古騎兵拿下金之中都（即昔日的燕京），在河北、河東一帶如入無人之境。無計可施的金宣宗不得不下令遷都汴京（開封），把昔日的戰利品北宋腹地作為最後的戰略根據地加以經營。自開禧北伐以來已成驚弓之鳥的南宋君臣，此時終於直起了腰桿。嘉定七年（1214），在朱熹的門徒真德秀建議下，宋寧宗決定停止向金支付每年60萬的歲幣。金軍在3年後出兵南侵，接連奪取西和州、成州、鳳州等地，但在襄陽、棗陽被南宋守軍擊敗。此時成吉思汗正忙於西征，無暇顧及中原之地的變局。但到1226年蒙古大軍返回東方之後，立即屠滅了苟延殘喘的西夏。此後由於成吉思汗病逝，蒙古各部一度群龍無首，但在1229年的哈拉和林（大斡耳朵）大呼拉爾台上，成吉思汗的第三個兒子窩闊台被推舉為大汗，重新開始了對金的戰爭。此時的金由於屢遭重創，疆域已經縮小到潼關以西、黃河以南一塊極小的版圖內。1232年夏，蒙古大軍包圍開封，同時向南宋派去使臣，商量合力擊滅金國之事。此時的宋人彷彿早已忘卻宣和年間海上之盟的往事，再度興奮了起來。權臣史嵩之振振有詞地表態：「徽、欽二帝與列祖列宗所受的屈辱猶在眼前，倘不能抓住此良機，實乃不忠不義之舉！」2萬宋軍迅速北上，與蒙古人一起包圍金國行在蔡州，還送給對方30萬石軍糧。1234年正月，立國120年的金朝在蔡州滅亡，宋蒙兩國成為中原最後的逐鹿者。彷彿舊日重現，金國滅亡之後的南宋，渾然不曾察覺佔據華北的蒙古已經成為第一大威脅。相反，為爭奪人望，宗室重臣、揚州知事趙范企圖利用蒙古軍主力北撤之後的戰略真空，一舉光復河南之地和故都開封。端平二年（1235），20萬宋軍渡淮河北上，進入昔日的西京洛陽，史稱「端平入洛」。但宋人驚訝地發現，經過蒙古鐵騎的一輪劫掠，這座繁華的都市已經僅剩300戶居民，米糧全無。入夏之後，蒙古軍突然自潼關殺出，進入洛陽的宋軍主力一觸即潰，雙方正式進入准戰爭狀態。不過由於此際蒙古人再度出兵西征，窩闊台又在1241年病逝，南宋尚有幾年喘息之機。到1258年春天，成吉思汗之孫蒙哥出任大汗之後，令其弟忽必烈率軍出興元府，繞過宋軍重兵把守的襄陽、沿漢水東進；蒙哥本人則南下合州（今重慶合川），沿長江東進，準備與忽必烈在鄂州（今武漢）會師，然後順流東下、直取臨安，徹底滅亡宋朝。這一回，蒙古人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釘子。端平入洛之役後，南宋深知蒙古人必出兵報復，從1243年起陸續在川東、川東北和川南的山丘上修建了21座要塞，作為阻擋蒙軍抵達長江一線的防線。蒙哥的第一記拳頭，正打在合川的縱深防禦要塞釣魚城上。1259年初，7萬蒙古軍齊集釣魚城下，用雲梯、錘車、投石機和炸藥猛攻不止，但由於宋軍佔據制高點，且防線正面極為狹窄，並未取得成效。當年入夏後，蒙哥本人在登高查探守軍虛實時被宋軍的石炮打中，不久即傷重死去。此時忽必烈正在猛攻鄂州，聞訊急欲回師與弟弟阿里不哥爭奪大汗之位。因此他賣了個人情給總領鄂州軍務的南宋外戚重臣賈似道，以長江為界、宋朝向蒙古稱臣、每年納歲幣40萬為條件達成了臨時停戰協議，隨後率師北返。而賈似道對雙方議定的條件秘而不宣，反而添油加醋地在宋理宗面前偽造出前線大捷、蒙古軍被擊退的假情報，一躍成為朝廷最倚重的實權大臣。釣魚城下的一炮，意外地為南宋創造了將近20年的喘息時間，但真正利用好這一時間窗的卻是蒙古人。忽必烈在1260年春天的開平呼拉爾台上如願當選為大汗，隨後相繼擊敗阿里不哥等人的叛亂，平定了北方。隨後他派謀士郝經出使南宋，去收取此前與賈似道約定好的歲幣。後者唯恐牛皮露餡，將郝經軟禁在真州軍中，秘而不宣。1267年，忽必烈再度揮師南下，對長江橋頭堡襄陽發起了長期圍困戰。而賈似道依然在新即位的度宗面前粉飾太平，歌舞昇平不斷。1270和1271年，蒙古軍兩次擊退增援襄陽的南宋水軍；1273年開春前，南宋守將呂文煥眼見事不可為，開城宣布投降。在那之前兩年，忽必烈已經將蒙古的國號改為「元」。襄陽淪陷之後，蒙古水軍沿長江東進已呈勢如破竹之勢。德祐元年（1275），賈似道終於親率13萬大軍抵達蕪湖，與伯顏統率的元軍主力做最後的決戰。在敵軍步兵和騎兵的協同衝鋒下，7萬南宋陸軍一觸即潰，長江上的2500艘戰船亦陷入混亂之中，一天之內就宣告戰敗。直到蕪湖之戰慘敗之後，南宋君臣才獲知郝經已經在真州被扣16年的駭人事實，立即將其釋放，並將賈似道流放嶺南。但忽必烈並無意對臨安朝廷的「歉意」表示溫情：在兩次招降未果之後，伯顏的大軍在1276年正月攻入浙江，距臨安僅咫尺之遙。當年三月，主持朝政的太皇太后謝氏（宋理宗皇后）向伯顏獻上降表，隨後與4歲的恭帝趙顯一起被送往大都。與百年前的徽、欽二帝相比，南宋亡國之君獲得的待遇多少有所改善，但作為正統王朝的宋至此已宣告滅亡。但宋帝國三個世紀的養士傳統，終究在最後時刻爆發出了格外耀眼的光芒。臨安城破之後，6歲的皇兄益王趙昰和4歲的皇弟信王趙昺在國舅楊亮節保護下從城內逃出，輾轉抵達溫州。陸秀夫、文天祥等忠臣在此地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接著將這個流亡小朝廷遷往福州，在那裡正式奉趙昰為帝，改元景炎，史稱宋端宗。1276年夏天元軍攻入嶺南後，端宗一行軍民近50萬人隨樞密副使張世傑乘船入海，企圖駛往泉州避難，但被阿拉伯血統的市舶司（海關關長）蒲壽庚所拒，被迫在潮州、東莞一帶徘徊竟年。1278年3月，端宗乘坐的御舟在井澳海面被颱風打翻，8歲的小皇帝落水後患上重病，於兩個月後死在一個無人島上；群臣遂又擁戴6歲的趙昺為帝，改元祥興。率領陸路義軍在嶺南一帶轉戰的文天祥聞訊趕往潮陽，企圖與張世傑等人會合，但在海豐附近被元軍擊敗俘虜。元朝水軍統領張弘范將他帶到戰船之上，駛向與張世傑最後的決戰地崖山（今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南部）海面。巧合而殘酷的是，張世傑乃是出生在易州的北方漢人，其家鄉正在宋人曾念念不忘的燕雲十六州境內。而船過零丁洋時，文天祥寫下了那兩句千古留名的詩句。祥興二年二月六日（1279年3月19日），宋元戰爭史上最後的戰略決戰在崖山爆發。是役張弘范巧布奇兵，利用漲潮之機發動突襲，大破笨重不良於行的宋軍戰船。左丞相陸秀夫背負7歲的少帝趙昺投海殉國，張世傑率18艘戰船勉強突圍，企圖退往安南再興義軍。四月八日，艦隊在今陽江市西南端的海陵島暫避時遭遇颱風襲擊，張世傑拒絕登岸自保，獨自屹立於船樓之中。「舟遂覆，世傑溺焉，宋亡。」慘烈而悲壯的崖山之戰，成為中國乃至東亞文明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明末士人有謂「崖山之後，已無中國」，認為這標誌著漢民族5000年歷史上的第一次全面亡國。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工商業大國、貿易大國、文化強國，在蒙古的鐵騎和水軍面前竟如此不堪一擊，成為此後歷代中國知識分子難以磨滅的慘痛記憶。直到20世紀初近代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之時，中國作家猶常以宋末抵抗運動的故事自況，以振奮人心。至於那位寫下不朽詩篇的文天祥丞相，他在忽必烈的監獄中繼續待到了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依舊不肯投降。是月九日，他在柴市刑場就義。人們收斂他的遺體時，在衣帶中發現了一首短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本帖內容來自愛樂洪哥的微博>史海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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