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暮春三問：從朱熹思想看儒學的現代性新開展｜張新民

暮春三問：從朱熹思想看儒學的現代性新開展

孔子二五六七歲次丙申六月十四庚子

耶穌2016年7月17日

題記：本文為2015年3月在貴州文史館舉辦的朱熹學術報告會上的發言，主要針對台灣學者楊錦富教授的高見而展開。楊教授之報告，尤其強調朱子乃中國儒學復興史上極具關鍵性之人物，不論文化的傳承，或是文化的創新，他都都扮演了承先啟後之角色。「承先」主要指其將舊有的思想逐一整理、消化，「啟後」則以為他提供了文化系統之新統緒、新面貌。因之，就儒學思想傳承與創新之意義看，他可以是唯一能和孔子相比擬之人物。我之發言，則主要以提問之方式而展開，所問雖多，不無三個方面，故標題亦以「暮春三問」示明。初稿由郎啟飛君根據錄音整理，再由新民適當修改潤色，刊發於儒家網。謹向啟飛君致謝!

楊錦富教授講得非常好，有風采，受啟發。朱熹在中國思想史上確實地位很高，孔子之後第二的評價是恰當的。他是又一座思想發展史上的高峰，自宋迄今八百年來的第一人。但朱熹之後有陽明，陽明也是思想史上的高峰，他們都在歷史上發出了很大的聲光電響，因而對我們也可說陽明是五百年來第一人。五百年前是陽明，八百年前是朱熹，正好是兩峰對峙，三水分流，形成了中國思想史上高潮迭起，學派眾多的有趣局面。

我的發言因楊教授的啟發而引起，想先談談朱熹學術貢獻和影響的歷史定位問題，然後再有三個方面的提問供大家思考，不妥之處楊教授可率直回應或批評。

朱熹無疑是儒家學術的集大成者。我在這裡想起上世紀初(1919年)陳寅恪和吳宓留學歐洲，他們兩人比較中西文化，梳理中國學術，從他們身處的異國環境回頭看中國，其中也談到了朱熹，認為他在中國的地位，就類似於西洋的阿奎納(Thomas Aquina)。阿奎納同時兼擅哲學和神學，是歐洲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集大成者，用他來比況朱熹，當然是很恰當的。陳寅恪與吳宓身處的時代，乃是中國文化面對西方的衝擊，大開大合已成為潮流的時代，所以他們看中國問題，已明顯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或者可以說，他們是最早從世界整體範圍出發，其中當然也包括胡適、陳獨秀等一批學者，評價朱熹一類的歷史人物，尋找中國文化未來發展出路的人。

現在我們回頭看朱熹，同阿奎納一樣，他也是中國古典學問的集大成者。錢穆先生說他綜合了經、史、子、集四部之學，是中古晚期學術史上罕見的一人，決非過分溢美之辭。他僅整理了不少儒家經典，特別是其中的《四書》，而且一生講學不輟，教育上的貢獻很大。至於哲學思想上的闡釋發揮，例如理氣、心性以及格物致知等問題，討論頗多，範圍亦大。而無論理氣或心性，與其他宋明大儒的看法一樣，都與更廣大的宇宙論問題相聯繫。一方面他強調「理」即為「天理」，乃是本體，顯然理具有先在性和先驗性，另方面他又主張理不離氣，「理在氣中」，說明理也可以顯現出具體性與經驗性，實際仍是堅持中國傳統一貫持守的本體與現象、先驗與經驗不可二分的立場。理不同於氣又不離於氣，不同於情又不離於情，既是外在超越的，可稱為「天理」，又是內在切身的，當名之為「性理」，「性」與「天」相通，更重要的是「天」、「性」、「心」、「情」根本就不能間隔，當然也可用簡單明了的「天人合一」說來表述，關鍵所在無非是我們應該怎樣看世界，應該怎樣看人生。宇宙的創化過程與人的創造實踐活動，無論在本體論或目的論上都是一致的。儘管從整體上看，朱熹與陸象山的進路不一樣，所謂「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屬形而上的世界,設有將「理」下貫至心的層面，形上與形下兩個世界總感覺有些分隔,因而牟宗三批評他的天理只存有不活動，超越絕對的理固然可以顯象為可經驗的具體事物，但與王陽明的「心即理」說相較，「性即理」說的確缺少了感性直觀的活動的環節。前者顯然配合了世俗化的文化發展走向，後者則更容易讓人感到一種超驗的威嚴。朱熹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擅長分析的一代大儒，他認為人性之理直接稟受於形而上的天道天理，性之理本質上與天地萬物之理相貫相通，但也主張「人慾凈盡，天理流行」——流行的天理當然可以顯發於人的道德實踐，因而在突出「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的同時，也強調了「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認為「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完全可以由人心見天心,見天心本質上就是見道心,當然也是《大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的境界，最終建立了一套心、性、情三分的格局，形成了理氣二元不雜不染的形上哲學體系，既維繫了儒家人文主義取向的精神傳統，也高揚了人之所以為人應有的道德實踐主體性。可見他的精神境界並不偏枯，儘管入道未必就很深，尤其與王陽明的證量工夫相較，似乎仍有一間之隔。人性人心對善或美好的嚮往和追求乃是生命的永恆的，即使面對黑暗我們有深層的理由懷抱拯救的希望。如何在人間現實社會開出萬世太平，我以為始終都是理學關心的中心問題。

朱子的思想來源，我想主要是孔孟，同時也繼承了二程，最突出的便是發展了程頤「涵養須用敬」的思想，當然也可說是回歸儒家原典——注釋《四書》的結果，但荀子對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與荀子一樣，他不僅重視人的道德實踐，同時也強調知識學方面的積累。涵養方面的「用敬」與進學方面的「致知」，在他看來似乎都不應偏廢。從宋代學術淵源流變看，北宋四子——周、張、二程——對他的影響也很大，《近思錄》主要介紹濂溪、明道、伊川、橫渠等人的思想就是明證。與陸象山的交鋒辯論，未必就不是他的思想發展的助緣。值得注意的是，從他的思想的整體系統看，《四書》的地位是壓倒《五經》的。這就決定了漢儒與宋儒的不同，也決定了經學與理學的不同。他強調「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可見他十分講究為學的次第，也重視下學上達的工夫，他的思想言說的體系範疇固然主要是以《四書》為中心展開的，但未必就與佛教的挑戰或影響毫無關係。我們看佛教講心性論講得極為細密，儒家要重建形上的世界就不能回應佛教的挑戰，當然就會涉及心性的問題，但《五經》論及心性的地方並不多，反倒是《大學》、《中庸》，《孟子》的相關思想資源較為豐富，所以《四書》歷史地位的上升，其本身就有佛教刺激的歷史因素。我們從朱熹一生事履及其身處的整體時代觀察，他受佛教的影響是既大且深的。只是他們巧妙地運用了避名取實，買珠還櫝的方法,將佛教義理化為儒家思想資源，暗中融入到《四書》一類的儒家經典之中，一方面避免了用夷變夏的惡評，彌補了中國思想文化固有的不足，一方面也強化了儒家學說發展壯大不可或缺的精神元氣，開創了一個時代理學發展的時代新格局。朱熹承上啟下的功勞，當然絕對不容低估。後來的學者如康有為，批評說孔子的思想學說，一坏於荀卿，再坏於劉歆、三坏於朱熹，立論顯然是偏頗的，不符合歷史真實的。

宋明儒吸收整合佛教思想資源來發展儒學，但始終又未喪失儒家本位立場，說朱熹是集大成的思想家，開創了一個時代，代表了理學的成熟和完成，顯然佛教也發揮了助緣的作用。

與其他同時先後的大儒一樣，朱熹並不諱言自己受過佛教的影響，表現出一種開放的態度，不失為開闢儒學新天地的重要人物。理學世界的成熟與完成，只有到了朱熹的時代才有可能。這一過程也是中國人不斷吸收和消化佛教思想資源的過程，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佛教的本土化與儒家理學世界的建構，猶如一枚銅幣的兩面，根本就是不可分割的兩件事。

我現在的問題是，回顧歷史，瞻望未來，如同宋明儒面對佛教的挑戰一樣，我們今天也需要回應西學的挑戰，因此，如何整合西學資源來謀求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發展的同時又不丟失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即一方面將西學包容進中國的學問系統之中，極大地豐富中國思想文化的內涵，一方面又重新激活我們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開創出民族精神的嶄新天地。

與朱熹的時代及其所遭遇的問題相較，我們面臨的挑戰更嚴峻。因為朱熹的時代佛學的挑戰主要仍在形而上層面，講心講性，講理講氣，主要均集中在形而上的層面，與佛教的對話主要是不同精神傳統之間的對話。但現在西學從器物到制度再到精神，挑戰是形下形上全方位的，而無論形上世界或形下世界，在中國文化看來都是一體的，兩個世界本質上就是一個世界。儘管現在多元的文化環境較之朱熹的時代更為錯綜複雜，但我們仍有必要尋找人類生存發展不可或缺的和諧相處之道。儘管現實的社會環境條件並不理想，我們仍有必要回答，以朱熹為代表的宋明儒成功地回應了佛教的挑戰，我們能不能也成功回應西學的挑戰？我們如何重建形下與形上的世界，既不排斥外來的他者又決不跟人腳跟，真正做到吸收西學資源只是豐富自身文化的中國性而非徹底地去中國性？如果說過去儒、釋、道三教相摩相盪助長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元氣，那麼我們今後又應該怎樣回應儒、耶、回三教文明對話的新格局呢？

再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剛才講朱熹一生精力花在《四書》上面最多，宋明儒則根據《四書》建立起了他們的學問系統，但這個系統重《四書》輕《五經》，朱熹的《四書集注》後來成了官方科考必用的課本，晚近以來的港台新儒家，包括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他們思想資源的經典依據也主要是以《四書》為中心，同時也吸收了大量西方的哲學思想，建立一套邃密的理論體系，紮根則在心性體驗之上，學界一般稱他們的儒學為心性儒學。現在大陸也有一個儒家學者群體，則強調《四書》之外的《五經》的重要，主張返本到《五經》重開思想文化發展的新局面。《五經》中如《春秋》、《尚書》都有大量的政治思想資源，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與古文經學不同的今文經學，最能發揮孔子寄寓在經典中的微言大義，也最關心人間社會的制度安排。

大家知道，漢儒董仲舒對西漢的建制貢獻頗多，兩漢的典章禮樂制度也是世界上最燦爛文明的制度。這顯然與兩漢經學的發達有關，譬如董仲舒的貢獻就得力於他的《春秋》學。所以我想追問的是，我們今天應該如何整合《四書》與《五經》的思想資源？由於漢儒與宋明儒一偏重《五經》一偏重《四書》，我們是否在整合《四書》、《五經》的思想資源的同時，也要整合經學與理學的思想資源？從內聖外王一體兩面的角度看，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是不是也可以整合？王陽明龍場悟道以後，曾撰寫《五經臆說》，可證《五經》也是他思想構成的重要來源，但他以後又重新解釋《大學》，撰寫了《大學問》等重要文章，可證《四書》在他思想的地位也很重要。其實他在專制制度的壓抑下，政治關懷的強烈未必就比朱熹差，那麼朱熹與陽明的思想是不是也可以整合？

當然，整合不是無原則地和稀泥，而是最大化地調動一切資源來謀求新的發展。我們不能局限於一部《四書集注》，如同僅僅為了科考而老死場屋的俗儒一樣考慮問題，我的提問就是想要儘可能地拓展大家思考問題的空間。道既然遍及自然及社會中的一切存在，當然就可以經學化，同時也應當歷史化，我們難道不應該多方面地尋找生命與經典的源頭活水嗎？

最後，格物致知是很複雜的一個問題，正德、利用、厚生、立制、致知，在儒家思想系統中一個也不能缺少。牟宗三認為朱子的理論是一個橫攝的糸統，陽明的思想是一個縱貫的系統。這當然與朱子偏重道問學，陽明偏重尊德性有關。清代學者章學誠認為戴東原是朱子道問學的繼承者和發揚者，陽明學說在傳衍過程中產生了現成良知說學派，都可見朱熹與陽明兩人的學問，的確在路徑取向上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我們今天看朱子思想體系中的「心」，確實有突出的認知的取向，但他的終極目標又是成賢成聖，也就是說他要進入聖境，但又不願放棄知識學的進路。所謂橫攝的系統即知識聯結主體與客體所成就的只是平面的知識世界，而縱貫的系統即道德聯結主體與客體所產生的是立體的道德境域，兩個世界可以並行不悖地發展，但卻不能顛倒錯位。朱子想要以知識的方法進入道德的境域，雖然不能說全錯，但較諸象山、陽明，顯然是繞道行路，不能不有支離煩瑣之弊。

現在我想強調的問題是，人類當前面臨的世界，當然不能不有知識世界，必須成就知識的世界，沒有知識人類一天也不能進步發展，但我們也不能變成只有知識而無道德的存在，變成智商高而情商低的動物，因而我們在成就知識的世界的同時，是不是也有必要成就道德的世界呢?或者在知識心之外，我們是否應該開出道德心呢？現在人類知識積累已經很多，但道德情操能說與日俱增嗎？無論知識的世界或道德的世界，我以為都同樣重要，不能以知識僭越道德，也不能以道德取代知識，兩個世界巍然屹立，相得益彰，才是我們理想的存在狀態。而朱子致知格物遍攝世間一切知識，然後再成就一個人道人倫的世界，譬如現在知識不斷積累，以致有人形容為知識爆炸，用莊子的話說就是「吾生有涯而知無涯，請問道德的世界又如何能成就呢？而知識一偏大，可以用之於善，也可以用之於惡，缺少了道德的主體性，又用什麼來駕馭它呢？所以我們是否可以用陽明來彌補朱熹，尊德性與道問學雙管齊下，做到知識與道德兩個輪子一起轉動呢？朱熹與陽明的異同擴大開來也是程朱與陸王的異同，他們後來都各有傳人，形成了不同的知識譜系，影響甚至延至當代，我們在看到其多元分化的同時，是否也可以進行多元的整合呢？強調尊德性是否就意味著排斥道問學，主張道問學是否就意味著拒絕尊德性呢？如果陸王的尊德性傳統可以用程朱的道問學來加以豐富和發展，那麼程朱的道問學傳統是否能夠用陸王的尊德性來加以補充和完善呢？ 人不能墮落，人也不能狂妄，人應該在天地之間為自己準確定位，人不能不學會謙虛，人總是要謀求發展，發展總是全面的發展，全面的發展即意味著人的價值的全面實現。人的心性的完善和發展要求我們在道德與知識兩個方面也有完整健全的自覺和發展。無論知識的儒學或價值的儒學，都為中國文化的現代性發展所必需。因而從人的主體性或主觀能動性方面說，我們可不可以一心開二門，既要不斷擴大我們的認知心，依據德性主體開出知識主體，也要不斷豐富我們的道德心，憑藉知性主體維護德性主體，終極目的則是最大化地謀求人類的永恆福祉呢？中華文化始終在潛移默運的的過程頑強地生長發展，我們是不是應該結出更加璀璨的知識與道德的生命之果呢？時代需要我們重新建立德性與知性打成一片的新典範，但現在我們現在能調動和利用的資源究竟又有多少呢？

以上一連提了三個方面問題，佔用了很多時間，只是為了引起思考，不一定都要回答。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的憂患其實也是我們今天的憂患，前提當然是對現實社會生活有所關心和質疑。我們表面是在談古，其實也是在論今。古今交融的視野可以避免現實的利益的考慮的盲點。所以我以為真正的思考總是有賴於古今視野的交融，入思而非回答才是討論的核心關鍵。

尋找有真實理想的同道或談伴，始終都是我的人生嚮往和追求。講了很多感言，無非是在尋找同道。在一個日益脫魅和市場化的時代，我們更需要藉助古典文明來反觀自己當下的現實處境。古典的記憶與現實的關懷之間並不存在什麼區隔和障礙。我把楊錦富教授的報告由宋代的朱熹引向了現實，目的則是為了激發更深刻的思考和更熱烈的討論。

謝謝大家！

【張新民，西曆一九五〇生，先世武進，祖籍滁州，現為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榮譽院長、教授。 兼職貴州儒學會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華儒學會副會長。著有《陽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與體悟》、《貴州地方志考稿》、《貴州：學術思想世界重訪》、《中華典籍與學術文化》等，主編《天柱文書》，整理古籍近10種。】

值班主編：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