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原因是什麼？

古典增長 來自靜雅思聽 00:00 16:26

↑點擊收聽↑ 著/黛安娜·科伊爾 播/有益　　

經濟增長是一種不尋常的現象，至少我們現在通常是這樣認為的。

現代經濟增長通常伴隨著產出的快速增加，而使一代人的生活水準遠高於上一代人；也伴隨著非凡的發明創新，使我們的健康得到改善、壽命得以延長。

就是在西方，這也只是近兩百年才出現的情況。而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約有20個貧困國家的經濟一直是負增長，人均產出持續下降。

一些國家，比如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人均收入還沒有達到美國1870年的水平。

所以對本章標題的一個回答就是，我們自己也不能完全肯定每個經濟體是否都會增長。

隨著時間的推移，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能實現現代經濟增長，這就使任何有關經濟增長原因的理論結論，都變得越來越不能讓人信服。

不過，現代經濟學中有一個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可以很好地解釋實際的歷史記錄，也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什麼一個經濟體要達到增長的臨界點很難。

這個理論分析還列舉了一個考慮其他經濟問題的新穎思路，比如說從國際貿易、產業組織或地理位置角度出發。

這個新一代的模型決定性地使經濟學揚棄了受到非經濟學人士長期批評而又在20世紀後半期大行其道的新古典模型。

這種新方法在此被稱為內生增長理論，本章主要考察的就是這個理論，這些增長模型只是該理論在產業組織、貿易理論和經濟地理方面的應用。

幾個世紀過去了，如果讀者對經濟學家最終解決了增長的秘密這一政策制定者的聖杯說法還心存疑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為如果這個說法是對的，那麼為什麼整個世界不都是在增長呢？對該問題的回答是，要讓一個經濟體增長，更像跳舞而不是烹調。

通常我們說的找到所謂正確的「政策菜譜」是一個誤導。理論知識只是通往實踐成功的一小步。

要簡單地列出一個調料清單和一個大家都能照做無誤的方法是不可能的。

事實上，要讓一個經濟體像富裕國家在過去兩百年一樣增長需要一系列複雜的決定、政策，包括很多的合作夥伴，也取決於過去的選擇、現在的資源，以及單純的運氣。

要提到為什麼過了這麼久經濟學家才能得出一個關於增長的有效理論，主要原因就是直到現在才有大量的可用數據。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一個好的理論對實證的預測應該是怎樣的。

大部分經濟學家在20世紀60～80年代之間使用的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與當時所能獲得的數據十分匹配。

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就像我們在前一章看到的那樣，大量新出現的歷史數據和跨國數據並不能解釋和證明早前的那些理論，而計算機處理能力的低下也使檢驗這些理論變得非常困難。

本書的主題之一就是強調新數據集的重要性、廉價計算機的計算能力，還有最近在經濟學復興中湧現出的計量經濟學方法。

這些要素在經濟增長理論中，就和在其他領域裡一樣真實。

20世紀80年代晚期增長理論復興的另一個原因是，計算機的廉價和普及，使人們對新技術的影響也重新產生了興趣。

毫不奇怪，對科技創新作用的疑問再一次出現了。富裕工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放緩了。新技術會改善這種情況嗎？

同時，在幾個大型經濟體中，政治家已經決定向經濟自由化靠攏，尤其需要提到的是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

隨著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的快速發展，經濟全球化正如火如荼，而計劃經濟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這些事件的巨大壓力總是在改變著理論，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進程讓經濟學家們重新思考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增長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它是否可以受政策推動？不過，我們還是先從1980年以前開始討論吧。

回首過去，要解釋增長，就一定要研究工業革命，但這一點在18世紀80年代並不是那麼明顯。

關於為什麼英國、荷蘭和法國的產出增長要比人口增長得快，以及有關為什麼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也在提高的早期解釋，顯然都沒有太多證據可以考證。

就在那時，由法國的知識分子，即那些重農主義者或經濟學家提出了最早的系統理論，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朗斯瓦·魁奈。

魁奈看起來是一個非凡人物，出生於一個貧困的家庭，直到11歲才開始接受教育，在13歲時又被遺棄。

他通過自學成為一名醫生，最後靠在鄉間行醫而成為路易十五的情婦蓬巴杜夫人的私人醫生。

在凡爾賽宮魁奈度過了自己最後的歲月，成為法蘭西科學院院士，在當時的貝爾納-亨利·雷威等知識分子中享有盛名。

魁奈的著作《經濟表》，對社會產出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循環進行了理論分析。

重農主義者相信，生產性勞動力有很大餘地可以生產出高於國家溫飽所需的農業剩餘。他們把這個剩餘歸因於資源的富足，而不是人們的創新。

於是他們錯誤地得出結論，農業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在前一章里我們看到，只有勞動力在農業生產率提高的時候離開農業，才是經濟發展轉型的標誌。

某一個行業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該行業在總體經濟中的份額會萎縮，而不是增長。

一定量的產出由越來越少的人生產，所以在總就業中該行業所佔比例就會減少。

如果對產出的需求增長幅度小於收入的增長幅度（需求彈性小於1），例如食品，那麼該產出在總產出中的份額也會下降。

即使啟蒙運動塑造了英國實證思想家和抽象的法國人之間極其相似的哲學，他們的觀點也不一致。

啟蒙運動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位是托馬斯·馬爾薩斯，他曾經是一位鄉村牧師，擔任過劍橋的教員。

從耶穌學院辭職後，他於1804年結婚並養育了3個孩子，在當時也算不上一個大家庭。

1798年，其著作《人口原理》第一次出版——不過自那以後，他的理論就不具備通用性了。

他的邏輯是如果人們不飢餓的話，所謂的異性相吸可以導致人口的增加，而多張嘴吃飯很快就會使人們為下一頓飯在哪裡的問題傷腦筋。

在土地出產率因密集使用而降低，或者使用更多貧瘠土地的情況下，某個時期人口的增長率超過了食物的供給，人口就又會開始減少。

這種說法不僅很有邏輯，而且也和所有以往的歷史事實相符，以致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用「絕望的科學」來描述馬爾薩斯的經濟學。

馬爾薩斯是英國傑出的經濟學家之一，此外，大衛·休謨、大衛·李嘉圖也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

當然還有亞當·斯密，他建立了古典經濟學的基礎，直到現在，斯密的看法還被很多人引用為論據來支持其觀點。

對大部分非經濟學家而言，斯密總是和自由市場、不干預、右翼和國家主張極少化聯繫起來。

顯然和很多啟蒙運動的思想家一樣，斯密的目標是要證明個人自由和限制國家濫用權力。

就其對理解「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方面的貢獻來說，他的中心論點是經濟增長取決於勞動分工和專業化。

這種觀點的適用範圍在每個國家都不同，取決於技術和組織，或者政府，雖然關於《國富論》的很多現代評論還在爭論自由競爭和政府管制哪個更有效。

斯密解釋說，總體上，工業比農業提供了更多的專業化範圍，還有就是富裕國家比貧困國家具備更多的產業分工。

但是，即使斯密知道奇蹟般改進蒸汽機的詹姆斯·瓦特，他在《國富論》中還是忽略了當時的技術創新——飛梭、詹妮紡紗機、走綻紡紗機——總體上來說他對發明家比較刻薄。

可能這也並不奇怪：當1784年他的書出版時，只有二三十個工廠大到可以聘用三百左右的工人。

相反，斯密把經濟增長歸因於由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組織的、在市場環境下的交換過程。勞動力專業化分工的成果可以在與別人的貿易交換中被放大。

儘管他是對的，但是斯密還是忽略了技術在整個進程中的作用。

和現在很多經濟學家一樣，斯密並不擅長社交，最快樂的事情是專註於自己的著作（當時還沒有計算機）。

他知道自己對那些小家庭加工作坊的解釋難免牽強，例如積累資金是放任主義的根源。

但是他的著作對當時的主張和政策產生了即時的影響，而且他一直都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

斯密的分析被比他稍顯遜色的李嘉圖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進行了延伸和更新。

李嘉圖關於邊際收益遞減的說法大家也很熟悉：把更多土地放進農業生產中，結果會使產出的增長下降。李嘉圖還把交易的好處延伸到國際貿易中，介紹了比較優勢的概念（下一章將會回到貿易和開放的問題上）。

19世紀晚期，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被奉為聖經。該書總結了古典經濟學理論，並於1848年出版，到1900年仍然被用作教科書。

穆勒輕蔑地寫道：「我個人對那些認為人生常態就是掙扎著生活的人對生命的看法很不屑。」他認為政府應該控制技術改進的進度，也贊同合作和利益共享。

像其他敏感和有想像力的人一樣，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新興城市中，由快速工業化導致的痛苦、貧困與不幸，都深深地觸動了他。

同樣被震撼的還有恩格斯和馬克思，他們寫下了《共產黨宣言》。

恩格斯是一個富有的紡織廠主，所以他可以通過觀察自己的工人獲得第一手資料，而不是去讀查爾斯·狄更斯和伊麗莎白但是斯密還是忽略了技術在整個進程中的蓋斯凱爾（ElizabethGaskell）的小說。

馬克思當然是通過他本人對工業化的觀察得到了相關的結論。但是和穆勒及主流經濟學傳統相反，馬克思關注的是增長的過程，他把焦點放在資本積累（所以他最有分量的著作名曰《資本論》）尤其是技術上。

這使他看起來相當時髦。

但似是而非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20世紀90年代的互聯網時代，也就是蘇東劇變以後，重新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可能就是因為其強調技術創新。

事實上，在《資本論》里與創新相關的章節主要是指在蒸汽、鋼鐵方面的創新，引用了恩格斯提供的紡織廠中生產率提高的相關數據。

不管別人怎樣以一個政治理論家的角度看待馬克思，他始終都是一個有預見性的古典經濟學家。

這樣的流水賬將我們帶回到了20世紀早期。雖然在這以前經濟學家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是此時，經濟學被決定性地分成了主流派和少數派。

約瑟夫『熊彼特，一位對資產階級經濟學變化進行過嚴肅思考的著名經濟學家，提出了著名的「創造性毀滅」的概念，指的是技術革命的風暴掃除了舊的商業方法，引入了更有力的新的生產方法。

但是他的看法只是少數派觀點（我會在第七章重新談及熊彼特），而主流經濟學則越發公式化和數學化了。

主流經濟學將經濟行為建立在邊際效用以及經濟個體的效用或利益最大化的行為上，就像1947年保羅·薩繆爾森在《經濟分析的基礎》一書中提出的「新古典綜合」一樣被公式化和數學化。

但是這個主流經濟學分析實際上是靜態分析，因為它關注的是均衡問題，就是說經濟系統處於均衡狀態。

在整整一個世紀里，主流經濟學分析都忽略了創新和經濟增長，只是在二十年前才又回到了對經濟增長的認真分析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