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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詩歌無流派(舉例王昌齡) 建國以來的各種文學史基本上把王昌齡定位為「邊塞詩派」。2007年的《文學遺產》第4期《邊塞詩研究中若干問題芻議》(佘正松)也認為把高適、岑參、王昌齡等詩人稱為「邊塞詩人」以入「邊塞詩派」並無不妥。我認為,邊塞詩派——至少邊塞詩人的提法,是值得斟酌的。在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許多流派,不過這種或那種流派的自覺形成與維護應該是開始於唐代以後那個講究道統與文統,注重師承關係的宋朝。而且這些被認可的流派——如江西詩派——是就作家一類體裁的大部分作品,尤其是就它們的風格而論。詩派而冠以一個題材,實在有些牽強。唐代的邊塞詩所體現的題材與風格並不能代表一個詩人的主要創作風貌。執其一端而強分流派,宋詞中的豪放、婉約就是一個例子。吳熊和先生在《唐宋詞通論》中指出「對這些創作上各有特色的詞人,都不能以一體一派視之」,「如果失之簡單化,反而使涇渭相混,雅鄭無別」。這樣的觀點對於詩歌,是同樣適用的。具體到王昌齡,首先,數量上且不說贈別詩,就是宮怨、閨怨詩也不下於邊塞詩,這是七絕的情況,在五古里其他題材的作品也在一半以上。邊塞詩不但在數量上不佔優勢,而且創作年代集中,詩人涉足官場之後就較少涉及,這至少說明詩人對邊塞詩的創作並非特別著意,否則邊塞詩,尤其是邊塞七絕,應該更多,也可能更好。因為既然要分派別,就要有一定的系統性。如果以題材來命名詩的派別,那麼這個題材至少應該是該派詩人所致力於其中的,數量當然不是最重要的標準,但至少也是一個標準。很難想像一位邊塞詩派的詩人卻把大部分精力來專註於其他的題材——這一點,為什麼不能從他所留存的作品的數量上看呢?其次,主張王是「邊塞詩人」多提出王詩七絕的創作成就主要在於邊塞詩。這是不確切的。根據前他留存至今的作品,以及歷來的評論,王昌齡宮怨詩的成就也很高,贈別詩中亦不乏膾炙人口之作,「旗亭賭唱」所記錄的兩首王昌齡絕句就一首是宮怨,一首屬贈別。我們在講述唐詩中的女性詩,或送別詩,都無不例外地要談到王昌齡的作品,而且所佔的並非是可以一筆帶過的地位。如果能夠注意到「邊塞詩人」和「寫邊塞詩的人」之間的區別,那麼再看將其定位為「邊塞詩人」,不是太不準確了嗎?魯迅說過:「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文學史不是作品選讀,如果我們只關注那些成就高的作品,而不考慮作家的創作實際,這樣研究起來也許方便一些,但這無異於把研究建立在選本上,所得的結論必然是主觀、片面的。優秀作品固然是重點,也不能只報喜不報憂,「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王昌齡的作品用「邊塞」二字難以概括其全,在文學史上給他作「邊塞詩人」的界定也沒有必要。最主要的一點就是,文學史是文學的歷史,歷史所著重的片段表現在作品上並非都是處於顛峰狀態的優秀之作——所以胡適的《嘗試集》儘管寫得不太出色,在近代文學史上還是佔有不小的地位。更何況王昌齡三類題材的作品成就都不低,文學史都要研究,單單提出「邊塞詩人」是沒有什麼意義的,而且容易讓人忽略他的其他兩類題材的創作,容易被誤導。但凡提出一個概念,是應該能夠對本學科的研究有所幫助,而放棄「邊塞詩人」的提法,也無損現有的研究成果,就像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以人物為綱的《唐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文學史研究的任務是如實地反映歷史,細心梳理並抉發其中的聯繫,而不是做簡單歸納,然後局部捨棄。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引一段錢鍾書先生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里的觀點。「一個傳統破壞了,新風氣成為新傳統。新傳統里的批評家對於舊傳統里的作品能有比較全面的認識,作比較客觀的估計;因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靜和超脫,所謂『當局稱迷,旁觀見審』(元行沖《釋疑》),而舊傳統里的批評家就像『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蘇軾《題西林壁》)。除舊布新也促進了人類的集體健忘,一種健康的健忘,千頭萬緒簡化為二三大事,留存在記憶里,節省了不少心力。舊傳統里若干複雜問題,新的批評家也許並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沒想到它們一度存在過。他的眼界空曠,沒有枝節零亂的障礙物來擾亂視線;比起他這樣高瞰遠囑,舊的批評家未免見樹不見林了。不過,無獨必有偶,另一個偏差是見林而不見樹。局外人也就是門外漢,他的意見,彷彿『清官判斷家務事』,有條有理,而對於委曲私情,終不能體貼入微。一個社會、一個時代各有語言天地,各行各業以至一家一戶也都有它的語言田地,所謂『此中人語』……批評家對舊傳統或風氣不很認識,就可能『說外行話』,曲解附會。」這段文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錢先生語言犀利、一針見血,因和此處有一些聯繫,故而妄引高論,小題大做,實有望指正於方家。其實終唐一世,邊塞詩只是作為一種現象而存在,遠遠沒有到能夠形成一個流派的程度。摘下他頭頂上「邊塞詩人」的光環,問題也許會更複雜一些,但也更接近真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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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 發表於 2009-2-8 11:02 只看該作者 我對唐以後的不太熟悉,因此不好置辭。但是我覺得輕易不要否定既成定論。應該考察一下,高適、岑參和王昌齡,被歸為邊塞詩人,是唐代人就有這種說法,還是後人根據存詩論定的,畢竟當時人所見詩篇較多,對詩人在當時的聲譽和地位也有更多的了解,因此意見更加可靠。如《河嶽英靈集》收其詩如下:王昌齡(十六首)《詠史》 《觀江淮名山圖》 《香積寺禮拜萬回平等二聖僧塔》 《齊心》《緱氏尉沈興宗置酒南溪留贈》 《江上聞笛》 《東京府縣諸公與綦毋潛李頎相送至白馬寺宿》 《趙十四見尋》《少年行》 《聽人流水調子》 《長歌行》 《城傍曲》 《望臨洮》 《長信秋》 《鄭縣陶大公館中贈馮六元二》《從軍行》 評曰:元嘉以還,四百年內,曹、劉、陸、謝,風骨頓盡。頃有太原王昌齡、魯國儲光羲,頗從厥跡。且兩賢氣同體別,而王稍聲峻。至如「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慶雲從東來,泱漭抱日流」,又「雲起太華山,雲山互明滅。東峰始含景,了了見松雪」又「楮柟無冬春,柯葉連峰稠。陰壁下蒼黑,煙含清江樓。疊沙積為岡,崩落雨露幽。石脈盡橫亘,潛潭何時流」,又「京門望西嶽,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靄然關中暮」,又「奸雄用得志,遂使群心搖。赤風盪中原,烈火無遺巢。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又「百泉勢相盪,世石皆卻立。昏為蛟龍怒,清見雲雨人」,又「去時三十萬,獨自還長安。不信沙場苦,君看刀箭瘢」,又「蘆荻寒蒼江,石頭岸邊飲」,又「長亭酒未酣,千里風動地。天仗森森練雪擬,身騎鐵馬白鷹臂」,斯並驚耳駭目。今略其數十句,則中興高作可知矣。余嘗睹王公《長平伏冤》文、《吊枳道賦》,仁有餘也。奈何晚節不矜細行,謗議沸騰,再歷遐荒,使知音嘆惜。正如陶淵明歷來被稱為田園詩人,但大家也都知道《詠荊軻》這些「金剛怒目式」篇章,這是不妨礙的。即使某一題材詩作存世較多,但蹈襲前人,無甚成就,亦可存而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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