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乃天：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憲政解讀

寇乃天：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憲政解讀

【摘要】胡適自由主義的性情基礎是徽州文化、徽商精神與父母恩親的人格魅力。胡適自由主義經歷了萌芽、結胎、成熟與癌變幾個時期。胡適自由主義的理性內核包括健全的個人主義、和平的改良主義、英美憲政模式、實驗主義哲學、科學與民主、懷疑精神與批判意識、獨立精神與中立意識、世界主義。胡適自由主義的憲政意義體現為史學價值與借鑒價值兩個方面。 Hu Shi liberalism"s personality foundation is the Huizhou culture， the Anhui merchants spirit and the parents graciousness own personality charm. Hu Shi liberalism experienced several times，which are germination period， pregnancy， maturity period， carcinogenesis period. Hu Shi liberalism rational essence including perfect individualism， peace reformism， UK-US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pattern， experimentalism philosophy， science and democracy， suspicion spirit and critique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t spirit and neutral consciousness， cosmopolitanism. Both the reference valueand the history value are the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of Hushi.

【關鍵詞】胡適；自由主義思想；憲政解讀 Hu Shi; Liberalism thought;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引言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歷史之河奔騰向前，沖刷著此岸與彼岸的世界。吾輩抬頭仰望歷史的星空，數風流人物，燦若星漢。毋庸置疑，中國近現代史，實乃民族救亡史與中華復興史，亦是風雲人物與精英人士的逐鹿史！在那風雲際會與硝煙瀰漫的歲月里，「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胡適之的自由主義的思想言論風靡一時，深刻地影響時局，「顛倒」芸芸眾生的思想；斯人已逝，然其睿智思想橫亘不朽，必將穿越歷史時空而潛移默化地影響中華文明的演進歷程。經濟全球化與科技現代化的今天，我們如何解讀胡適的思想，並賦之以價值論的分析，便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關於胡適的評論文字，俯拾即是，且呈現多元化樣態；從民國時期至新中國初期，再到文革時期一直未曾中斷過，直至大陸改革開放，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後隨著胡適思想的「解禁」，海峽兩岸乃至海內外學者對於胡適的研究日益增多，且更顯公允，——胡適思想之研究與解讀，遂成為一門顯學。對於胡適思想，初步認識如下：其一，胡適思想具有多元性，它既包括哲學思想、文學思想、史學思想、訓詁學思想，亦不乏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等領域；其二，胡適思想具有複雜性，其思想既受到過國共兩黨的階段性肯定，亦最終遭受兩黨的共同抵觸與排斥，因而胡適思想是富有爭議的，體現矛盾的特點；其三，胡適思想具有淵源性，胡適本人深受赫胥黎的懷疑精神與其恩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理念的二元化影響，當然，這主要指胡適的思想受前述兩人的影響頗深（胡適在介紹自己的思想時有些許文字闡述），除此之外，其思想當然還有其他來源；其四，胡適思想具有「派系性」，這個所謂的「派系」，便是中間派，——一個不能真正稱之為派系的派系，胡適便是中間派系的「思想領袖」，倘若從文人派繫上劃分，胡適則是新月派文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彰顯該派系文人的理性之光；其五，胡適思想具有前瞻性，他以世界主義的情懷倡導吾國國民世界化（原為全盤西化論，後加以措辭與發展改善為世界化思想），以實驗主義的哲學理性主張一點一滴地再造文明（此為溫和的改良主義者的思想徑路，在多元矛盾激化的當時多少有些難以迎合時局之「胃口」），這些觀點與我國當前的改革開放事業是不謀而合的；其六，胡適思想具有務實性，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其主張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強調問題意識，主張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異議者指出，此為胡適思想的一大弊病，不利於「宏觀」把握中國的問題解決，值得探討）；其七，胡適思想具有民族性，胡適作為二十世紀的重要文人之一，其國學底蘊極其深厚，例如，他是「新紅學」的奠基人，他在《水經注》方面的造詣至今無人能出其右，他在禪宗史方面頗有研究，等等；其八，胡適思想具有中立性，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肇始於胡適的自由主義言論，——他一生恪守「為學與為人」的父訓（《學為人詩》為其父親胡傳留給胡適的詩，供其習誦），主張「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以不偏不倚的立場評論時局，至死不渝地高舉「自由主義」的旗幟，被譽為「自由主義大師」！基於以上認識，我們可以窺得胡適體系化思想的基本脈絡與輪廓。本文對於胡適思想的展開式解讀，主要限定在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領域，從而將視野加以框限，以避免討論的寬泛性與膚淺性，規避論題的過大化。同時，文章的解讀主要以憲政的視野（但又不限於此）來剖析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體現憲政解讀的基本特點。　

　　一、揭開自由主義的面紗：與胡適自由主義「親密接觸」　

　　「山下綠叢中，瞥見飛檐一角，驚起當年舊夢，淚向心頭落。隔山遙唱舊時歌，聲苦沒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溫舊夢。」 [①]歷史的車輪輾過二十世紀，駛入二十一世紀，重溫胡適舊夢，我們如何與胡適自由主義「親密接觸」，而又不至於品得一場驚夢，讓胡適依然猶道「聲苦沒人懂」？這便需要我們理性客觀地揭開胡適自由主義的神秘面紗！　

　　（一）性情：胡適自由主義的「人性化考量」　

　　周國平先生曾言：「歲月陶冶性情，絢爛歸於平淡。」胡適的性情因素，必然與其自由主義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而其性情之塑就，又促使我們追溯胡適的悠悠童年歲月，誠如此言所述，「胡適在晚年時仍那樣依戀著他的童年。那裡蘊蓄了太多的內容，太多啊，水一樣悠悠……」 [②]　

　　徽州文化與徽商精神在胡適性情上的投影是隱性與顯性的二元統一。胡適在其口述自傳中的第一章故鄉和家庭中，對此有所敘述，——儘管其出生在上海，他坦言，「我是安徽徽州人。」 [③]胡適之先生對於徽州文化是有深厚感情與極強的認同感的。徽州文化的精髓部分包括徽商文化。俗諺有云：「無湘不成軍，無徽不成商。」又言：「從政要讀曾國藩，經商要品胡雪岩。」由此可見，徽商文化是極其富有魅力與影響力的；胡適性情上反映徽商文化的特色，亦在情理之中。徽商崇尚敦厚信義，富有開拓進取精神，——群體意識與鄉黨觀念交互作用，又使得徽商「在性格機制上，常形成進取與保守的矛盾統一體」。 [④]徽州文化的另一凸顯部分，為徽州學派及其求是精神。徽州學術以徽州經濟為依託，自成一派，卓有成效，彰顯懷疑與求是的治學理念。維新驕子、飲冰室主人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中先後稱道「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 [⑤]胡適性情在徽州文化地理格局下，表現出開拓進取之精神風貌與懷疑求是之治學態度，並隱性或顯性地反映在其自由主義的特立言行上。　

　　父母恩親的人格魅力對胡適的性情之形成，具有重大影響。這是胡適自由主義之性情基礎的又一重要因素。胡適幼年喪父，然其父胡傳為其遺留了一篇親自編寫的四言韻文《學為人詩》，——該詩首句云：「為人之道，在率其性。」綜觀斯人一生，胡適謹慎恪守父訓，書寫率性人生，「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在一個不自由的時代進行著自由主義「左右開弓式」的獨特吶喊！胡適三歲喪父，其父親的人格力量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其母親馮順弟間接輸導入胡適靈魂深處的，「（胡適）父親的人格力量是通過（胡適）母親傳播到胡適幼小的心靈，使胡適終身難以忘卻。」 [⑥]馮順弟是個堅毅且有遠見卓識的偉大女性；從她身上，胡適感受到了母親對自己的期待，看到了父親的些許身影，——胡適的母親，扮演著慈母與嚴父的雙重角色，恪守胡傳的叮囑要胡適勤奮讀書，渴盼小胡適早日學有所成，出人頭地，「以學為人，以期作聖。」「她集沮喪、悲戚、幽怨、恐懼於一身，但在小胡適身上，她卻投下了使他受用終生而不竭的資本：為學與做人。」 [⑦]]馮順弟在其夫死後，周旋於大家族的關係瑣事間，並表現出絕妙的待人處事能力，其柔似水，其堅如盤；對此，小胡適是深切感悟的，——這也為其日後的自由主義思想所彰顯的寬容精神，提供了基本素因。胡適從他父母恩親遺傳與學到了率性的表達與寬容的處事的原則，因而，其性情上表現出率性與寬容的稟質。率性與寬容，決定了胡適的自由主義是富有伸張力的。　

　　（二）萌芽：前自由主義時期的胡適思想的「混沌狀態」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漫漫求學路，鯤鵬展翅翔。」別了，徽州故鄉;別了，慈愛母親！1904年，年僅13歲的胡適踏上了上海的七年求學之路；未曾滴灑半滴淚，隱忍心中凄涼意，——他深知母親不喜歡自己的兒子輕易落淚；胡適攜著母親的厚望慈愛，帶著徽州文化中特有的進取與懷疑精神，憑著一股年少輕狂的闖勁，來到了風雲變幻的上海灘，迎接新思想的洗禮！　

　　上海的魅力之處在於其常新，且有包容精神。因而，上海亦乃新思想新風氣的薈萃之地。胡適上海求「新學」，共念了三個學校：1904年他進入了由其父親胡傳的生前至交張煥綸創辦的梅溪學堂；該學堂設有國文、輿論、經史、時務、格致、數學、英文、法文等課程。翌年秋，胡適進入由寧波籍富商葉成忠創辦的澄衷學堂，——該校為當時上海有名的私立學校，故課程設置較為科學、管理亦顯完善；胡適在此學堂打牢了英文、算學的基礎。時至1906年，胡適考入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國公學，該校為「一部分留學日本的學生返回後發起，經十三省代表決議，由社會各界捐款贊助創辦的一所學校」， [⑧]其實質為上海革命的機關與掩體。但於中國公學之求學，胡適可謂受益匪淺，——無疑，胡適在此期間進行了思想上的砥礪與白話文寫作的磨練。　

　　上海求新學，胡適思想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禮，——嚴復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與飲冰室主人梁任公的「新民說」，給予胡適以思想上的衝擊與靈魂上的震撼！尤其是進化論，「成了他認識世界的一把鑰匙，並成為他日後接受實驗主義，走上自由主義之路的橋樑」， [⑨]適之之名，亦源於此！胡適在上海公學期間，參加競業學會，並在「振興教育，提倡民氣，改良社會，主張自治」的《競業旬報》上發表大量的詩歌、小說、社會時政論文；這是胡適得以自由發表其思想的良好機會，對於其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萌芽的作用。1908年中國公學起內訌，胡適在此期間處於感情上的空虛期，與他的一些「浪漫」的朋友整天花天酒地，紙醉金迷，——遂有適之「才子兼浪子」的稱謂；日後胡適每回憶此段往事，必內心懺悔，還多次在公眾場合力勸青年人戒嫖。縱觀此段時期，胡適的思想處於混沌狀態，還有待「撥開雲天見日月」！　

　　（三）結胎：美國精神的領悟與自由主義思想的定型　

　　1910年，時值第二次留美庚子賠款官費生考試。胡適以平均59.4分、第55名（共錄取70人）的成績，金榜題名，折桂步蟾宮，踏上了赴美留學的油輪，——前方浪花激越飛濺，迎接胡適的是美國精神的灌輸與領悟，自由主義思想的熏陶與洗禮！初到美國，胡適開始了康奈爾大學的學生生活。美國是個自由之邦，崇尚自由寬容，提倡個性解放。胡適在康奈爾大學就讀期間，有幸與綺色佳地區的基督教家庭接觸，從而與不同種族和不同信仰人士接觸。在康奈爾大學學習時，適逢美國大選，胡適選修了奧茲教授的美國政府和政黨專題課。「我記得就在這個大選之年（1912——1913），我選了他的課。」 [⑩]威爾遜、托虎托、老羅斯福分別充當民主黨、共和黨和進步黨的候選人，奧茲教授則要求學生讀三份報紙，即《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紐約晚報》（這三份報紙分別支持威爾遜、托虎托、老羅斯福），寫出札記與研究心得，一併交上，作為期終作業。這使得胡適對於政治產生了不感興趣的興趣。後來，胡適轉學哥倫比亞大學，時至1916年美國在次大選，胡適支持的威爾遜在大選中獲勝，當時胡適激動得熱淚盈眶。胡適對於美國政治的關注，為其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實踐依據。胡適指出，「我對政治始終採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interest）。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 [11]　

　　胡適美國求學，其青年時期的政治訓練有三：其一，公開講演的訓練；其二，學習議會程序；其三，對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信仰。這些所謂的「政治訓練」，對於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以武力相威脅的不合理的「二十一條」，華夏震驚，神州色變！霎時，留美的中國留學生群情激奮；偏於鎮靜的胡適此時正醉心於「不爭哲學」，特立獨行地在《中國學生月報》上發表了《致留學界公函》，其文曰，「在我個人看來，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值此時機，我們的當務之急，實在應該是保持冷靜。讓我們各就本分，盡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這與其日後的為祖國之崛起圖強「造新因」的自由主義言論，是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的。　

　　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哲學基礎是其恩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胡適坦言，「杜威對我其後一生的文化生命既然有決定性的影響，……」 [12]杜威對於胡適的影響首先表現為實證思維術，胡適創造性的發展為其獨特的治學方法，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使得胡適以後的一系列文字都以其為哲學依據，——堅持懷疑精神，不盲信任何主義，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的方法論依據亦在此處。另外，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是主漸進的，即受進化論思想的影響，運用於社會政治層面，則表現為溫和的改良主義色調。以杜威哲學為基礎的胡適自由主義思想彰顯出懷疑精神與改良主義的理性。　

　　（四）成熟：民國風雲下胡適自由主義的「輝煌」　

　　1917年3月胡適在日記中寫下《伊利亞特》中的一句詩：「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吧！」該年7月，胡適應陳獨秀之約，自美回國，就任北京大學教授，開啟了其自由主義之旅！胡適力倡白話文，以青年才俊，暴得大名，一時間，青年學子「以胡適為大帝，以績溪為上京(章士釗語)」，——短時間內，胡適便成為梁啟超之後的學界領袖、思想明星！對此，余英時先生指出，胡適正好填補了學術史上的一塊空白。時代，為胡適提供了展現其思想與魅力的舞台。　

　　胡適在五四運動前夕發表的兩篇文章，被視為胡適自由主義的先聲！1918年胡適發表《易卜生主義》一文。此篇文章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表達，他與此文闡述易卜生主義，並藉以向青年一代發出警醒之音：「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正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尺牘》第八十四)。」 [13]胡適的易卜生主義是宣揚個人主義的，提倡個性之張揚，人格之獨立。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必然表現出個人本位的特色。1919年胡適發表《實驗主義》，宣揚杜威哲學。根據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解釋，觀念必須在實驗中鍛煉，只有經過實驗證明，在實踐上能解決實際問題的觀念，才是「有價值的觀念」。所以，杜威認為「實用主義」更好的名字應該是「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或者「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胡適信奉杜威的「實驗主義」（有譯「實用主義」）。他認為「實驗主義」是科學的產物，用科學的觀點看，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因而不可能有絕對真理。同時，世間沒有永恆的東西，世間萬物都是變化的。他解釋「實驗主義」，是只重真正的事實，探求試驗的效果。世界是人創造的。經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應付環境。人類應該從事實中求真確的知識，訓練自己利用環境的本事，養成創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知識思想是應付環境的工具，他堅持實驗是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要培養創造的思想力，就要以懷疑為起點，找到新知識來解決這疑難。胡適把它總結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其實就是杜威在《思維術》中講述人之有系統思想的「五個階段」的精鍊概括。胡適一生都用這一學術思想來研究問題，解決問題。這曾被作為唯心主義的代表而屢受批判。實驗主義是胡適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有進化論的痕迹，彰顯務實精神與懷疑精神。總的來講，《易卜生主義》與《實驗主義》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早期代表性文章。　

　　自美回國伊始，胡適曾立言：「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以此為文化心理底線，胡適準備安心於學術，主張一點一滴地再造文明，為祖國強大「造新因」，打牢新文化運動的基礎。然而，五四運動畢竟「衝擊」了胡適的「迷夢」。胡適甚至指出，「從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我們那時可能是由於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但是它終於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 [14]五四運動後，胡適終於「忍不住」要談政治了，並發表了那篇有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從而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這是胡適自由主義言論的第一次在國內的吶喊與表達，亦是其運用實驗主義哲學的一次典範。它折射出五四文化人與自由主義的關係：「自由主義作為中國政治思想的一個流派，興起於五四時期，在政治理想上，它追求歐美近代的民主共和體制；而在行動方式上則堅持政治改良，反對引發社會劇烈動蕩的革命和過激行動；在個人行為方式上，則注重人格獨立性，蔑視政治權威，漠視團體規則，帶有較強的獨立不羈的風格。」 [15]至於該文的寫作基礎，胡適研究學者沈衛威指出，「作為一個實驗主義信徒，他的實驗態度和自由主義議政——漸進的政治改革主張，使得他對當時的社會政治只可能採取『問題』性的干預。這是他寫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基本政治文化心理。」 [16]此項爭論中，是問題壓倒了主義，胡適的談政治的情愫得以喚醒！胡適自由主義表現出治學複議政的特色。　

　　時至1920年8月1日，自由主義的呼聲第一次如此激昂的響徹在華夏神州的上空！這一天歷史不會忘記，——胡適和蔣夢麟、李大釗、陶孟和、王文伯、張慰慈、高一涵等七位知識分子聯名在《晨報》發表了《爭自由的宣言》，《東方雜誌》第17卷16號予以轉載。他們開篇即說：「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是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我們相信人類自由的歷史沒有一國不是人民費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換得來的，沒有肯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出現。這幾年來軍閥政黨膽敢這樣橫行，便是國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評判的真精神的表現。」他們所以要鄭重提出幾種「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就是希望全國同胞起來力爭。在關乎「人民和社會生存的命脈」的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論、出版自由，然後是集會結社自由、書信秘密自由。《爭自由的宣言》明確提出如下六條：（1）民國三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治安警察條例應即廢止。（2）民國三年十二月四日所公布的出版法應即廢止。（3）民國三年四月二日所公布的報紙條例應即廢止。（4）民國八年所公布的管理印刷業條例應即廢止。（5）民國三年三月三日所公布的預戒條例應即廢止。（6）以後如果不遇外患或戰爭開始的時候，不得國會、省議會議決，或市民請求，不得濫行宣布戒嚴。 同時還指出：「下列四種自由，不得在憲法外更設立限制的法律：（1）言論自由；（2）出版自由；（3）集會結社自由；（4）書信秘密自由。」該文「以英美式的民主、人權、自由和法制精神作參照，對現行政治進行了正義的要求和輿論上的限制」， [17]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第一篇公開的宣言，它播撒了自由的種子，宣揚了爭自由的鬥爭哲學，是自由主義言論的光輝典範！有學者指出，「這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第一封具有現代自由和憲政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宣言書』，是本世紀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次自覺的自由追求和意識覺醒。在這份宣言書中，明確了公民自由的權利以及針對政府可能對自由進行迫害的限制政府的自由意識。在胡適之前，我沒有讀到其他人有這麼明晰劃定權利歸屬的自由文本。」 [18]胡適於此文後，正式走出書齋，擎起自由主義的大旗!　

　　1921年5月21日在丁文江的倡議下，胡適、丁文江、王征與蔣夢麟成立「努力會」。該會一成立，胡適便開始為民國之動蕩時局開出第一個「藥方」，即「好政府主義」。該年8月5日，胡適在安慶第一中學演說「好政府主義」。對此胡適在日記中寫到，「這是我第一次公開的談政治。」1922年5月7日《努力周報》正式創刊，「努力會」演變為公開的組織「努力社」。創刊號上登著「發刊詞」，是胡適做的一首《努力歌》，最後二節寫道： 　

　　朋友們，我們唱個「努力歌」：　

　　「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　

　　「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國再造了!　

　　努力!努力!」 [19]　

　　該詩表明胡適的自由主義言論傾向性，是自由主義者的一次吶喊！《努力周報》第2期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是一篇專談「好政府主義」的宣言，由胡適起草，蔡元培領銜，有陶行知、李大釗、丁文江等共16人簽署。文末即署著這16位「提議人」及其職業，長長的一排名單，多是校長、教授、博士、主任之類人物，頗有一點氣派。而「好政府」也似乎成了這許多人的主義。《我們的政治主張》，是十六個人簽名的，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干三位先生領銜，在君（即丁文江，引者注）和胡適簽在最後。這篇《政治主張》在當時曾引起不少的討論，內容大致如下：一、政治改革應該有一個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國內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地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是：在消極方面，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官吏；在積極的方面，第一要充分利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三、對今後的政治改革，我們有三個基本的要求：（一）一個憲政的政府，（二）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的用人等，（三）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出來與惡勢力作戰。「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五、我們對於當前問題的意見：（一）要求一個公開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早日正式解決南北分裂的問題。（二）我們深信南北沒有不可和解的問題。對於南北議和的條件，我們要求（甲）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乙）和會應責成國會剋期完成憲法，（丙）和會應該協商裁兵，（丁）和會一切會議都應該公開。（三）我們對於裁兵的問題，主張四點，其中一項「裁廢虛額，缺額不補」，是在君主張最力的。（四）我們提出一個「裁官」的辦法，並主張參酌各國文官考試法，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與升遷的辦法：凡屬於「考試任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五）對於現行的選舉制度，我們主張廢除複選制，採用直選制，並嚴定選舉舞弊的法律。（六）對於財政問題，我們主張「徹底的會計公開」，「根據我們國家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1922年9月，由於軍閥派系的矛盾，吳佩孚等支持王寵惠出來組織內閣，署理國務總理，羅文干任財政總長，湯爾和任教育總長。他們三人都曾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上簽名，因此，這屆內閣被人稱為「好人政府」。但內閣的實權全被直系軍閥所操縱，「好人政府」只不過是軍閥手裡的一種工具與裝飾罷了。「好政府主義」這種政治思想，是從1921年開始傳播的，是針對無政府主義思潮和「壞政府」而來的。但現實中的「好政府主義」卻與理念中的自由主義憲政理念相去甚遠，這亦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悲哀！「好人政府」的短命表演，使『好政府主義』聲名狼藉，正派人士都不屑於提及了。」 [20]　

　　1922年6月16日胡適發表了《我的歧路》一文，反思自己的學術路徑的取向性與政治參與的自覺性。其文開篇曰：「梅先生是向來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卻極贊成我談政治；孫先生是向來最贊成我談思想文學的，現在很懇摯的怪我不該談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並非不贊成我談思想文學，他只希望我此時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這真是我的歧路！」 [21]胡適的歧路，其實是一代自由主義宗師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徘徊，——學術是永恆的，談政治是暫時的，於人類歷史文明之長河觀視，學術的影響是長遠的！「胡適『三十年不談政治』的約言一再打破，他不得不寫下《我的歧路》等文章為自己多次『談政治』辯白。」 [22]胡適坦言，「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 [23]他進而指出，「我現在談政治，也希望在政論界提倡這一種『注重事實，尊崇證驗』的方法。」 [24]《我的歧路》投影出胡適的實用人生，反映了一種矛盾的心理，亦體現了胡適的反思的理性。　

　　1922年9月10日，胡適在《努力周報》第19期上發表《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其文指出，「我們的朋友陳獨秀是反對聯省自治的。……我們如果進一步研究帝制運動的時代，就可以明白帝制的運動可代表一種『強求統一』的迷夢。這個迷夢的來源長的很呢！……為強求統一而封建軍閥，然而封建軍閥卻使各省格外分裂，逐成了獨秀說的政治糾紛的現狀。」 [25]對此，胡適提出自己的見解，「總括起來，我們的意見是：（一）中國不適宜於單一的國家組織；軍閥的割據是武力統一的迷夢的惡果。（二）今日只是督軍總司令的權大，而地方的權極小。這兩件事決不可混作一件事。（三） 軍閥的許可權所以大到這個地步，是因為地方沒有權，又因為中央雖有權而無力裁製軍閥。（四）今日決不能希望中央來裁製軍閥；裁製軍閥與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武器在於增加地方許可權，在於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我們可以大膽說：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是建設在省自治上面的聯邦的統一國家。凡反抗這個旗幟的，沒有不失敗的。」 [26]我們認為，胡適的聯省自治論是其對美國聯邦制的中國化的一個倡議，是不符合我國國情的，——我國只能實行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　

　　1927年6月胡適入股新月書店。1928年3月10日，《新月》創刊，同年4月30日，胡適就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兼文理學院院長。歷史註定記住這幫帶有浪漫與理性色彩的文人，——新月派文人。「時光退回到民國十八年即公元1929，這是國民黨統一中國後『訓政』開始的第一個年頭。題目所謂的『人權論戰』，即『新月』知識分子與國民黨訓政體制的交鋒。這一交鋒，發生於國民黨執政伊始，它由此拉開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和執政黨之間齟齬、抗爭、批判乃至被打壓的第一幕。」 [27] 毋庸置疑，胡適於1929年4月發表於《新月》雜誌上《人權與約法》一文掀起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界關於人權問題的一次最深入、最具理論價值的討論熱潮，即人權論戰！該文的寫作背景主要有二：其一，「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1929年3月26日上海各報登出消息，說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主任和宣傳部部長陳德征提出一個「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該安提醒人們警惕「反革命」活動，並將「一切反對三民主義的人」視為「反革命分子」。為了鎮壓「反革命分子」，法院不必拘泥證據。「凡經省黨部及特別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陳德征的這一提案為國民黨法西斯專政大開方便之門。只要黨說誰是反革命分子，誰就是反革命分子。法院對於此類案子，不須審問，只憑黨組織一紙證明，便須定罪處刑。「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的這一提案激怒了胡適。他看到提案後忍不住給當時任司法院長的王寵惠寫信，問他對此提案有何感想。在這封公開信里，胡適對國民黨破壞法律程序和根本否認法治的現象提出了抗義。他責問道：「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在哪一世紀哪一個文明民族曾經有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制度的嗎?」胡適將此信稿送國聞通訊社發表。但幾天後得知信稿已被檢查新聞的官員扣去，未能刊出。這就更加激怒了胡適。他憤怒地表示：「這封信是我親自負責署名的，不知道一個公民為什麼不可以負責發表對於國家問題的討論」。陳德征知道胡適批評他的提案後，很快寫了一首氣焰更加猖狂的打油詩登在《民國日報》上。此詩題目為「胡說」，一語雙關地直接針對胡適的姓名和主張而來。詩的前幾句警告胡適： 違反總理遺教，便是違反法律。違反法律，便要處以國法，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說博士來胡說的。其二，國民黨政府的所謂保障人權令。1929年4月20日國民黨政府頒布保障人權令，規定：「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不貸」。在國民黨專制統治下，實際上「人權被剝奪，幾乎沒有絲毫余乘」，競然還會出現所謂保障人權令。這本身就是對人權的極大諷刺。胡適細讀此令後感覺到更加失望。他指出此令的缺點如下：一是此令認為人權就是「身體、自由、財產」三項，並且對這三項權利都未作明確規定，自由和財產都包括什麼內容，如何受保障等問題都不清楚。二是此令將侵權行為主體僅限於「個人或團體」，而對黨與政府隻字不提。這就為國民黨政府侵害人權留有餘地。對此，胡適明確指出：「個人或團體固然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但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如今日言論出版自由之受干涉。……都是以政府機關的名義執行的。」三是此令所謂「依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對此，胡適指出：「我們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種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權，中華民國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種種妨害若以政府或黨部名義行之，人民便完全沒有保障了。」總之，國民黨政府的人權保障令無非是欺人之舉欺人之談。在國民黨政府人權保障令頒發前後，發生了一系列嚴重侵犯人權的事件。這些事件也是激起胡適憤怒抨擊國民黨政府無法無天的緣由。一是安徽大學學長被禁案。該學長只因語言頂撞了蔣介石，便被拘禁多天。其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而不能去法院控告任國民黨政府主席的蔣介石。二是唐山商人楊潤普被軍隊拷打案。楊被當地駐軍拘去拷打，遍體鱗傷，商會代表集體求情也無效。此事還是在國民黨政府公布人權保障令後十一天後發生的。這兩件事表明，上至國民政府主席下至地方駐軍軍管，隨意侵害人權，何嘗受到法律制裁。以上便是《人權與約法》一文的寫作背景。對此，胡適指出，「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為都不得逾越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法治只認得法律，不認得人。在法治之下，國民政府的主席與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軍官都同樣的不得逾越法律規定的許可權。國民政府主席可以隨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軍官自然也可以隨意拘禁拷打商人了。但是現在中國的政治行為根本上從沒有法律規定的許可權，人民的權利自由也從沒有法律規定的保障。在這種狀態之下，說什麼保障人權﹗說什麼確立法治基礎﹗」 [28]他進而倡議，「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權，如果真要確立法治基礎，第一件應該制定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至少，至少，也應該制定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 [29]行文至最後，胡適吶喊：「我們的口號是：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 [30] 隨後胡適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高舉自由主義大旗，將新月人權運動推向高潮。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一文中，胡適對於孫中山的憲政三段論提出質疑，「我們可以明白中山先生的主張訓政，只是因為他根本不信任中國人民參政的能力。所以他要一個訓政時期來培養人民的自治能力，以一縣為單位，從縣自治入手。……參政的能力也是這樣的。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種教育。人民初參政的時期，錯誤總不能免的，但我們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夠便不許他們參政。人民參政並不須多大的專門知識，他們需要的是參政的經驗。民治主義的根本觀念是承認普通民眾的常識是根本可信任的。」胡適進一步質問，「憲政之治正是唯一的『入塾讀書』。唯其不曾入塾讀書，故急須入塾讀書也。……我們姑且讓一步，姑且承認共和是要訓練的。但我們要問，憲法與訓練有什麼不能相容之點？為什麼訓政時期不可以有憲法？為什麼憲法之下不能訓政？」胡適最後指出，「人民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制。我們深信只有實行憲政的政府才配訓政。」 [31]胡適此文以西方憲政之理念為標尺，秉承自由批判之精神，表達了一代自由主義宗師的憲政訴求！在《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一文中，胡適又對國民黨奉為圭臬的孫文學說進行了自由主義的批判評論！孫中山知行過度分立的態度，將導致兩大危險：一是誤導青年「只認得行易，而不覺得知難」；二是當權者借「行易知難」和「訓政」的招牌，鉗制言論自由。在胡適自由主義大旗下，有三個人物起了重要作用，即被譽為「新月三劍客 」的羅隆基、王造時與梁實秋。和胡適的《人權與約法》發於《新月》二卷二期上的是羅隆基的《專家政治》。兩篇文章搭配為一組，都是面對訓政開火，也都是「人權論戰」的標誌性文章。羅隆基是1928年才從英國留學回上海的，回來不久就以「初出茅廬不畏虎」的姿態投入胡適發起的「人權論戰」。如果說胡適是這場論戰的領袖，羅隆基則是名副其實的主將（而當時被稱為「新月三劍客」之一的梁實秋只是裨將，他前前後後一共只貢獻了兩篇文章，其精力很快轉移到和魯迅的文學論戰上）。作為主將的羅隆基在「人權論戰」的前期多少是作為胡適的配合出現的。胡適強調用約法保障人權，羅隆基很快就有正面的呼應《論人權》。在胡適、羅隆基的文章之後，梁實秋在第三號的卷首登出了《論思想統一》。其文曰：「我們現在要求的是：容忍！我們要思想自由，發表思想的自由，我們要法律給我們以自由的保障。我們並沒有什麼主義傳授給民眾，也沒有什麼計劃要打破現狀，只是見著問題就要思索，思索就要用自己的腦子，思索出一點道理來就要說出來，寫出來，我們願意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所以不能不主張自由的教育。我們反對思想統一！我們要求思想自由！我們主張自由教育！」 [32] 胡適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更是言辭激烈，矛頭直指國民黨的政治！「1930年1月，這些文章編為《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出版。這部書稱得上更為出色的『盛世危言』。」 [33]儘管國民黨政府對此呼聲置之不理，甚至反而變本加勵地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和迫害，但是胡適對人權法治的倡導的確定對國民黨政府的一個有力打擊，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震動。胡適本人也因此遭到迫害。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曾以顛覆罪要求正式逮捕胡適。由於胡適有很高的社會威望，免遭逮捕。但其中國公學校長一職因胡被罷免。《新月》雜誌也遭查禁。胡適在《人權論集》之後，於1930年4月10日撰文《我們走那條路？》，發在《新月》二卷第十號上。文章立足和平漸進的改革，提出中國之真正敵人是貧困、疾病、愚昧、貪污和擾亂！此文體現了胡適的實用人生與問題意識。斯人自由主義之言論已然成為明日黃花，然人權論戰所闡發的人權精神與理念的熊熊烈火依舊忘情燃燒，成為國人心中永遠的聖火！　

　　1932年5月22日，以胡適為核心，丁文江、蔣廷黻、傅斯年等人再度匯聚在一起，創辦了《獨立評論》周刊。胡適在發刊詞中指出：「我們叫這個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該刊具有自由主義傾向，提供西方民主政治，反對獨裁專制和文化復古主義。最高發行數達1.3萬份。1936年底因著論反對日本策劃「華北政權特殊化」，一度被迫停刊。1937年4月復刊，同年7月18日終刊，共出244期。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l930年代前期，胡適在《獨立評論》上就民主與獨裁問題上展開了自由主義的論爭。張太原的新著《〈獨立評論〉與20世 紀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對於胡適在《獨立評論》中的獨立精神加以肯定。立論基於三點：「20世紀30年代，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統一思想』的年代，三民主義被規定為『唯一正確』的思想，以政權的力量強制灌輸給民眾。但是，『統一思想』的舉措並未改變多元鳴放的局面，特別是沒有改變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三大思潮鼎立的格局。……第一，自由主義者並未與三民主義文化相妥協。……第二，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會通。……第三，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並非緊張。」 [34]　

　　1933年1月胡適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2月，胡適被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除名。「民權保障同盟的創立，蔡氏未必完全不知來由而『被人利用』，他與左翼人士的接近顯然有不滿當局欲與抗爭的意味。胡適則不同，他自然是熱心人權的人，然此時他更強調『法制』，甚至常常為『國家』設想，他稱保障民權是法律問題而非政治問題，一開始即與左派人士相左。」 [35]對於民權理解的差異，是胡適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決裂的根本原因。　

　　1934年胡適發表《信心與反省》一文。其文曰，「我很高興我們的青年在這種惡劣空氣里還能保持他們對於國家民族前途的絕大信心。這種信心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基礎，我們當然是完全同情的。可是我們要補充一點：這種信心本身要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根據不穩固，一朝根基動搖了，信仰也就完了。」進而，他指出，「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築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祖宗的光榮自是祖宗之光榮，不能救我們的痛苦羞辱。何況祖宗所建的基業不全是光榮呢？……反省的結果應該使我們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那並不太豐富的固有文化，都是無濟於事的銀樣蠟槍頭。我們的前途在我們自己的手裡。我們的信心應該望在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下什麼種，出多少力。」 [36]其文立論深遠，反思中華文明與近代西洋文明，指出我們民族信心的根基在於學習借鑒西洋文明。　

　　時至1935年6月21日，胡適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了題為《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的文章。他引用美國「展望周報」(The Outlook)總編輯阿博特(Lyman Abbott)的父親的話：「自古以來，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他認為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實乃名詞上的論爭。他指出，「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淪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 我的提議的理由是這樣的：第一。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第二，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容易得著同情的贊助。……第三，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鄙見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討論者以為何如？」 [37]最後，胡適將其全盤西化論措辭為充分世界化思想，體現了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性！　

　　「略有幾莖白髮，心情已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 [38]1938年9月17日，國民黨政府頒發了「特任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令。對此胡適表明自己的立場：「吾從未擔任官職，吾珍視吾之獨立思想，因吾為人過去素知公開批評政府。但時代已改變，已無反對政府之餘力，一切中國人應聯合起來。」10月5日，胡適至華盛頓大使館上任，27日向羅斯福總統遞交國書，正式開始了其外交官生涯。使美任內，胡適通過頻繁的講演打消美國朝野置身於戰爭之外的孤立主義情結，並運用自己留學美國的經歷和廣博的學識，巧妙地周旋於美國政要之間，為中國堅持抗戰贏得了美國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被人們譽為「書生大使」。 日本政界則對胡適將出任駐美大使感到驚駭，東京《日本評論》甚至出了一個「三對一」的主意，讓以文學見長的鶴見佑輔、外交界的寵兒石井菊次郎、英語極好擅長雄辯的松崗洋右，三個人聯合起來開展對美宣傳戰，以抵擋胡適的巨大影響。「作為學者和文人的胡適，不是戰略家，更不是軍事家，但他也有一套戰略，概括起來也是兩句話：和比戰難，苦撐待變。他在許多場合，在許多文章、講演、函電中，一再闡述過這兩句話共八個字的戰略方針(或日指導思想)。」 [39]胡適的外交思想集中體現為八個字：和比戰難，苦撐待變。這體現了胡適的和平主義的自由主義思想。胡適在四年大使期間，以公開演講影響美國高層政治人物，體現了一代自由學人的書生外交的個人努力，對於國內的抗日提供了外交支撐！1941年7月胡適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發表英文演講《民主與極權的衝突》。這是胡適自由主義言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文曰：「在這幾段話里，衝突二字，有了定義；極權主義的挑戰，碰到反擊；參加戰鬥，已是義不容辭了。這是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的衝突，是自由與奴役的衝突，是由憲法組成的政府與專制獨裁的淫威的衝突，是人民自由開明的意志的表達，與對政黨及『領袖』無條件盲目服從的衝突。」他進而指出極權主義的特徵：「極權主義的二十個重要的特徵是：一、狹義的國家主義情緒，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二、由一個軍隊般嚴格約束的政黨，來執掌國家的政權。三、嚴厲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四、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的宗教之下。五、「領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實際上，他也就等於一個神。六、提倡反理智反知識，諂媚無知的民眾，嚴懲誠實的思想。七、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上的真理。八、廢除純粹尋求真理的科學與學問。九、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十、使人民陷於文化的孤立，對外界的真實情況，無從知曉。十一、由政黨統制一切藝術文化。十二、破壞政治上的信義，使用虛妄偽善的手段。十三、政府計劃的罪惡。 十四、鼓勵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謂『公共敵人』。十五、恢復野蠻的家族連坐辦法，對待這種『公共敵人』。十六、準備永久的戰爭，把人民軍事化。十七、不擇手段的鼓勵人口增加。十八、把『勞工階級對資本主義革命』的口號，到處濫用。十九、禁止工人罷工和抗議，摧毀一切勞工運動。二十、工業、農業、商業，皆受執政黨及領袖的統制。」他進一步分析指出，「我認為民主政治與反民主政治的生活方式之間真正的衝突，基於兩種基本的矛盾：（—）急進和過激的革命方式，不同於進步和逐漸改革的方式。（二）控制劃一的原則、不同於互異的個人發展的原則。」文章最後，胡適得出結論：「最後，我認為真正的民主與極權的衝突，可以歸納為兩種基本觀念的衝突：第一，這種急進革命的方法，與漸進改善的方法之衝突，第二，這種企圖強迫劃一，與重視自由發展的衝突。為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民主的制度而辯護，須對於健全的個人主義的價值，具有清楚的了解，必須對於民主主義的遲緩漸進的改善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認識。進步總是日積月累的，如果個人不能自由發展，便談不到文明。」 [40]由此可見，胡適的自由主義的理性內核是重視民主，反對極權的，是倡導個性張揚，反對整齊劃一的，是主張解放自己，反對泯滅個性的！　

　　1942年9月8日，胡適辭去駐美大使職務，移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1943年他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5年4月25日，以宋子文為首席代表，胡適、董必武、張君勵、王寵惠、魏道明、施肇基等一批具有外交影響的知名人士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出席在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制憲會議。會議期間，胡適向董必武提出他的「無為」政治主張，建議共產黨做國民黨以外的第二大黨，成為參政黨。這也反映了胡適自由主義與中國政治實際相脫離的一面！胡適自由主義在國共兩黨的夾縫間生存，預示著胡適自由主義必將走向「癌變」！　

　　二、自由主義的「癌變」：胡適的無地自由　

　　「寧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此詩原本指代胡適與曹誠英的戀情，其實也影射出胡適自由主義的悲哀，——在一個無地自由的年代，胡適的自由主義終究走向了「癌變」！行文至此，不自禁的一種愴然感湧入心底，——誰人又能不為自由主義而悲哀？！　

　　（一）自由主義的「疲軟」：國共內戰時期的自由言論　

　　「應憐自由多磨難，東風無力百花殘！」1946年7月胡適回到北平，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個不合時宜的北大校長。1946年11月胡適出席「國民大會」。 1947年胡適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一文中說：「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與言論出版的自由是社會改革與文化進步的基本條件。……我深信這幾百年中逐漸發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合性，可以推行到社會的一切階層，最可代表全民的利益。民主政治的意義，千言萬語，只是政府統治須得人民的同意。……我深信這幾百年（特別是這一百年）演變出來的民主政治，雖然還不能說是完美無缺陷，確曾養成一種愛自由，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1947年3月，蔣介石拉胡適加入國府委員會，出任考試院院長，胡適推辭不就，表示在野幫助政府。該年5月，胡適在北平組織「獨立時論社」。12月，蔣介石欲拉胡適出任行政院院長或競選總統。1948年3月，胡適出席「行憲國大」，同意蔣介石的決定，做總統候選人。4月，因國民黨中常委大多數人反對，胡適參加總統競選之事未成。同月，《獨立時論集》出版。「1948年8月初胡適發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廣播電台做了《自由主義》的長篇廣播，……此後他在南京講《自由與進步》(9月27日)、在武昌講《自由主義與中國》(10月5日)、在杭州講《自由主義與中國》(10月20日)、在台灣講《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1949年3月27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傳自己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與思想立場，幻想化解國共兩黨的殊死鬥爭，在中國建立起他夢寐以求的美英式的自由政治體制。」 [41]這裡著重要提及的是胡適的《自由主義》一文。其文曰：「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強調的尊重自由，……從老子孔子打開了自由思想的風氣，二千多年的中國思想史，宗教史，時時有爭自由的急先鋒，有時還有犧牲生命的殉道者。」隨後他筆鋒一轉，指出，「但是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是強調的擁護民主，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必須放在多數人民手裡，……」行文至最後，他指出，「最後我要指出，現代的自由主義，還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和平改革有兩個意義，第一就是和平的轉移政權，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體改革，一點一滴的求進步。容忍反對黨。尊重少數人權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會改革的唯一基礎。」文章最後，胡適得出結論，「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改革。」 [42]胡適的自由主義是英美式的，是表裡如一、自始至終的，但時局為國共內戰、風雨飄搖，因而，那時的胡適自由主義又是疲軟無力的！　

　　歷史的車輪終於走到了十字路口；胡適面臨何去何從的自由主義抉擇！1948年11月，蔣介石派陶希聖北上請胡適出任行政院院長，胡適不就。12月，胡適乘蔣介石派的專機離開北平，到達南京。12月13日胡適撰寫了《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的紀念文章，14日給北大同仁留言：「我就毫無準備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託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適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學會籌備的「北大五十校慶大會」，他在致辭中說：「我絕對沒有夢想到今天會在這裡和諸位見面，我是一個棄職的逃兵，實在沒有面子再在這裡說話。」他痛感自己「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危」，惟有「希望北大能夠完全渡過這一難關。」說話間情緒悲愴，感慨湧起，一時泣不成聲，會場一片凄然。這天正是他57周歲生日。1949年4月6日胡適離開大陸，自上海坐海輪赴美。對此，李澤厚先生曾質疑：「胡適由一個主張西方民主的自由主義者，為何會最終走向了蔣介石的獨裁政權？」有學者加以分析指出，「和極權體制相反的當然是民主體制。可是，對中國自由主義來說，這不是一個現成的體制，而是一個在現實土壤中尚待形成的體制。因此，胡適與其說是選擇民主，毋寧說是選擇有可能走向民主的體制土壤。比較而言，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體制，是在『民主體制』和『極權體制』之間的一個『威權體制』。它儘管也是獨裁的，但比之極權，它的權力有相當的限制。……這就是20世紀中國自由主義之難，它不是在『民主』與『極權』之間選擇，而是在『威權』與『極權』之間選擇。胡適斥極權而擇威權，並非對它認同，而是一種基於『寬容』的考量。這裡的寬容不是別的，是一種制度空間，或者說，寬容就在於空間。」 [43]胡適自由主義終成「癌變」，——在一個無地自由的情形下，選擇了容忍的自由！別了，胡適；別了，自由主義的夢！　

　　（二）自由主義的「暮年」：《自由中國》的幻滅　

　　胡適1949年4月從上海乘船赴美，在此前後，他和雷震等人商議出版《自由中國》雜誌。該雜誌1949年11月在台北出版，胡適任發行人。直至1960年被查封為止，《自由中國》雜誌一直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輿論陣地與精神堡壘！　

　　1949年4月胡適赴美從事國民外交，並寫成《〈自由中國〉的宗旨》。該文後發表在11月20日出版的《自由中國》創刊號上：「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有這些：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第二、我們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展他的勢力範圍。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此時，《自由中國》完全成為一場迷夢：一方面，自由主義者的言論傾向於為蔣氏政權辯護，反對大陸政權，很難真正體現自由主義的不偏不倚的獨立精神；另一方面，《自由中國》雜誌很難真正與台灣政府當局相安無事，事實證明《自由中國》在中後期又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言論陣地，針砭台灣時政，觸動蔣氏政權的政治利益，因而，《自由中國》難自由，——終究是自由主義者的一場幻象迷離的夢！　

　　1951年8月，胡適致信雷震，提出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的名銜，以示對台灣當局壓制《自由中國》的抗議！1953年2月，胡適正式辭去《自由中國》發行人的名銜。1955年4月胡適在台北《自由中國》第十二卷第七期上發表《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一文。該文指出，「範文正《靈鳥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時往往專指諫諍的自由，我們現在叫做言論自由。」他進而指出，「這是九百多年前一個中國政治家爭取言論自由的宣言。從中國向來知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昇平的濫調。」 [44] 此文凸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言論自由色彩！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70歲生日。他別出心裁，搞了一個「婉拒祝壽貢獻建議」的花招，並令「總統府」秘書長張群以「總統府」的名義下發到各機關團體。1956年10月胡適在《自由中國》發表《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大觸蔣家父子之大忌，被蔣經國視為「毒素思想」！他述說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第一個故事，是艾氏就任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後，同意該校的副校長的建議，每天約各院系的負責人3人來談。但他見了十幾個人就感到很累，得知需要見面彙報的有63人後大叫道：「天啦，太多了，太多了！你知道，我過去做盟軍統帥時，只接見我直接指揮的3個將領，其他的就由他們管，我完全信任他們。如果63人個個來談，既浪費雙方的時間，又有許多是我不懂的，加上我又無法細心聽，作用不大。你幫我定的那個日程，是不是取消呢？」副校長覺得艾森豪威爾講得很有道理，中斷了各院系負責人的彙報活動。胡適講艾森豪威爾的第一個故事旨在告訴蔣介石：作為台灣的最高領導人，應將主要時間、精力放在考慮大事方面，不要對下面管得太死、太多、太細，管細管多了反而管不了。要充分信任自己的部下，發揮大家、特別是直接部下的積極性，放手讓部下去做事。胡適在文中講的艾森豪威爾的第二個故事是：一次艾氏正在高爾夫球場打球時，白宮總統助理亞丹士突然送一急電給艾森豪威爾批示。亞丹土當時擬了兩種意見，一種是總統許可，一種是不許可。艾森豪威爾看了後，一時拿不定主意，在兩種意見上都簽了同意的意見。之後，艾森豪威爾覺得這樣不妥，又加上一句話：「請狄查(副總統尼克松)替我挑一個罷。」艾森豪威爾批了之後，叫人將急件馬上送回白宮，他則在場上繼續打球。胡適寫這個故事的目的是告訴蔣：個人的智慧畢竟有限，不懂、不會幹的事情，要讓那些有智慧、懂行、會幹的人去干，「總統」雖然高高在上，並不是聖人，世上的事情不一定樣樣都懂，樣樣都會，不能什麼事情都過問，都包攬，更不能認為自己什麼都比別人強，自己考慮的都對，對手下、別人，要信任、放心。此文足以顯示胡適的文人風骨，表現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自由主義精神！　

　　1957年5月，雷震與郭國基、楊金虎、吳三連等台籍人士申請成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以改革國民黨長期包辦台灣地方選舉的弊端，但遭到國民黨當局的禁止。雷震於是與胡適商量籌建「中國民主黨」。1958年5月胡適在《自由中國》社講演《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與雷震等相互呼應。胡適、雷震的行動得到美國各界尤其是輿論界的支持，同時也給國民黨施加了極大的壓力。隨著組黨工作步伐的加快，《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的衝突一觸即發。 　

　　1959年3月，胡適發表《容忍與自由》一文。殷海光先生盛讚此文為「近四十年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文獻」，由此可見，此文彰顯了自由主義的理性光芒，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在晚年的集中體現！其文曰：「殷海光先生譽為「我自己敘述五十年前主張『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故事，為的是要說明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他進一步講到，「我要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最後，胡適指出，「我曾說過，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著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45]「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似乎成為胡適自由主義的絕響！　

　　1959年11月，胡適公開表示反對蔣介石第三屆連任總統。1960年9月，《自由中國》主持人雷震被捕，《自由中國》停刊。1961年11月，胡適在台北「東亞區科學教育會」上發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講，引起「圍剿」。胡適心臟病複發，入台灣大學醫院。1962年2月24日，胡適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會議，心臟病猝發而死，——一代自由主義宗師與世長辭！別了，自由主義；別了，胡適的夢！暮年的胡適內心是凄涼的，但自由主義的種子已經播種在華夏神州的土壤里；歷史將永遠記得「我們的朋友」胡適之的笑容，——自由主義的幽幽精魂，永世不朽！　

　　三、自由主義的悖論：反省胡適自由主義及其憲政意義　

　　悖論，實乃理性之癌變！自由主義之悖論，是指自由主義思想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差異性。按照胡適的解讀，自由主義並非舶來品，我中華文明亦蘊含著自由主義的樸素思想，但這種自由主義又缺乏西方所特有的政治自由主義色彩！因而，在我們看來，中國語境下近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肇始於胡適自由主義思想，——胡適是自由主義之集大成者，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所以，我們要解讀自由主義的中國性，必得研究胡適自由主義思想。坦率的講，國人對於胡適的誤解太深，亦有扭曲的成分，——這何嘗不是自由主義之大悲哀？因而，我們要還原一個真胡適，心平氣和地論胡適，理性審慎地解讀胡適，科學實驗地剖析胡適！申言之，我們要反思胡適自由主義及其憲政意義！　

　　（一）胡適自由主義的理性內核　

　　胡適自由主義是一個體系化的產物，具有其合理的內核，我們應當理性地加以剖析！根據前文的史學追述，我們已經看到了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清晰脈絡，從感性上升到理性，我們認為，胡適自由主義之理性內核至少至少應當包括如下內容：　

　　第一，健全的個人主義，是胡適自由主義的出發點與落腳點。胡適的個人主義是健全的個人主義，而非狹隘的個人主義，因而，他的個人主義具有伸縮力，與國家主義既對立又統一，形成辯證之和諧！胡適認為，縱觀中華文明上下之五千年，是泯滅個性的歷史，是國家主義壓制個人主義的歷史，是不利於個人充分張揚個性的歷史。比較東西文化，他提出要自由，便要健全的個人主義。他勸誡青年學子，你要想有利於社會，你便要首先把自己塑造成才，塑造好自己這塊兒器。他進一步指出，要想爭國家之自由，必先爭個人之自由！因而，胡適的自由主義是主張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的！同時，胡適從社會政治的高度，認為社會之自由與民主，需要張揚人的個性，倡導「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言論自由！在我看來，胡適自由主義的一系列言論行為都難以掙脫「健全的個人主義」這一基本思維路徑！　

　　第二，和平的改良主義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有力張力。胡適之先生是反對暴力革命的，這一點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他生前的一系列言論，沒有一個是不主張和平主義與改良主義的，——窮其一生，他是一個徹底的改良主義者！他反對激進的暴力革命，主張一點一滴地再造文明！他津津樂道的依然是當初的新文化運動，並美其名曰「中國的文藝復興」，努力從學術文藝上為中國之復興「造新因」！他認為中國之進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須用科學民主的精神改革我少年之中國！　

　　第三，英美憲政模式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石。胡適是受過英美式政治訓練的精英人士，深諳英美憲政之精義，倡導以憲政為基石的民主與法治。他主張過好政府主義，其初衷是好的，但在憲政之實踐中終究「流產」，——破滅了他美國式的憲政之夢！他倡導過聯省自治，其實質是主張美國的聯邦制，對此，我們應當加以批判，——我國只能實行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他在人權論戰中，高舉自由主義旗幟，激烈抨擊作為國民黨黨義的「三民主義」，質問孫中山的「憲政三段論」，批判國民黨政府的《建國大綱》！他在美國四年大使期間，分析了民主與極權的衝突。國共內戰時期，他甚至準備參加副總統的競選！《自由中國》時期，他敢於直言「進諫」，公開反對蔣介石當選第三屆總統！其言其行，都是以英美憲政精神作為參照係數的。　

　　第四，實驗主義哲學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哲學基礎。胡適醉心於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並以此為自己言論的基點，從「問題與主義之爭」到危害社會的「五敵說」，均滲透著胡適的問題意識。他不迷信任何主義，反對終極真理，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驗主義哲學經胡適之手，改造為胡適的治學理念，即「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胡適的自由主義是重視實驗訓練的，胡適的人生是實用人生！　

　　第五，科學與民主，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磁力場」。胡適比較西洋文明與東方文明的優劣，極力倡導科學之精神，民主之風氣！如其詩所言：「看盡柳州山，看遍桂林山水，天上不須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學神仙，要守百千戒。看我不修不煉，也騰雲無礙。」 [46]又如：「我們叫電氣推車，我們叫以太送信，——把自然的秘密揭開，好叫他來服務我們人。」 [47]胡適對於科學的提倡，對於民主的推崇，正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魅力之處！　

　　第六，懷疑精神與批判意識，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助推器」。胡適深受赫胥黎的懷疑主義精神的影響，並引用尼采名言「重新評估一切價值」，主張整理國故與輸入學理，進而對於一切舊文化加以批判，倡導新文化運動。以懷疑精神為標尺，胡適的自由主義言論，每每不同於流俗，從而煥發出自由主義的旺盛活力！胡適的率性，使得胡適在懷疑與批判基礎上的言論，具有極強的爆發力！　

　　第七，獨立精神與中立意識，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支撐。如此文所言，胡適自由主義思想最終走向了「癌變」，但「癌變」以後又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絕響！歸根結底，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支撐是胡適的獨立精神與中立意識。一旦胡適的獨立精神喪失，中立意識缺位，胡適的自由主義便行將滅失，無地自由！胡適自由主義思想之所以受人推崇，就在於他體現了知識分子的良心，彰顯獨立精神，體現中立意識，不偏不倚地評論時局！　

　　第八，世界主義，是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指向標」。胡適倡導吾國國民世界化，並從全盤西化論發展為充分世界化思想。他具有極強的世界公民意識，希望自己的國家早日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與世界接軌，分享世界文明之成果。胡適重視國際法準則，提倡靠國際力量解決問題，注重國家間的協調合作。因而，胡適的自由主義是世界性的與前瞻性的！　

　　（二）胡適自由主義的憲政意義　

　　憲政的意義，便是憲法保障下的民主的自由。林毓生先生指出：「胡先生的自由主義立場，之所以能夠持久不變，主要是因為，他領會到了西方自由主義主流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思想，在應付政治與文化問題上，確有智慧。」 [48]由此可見，胡適自由主義是表裡如一、自始至終的，因而，具有研究價值。胡適自由主義的憲政意義，主要指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憲政價值論！胡適自由主義思想於憲政層面的價值，主要包括如下兩項內容：　

　　第一，史學價值。胡適自由主義，首先為我們研究二十世紀的憲政思想史，提供了研究對象與基本素材！三民主義、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一度成為民國史上三大政治思潮。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更是以胡適為精神領袖。胡適的自由主義言論極多，文字中英文皆有，而我們看到的多是中文材料，英文材料見之甚少，因而，對於胡適的解讀，難免具有片面性。但毋庸置疑，胡適的文字，為我們全面系統的研究中國近代憲政思想史，具有重大史學價值。此乃胡適自由主義在憲政上的研究意義。　

　　第二，借鑒價值。必須承認，胡適自由主義的言論多是時局評論，時過境遷，胡適自由主義思想言論已然成為明日黃花。但胡適的憲政主張中的合理成分，亦具有其憲政借鑒價值。胡適窮其畢生主張的言論自由，是憲政上的表現的自由的重要形式之一。胡適關於民主與極權衝突之解讀，對於我們堅持民主，反對極權，具有警示作用。胡適在容忍與自由的關係闡述中，提倡與容忍反對黨，對於堅持民主自由具有重要意義。胡適「一點一滴地再造文明」的主張，對於當前我國改革開放具有重大意義。胡適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試金石」，對於我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具有重要意義。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又何嘗不是對胡適倡導的「充分世界化」思想的回應？凡此種種，不勝枚舉。總之，我們要儘力挖掘胡適自由主義思想背後的學理資源，以此為借鑒，服務於我國現在以及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憲政實踐，從而為建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國與自由國而不懈奮鬥！此乃胡適自由主義在憲政上的實踐意義。　

　　結語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胡適二十世紀初的自由主義吶喊，在二十世紀末才得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回應！斯人已逝，然而自由主義的幽幽精魂永世不朽！於人類文明長河，觀胡適自由主義思想，胡適永垂不朽！於改革開放與世界潮流，思胡適自由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永垂不朽！平心靜氣論胡適，他是一個典型的實驗主義者，一個徹底的改良主義者，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尤其要指出的是，胡適骨子裡是愛國的，他的自由主義的言論，歸根結底是為了祖國的偉大復興！胡適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是什麼呢？如其墓志銘所言：「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胡適給予我們最大的財富是自由主義的光明，是自由主義思想的財富！　

　　 【注釋】

　　作者簡介：寇乃天，男，1984年8月1日出生，河北石家莊人，河南大學法學院2004級本科生。

著作類： [1] 胡適：《嘗試後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徐虹主編：《北大四才子》，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4] 沈衛威：《胡適傳》，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5] 沈衛威等編著：《速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胡適卷》，北京，藍天出版社，2004年版。 [6] 章清：《胡適評傳》，第14頁，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7] 沈衛威：《無地自由——胡適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8] 張曉唯：《蔡元培與胡適（1917——1937）——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網路類： [1] 胡適：《易卜生主義》，載於http：//www.shulu.net/files/article/html/4/4038/176824.html [2]傅建華：《胡適和他起草的《自由宣言》（紀念胡適誕辰115周年）》，載於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612/show579832c17p1.html [3] 易竹賢：《新文化戰士：胡適傳》，載於http：//book.sina.com.cn/nzt/cha/hushizhuan/93.shtml [4] 胡適：《我的歧路》，載於http：//www.oklink.net/a/0210/1012/syrs/009.html [5] 郝慶軍：《魯迅緣何批評胡適?——一個思想史的梳理》，載於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95278/ [6] 胡適：《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載於http：//fazheng.shnu.edu.cn/cpsr/zhongguozhengzhi/new_page_10.htm [7] 邵建：《「新月」知識分子與「人權論戰」（1929-1931）》，載於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92846/ [8] 胡適：《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載於http：//www.thinkpad.cn/41474/viewspace-32585 [9] 梁實秋：《論思想統一》，載於http：//aidi.bokee.com/3342605.html [10] 袁偉時：《從〈盛世危言〉到〈人權論集〉》，載於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308693/ [11] 左玉河：《〈獨立評論〉與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思潮（評價）》，載於http：//www.cass.net.cn/file/2007031288567.html [12] 胡適：《信心與反省》，載於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24510/ [13]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載於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835 [14] 桑逢康：《胡適的學者外交》，載於http：//qkzz.net/magazine/1003-0255/2007/06/1609779.htm [15] 胡明：《胡適在風雨飄搖的舊北大》，載於http：//www.gotopku.cn/data/detail.php?id=3475 [16] 胡適：《自由主義》，載於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3957 [17] 胡適：《民主與極權的衝突》，載於http：//we.hbu.cn/dlct/archives/2007/1243.html [18] 邵建：《胡適為何最終走向了蔣介石的獨裁政權》，載於http：//yuehuafangzhen.blog.sohu.com/65412737.html [19] 胡適：《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載於http：//tw.myblog.yahoo.com/rchn-23/article?mid=2863&prev=2865&next=2845 [20] 胡適：《容忍與自由》，載於http：//cul.sohu.com/20060824/n244973080.shtml [21] 林毓生：《平心靜氣論胡適》，載於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youth/history/200405050220.htm 【參考文獻】

　　[①] 胡適：《嘗試後集》，第25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徐虹主編：《北大四才子》，第382頁，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13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④] 沈衛威：《胡適傳》，第2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⑤] 沈衛威等編著：《速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胡適卷》，第5頁，北京，藍天出版社，2004年版。 [⑥] 章清：《胡適評傳》，第14頁，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⑦] 沈衛威：《胡適傳》，第14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⑧] 沈衛威：《無地自由——胡適傳》，第1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⑨]沈衛威：《無地自由——胡適傳》，第1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⑩]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42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1]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46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2]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98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3] 胡適：《易卜生主義》，載於http：//www.shulu.net/files/article/html/4/4038/176824.html [14]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第186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5] 張曉唯：《蔡元培與胡適（1917——1937）——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第20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6] 沈衛威：《無地自由——胡適傳》，第87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17] 沈衛威：《無地自由——胡適傳》，第82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18] 傅建華：《胡適和他起草的《自由宣言》（紀念胡適誕辰115周年）》，載於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612/show579832c17p1.html [19] 胡適：《嘗試後集》，第77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0] 易竹賢：《新文化戰士：胡適傳》，載於http：//book.sina.com.cn/nzt/cha/hushizhuan/93.shtml [21] 胡適：《我的歧路》，載於http：//www.oklink.net/a/0210/1012/syrs/009.html [22] 郝慶軍：《魯迅緣何批評胡適?——一個思想史的梳理》，載於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95278/ [23] 胡適：《我的歧路》，載於http：//www.oklink.net/a/0210/1012/syrs/009.html [24] 胡適：《我的歧路》，載於http：//www.oklink.net/a/0210/1012/syrs/009.html [25] 胡適：《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載於http：//fazheng.shnu.edu.cn/cpsr/zhongguozhengzhi/new_page_10.htm [26] 胡適：《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載於http：//fazheng.shnu.edu.cn/cpsr/zhongguozhengzhi/new_page_10.htm [27] 邵建：《「新月」知識分子與「人權論戰」（1929-1931）》，載於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92846/ [28] 沈衛威等編著：《速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胡適卷》，第134頁，北京，藍天出版社，2004年版。 [29] 沈衛威等編著：《速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胡適卷》，第134頁，北京，藍天出版社，2004年版。 [30] 沈衛威等編著：《速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大師與名家叢書·胡適卷》，第136 頁，北京，藍天出版社，2004年版。 [31] 胡適：《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載於http：//www.thinkpad.cn/41474/viewspace-32585 [32] 梁實秋：《論思想統一》，載於http：//aidi.bokee.com/3342605.html [33] 袁偉時：《從〈盛世危言〉到〈人權論集〉》，載於http：//w ww.douban.com/group/topic/2308693/ [34] 左玉河：《〈獨立評論〉與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思潮（評價）》，載於http：//www.cass.net.cn/file/2007031288567.html [35] 張曉唯：《蔡元培與胡適（1917——1937）——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第22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6] 胡適：《信心與反省》，載於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024510/ [37] 胡適：《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載於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4835 [38] 胡適：《嘗試後集》，第57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9] 桑逢康：《胡適的學者外交》，載於http：//qkzz.net/magazine/1003-0255/2007/06/1609779.htm [40] 胡適：《民主與極權的衝突》，載於http：//we.hbu.cn/dlct/archives/2007/1243.html [41] 胡明：《胡適在風雨飄搖的舊北大》，載於http：//www.gotopku.cn/data/detail.php?id=3475 [42] 胡適：《自由主義》，載於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3957 [43] 邵建：《胡適為何最終走向了蔣介石的獨裁政權》，載於http：//yuehuafangzhen.blog.sohu.com/65412737.html [44] 胡適：《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載於http：//tw.myblog.yahoo.com/rchn-23/article?mid=2863&prev=2865&next=2845 [45] 胡適：《容忍與自由》，載於http：//cul.sohu.com/20060824/n244973080.shtml [46] 胡適：《嘗試後集》，第43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7] 胡適：《嘗試後集》，第27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8] 林毓生：《平心靜氣論胡適》，載於http：//www.southcn.com/NEWS/COMMUNITY/shzt/youth/history/2004050502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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