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學之路--王兆鵬

未到不惑之年的我，治學的時間不算很長，要談治學經驗，確實有些惶恐。但畢竟在求學的道路上已經跋涉了近二十年，其中有些甘苦，寫出來供想入學問之門的同好們參考，也許不無啟發。

一我生長在鄉村，從小讀書雖然比較用功，但課外卻沒有什麼書讀。上初中的時候，才開始讀小說，印象比較深的，是讀了繁體字版的《水滸》、《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之類。由於所讀的書被撕得破爛不堪，無頭又無尾，只記故事情節，不管書名和作者。所以上大學後系裡舉行摸底考試，我連四大古典小說的作者是何許人也答不上來，為此，沒能進入快班學習。不過，由於在中學讀的古典小說稍微多一點，在高中的時候已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文言文寫書信，而且所讀的小說大都是繁體字版，上大學後對於認繁體字倒是不覺得困難。後來我對古典文學產生興趣，與中學打下的基礎不無關係。我七七年考上武漢師範學院（即現在的湖北大學），同年級的同學年齡懸殊比較大，老三屆的同學比較多，知識基礎也比我們年齡較小的同學要厚實。尤其是上大學後不久的摸底考試，我成績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來，自卑並不是一種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後才會發憤圖強，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讀大學時，讀書真有如饑似渴之感，那時並沒有想到今後會走上做學問之路，只覺得成績不如人，上的學校也不是名牌，總想趕上成績比自己好的同學，趕上考入了名牌大學的同學，以擺脫自卑。自己覺得古典文學的基礎稍為好一點，於是把學習的重點放在古典文學方面。讀大一時，我就開始每天背誦古典文學作品。先是跟著老師，講一課背一課，因為背誦得比較快，就「超前」背誦。教材的作品背誦完了，再背誦其他選本。我採取的是反覆記憶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礎上，每天早上背誦一遍，晚飯後散步時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記一遍，第二天早鍛煉跑步時又默背一遍。一周後，再把本周所背誦的作品全部複習背誦一遍，一個月後又把本月所背誦的內容全部過一遍。這樣，一篇作品一天之內經過三、四次的背誦，一周、一月內又經過複習，就不容易遺忘。論背誦的功夫，我們這一代青年學者已無法跟老一輩的學者相提並論。雖然現在的電腦可以迅速檢索有關信息資料，但並不能代替人的記憶。尤其是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大腦中不儲存一些優秀的作品，就很難提高自己的藝術感悟能力和審判判斷能力。創造往往是基於聯想，而聯想又常常源於記憶。要對作家作品有新的發現和創見，僅僅是增強理論的修養是不夠的。要分析評價一篇或一類作品的優劣好壞，總得有另一篇或另一類作品作為直接或潛在的參照。臨時尋找參照的作品，並非不可能，但總不如記憶來得快捷，最關鍵的還是記得多，能夠隨時產生聯想，發現新問題。治學的根本在於解決前人未曾解決或未能很好解決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前提是要善於發現問題。記憶則是發現問題的基礎。在大學一、二年級，我學習古典文學的重點是在先秦文學。背誦的也主要是《詩經》、《楚辭》、諸子散文和歷史散文。曾經一度對古代漢語產生過興趣，閱讀了一些文字學和音韻學方面的著作，後來覺得還是古典文學更有意思。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即使將來做不成學問，學古典文學，也可以自娛身心。其實，只要有興趣，做任何學問都能自得其樂。這一段時間對先秦文學和古代漢語的重點學習，為我後來從事唐宋文學的研究，打下了較好的文字基礎。到了大學三年級，我開始學寫論文。當時正逢學術界開展對唐代邊塞詩的討論，於是嘗試寫了一篇論邊塞詩的文章。雖然文章沒能達到發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課老師張國光教授的大力鼓勵和表揚，自信心大增，學習的重點也開始轉移到唐宋文學方面。我進行學術研究，是從宋南渡詞人張元干開始起步的。我比較習慣於用「比較」的讀書方法，即同時找幾本書來閱讀，看學術界對某一個專題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麼不同的看法。在閱讀中，發現有關文學史著作和詞集選本對張元乾的生卒年和籍貫說法不同，因此想探討個究竟，看哪一種說法符合實際。讀了張元乾的《蘆川歸來集》後，發現張元干文集有明確記年的作品中已明確提到自己的年歲，生年並不難確定。於是想進一步弄清張元乾的生平事迹。本來早在六十年代，曹濟平先生已寫了一篇有關張元干生卒年的考證文章，而我讀書的時候，還不知道怎樣去查找論文，只知道在圖書館裡找書讀。不過對我自己來說，當時的「無知」倒引發了我深入研究張元乾的興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決了問題，自己可能不會再動腦筋了。在弄清張元干生年的基礎上，寫出了一篇《張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為本科畢業論文。文章雖然弄清了張元干生平中的一些問題，但還有不少疑點未能解決；而文章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張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見的史書。閱讀的書十分有限，有些問題自然無法解決。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繼續收集有關張元乾的材料。三年後，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碩士研究生。曾師既長於古典詩詞的創作，也長於鑒賞分析，對於文字學考古學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詣，對唐五代溫、韋、馮詞用力更深，於是我確定以唐宋詞作為主攻方向，而以張元干為突破口。在曾師的指導下，我廣泛閱讀了與張元干同時的數十家的詩文別集和大量史書，發現了許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從而寫出了碩士學位論文《張元干年譜》，並積累了一些與張元干同時的南渡詞人的史料。

二1986年12月，我隨曾師昭岷先生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詞學討論會，提交了一篇《王以寧其人及其詞》的大會論文，由於王以寧其人其詞，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鮮為人知，因此這篇論文得到了施蟄存先生的首懇，發表在他主編的《詞學》第四輯上。這對於我這位初出茅蘆的青年求學者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勵。在這次討論會上，又獲知詞學大師唐圭璋先生將招第二屆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師決定讓我提前一年碩士畢業，去報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說考取博士後，是我求學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轉折，那麼曾師讓我提前一年畢業，則是關鍵，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難得的一次機遇，而上海的詞學會又是一個重要契機。報考博士之前，我已經確定將做學問作為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學問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為人生的奮鬥目標。而讀碩士期間，雖然在資料文獻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思維方式總擺脫不了原有的框框，於是想考取博士繼續深造，以超越自我。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如願以償，考入唐師圭璋先生門下攻博，從此眼界大開。在讀書方法上，唐師指導我要注意縱橫讀書，他舉例說：「你研究張元干，不但要讀與張元干同時諸家的文集，還要讀張元干前後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領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一個作家，既要熟悉與他同時的作家群，還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後的作家群，或者說，要研究一個作家，必須了解一群作家甚至一代和幾代作家。這工作量雖然比較大，但只有這樣，作家作品的源流演變、藝術個性和貢獻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學，又不能光是看文學，史部、子部群書也得有所涉獵，這樣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學所需要的資料。於是我又比較集中地讀了一些張元干身後一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書集，又獲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對《張元干年譜》進行了修訂，並經唐師的推薦，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原來在文獻考據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論分析比較差，常為此而苦惱。曾想今後就只從事文獻資料的考據與整理。唐師知道我的想法後，鼓勵我說，「你們年青人，不能揚長避短，而要揚長補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應設法彌補這一不足。」為了提高自己的理論思辨能力，我曾認真地閱讀了一些西方的哲學原著。而讀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1844年政治經濟學手稿》收穫更大。讀《手稿》時，我有時半天時間只讀完其中的一兩頁，仔細琢磨原著的論證思路和論證方法，力圖理解和把握其一個問題是從哪些角度和哪些層次進行分析。這本書啃完後，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覺地大有提高。從此，也激發起我對哲學的興趣，每當文思枯竭時，讀一讀哲學著作，總能找到一個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體會到哲學是使人聰明、給人智慧、給人思想的學問。除得益於唐師的具體指導外，我也比較注意廣泛吸取校內外其他學者、先生的治學方法。比如，本校吳調公先生給碩士研究生講授的古代文論課，我也主動選修了。課中他也談到「比較讀書法」，並讓我們比較閱讀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名著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和我國古典文學理論名著《文心雕龍》。課後我認真地讀了這兩部名著，並從文學史觀、文學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較二者的異同，雖然我並沒有寫出有關論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領會了這兩部名著的理論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學理論素養。又比如已經作古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一次閑談中曾說及中華書局的傅璇琮先生讀書採用的是「一網打盡」的方法，他每讀一本書，把凡是需要的、可能有用的材料都全部記下來，這樣可避免為了不同的研究課題而重複翻檢一本書。我也努力嘗試運用這種讀書的方法，果然效果不錯。我在繼續搜集張元干研究資料的同時，凡是有關其他詞人的資料也一併收集。早先我寫15萬字的《張元干年譜》，搜集材料前後用了六年時間；而40萬的《兩宋詞人年譜》（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從專門為之搜集材料到寫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我在閱讀幾部大部頭的著作，如南宋史書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和金石著作王昶的《金石萃編》、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等，一邊收集有關宋代詞人生平事迹的資料，一邊也注意收集與我當時能想到的諸多課題有關的資料，自己編製這些著作的主題索引和人名索引。這為後來寫博士論文《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博士畢業前夕寫成的《宋代文學書面傳播方式初探》系列論文，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資料都是在收集其他資料時附帶收集的，並沒有為此課題而專門去查閱資料。對於初入學問之門的探索者來說，有了觀點和材料，怎樣寫成論文，如何駕馭和使用材料，從哪些角度切入和論證？也是一個頗費心機的問題。我也曾為此而感到困惑和迷茫。一次，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貽欣教授曾談到他的門下高足讀研究生時，常常拿他的文章來揣磨他寫作時的思路和方法，並與他討論和驗證。我從中也受到很大的啟發。練習書法，有一個臨摹碑帖的過程，掌握了運筆、布局的基本規範後才能求變化。寫文章出同樣如此。不過寫文章的臨摹，是仿效前賢的寫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因襲其觀點和材料。我曾經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集中研讀了一批著名學者的論著，如先師唐圭璋先生的《詞學論叢》、程千帆先生的《古詩考索》、吳調公先生的《李商隱研究》、陳貽欣先生的《唐詩論叢》、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和《李德裕年譜》、袁行霈先生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等，閱讀時的重點不在他們得出了什麼結論，解決了什麼問題，而主要揣磨他們寫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對個體作家研究和宏觀把握文學史現象的切入角度。從此開拓了自己研究的視野，提高了寫作能力。我的博士論文在行文結構上就很得益於前輩學者論著的啟發。博士論文分上、中、下三篇，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宋南渡詞壇的發展演變。上篇是探討南渡詞人的群體活動和群體意識。這方面的研究前人注意不多，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來論證。而整個論文是理論分析性的，過多的引證原始材料會影響行文的流暢。從陳貽欣先生的論著中我受到一種啟發，即將有關論證材料放入注中，正文只出結論性的意見。這樣就保證了上篇與中、下篇行文風格的一致，讀起來也比較簡潔流暢。從臨摹到突破，還需要借鑒與會通。臨摹是為了突破和超越。而要突破和超越，就不能僅局限於本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而必須借鑒其他鄰近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與本學科原有的理論方法融會貫通，從而形成自己的學術個性，開拓出新的研究課題，或提出新的見解。攻博期間，我比較廣泛地涉獵了文學社會學、接受美學、傳播學、科學哲學、敘事學、心理學等理論著作，豐富了自己的理論修養。從文學社會學理論中，我借鑒了其中研究作家代群的一些理論和方法。在博士論文中，依據對宋代詞人代群更迭嬗替的過程，對宋詞作了新的分期。濟南大學崔海正教授《宋詞分期問題研究述略》一文在考察了數十年來對宋詞分期問題的研究成果之後，認為我所提出的有關宋詞分期的見解「是迄今為止所見到的關於宋詞分期的最全面最詳盡的說明，其論說之創新、見解之獨到不言而喻。」（《中國韻文學刊》1996.1）受敘事學、接受美學和科學哲學有關理論的啟發，我從抒情範式的角度對唐宋詞的發展流變進行了新的探討，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受到海內外詞學研究同行的關注。有關成果主要體現在《論「東坡範式」》（《文學遺產》1989.5）和《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等論著中。崔海正在評述近年來蘇軾詞的研究狀況時，認為在對東坡詞本體內涵特徵研究方面，「最見創穫的應是王兆鵬先生提出的『東坡範式』的新命題」，該命題「對東坡詞本體特徵的論證，確實表現出宏通的視野和較強的穿透力，發人思考」（《東坡詞研究述略》，《文學遺產》1996.1）。台灣詞學博士黃文吉教授在其主編的《台灣出版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中評價拙著《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是詞史研究今後在方法學上求新求變的一個代表」（台北萬卷樓有限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也到了大陸詞學界的充分肯定，1996年獲得了第二屆（19891992）夏承燾詞學獎一等獎。心理學的有關理論，對我的影響也很大。《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的中篇側重對南渡詞人的心態進行分析，這除了藝術感悟力和對詞壇背景、詞人身世的了解之外，也很得益於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關於宋代文學的傳播方式及其對宋代文學發展的影響，前人未曾留意。拙文《宋文學書面傳播方式初探》（《文學評論》）首次予以具體的探討，文章雖然都是從具體的歷史材料出發，理論性的分析不多，也沒有直接引用什麼新的理論概念，但這一選題的思路，則是從傳播學理論中受到啟發的。攻博的三年，是我求學之路中最關鍵的三年。由於求學心切，學習環境又比較好，南京學界名流薈萃，使我得以耳濡目染各家治學之長，而藏書又豐富，也使我如魚得水，每天十一二個小時可以暢遊書海之中。在這三年中，我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治學方法和理論修養都有著根本性的轉變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於名利、專心於學術的人格精神和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治學態度，更使我終生受用不盡。他的人格風範和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一直激勵著我，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否則，愧對先師的培養，有辱先師的門風。

三1990年博士畢業回到母校湖北大學以後，我的研究範圍仍集中在唐宋詞方面，也旁及唐宋詩和其他文獻。就研究的層次而言，從目錄版本、輯佚校勘、辨偽考據到鑒賞闡釋、理論分析、從個體作家研究到作家群體研究、從微觀研究到宏觀研究，近十年來都有所涉及。目錄學，是進入學問之門的基本途徑。不懂得目錄學，做學問就很難全面佔有資料，也很難發現新的材料。要研究一個作家的作品，先得了解他有多少作品和哪些作品。而要了解一個作家的作品情況，先須了解他的作品集有哪些版本。而要詳細知道作品集的版本情況，就必須熟悉版本目錄之學。先師唐圭璋先生長於詞學目錄版本之學，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比較留意版本目錄之學。先後撰寫了《張元干〈蘆川歸來集〉版本源流考》（《南京師大學報》1988.2）、《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版）等。在《兩宋詞人年譜》中，對譜主葛勝仲父子、葉夢得、向子和呂本中著述的版本源流、遞藏存佚情況也作了詳細的考查。又撰寫了《宋詞大辭典》（我和同門劉尊明博士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即出）中所有唐宋詞籍的版本詞條。近應約負責承擔國家古籍整理重點項目《中國古籍提要》唐宋金元詞籍提要的撰寫任務。目前正在撰寫中華書局約請的《中國文學史料學叢書》中的《詞學史料通論》書稿。對目錄版本的熟悉和了解，為我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應中華書局之約，我和同門師友編纂《全唐五代詞》，這項輯校一代總集的工作，如果不熟諳版本目錄，很難順利進行。比如，晚唐人易靜的《兵要望江南》，今出的幾種校輯本收詞多寡不一，而海內外一般學者所知見的版本只有三、四種，而我則收集了八種海內外傳藏的舊鈔、刻本，為確定《兵要望江南》所收詞作的首數提供了比較全面的依據，從而使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重點項目《全唐五代詞》得以按時完成。我又撰寫了《〈兵要望江南〉版本和作者考辨》（《國學研究》第四卷）一文，對該詞集的版本源流和有關作者的真偽問題作了詳實的考辨。《全唐詩》中，所收晚唐詩人唐彥謙的詩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詩歌互見，究竟是唐詩還是戴作，頗有爭議。我在弄清唐彥謙和戴表元詩集版本源流的基礎上，並根據作品的內證，寫出《唐彥謙四十首贗詩證偽》（《中華文史論叢》第52輯），考實了這些互見詩作應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偽羼入唐彥謙詩集中。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專家們的認可。我閱讀和研究的重點本來是在詞學方面，之所以能夠解決一點唐詩中的疑難問題，也是得益於目錄學著作。攻博期間，先師唐圭璋先生指導我讀清末朱緒曾的《開有益齋讀書志》，讀書中發現了唐、戴詩作互見的問題，於是深入下去，終於取得了這份成果。輯佚校勘成果，除《全唐五代詞》外，另有《蘭皋明辭彙選》和《明詞綜》的校點（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之一）。這次校點的《蘭皋明辭彙選》，是自康熙元年初刻以後首次校點印行。《明詞綜》初印後，本世紀曾有《四部備要》和《明辭彙刊》兩種直翻原刻本，未曾校勘。此次校點出版，既經校勘，又輯錄有前人補選諸作，比原刻本要完善。在對唐宋詞人、詩人生平事迹的考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績。《張元干年譜》和《兩宋詞人年譜》兩本專著和《王以寧生平事迹考辨》（《中國文學研究》1988.1）等，對前人一直不甚了了的六位譜主和王以寧的生平事迹都作了詳盡的考證。蘇州大學楊海明教授認為《兩宋詞人年譜》「考辨精審」，「確是近年來難得見到的一部年譜力作」（台北《中國書目季刊》1995.6）。《宋南渡六詩人生卒年考辨》（《古籍整理研究》第六輯）和《江西派詩人謝逸、謝韓駒生卒年考實》（《文獻》1993.4）等論文，考定了洪炎、鄧肅、謝逸兄弟、韓駒等比較著名的詩人的生卒年，也解決了一些前人沒有解決或疑而未決的問題。對於詞話資料的考訂，我也作了一點努力。在查閱編纂《全唐五代詞》所需資料的過程中，常常見到古今學者引用《樂府紀聞》一書，卻從未有人註明其版本來源和依據，引起了我的懷疑。於是寫成長文《〈樂府紀聞〉考》（《文獻》1996.4-1997.1連載），在一一考察清人詞話所引《樂府紀聞》的五十多則史料的來源出處後，終於弄清了這部佚書的性質和成書年代。一個人的見聞畢竟有限，不可能讀盡天下書。雖然在考據中我力圖充分佔有材料，但有時也不免浮躁，將材料依據不足的看法急於寫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學遺產》第２期上發表了一篇短文《據〈金石錄〉考證楊炯的卒年》，依據宋趙明誠《金石錄》中的一則史料對初唐楊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論，但屬於孤證。同年湘潭大學陶敏教授在《文學遺產》上發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證不能成立，而且據新史料訂正了拙文的看法。我一方面去函對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謝，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從中吸取教訓，以期在今後的學術研究中更紮實和嚴謹。學術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學術爭論和不同的學術見解有助於學術的發展和進步。不能因為別人對自己的觀點提出批評或商榷，而視為對自己的輕蔑。這也是先師圭璋先生生前倡導、要求的學風和門風。在文學史研究中，考據是一種歷史判斷，主要在於求真和證偽；理論批評則是價值判斷和審美判斷。就一個人的才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長於此而短於彼。然而就文學研究的系統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廢。文學發展過程的基本事實不弄清楚，就無從進行理論批評和分析；如果文學史研究，僅僅停留於弄清文學史實，而缺乏理論批評和價值判斷，那麼文學史的價值和意義也就無從談起。我從事古典文學研究，是力圖將這二者有機結合，考據與批評並重，傳統的研究方法與當代新的批評方法兼融，在「還原」文學發展史的真實過程的基礎上進行闡釋和批評。在理論批評方面，無論是對個體詞人的研究，還是對詞人群體的觀照，我都著眼於詞史的流變，或者說是從詞體詞藝詞境遞嬗變化的角度來探討詞人詞作，并力圖建構出詞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創作主體的層面上，我比較注重詞人群體的研究；在詞作本體的層面上，我提出了「範式批評」的設想（見拙文《走向規範與科學漫談「範式批評」》，載《古典文學知識》1994.1），力圖將傳統的文學批評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轉向規範化、科學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闡釋。《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就是這種思路的具體實踐。而這種努力和嘗試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同。《東方叢刊》1993年第3-4期曾載文，評論該著是「衝破了前人對兩宋作家按王朝世系劃分歷史階段的作法，創立了『代群分期法』，將兩宋詞作家分為六代詞人群體，相應地也把三百餘年間詞史劃定為六個階段。這種闡釋，更切近宋詞發展的實際，真正把握了宋代詞學的血脈和整體。同時，作者從詞學研究的新構想出發，從『抒情範式』的角度，總結出唐宋詞中的三種抒情範式：『花間範式』、『東坡範式』、『清真範式』。並認為唐宋詞的發展歷程，實際上表現為這三種範式更迭演進的過程。」（第13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揚忠研究員也認為，這「對改變詞史研究中簡單地進行作家作品論列的習慣做法，對於突破以『豪放』、『婉約』兩分法來硬套宋詞的發展史的傳統格局，而建立一種詞史研究新框架，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建構詞史研究新框架的成功嘗試》，《北方論叢》1993.6）。對於詞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個時期的詞人詞作放在同一層面、同一鏈索上來考察，看每位詞人究竟有哪些開拓性和獨創性，以明確而清晰地描述出詞史的發展歷程，「範式批評」是出於這種構想，《唐宋詞的審美層次及其嬗變》（《文學遺產》1994.1）與《英雄的詞世界稼軒詞的審美特質及其新變》（《河北大學學報》1993.4）等系列論文，也是基於同樣的目的，不過是想變換角度，從詞的審美內涵的三大層次人物層、情感層和場景層進一步揭示出唐宋詞史發展變化的軌跡。在治學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維方式過早地形成一種框框，陷入一種模式，而試圖不斷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擴大研究的視野，變換切入的視角，不斷發現和解決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見解。最近我嘗試將計量文獻學、計量歷史學和定量社會學的計量分析方法運用於詞學研究，並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劉尊時博士合撰的《歷史的選擇宋代詞人歷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學遺產》1995.4）首次對宋代詞人的歷史地位和影響進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學界同行們的關注和興趣。目前我繼續和劉尊明博士合作，運用計量分析的方法，對中國古代詩歌史進行深入的研究。從攻博到現在，已整整十年。雖然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專著，主編了幾本書，發表了八十餘篇論文，但與學界同輩的同行們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來的學術道路更漫長，還需要不斷地開拓和進取。對自己的求學之路作了一番簡略的回顧之後，想起明初宋濂在《送東陽馬生序》的結尾說的一段話：「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誇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之志哉！」這段話於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渺予小子，豈可與大文豪宋濂相提並論？只因寫此文之「志」與宋先生有些相通之處，故聯想而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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