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從一開始就是錯的
(2016-06-02 01:50:00)
美國反恐戰爭換湯不換藥
對基於一個抽象名詞發動的無限制戰爭會遇到的困難，沒有幾個人考慮得像巴拉克·奧巴馬那樣多。除了實際操作上的問題（怎樣才算打贏了戰爭），與不明確的敵人作戰還會帶來潛在的負面影響。奧巴馬作為總統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這樣一種評論上：全球反恐戰爭正在侵蝕美國國內的合法權利及其在國外的道德資本。
從小布希(George WBush)手中接過總統大權後，奧巴馬立刻拋棄了「全球反恐戰爭」一詞。但不久前，他發誓要「削弱並最終摧毀」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就這樣，在兜了一大圈後，他幾乎又回到了原點。之所以這麼說，完全是因為奧巴馬是一位不情願的鬥士，而他留下的東西將是持久的。
事實上，美國反恐戰爭在既定目標上取得了成功。小布希的最大創新是設立了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of HomelandSecurity)。如果你把2001年9月11日以來美國國內的恐怖企圖列一張表，你會發現它們的技術含量越來越低、效果越來越差。從奧巴馬上任頭一年被挫敗的底特律民航客機恐怖襲擊案，到他在任第5年發生的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每次恐襲企圖都比上一次更加業餘。同樣的結論也適用於美國的盟國。自9年前的7月7日倫敦發生爆炸案以來，歐洲沒有發生任何重大恐怖襲擊案。西方民眾已經適應了這個安保更為嚴密的時代。
ISIS（資料圖）
如果這就是美國反恐戰爭的「資產負債表」，為什麼還要為此夜不能寐呢？原因主要是，這張「資產負債表」低估了代價。其中最大的代價是，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正在損害西方對現實的把握。短視的思維導致糟糕的決策。在近日的講話中，奧巴馬刻意避免使用「戰爭」一詞。儘管目前美國在伊拉克部署了逾1000名軍事人員，儘管美國一個月以來發動了逾160次空襲，但他仍堅持將其摧毀ISIS的計劃稱為一場「戰役」。類似地，美方人員所穿制服也都是「顧問」和「教員」的制服。這種委婉的用詞導致任務偏離了原來的方向。如果你走路時眼睛只睜開一半，你顯然更容易迷路。
2011年，奧巴馬過早地將美軍從伊拉克撤出，無意間為今日肆虐的叛亂活動創造了條件。他留下了一個真空，並將之稱為和平。如今，他小心翼翼地重返伊拉克，祈禱能夠一切順利。在阿富汗，這種不願以長遠眼光看待問題的做法很可能正在重演。不久前，奧巴馬特地表示，打擊ISIS的戰役不會對他制定的、結束美在阿富汗作戰任務的時間表產生任何影響。2011年的伊拉克與今日的阿富汗之間的唯一區別是，你能夠預見到塔利班會成為一個麻煩。預見到巴基斯坦的動蕩也不需要多大的洞察力。幾乎沒什麼人預見到了ISIS的叛亂，與之相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爆發全面危機是不難想像的。同樣不難想像的是，美國重新介入伊拉克事務的力度會逐步加大。
奧巴馬的批評者——無論是右翼的還是左翼的——希望他能承認：美國已向ISIS宣戰。不然的話，奧巴馬政府還有何理由發誓要將ISIS追到「地獄門口」（美國副總統喬·拜登語）？去年，奧巴馬曾呼籲美國國會廢除授權對基地組織動武的法律——該法是「九一一」襲擊後不久通過的。當時，他說：「如果不管束我們的思維……我們可能會被拖入更多我們不需要打的戰爭。」如今，人們很容易拿奧巴馬當時的警告回過頭來抨擊他。奧巴馬政府向ISIS發動攻擊的權力，正是通過那部未被廢除的2001年的法律獲得的。
美國為何需要摧毀ISIS？對ISIS採取遏制而非訴諸戰爭的主張沒有得到多少公開討論。這種主張其實是有說服力的。對於摧毀ISIS，主要的反對意見是，美國若不大幅增加地面部隊人數，就不可能摧毀ISIS，而那麼做引起的麻煩比既有的麻煩還要大。
今年6月，一支不足1000人的ISIS叛軍曾成功將3萬人的伊拉克軍隊趕出摩蘇爾，並受到了摩蘇爾居民的歡迎。近日，奧巴馬稱讚伊拉克組成了以海德爾·阿巴迪(Haideral-Abadi)為首的、更具包容性的新政府。但這個新政府中的遜尼派成員比上屆政府還要少。伊拉克前總理努里·馬利基(Nourial-Maliki)也在新政府中保有一席之地。
與打造出一支友好的敘利亞軍隊相比，攢出一個合法的伊拉克政府簡直是小事一樁。奧巴馬已要求美國國會撥款培訓3000名敘利亞叛軍，這一目標要好幾個月才能見效。而ISIS如今麾下至少有2萬名戰士。此外，美國還要面對不太情願的盟友。土耳其並不想認真幫忙。沙烏地阿拉伯的支持也不冷不熱。以色列則持懷疑態度。至於奧巴馬未尋求建立合作關係的伊朗，則正等著從中收穫意外的好處。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al-Assad)也抱有同樣的想法。
如果將ISIS追到「地獄之門」的不是美國的軍隊，還有哪國軍隊會這麼做？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回到了起點。奧巴馬想摧毀一個按他所說尚未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實體。小布希曾將之稱為先發制人的戰爭。奧巴馬政府則稱之為平叛戰役。這難道不是一種沒有差別的「區別」嗎？
這位美國總統的目標，是在ISIS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前阻止它。歷史經驗表明，更大的風險在於，又一次中東冒險所蘊含的嚴重不利因素。
奧巴馬的誠意不容置疑。有疑問的是他是否具備努力走出戰爭迷霧的能力。
西方為什麼打不贏反恐戰爭？
法國一向以浪漫、小資、悠閑、享受生活而著稱世界。所以發生在巴黎如此血腥、充滿原始暴力的恐怖襲擊事件，給整個社會造成的心理重創可想而知。由於法國在世界上的獨特地位，恐怖主義再度成為全球尤其是西方不得不反思的話題。
耐人尋味的是，這場恐怖襲擊反而更令人認知這是一個多麼分裂的世界。西方的主流媒體BBC、美國之音不間斷二十四小時直播，但如果看一下伊斯蘭國家的電視台，這場悲劇似乎並沒有發生過，或者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事件。它們的頭條是阿富汗、敘利亞難民或者本國的新聞。在屏幕上產閃鑠的緊急新聞不過是本國一位主管頁岩氣部長對某地的訪問。根據法國媒體提供的信息，全球自發舉行悼念活動的，主要在西歐和北美。整個亞洲、中東、大部非洲、南美以及俄羅斯都是空白。
法國街頭（照片系作者從法國遊行現場發回）
其實，這樣的分裂天天在世界上演。2014年伊拉克發生過72起嚴重的恐怖襲擊事件，幾乎每次喪生的人數都超過此次巴黎恐怖事件。同樣是恐怖襲擊，同樣是人命，但伊拉克何時享受過《查理周刊》死難人員的待遇？就在巴黎悲劇發生之後，非洲發生恐怖分子屠城的悲劇，兩千多人死亡。但國際社會可否做出同樣的反應？可否有四十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去親自遊行哀悼？兩千多人的命怎麼就比不上十七個法國生命？
這種分裂，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西方反恐何以越反越恐的原因。
以「911」為標誌，冷戰時共產主義與西方的對立轉變為恐怖主義與西方的衝突。然而，西方顯然是以打冷戰的方式來應對恐怖主義：以牙還牙，以國家暴力應對恐怖主義的個人或者集團暴力。
本來，「911」的發生，令西方站在道德高地，並收穫世界的同情與支持。假如西方能夠正確使用這些資源，成功孤立極端的恐怖主義分子，就絕不會出現今天越反越恐的後果。
西方第一個錯誤就是發動了阿富汗戰爭。這場美國歷史上打的最久的戰爭，結果卻以塔利班越戰越強、西方退出收場。假如小布希早知道是這樣的結局，恐怕他當初是不會如此莽撞的。現在西方當然明白了，以國家暴力來對抗藏於暗處的恐怖分子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何況，阿富汗十分特殊，歷史上就以大國墳墓而著稱。英國和蘇聯都在此地折戟沉沙。美國只不過太過自負妄自尊大，無視歷史教訓，再度重蹈覆轍而已。
阿富汗戰爭雖然大大損耗了西方的硬實力，但並沒有損害其「911」受難者的道義資源。但隨後跟進的伊拉克戰爭，不僅造成西方和世界的大分裂：法國、德國、俄羅斯和中國建立反戰聯盟，甚至教皇也站在反戰聯盟一邊，反對美國組成的戰爭軸心，更令美國的道義形象喪失殆盡。雖然美國很快就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卻開啟了潘多拉魔盒：自此伊拉克陷入混亂和動蕩之中。
法國街頭（照片系作者從法國遊行現場發回）
令人驚奇的是，美國為首的西方並沒有吸取伊拉克的教訓，在阿拉伯之春到來之時，竟然動武推翻了已經臣服於自己的利比亞卡扎菲政權。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俄羅斯的盟友敘利亞阿薩德政權。
不管是薩達姆、卡扎菲還是阿薩德，他們都是世俗的伊斯蘭社會掌權者。雖然他們也殘暴，但卻沒有宗教狂熱和宗教愚昧，在價值觀上還是認同西方倡導的現代化，比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政教分離，世俗法律。而且他們還是抵禦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有效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們在現實壓力面前仍然可以理喻，知道妥協和讓步。薩達姆就接受了聯合國的核查，銷毀了全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卡扎菲就放棄了發展核武器，承認洛克比空難的責任並進行了國家賠償。埃及的穆巴拉克在最後關頭也放棄權力，承諾實行民主選舉。就是今天仍然為生存而戰的阿薩德政權也交出了全部化學武器。
然而，他們被推翻或者被挑戰之後，取而代之的就是伊斯蘭內部的極端勢力。最典型的就是在伊拉克和敘利亞迅速強勢崛起的伊斯蘭國。伊斯蘭國多麼激進，可以從本·拉登領導的激進基地組織都無法接受，而與之劃清界線、將之排除在外而知一二。至於今天的利比亞，已經成了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目前正在考慮的是否重新武力干涉以重建秩序。在這樣混亂的國家環境下，毫無疑問最有利於發展的是極端恐怖主義。
這次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的兩名主嫌犯，據法國媒體報道都曾在中東地區混亂的國家如葉門受訓。受過慘酷內戰洗禮的極端主義者，在一個和平之地自然是如入無人之地：不僅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成功行兇，更能在戒備森嚴的巴黎市中心輕易逃離——儘管法國是西歐人均警察和安保人員最多的國家。後來法國動用包括特警在內的近九萬名警察大搜捕，用了三天才將他們發現並最終擊斃。
由於推翻阿薩德和卡扎菲政權是西方的目標，我們當然有理由懷疑當初這些人去這些國家參戰時，還是得到了法國官方的默許。只是沒想到從精神到肉體都被極端伊斯蘭勢力洗禮後的他們，回到法國後，便成了國家安全的最大隱患！畢竟持他國護照的極端伊斯蘭分子很難混入法國，但生長於此地擁有法籍和廣泛人脈和活動空間、來去自由的他們則極難防範。更令人恐怖的是，據法國媒體稱，這樣的人在法國有一千名左右！所以也難怪，悲劇發生後的第二天，在巴黎南部「安全區」（穆斯林主要生活於巴黎北部），又是光天化日之下，兩名警察被槍擊：一名死亡，一名重傷，又是成功逃脫。這在已經把安全級別提升到最高級別的巴黎來說，實在不可思議。後來如果不是為了營救被困的兩名嫌疑人而衝擊超市綁架人質，什麼時候被抓獲還真是未知數。
不僅法國，據英國軍情五處處長安德魯·帕克披露，在過去14個月，針對西方目標的與敘利亞有關的恐怖陰謀超過20起。這當然不是來自西方要推翻的阿薩德政權，而是來自西方政策扶持壯大的反對阿薩德的極端伊斯蘭勢力。
可以說，今天伊斯蘭極端勢力就是西方錯誤而又愚蠢的政策一手促成發展壯大的。
除了外部反恐戰略的嚴重失誤外，在西方內部類似的低級錯誤更是屢屢不斷。最典型的就是丹麥和法國以及蔓延至整個西方的漫畫事件。雖然西方辯護是新聞自由，但後果卻是冒犯了整個伊斯蘭社會，把大量溫和派穆斯林推向極端勢力一邊，變成他們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是參與者。尤其是當溫和派穆斯林組織寄希望在這個法治國家通過法律尋找一個說法時，卻一再敗訴。從而給激進派以口實和機會。假如法國法律能對這種自由有所限制——畢竟反猶主義和為納粹辯護是非法的，怎麼可能還會發生這樣的悲劇呢？
不管怎樣，這兩起漫畫事件徹底摧毀了西方和整個伊斯蘭社會可能重建信任與和平的可能性。就是溫和派伊斯蘭國家，對西方也只剩下理性的利益和功利算計而已。
這裡需要深思的是，為何印度教國家印度不會刊登這樣的漫畫，佛教國家泰國、緬甸也不會刊登這樣的漫畫，儒家文明的兩岸雖然制度不同，但也同樣不會刊登這樣的漫畫。就是受中華文明影響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也都不會刊登這樣的漫畫。許多國家都有西方這樣的新聞自由，但為何只有歐洲和美國才這樣做？所以此次事件的性質並不是西方定性的所謂對新聞自由的攻擊，而是西方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傲慢與不尊重。這裡必須指出的是，不僅兩大素有積怨的文明之間，就是現實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對話假如採取《查理周刊》的方式能進行下去嗎？我們不妨設想，中日之間、印巴之間、阿以之間、俄烏之間假如也用這種方式，試問將會產生何種後果？當然，找到真正的原因與譴責恐怖和暴力並不矛盾，不管什麼理由，都不能成為發動恐怖主義襲擊的借口。
其實英國《金融時報》在這場慘劇發生後，也承認諷刺漫畫是武器。而且回顧諷刺漫畫首次作為武器出現，是在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殘酷而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時期。第一位偉大的現代諷刺漫畫藝術家羅曼·德霍夫也是誕生在戰爭中：17世紀末威廉三世（WilliamIII）與他的死敵路易十四（LouisXIV）進行一場殘酷的戰爭。德霍夫受命創作出大量漫畫，將威廉三世與法國國王和其盟友之間的這場戰爭描繪為自由與宗教專制之間的戰鬥。
法國街頭（照片系作者從法國遊行現場發回）
用武器殺人是暴力，難道用諷刺漫畫做武器就不是暴力了嗎？然而，西方是不會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問題的。這一次《查理周刊》被襲擊事件之後，西方更把新聞自由的地位和神聖性再度無限拔高，漫畫引發的衝突、仇恨和對立將會再度上演。
西方在內部犯下的第二個嚴重錯誤就是為了提高出生率而實行的家庭補助福利政策。西方實現現代化之後，一個很大的社會變化就是離婚率的提高、同性戀合法化和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一個文明要想延續，一個家庭要有2.1個孩子。但現在法國平均是1.8，英國1.6，德國和義大利是1.3，西班牙是1.1，整個歐盟31個國家是1.38。
為了應對人口減少的挑戰，西方政府出台了不少鼓勵生育的政策。然而這些政策對本土法國人並無多大作用。因為這些福利遠遠比不上一個女性就業所帶給家庭的收入。但意外的是，這些政策對那些女性很難就業、家庭穩定、喜歡生育的穆斯林家庭充滿了吸引力。結果就是多生育竟然成為養家糊口的生存方式之一。所以今天歐洲穆斯林平均每個家庭孩子為8.1個！僅以此次超市劫持人質的嫌犯庫里巴利為例，就是姐妹九個！這還不是極端的數據，我在法國朋友的微信群中曾見到這樣的留言：當聽到一個穆斯林同事聲稱有一百五十多個表親時，頓時石化了。
可以說穆斯林每一代都將是幾何級增長。其後果則是迅速改變了西方的人口結構。英國三十年間穆斯林人口從8.2萬增加到250萬。在今天的荷蘭，新生兒百分之五十是穆斯林，取名排第一位的是穆罕默德。在美國2012年起，非傳統白人出生總數超過歐洲傳統白人。假如根據現在的出生率，到2050年，法國有可能變成法蘭西伊斯蘭共和國，德國變成德意志伊斯蘭共和國。今天的馬賽已經基本伊斯蘭化了，幾乎看不到法國文化的痕迹。可資為證的是，11號星期天舉行的「共和大遊行」，全法超過四百萬人參加。巴黎更是超過兩百萬人。可是第二大城市馬賽僅僅有區區6萬人參加！而法國最西邊的小城布列斯特就超過65000人。第三大城市裡昂超過30萬人，是整個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事實上，在鼓勵生育問題上，西方的政策不但不對症，還有嚴重的副作用，可以說是自己親手培養自己的掘墓人。因為西方社會的低生育率並不是經濟手段可以解決的。像強烈的個人主義導致家庭過於容易的解體（法國離婚率超過50%，1970年僅10%）、普遍的晚婚、低結婚率（法國三十年來，結婚率竟然下降了40%！）、同性戀婚姻的合法、養育孩子過高的成本等等才是根本。在今天的法國，非婚生子女竟然超過了婚生子女——而在而在1964年，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僅為6％。總統奧朗德，至今還是未婚父親。試想，身為一國榜樣的總統，為了個人的自由都可以不結婚，更可想整個社會了。穩定的家庭至少是養育孩子的前提條件之一，家庭都不存在，共同生活的男女怎麼還願意養育下一代呢？
西方對自身的種族危機也不是沒有感知。非常巧合甚至是非常恐怖巧合的是，1月7日，一向很有爭議、被視為極右的小說家米歇爾?胡艾勒貝克出版他的新作《屈服》。在這部小說里，他想像了2022年一個伊斯蘭化的法國，選出了第一位伊斯蘭總統，巴黎大學的女性蒙上面紗，更多的婦女放棄工作回到家庭，一夫多妻制合法化，法國最有名的索邦成為伊斯蘭大學，沙特的石油美元用於收買教授、改造傳統文化區左岸。更為巧合的是，《查理周刊》本周即將出版的最新一期也是聚焦這本書。頭版刊登的是胡艾勒貝克的漫畫頭像，畫中人物說「2015年，我開始掉牙，2022年，我就要過伊斯蘭齋月」，在另一幅漫畫上，這位作家說「2036年，伊斯蘭國組織將進入歐洲」。非常值的一提的是，這位作家2010年曾公開稱伊斯蘭教是愚蠢的宗教。雖受到指控，但最後卻被宣布無罪。
另外《基地組織在法國》的作者SAMUELLAURENT就公開表示600萬穆斯林就是定時炸彈，但精英們卻從不想辦法去遏止他們的擴張。
西方犯的第三個錯誤就是文化多元主義。過去美國以民族的大融爐而自豪，但現在卻也搞起了文化多元主義，並成為新的政治正確。在美國南部許多城市，無人說英語，生活方式完全非美國化。但為了選票，政治人物不但不禁止相反更刻意討好，爭說他們的語言。英國也曾嘗試過文化多元主義，清真寺竟然和教堂一樣多。但卡梅倫當首相時，就不得不公開承認文化多元主義已經失敗了。因為文化多元主義不但不能解決不同種族和文化之間的衝突與對立，實現多民族的融合，相反更強化了各自的民族和文化認同。這就是為什麼，雖然他們出生在法國，在法國成長，在學校接受同樣的教育，但最終卻成為恐怖分子。
在今天的法國，華人集中生活在自己的區域，穆斯林也同樣如此。在華人傳統生活的巴黎十三區，來自美國的麥當勞也居然使用中文名稱。但歷史上，法國是以強制同化著稱的。比如當法國吞併布列塔尼地區之後，嚴禁使用布列塔尼語，進行文化同化。並採用行政手段，人為把布列塔尼地區分割成不同的區域——這都是法國發生大革命之後的事情。就是這樣，才有今天布列塔尼地區對法國的認同。只是今天西方進步了，文明了，講人權了，搞起了文化多元主義，哪也就只能承擔這種主義帶來的後果。
當然，純粹從從文明的角度看，西方可以動用一切手段包括發動戰爭、政治、經濟、顏色革命、文化滲透等方式輸出自己的民主價值觀，何以穆斯林就不能以人口這種和平、自然的人道武器來回應呢？每當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過聖誕節，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信基督教，西方媒體不也是在歡呼嗎？為什麼就不能歡呼西方越來越多的人過開齋節，越來越多的人走進清真寺呢？
最後一個因素雖然和西方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那就是伊斯蘭社會至今沒有找到一個成功的發展模式。除了中東石油國家外，普遍貧困。這成為極端勢力滋生和發展最重要的土壤。如果以西方為參照，究其原因應該是沒有進行宗教改革，實現政教分離，以適應現代化的需要。因此即使這些穆斯林進入到西方，也鮮有經濟成功者。此次三名嫌犯，都無工作，生活貧困、動蕩。製造超市綁架案的嫌犯2009年失業時還被薩科奇接見過，但也無助於改變他的經濟狀況。經濟地位的低下和生活條件的困苦以及由此帶來的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歧視（西方媒體頻頻漫畫諷刺伊斯蘭先知，可曾聽說過他們這樣嘲諷過孔子、中國人的祖先炎帝黃帝？），不產生極端恐怖分子才怪。反觀來自世俗社會傳統的華人也是遍及世界，總體來看，不管他們是否受過良好的教育，是否可以進入主流社會，但都能迅速的積累致富。有恆產才有恆心，也才有社會的穩定。正如西方流行語：窮人要革命，富人（中產階級）要民主。
另外此次襲擊所表現出來的新特點，也將構成對西方更高的挑戰。和「911」相比，嫌犯的目標更為精準，針對的是具體冒犯自己群體和中東與阿拉伯社會相互正在仇殺的猶太人。而且他們的目的不僅僅是報復和製造恐怖，相反還在刻意自我宣傳。比如不殺平民和婦女（12人中11人是男性）。他們在逃亡路上搶劫過兩輛車，但都放過車主。儘管他們知道其後果——果然車主報警泄露了他們的行蹤。他們逃到巴黎機場附近的印刷廠時，也是放走所有平民。這一點在指揮圍剿行動的憲兵上校接受電視採訪時也被確認。這名嫌犯被圍困時還接受BFM電視採訪，重申不殺婦女和平民。而且他們還說出一句殺傷力十分強大的話：聲稱自己與西方人在伊拉克的行徑不一樣，西方在那裡濫殺平民，包括婦女和老人。最後，他們拒絕勸降，聲稱甘做烈士，寧死不屈。所有這一切顯然是做給自己的支持者看的。這樣的對手顯然比本·拉登更容易獲得同情和支持。這一點在推特上也得到了反應：有人喊出我是科阿奇，竟然迅速得到近兩萬的點擊。
今天的西方，對外客觀上為極端恐怖主義提供了發展的條件和空間，對內則用自己的國民財富培養壯大一個對自己文明和價值觀都不認同的文明。現在西方面臨的挑戰是在價值觀和自己的文明存亡（伊斯蘭社會的崛起）之間如何選擇。如果繼續堅持自由（如新聞自由）、人權（不能強制同化包括價值觀同化、多元文化主義、家庭補助制度）和民主（一人一票），西方文明將很快消失在地平線。假如放棄這些價值觀，西方文明還有什麼獨特性？也依然是名存實亡。
只是目前看，西方的制度已經喪失了改革的能力——因為它們主觀上已經認為自己是歷史的終結，已經沒有改革的空間和必要了。僅就一條，上面的問題甚至他們都不敢公開承認和討論，因為這是政治不正確。連問題都不敢正視，還遑談去解決呢？所以本人之所以願意如此無私的替西方指點迷津，是因為這只不過僅有對牛談琴的功效而已。所以在內外各種因素的主導下，西方將不可避免的在反恐戰爭中成為輸家，並在未來幾十年後，走進人類歷史博物館。
最後要說的是，純粹從戰略上講，伊斯蘭社會應該在西方採用溫水煮青蛙的策略而不是製造《查理周刊》這樣有可能喚醒西方的極端事件。從這個角度講，如果進行大膽的猜測，《查理周刊》之所以要以新聞自由為名、以漫畫的方式強烈冒犯伊斯蘭教，恐怕就是要以自己的犧牲打破對方的溫水戰略。畢竟在此之前，已經有為了喚醒本國民眾而自殺的歷史學家溫納，以及同樣打著喚醒民眾旗號而製造的挪威慘劇。當然，不管這個猜測是否正確，至少《查理周刊》已經某種程度達到了這個目的。他們的慘死也導致法國社會出現強烈的反伊斯蘭氛圍。就在這幾天，攻擊穆斯林的事件已經發生十四起，包括向清真寺開槍、縱火、在清真寺的牆上塗寫「骯髒的阿拉伯」、「殺人犯」、寄送恐嚇信，在學校里也發生了阿拉伯學生被毆打的事件。確實，普通百姓怎麼分的清溫和穆斯林和極端主義者的區別呢？
最終他們的血是否白流，哪就要由歷史來驗證了。
從一開始，這場由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就是錯的？
自2001年9·11事件之後，整個世界便被美國拉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中。15年過去了，世界似乎走入了反恐戰爭的怪圈：恐怖組織越反越多，發動的恐怖活動一次比一次慘烈，人們對恐怖組織也越來越畏懼。也許從一開始，這場由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就是錯的？本文作者法伊特·賽爾克從國家權力的角度解釋了為何以國家名義發動的反恐活動收效甚微，對待恐怖分子靠的不僅僅是武力，還需要依賴警方和法院開展的防止犯罪的鬥爭。這些解讀也許能為讀者提供新的視角。
眾所周知，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號召發起了「反恐戰爭」。自此之後，一再聽到有人像他一樣把反恐喻為戰爭。此番面對布魯塞爾和巴黎的恐怖襲擊，人們又一次採用了這種說法。例如法國總理馬努埃爾·瓦爾斯在比利時恐襲發生後斷言：「我們已處於戰爭狀態。」
在筆者看來，這種提法頗具誤導性，因為一般在戰爭中會採取軍事行動，而這種提法中的國際恐怖主義並沒有運用相應的戰爭策略。儘管有時候恐怖主義是戰爭中會運用的一種手段，儘管很多極端伊斯蘭教襲擊者都與發動戰爭的所謂「伊斯蘭國」有聯繫，並以他們的名義進行恐怖主義襲擊，但是這些由團伙、網路和個人發動的恐怖主義襲擊並沒有軍事組織和根據地作為支撐，它們在西方國家中引起恐慌和媒體的關注，卻同擁有根據地的軍事單位發動的襲擊有著本質的區別。
巴黎恐襲之後，奧朗德聲音顫抖地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在戰爭中使用暴力從本質上講具有工具性功能，其目的在於造成人員傷亡——不只是敵對方的人員傷亡，往往還包括平民。戰爭中暴力活動的組織和實施都由軍隊來完成，以此來消滅和削弱敵對勢力、動搖他們的軍心並戰勝他們，最終目的在於取得勝利，結束戰爭（還有一種情況，例如像游擊戰這種形式，目標是至少不會輸掉戰鬥）。
而非國家性質的團伙、網路或個人實施的恐怖主義襲擊雖然目的也是造成傷亡，但是本質上發揮的是一種交際符號性的功能。它們針對的群體是公眾，目的在於傳遞信息，向潛在的支持者展現自己的實力，給被襲國家的人民帶來恐懼、慌亂和不安全感。
有時這類恐怖主義手段可以作為戰爭的準備。可能對於一些極端伊斯蘭教恐怖分子來說恐怖襲擊也是一個長期的目標。他們企圖將敘利亞、伊拉克以及其他國家發生的內戰擴散向全世界。筆者認為，如果將恐怖分子的襲擊列為戰爭行動的話，便是在向他們及其潛在的支持者表示，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極端伊斯蘭教恐怖分子的短期目標在於，防止和削弱非穆斯林國家在穆斯林地區的軍事干預和政治影響。同時，他們襲擊漫畫家、諷刺作家、音樂俱樂部的觀眾以及機場和火車站的旅客，意在向整個西方的生活方式宣戰。想要應對這一宣戰，靠軍事手段是完全不行的。
恐怖主義同一般的犯罪行為也不一樣。同犯罪行為作鬥爭，只靠警察、法院這些法治國家的司法代表就夠了；而恐怖主義，就像政治學者赫爾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Münkler）強調的那樣，屬於「第三類」。同普通的犯罪行為相比，恐怖主義具有政治訴求，由始至終是為了爭取合法性。因為恐怖分子要求自己成為合法正統的反抗力量，同時他們向保證一個國家合法性的核心功能——保障安全的功能——發起挑戰。
巴黎恐襲後，救援人員在巴黎十區的一間餐廳外搶救傷者，地上放有多具屍體
西方思想史上關於世俗國家權力機關的合法化理論始於托馬斯·霍布斯，其根本觀點是，國家履行保護臣民的義務而臣民順從國家的意志，此為合理。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只有有能力保護它的人民、保障人民的安全，才是合法的。當然需要強調的是，這裡所說的安全不是深牢大獄裡的那種安全，而是能夠保障平民生活的安全。
平民生活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私人生活，筆者指的是美國《獨立宣言》中提到的享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即能夠安全、自由地追求個人的目的和目標，按自己的方式實現個人的幸福；另一個方面是公眾生活，即美國《憲法》前言中的著名短語「我們人民」所表達的含義，與個體公民的私人生活相比，這裡的公眾生活所指的是公民的整體，所有公民在公眾生活中管理公民共同的事務。國家的職責在於保障公民生活的這兩個方面，如果無法實現便喪失了合法性。
極端伊斯蘭教的非國家性團伙實行的恐怖主義便針對平民生活的這兩個方面。他們對平民、官員或者重要的基礎設施展開恐怖主義襲擊，利用這些不可預見的襲擊引起媒體廣泛的回應、造成不安全的氣氛。另一個目標是以此刺激遇襲國政府採取過激的應對、報復和監控措施。他們的算盤是：通過恐怖襲擊及其後續反應壯大支持恐怖分子的隊伍；另外，利用官方採取的更嚴厲的監控和報復措施來煽動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損害政府的合法性，從而達到荼毒公眾及私人生活的目的。因為政府加強監控、採取報復措施、提升防恐力度可能會將發生恐怖襲擊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但是卻不能完全避免襲擊的發生。政府越是像監控政府的方向發展，甚至自己變成令本國和他國人民生畏的恐怖政府，越是廣泛地追捕和刑訊，國家權力機關不受控制，它造成的恐怖氣氛越多地干擾公共和私人生活，國家便會喪失更多的合法性。
如果從個體風險預估的角度來分析恐怖主義襲擊，其實它並沒有特別的危險。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遭受恐怖主義襲擊的可能性可能比出交通事故、遭遇醫療事故和去飯店感染細菌身亡的可能性還要低。但是單純從發生幾率的角度來分析恐怖主義襲擊並無意義，因為恐怖主義襲擊並不是針對某些人具體地展開，他們真正的目的是影響那些未被襲擊、卻能旁觀到這一切的人們。
我們到底能做什麼？某些情況下可以同恐怖分子談判，但前提是他們有可以談的目標。談判並不適用於極端伊斯蘭教恐怖主義，因為關於他們想要的那種「全球聖戰」完全沒有談判的餘地。然而針對恐怖主義出現的源頭卻可以採取相應的應對措施。一方面，恐怖主義源於動蕩、危險、衝突不斷的以穆斯林為主要人口的地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干預多多少少造成了這樣的局面。轉而採取克制的、避免直接干預和衝突的外交政策可能會減少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的恐怖襲擊，這樣他們會失去鼓動性宣傳的一項根本內容，即指責西方國家的干預政策和有時被稱為新殖民主義的外交政策。
極端伊斯蘭教恐怖主義的另一個源頭是在某種程度上失敗了的融合政策，主要反映在那些被邊緣化的移民子女和少數民族人群，他們參與公民生活的程度非常有限。恐怖主義也正是從這群人中尋找潛在的支持者。我們也可以把極端伊斯蘭教恐怖主義看成一種有針對性的、跨國的去融合政策，他們的目的在於強化和利用西方國家中主流社會與潛在的恐怖分子階層之間的隔閡。只有拒絕或敵視移民國政治文化的群體或階層存在，他們的這個目的才能實現。很難講我們對此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以法國為代表，一味地頌揚「本國的價值」成效並不明顯，因為這些價值對於真正的、潛在的恐怖主義支持者來說一文不值。可能他們看上去文化程度並不高，但是他們肯定不缺對「西方價值」的了解。
「納拉斯陣線」恐怖組織成員（資料圖）
事實上極端伊斯蘭教恐怖分子中不乏受過正式的高等教育的人，他們擁有大學文憑，而且明顯工科專業比較多。從社會經濟背景來看，他們中不少人出身中產階級，也有些人出身於文化水平較低的弱勢階層，甚至是有輕微犯罪背景的家庭。社會經濟出身如此不同，他們主要靠兩點聚集在一起，第一是極端伊斯蘭教的意識形態，另外他們都自認為屬於共同的被凌辱而有理由使用暴力的群體。恰恰這一點是採取防恐措施的突破口，應該防止這種敵對的團體產生，主要應該從社會政策方面著手。一個社會應該具有開放的發展路徑和社會流動性，應該實現機會平等和教育公平，應該防止空間上形成隔離區域，應該為所有人實現自己的人生規劃提供可能性。只有這樣，才能讓信誓旦旦要實現的自由、平等、團結等「價值」不只成為少數人的特權。簡言之：同恐怖主義作鬥爭不能只靠強調遇襲國家的「價值觀」、強調遭到恐怖主義攻擊的社會生活方式，而應該令人信服地展示這些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正當性，提高它們的合法性。普通公民的生活方式也應當向本國的少數群體開放。
本國公民也應該自信地延續自己的生活方式，保護它不受到外敵的侵害。因此，除了要擺出姿態不會屈從於恐怖勢力的魅惑以外，還應當採取區域內相互協調的安全政策，針對極端伊斯蘭教恐怖主義勢力採取相應的抵制和防護措施。目前歐洲正在討論加強國與國之間數據交換的政策。如果真的在整個歐洲利用電腦數據大規模追捕疑犯會導致無辜的人也被納入政府調查的範圍內，就連德國一個負責「憲法保護」的情報機構的負責人都擔心這樣會有損隱私保護權，看來正在醞釀中的這項政策是有些過頭了。
而從德國極左組織「紅軍派」的案例來看，只憑加強搜捕和管控並不夠。儘管紅軍派活躍期間，政府擴大了行使公權的範圍，但還是被他們一次又一次逃脫。截止到1989年該組織解散，他們進行了多次謀殺活動，政府方面竭盡全力卻既不能阻止謀殺、也沒有破案。迄今為止甚至有些第三代紅軍派成員的名字都不為人所知。紅軍派最終的消亡不是因為國家採取了有效的防範和制止措施，而是因為他們採取的暴力形式失去了吸引力和合法性，從而遭到了越來越多人的抵制，尤其是之前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也開始抵制他們。
當前的極端伊斯蘭教恐怖主義同樣遭到了西方國家大多數人的抵制。但是我們卻不能否認恐怖主義明顯具有魅惑力，媒體助長了它的傳播，甚至很多從道德上和政治上拒絕恐怖主義、從心理上被暴力的血腥震懾住的人群也會被恐怖主義所吸引。這正是恐怖主義如意算盤的一部分。在一些以穆斯林為主的群體和階層，恐怖主義頻頻獲得默默的、甚至公開的支持。另外，它跨越國界，利用全球公共媒體把世界各地的同情者和潛在的支持者當作拉攏的目標。
在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背景下，越來越開放的國界線不會再次關閉，全球公共媒體也會繼續為恐怖主義提供一個宣傳的平台。儘管防範、監控和追捕的措施越來越得到加強，好戰的極端伊斯蘭教分子還是會繼續抵制西方的生活方式。因此今後還是會發生恐怖主義襲擊。尤其是從敘利亞內戰受訓後返回歐洲的那些人很有可能成為潛在的襲擊者。在敘利亞採取軍事干預對防範這些人無濟於事，對此只能靠歐洲相關國家加強警方的合作力度。
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同恐怖主義作鬥爭並不是一場靠軍事行動能獲勝的「反恐戰爭」，而主要是要依賴警方和法院開展的防止犯罪的鬥爭。同時，這也是一場需要靠政治手段一決勝負的合法性之爭。只有自由、平等、團結這些原則能夠令人信服地得以實現，這場戰爭才會取得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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