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死還是賴活著？面對死亡，我們都要上一課

(健康時報記者 劉子晨 井 超)「不開追悼會，不受奠儀，至多七八至親相送。」這是著名翻譯家、外國文學研究家楊絳先生的遺願。

對待死亡，豁達淡然如楊絳先生者少有。生命枯竭的盡頭，大多是痛苦無助的搶救，繼而是哭天搶地的悲慟。這是人之常情。但從另外的角度上說，理想的應對應該是正視死亡，淡然相對。但很少有人做到這一點，因為，國人缺少死亡教育，而且缺失嚴重。

死亡的可望可及，醫學的無能為力

認識生命的有限性，應該成為死亡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生命的有限，不過是一個天生而來且無法對抗的事實。

在科學家魯白看來，「決定生命的DNA中，有一種物質叫做端粒酶，細胞的每一次分裂與再生，都會讓端粒酶的終端更短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講，生命從創造出來之後，就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死亡。」

而即便是被人寄予厚望的醫學，也並非總具備起死回生之力。「儘管科技發展飛速，醫學也取得重大進步，但從根本上來說，醫學仍然有限。」

說這句話的，是北京首鋼醫院院長顧晉。顧晉救治過無數的腫瘤病人，但在同為醫生的父母均罹患癌症之時，顧晉也曾束手無策，最終無力回天。

法國作家雨果說，死亡是偉大的平等。在死亡面前，醫生也並未較普通人有更多特殊的權利。「很多時候，腫瘤切除的很完整，淋巴結清掃的很徹底，但沒過多久，腫瘤又洶洶而至。」多年臨床中見慣了生命的凋零，使得顧晉更清醒的認識到，在與死亡的鬥爭中，醫生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會顯得多麼的蒼白無力。

偶爾去治癒，經常去幫助，總是在撫慰。這是美國醫生特魯多的墓志銘，也是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白岩松最喜歡的三句話。「因為它體現了人們對醫學是科學而非玄學的認知」。玄學可以無極限，但醫學不能。千百年來，醫學由原始步入文明，又嘗試走向精準，但即便對最常見病如感冒，我們至今也未敢輕言治癒。

然而，死亡固然存在，卻絕然不影響我們的精彩生活，相反，正是因為人總歸一死，我們才會更有動力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創造更多價值，從而以一顆坦然之心面對死亡。

「選擇與尊嚴」公益網站創始人羅點點曾與原聯想總裁柳傳志就生命與死亡進行過討論。「人之一生，有的人過日子，有的人熬日子，而我是奔日子。」在柳傳志看來，自己一生想做之事都已做完，因此即便是面臨死亡，也絲毫無憾，全然沒有必要為延長生命而忍受無謂的痛苦。

柳傳志是公認的商界傳奇，但其對待生死的態度卻並非由「成功者」獨享。科學家魯白的祖母93歲高齡時將兒孫孝敬自己的錢悉數捐給一個佛堂，告訴子女自己已經到了離開這個世界的年齡，特意囑咐不要帶自己去看醫生。兩周之後，就在自己的床上駕鶴西去。

人們常抱怨人生苦短，但魯白認為，在世時充分欣賞人生美景，到達終點後沒有痛苦倏忽而去，不正是人們享受人生的最佳方式嗎?

傳統文化的忌諱，死亡教育的缺失

詩人海涅有一句著名的詩句：死亡是涼爽的夜晚。對於作家余華來說，這正是自己兒時的真實經歷。

余華在《醫院裡的童年》回憶道，小時候住在醫院家屬宿舍，夏季最好的納涼之地便是家對面太平間里的水泥床。那個時候，天天看到不同的死亡，聽見不同人的哭聲，自然慢慢對於死亡也就沒有那麼多的忌諱。然而能像余華一樣完全拋卻中國文化中對於死亡忌諱的人，少之又少。

「在座的同學，思考過自己的死亡問題的，請舉手。」陸軍總醫院腫瘤科主任醫師劉端祺應邀給醫學生講課，卻發現真正思考過死亡問題的學生寥寥無幾。「作為醫學生，你們自己都不思考死亡的問題，等成為醫生後，又該如何坦然面對別人的死亡呢?」

這一縮影，體現的一個基本的共識是，我國的死亡教育極度匱乏，最直觀的體現是我們對於死亡的陌生。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1年~2015年，我國平均每年有970萬人死亡，平均每分鐘都有18人永遠的離開這個世界。然而若是未曾親身經歷過親友亡故，怕也很難真正明白死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恰恰因不懂，才對死亡聞之心怵。

臨床工作近四十年的腫瘤外科專家、中國癌症基金會理事長趙平總結過幾十位癌症患者在面對癌症診斷結果時的反應案例，他們中有高官有平民，有醫生有老師，角色不同卻反應一致——崩潰、絕望，難以置信，心情一下跌落到谷底。而這些案例，每天都在腫瘤醫院中鮮活上演，情緒崩潰之下，有很多患者甚至都沒有勇氣接受治療而過早的結束了生命。

「同樣是醫院，進去生孩子就不會覺得恐怖，但若是絕症的治療，就會覺得走向地獄。對死亡的恐懼和束手就擒，讓有些人不堪一擊。儘管兩千年前司馬遷就揭示了人固有一死的真相，但至今大多數人仍未看透，執著於生，迴避於死。」趙平說。

據不完全統計，漢語中表達「死亡」的詞和片語不下兩百種，中國文化中對於死亡的忌諱可見一斑。這成為了死亡教育推廣的最大障礙，到目前為止，我國既未有知名的死亡教育書籍，也沒有大面積將死亡教育納入學校課程。人們不願談死，也不敢談死，文化中宗教信仰的缺失，更讓人們難以在死亡面前保持淡定。

「在西方，如果遇到醫學走到極限而無能為力的情況，很簡單，我幫你找一個牧師吧。請問，在中國誰來扮演牧師的角色?」白岩松認為，宗教的力量可以幫助人們看透生死，而在中國缺少宗教氛圍的環境下，要理解生死，就必須要找到其他的力量來進行替代。

對於白岩松來說，這種力量便是自然。白岩松是蒙古族，草原上的民族對於自然有一種天生的敬畏與信仰。「人去世了，我們認為是回歸到自然中了。擺雙筷子，媽媽唱首歌，但從來不哭天搶地。」

坦然接受死亡，應如秋葉入土

尊嚴死亡的推動者希望，人們可以在健康狀態，或是意識清楚時，即簽署一份生前預囑文件，明確自己在不可治癒的傷病末期或是臨終希望要或是不要哪些醫療護理，這也是羅點點創辦「選擇與尊嚴」網站的初衷。

在羅點點看來，尊嚴死亡，既非讓死亡提前來臨，更不是通過各種醫療手段竭力延長已沒有質量的生命，死亡本就應如秋葉入土，自然來臨。但並非所有人都能真正接受這種觀點。在生命的最終階段，坦然赴死者少，痛苦忍受者多。為了讓即將離世之人延緩哪怕一日的生命，親人不惜一切代價。

北京協和醫學院基礎醫學院免疫學系主任何維的父親因膽管癌去世，父親去世之後何維一直無法擺脫自責的心情。「每天都在糾結，為什麼沒再試試手術?為什麼沒去做細胞治療?」其實當初何維已經找過國內的頂尖醫生為父親進行診斷，再多的治療也只能徒增老人痛苦而已。

武警總醫院急救醫學中心主任王立祥曾為一個已失去各項生命體征的孩子做了兩個小時的搶救。從醫學上來講，孩子其實早已失去搶救意義。然而從感情上來講，搶救孩子的過程，正是給急診室外跪著一地的孩子的父母、親人一個心理接受的過程。

也曾有一個病人在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康復科主任醫師唐麗麗的診室里嚎啕大哭。這是一位三十七八歲的乳腺癌晚期患者，並且很清楚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她向醫生哭訴自己不甘心生命就此結束，只是因為放心不下自己還未長大的女兒，「我不能忍受她將來沒有媽媽。」

不管是出於對生命的留戀，還是對親人的不舍，人們從來都不願輕易接受死亡。《論死亡和瀕臨死亡》對150個瀕臨死亡的患者進行的訪談發現，在真正接受死亡之前，人都要經歷四個階段：否認、憤怒、交涉、抑鬱。

但這樣的留戀，或許帶來最後的煎熬。痛苦的插管、無價值的搶救，成為壓倒臨終患者的最後一根稻草。在趙平看來，我們努力得救治，過度的看中了對生命的延緩，卻忽略了因此承受的不堪痛苦。與其如此，無痛舒適度過余日對臨終者更有意義。因此推廣安寧療護護佑臨終旅程，意義非凡。

但我們也清楚的看見，目前在中國談死亡教育仍然前途曲折，推廣臨終安寧療護仍舉步維艱，因為這是在同整個中國傳統的死亡觀作戰。

因為，我們的敵人其實只有一句話：好死不如賴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