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皓琛︱《雷蒙·阿隆回憶錄》里的政治人生

一般說來，二十世紀的法國文人多給人文風奇崛、作風怪異的觀感。他們要不沖在時代的前面，要不守在時代的後面，總之就是不滿意自己所經歷的分分秒秒，彷彿唯有如此方能成為大家。倘若在政治上再能突顯某種激進姿態，那就錦上添花，理所當然地成為全世界羨慕的知識分子了。雷蒙·阿隆（1905-1983）完全不屬於這個大類。論文風，阿隆的文筆毫不花哨，這恐怕也不是他寫作的首要目標；論作風，他沒有留下什麼可供坊間談及的趣聞軼事，這和他同時代的各領域旗手形成了鮮明對比。那麼，阿隆有沒有走在時代浪尖做弄潮兒、走上街頭做意見領袖？他刻意迴避，倒多是以筆發聲。或者反過來，有沒有隱居鬧市、經營自己的一片小確幸？他恰沒有遁世，當起時代的逃兵。不妨說，雷蒙·阿隆是時代的產物。他一字一句所回應的，就是時代的問題。《雷蒙·阿隆回憶錄（增訂版）》的中文版（以下簡稱《回憶錄》）根據法國2010年增訂的《回憶錄》補譯。所增加的是最後部分的三小章，可以分別歸納為阿隆對當時法國國內社會黨的具體政策、對巴以衝突以及對蘇聯霸權的分析。為這一增訂版作序的是阿隆當年的學生巴弗雷。他把阿隆放置到20世紀的普世史時代來考慮，認為這是理解該世紀的一把入門鑰匙。普世史不是全球各個地區歷史的彙編和加總，而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合奏。今天翻開這本千餘頁的大書，我們就是要聽阿隆指揮演奏二十世紀的交響樂。

《雷蒙·阿隆回憶錄》（增訂版）楊祖攻、王甦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共上下冊站在2017年回望，我們是否還需要踏入阿隆經歷過的特定時段？阿隆的《回憶錄》，自然憶起一戰、二戰、冷戰這些教科書上的粗線條；對阿隆念茲在茲的法蘭西而言，當然還有奠邊府戰役和阿爾及利亞獨立的八年抗戰；對這位擁有猶太血統、卻無宗教關切的國際問題專家而言，巴以衝突一直沒有離開他的視線。問題是：今天的法國、乃至國際環境，已經完全不同於上世紀的任何一段時期。再版序言中的那篇《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時代》，不正也含蓄地指出阿隆回憶錄在二十一世紀語境中的疏離？況且，較早前為這本回憶錄寫過序言的法籍思想史家托多洛夫，也剛好在2017年逝世。阿隆和托多洛夫同為自由派，堅守啟蒙價值，後者文筆其實更為優美。中國讀者也似乎沒有理由再借這本厚厚的《回憶錄》鉤沉二十世紀的紛紜。作品早已被大量翻譯成中文的阿隆，大概是以知識分子的堅定形象為中國讀者認識。其對狂熱的拒斥、對理性的堅持，成了戰後法國思想界相當一段時間內的特例。不過，讀者不應忽視阿隆入世的具體軌跡。毋庸贅言，首先自然是他大量的媒體寫作。從《回憶錄》中我們可以讀到，報紙成為了他介入社會、針砭時勢的公共平台。純粹從時間上來看，他的名聲也首先從媒體中打響。後來他年屆中年方才登上索邦、法蘭西學院等學術殿堂，光是這一點已經讓他和多數早已在學界摸爬滾打的同輩有了很大不同。象牙塔里的概念遊戲，阿隆可以玩，並且玩得風生水起，但他有更迫切的關懷: 現實政治。不看《回憶錄》，我們很可能還真以為雷蒙·阿隆無非是目光犀利、收斂激情的一介書生！看完他的自述才知道：阿隆不僅與戴高樂、基辛格、德斯坦、特魯多（Pierre Trudeau）過往甚密，而且還曾是尼赫魯、朴正熙的座上客，更不必提他在越南、突尼西亞等法蘭西殖民帝國遼闊疆域考察時受到的官方接待。如此一套陣容強大的朋友圈，並非僅是打個照面的熟絡，而是實實在在的嚴肅交流：據《回憶錄》所述，當年德斯坦在競選總統時難道不是主動去信阿隆、坦承其政綱的論據幾乎全部從阿隆的專欄中拾得？基辛格不正把自己的回憶錄老老實實地獻給亦師亦友的阿隆？假如法國文人的論政情懷幾成道統、入仕心態炙手可熱，那麼有著深厚思想功底、同時又能得到政界人物高度重視的歐洲知識人卻並不多見。在這個意義上來看，阿隆當之無愧是二十世紀的罕見個案。

1983年，雷蒙·阿隆和基辛格的合影我們馬上勾勒阿隆治學的知識網路，以便更好地理解他治國的思想底色。首先，他是同時代法國文人少數主動去了解鄰國德國當代思想的。可以說，年輕時在德國輾轉的經歷，就為他提供了觀察納粹變天前夜的現實素材，更為他打通了一整片法國無法企及的哲學和社會理論。阿隆後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想像中的馬克思主義》中紮實的馬克思解讀，正是源於他年輕時在德國對《資本論》的紮實功底；他的博士論文、乃至後來在法蘭西學院娓娓道來的《論治史》，更是直接得益於他對德國歷史哲學百年理路的消化。從中國讀者已經相當熟悉的尼采、韋伯、舍勒、盧卡奇，再到中國學界近年也開始關注的李克爾特、文德爾班，甚至連特羅爾奇（Ernst Troeltsch）、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敏銳的阿隆一下子就把握住了德國思想界在世紀之交伴隨著國力漸強而產生的一個持續、且不斷豐富的問題意識。恰因為如此，阿隆順理成章地成了閱讀胡塞爾、海德格爾的頭一批法國知識人。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耽於胡、海二人的著作，而是把這些著作介紹給了同窗夥伴薩特。相反，倒是韋伯廣闊的歷史視野一直吸引並引領著他的深層思考：怎樣理解人類歷史？阿隆和德國的淵源，當然不僅限於德語書本上的片言隻語。事實上，早在法蘭克福學派草創之初，阿隆便已投稿到他們辦的學術雜誌。不過，從《回憶錄》中看得出，阿隆一直都沒有太鍾情於這一打通哲學和社會理論的德國新學派。也許，恰是因為自己的經歷已經足以融匯哲學與社會、純粹思想與實踐介入？或者，冷戰時期東西陣營的對峙壓倒了他對納粹德國的咀嚼，進而不願尾隨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學人開闢的反思路數？再或者，他只是把鄰國這一思潮看成反思工業社會諸文化癥狀的一股時髦？無論如何，阿隆後來的思路，始終圍繞著具體的政治現實展開，這尤其體現在他那本未被翻譯成中文的著作《論克勞塞維茨》上。在戰後法國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的風氣中論述一位普魯士陸軍少將的長篇巨作，是不是有點過時？其實，阿隆對和平與戰爭的思考，一直未有停息。倘若戰爭無非是政治的延續，那麼對阿隆來說，國際風雲、政治現實大概也就是他哲學思考的自然拓展。於1962年出版、不久前被翻譯成中文的《和平與戰爭》，就是阿隆每周在國際關係專欄沉澱下來的哲學思考。基辛格為該書寫過書評。我們在《回憶錄》中可以看到，就連阿隆認識多年的朋友、幾乎不食人間煙火的列奧·施特勞斯也在和他的私人通信對該書讚不絕口。識英雄、重英雄，深受韋伯影響的阿隆，當然清楚列奧·施特勞斯在《自然權利與歷史》中對韋伯「諸神之爭」命題的強力挑戰。早在1959年，他不就已經討論過施特勞斯在這一點上的深刻發見？阿隆和德國的淵源，當然不僅限於德語書本上的片言隻語。事實上，早在法蘭克福學派草創之初，阿隆便已投稿到他們辦的學術雜誌。不過，從《回憶錄》中看得出，阿隆一直都沒有太鍾情於這一打通哲學和社會理論的德國新學派。也許，恰是因為自己的經歷已經足以融匯哲學與社會、純粹思想與實踐介入？或者，冷戰時期東西陣營的對峙壓倒了他對納粹德國的咀嚼，進而不願尾隨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學人開闢的反思路數？再或者，他只是把鄰國這一思潮看成反思工業社會諸文化癥狀的一股時髦？無論如何，阿隆後來的思路，始終圍繞著具體的政治現實展開，這尤其體現在他那本未被翻譯成中文的著作《論克勞塞維茨》上。在戰後法國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的風氣中論述一位普魯士陸軍少將的長篇巨作，是不是有點過時？其實，阿隆對和平與戰爭的思考，一直未有停息。倘若戰爭無非是政治的延續，那麼對阿隆來說，國際風雲、政治現實大概也就是他哲學思考的自然拓展。於1962年出版、不久前被翻譯成中文的《和平與戰爭》，就是阿隆每周在國際關係專欄沉澱下來的哲學思考。基辛格為該書寫過書評。我們在《回憶錄》中可以看到，就連阿隆認識多年的朋友、幾乎不食人間煙火的列奧·施特勞斯也在和他的私人通信對該書讚不絕口。識英雄、重英雄，深受韋伯影響的阿隆，當然清楚列奧·施特勞斯在《自然權利與歷史》中對韋伯「諸神之爭」命題的強力挑戰。早在1959年，他不就已經討論過施特勞斯在這一點上的深刻發見？平心而論，同樣有著猶太血統的阿隆，卻沒有施特勞斯在阿拉伯和猶太思想史方面的功底和觸角。更確切地說，這本不是阿隆的揪心之處。國際局勢的催逼，也許真等不起書齋里的春秋筆法。《回憶錄（增訂版）》添入阿隆對巴以衝突的分析，可謂是阿隆長期關注世俗、政治層面的以色列和阿拉伯衝突的延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他在《回憶錄》中論及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和戴高樂在1967年六日戰爭之際的表態。其實，和當時法國內政緊密聯繫、乃至和當代法國史時間分期有直接影響的阿爾及利亞獨立，這才是讀者較少注意到阿隆政治目光的又一先見之明。因為，通過他散落各處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阿隆屬於為數不多的頭一批呼籲給予阿爾及利亞獨立的非左翼知識分子！在這裡，「左」與「右」的劃分，大概不足以體會阿隆在每一個歷史關頭作出的正確判斷：和政界接觸甚多的阿隆，太清楚法國的實力。那位經阿隆重新闡釋才名揚天下的托克維爾，一百多年前便積極辯論法國對埃及的政策，精心參與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部署，可謂時勢使然；一百多年後，同樣也是時勢不饒人，阿隆知道這場世紀殖民大業必須退出歷史舞台。阿隆和托克維爾，都回應了自己的時代。阿爾及利亞問題不僅直接催生了1958年的那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而且還是到今天依然吸引眾多法國和阿拉伯學者研究的重大歷史事件。甚至有人認為，法國當代史的起點，不在1958年的第五共和，反而應該在1962年正式告別四倍於法國領土的地中海南端「省份」！阿隆當然知道這場戰爭雙方所經受的殘酷，遠非較早前奠邊府戰役可以比擬。於是，戰爭也就成了他研讀克勞塞維茨、馬基雅維利和修昔底德的切入口。那部尚未被翻譯成中文的巨作《反思戰爭：克勞塞維茨》，不正是阿隆晚年最稱心的作品？我們可以讀到，阿隆耐心地在《回憶錄》中解釋了自己的寫作思路，回應了一些質疑。值得留意的，還有阿隆受到好友卡爾·施密特對其作品極大肯定時的歡喜。一個法國人，一個德國人，在戰後交叉的正是政治人生里的哲學發揮。在這裡，我們不再提阿隆和薩特等人在思想立場上的根本分歧，也不去重溫法國、德國過時的所謂「1968精神」。倒是《回憶錄》中對1958-1982年法國幾任政府領導人的分析，讓我們有了一份可靠的路標，知道如何理解當代法國「偏右」的開局。更確切地來說，是了解法國社會形態在1968年運動後、社會黨上台前的演變。與此同時，連今天法國讀者都不太熟悉的所謂「新右翼」領軍人物，卻在本書最後一章中被阿隆清晰地點破了套路。也恰是在這裡，阿隆以其深刻的哲學眼光看清楚了「新右翼」小圈子和納粹核心思想之間的藕斷絲連。我們可以補充一句，三十年之後的此時，法國「新右翼」的理論旗手依然活躍在歐洲思想界。

1979年，阿隆和薩特握手透過阿隆的作品，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風起雲湧的全球八十年。阿隆有份參與的那場70年代葡萄牙和平革命及《古拉格群島》大討論，已是當代歐洲社會形態進一步發展的春江水暖，不必再等後來某些美國學者總結的意識形態終結論。但同時，阿隆拙於對其他地區給予更深層面的關注，也許是這位國際觀察家的瑕疵。甚至可以說，這是同時代多數西方思想家的知識盲點，也體現出特定時段內西方一流頭腦的集體特徵。《回憶錄》展現的「普世史」，恐怕仍屬地緣政治層面的普世史。細心的中國讀者可以看出，它是一部以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儲備打量全球的戰略審視。要知道，阿拉伯世界、伊朗乃至黑非洲在六、七十年代的思潮變動，恐怕不是西方術語所能夠輕鬆駕馭的。這些和西方有著長期接觸的水土，亦恐怕一直都沒有完全服膺於西方現代性話語所規訓出來的軌道。而這一切，那時都尚未進入阿隆、乃至一整代西方學人的法眼。畢竟，他們最上心捕捉的，還是冷戰時代蘇聯的風吹草動。阿隆屬於他的時代，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時至2017年，我們不妨反躬自問：中國學人的知識視野，交匯的究竟是什麼一種比例？無論如何，阿隆在多個重大問題上的洞見，已屬超前。他的人生，不多也不少，就是政治的人生，是全球史的當代註腳。他在別處論及修昔底德的那篇精彩長文中，不正讚揚這位希臘古人在「歷史中記錄歷史」嗎？在二十世紀的大事件中記錄二十世紀，阿隆做到了，這本《回憶錄》也做到了。至於對今日的法國，他要作何評論，我們不必作無謂猜測。每一代人都有這代人的問題。更何況，《回憶錄》中的部分人物，今天還生龍活虎地活躍在歐美各界。當代法國的內政外交和知識版圖，阿隆已經留下了不少寶貴線索，待有心人尋蹤。雷蒙·阿隆的墓，掩藏在巴黎蒙巴納斯墓園遊人罕至的角落，低調得如同他的性格。讀完他的思與憶、得與失，也許我們會更謹慎地面對當下。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