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虹：城市文化與城市性格的歷煉與再造——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關懷

周曉虹：城市文化與城市性格的歷煉與再造——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關懷riceblue 提交 2008/10/31 閱讀: 163 來源:《浙江學刊》2004年第4期 摘要:如果我們能夠給我們的城市更多一點本土的關懷，我們的歷史就能夠續寫,我們的文化就能翻開新的一頁。關鍵詞: 周曉虹 文化與性格　全球化與本土化 提要: 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是現代城市的兩個基本特徵。城市作為現代文化最合適的載體,其性格自然會體現出一地區或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徵。文章討論了城市與文化的關係,並提出城市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現代生活方式。最後,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兩個面向上,作者提出了有關城市開放的全新觀點。作者：周曉虹,男,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南京　210093)城市是人類歷史與人類文明的結晶,而且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越來越快,城市也越來越充分地體現出我們文明的主流與核心價值。儘管在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國家與地區,城市(City) 、都市(Met ropolis) 以及城市化(Urbanization) 所涉及的現象不盡相同,但在一一塊有限的土地上集中居住著的互為關聯、有著共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的這些人群,還是引起了現代社會科學的廣泛注意。一、城市是現代文化最適宜的載體,而城市性格就是每一時代最突出的文化性格　　每一個熟悉城市及其發展歷史的人都知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城市的形態和功能迥然相異。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城市,大多是一些禮儀和政治中心。在這些「聖地」之中,嘔心瀝血地建造了大量的紀念碑式的建築群落,宮殿、神廟、金字塔、天壇和宮院……。這些最早的城市突顯出對周邊鄉村的組織和控制能力,並且首先是因為戰爭及與其相關的政治控制需求,使得原先因祭祀和從事其他禮儀活動而偶然進城的人群定居下來,城市的規模逐漸擴大。但是,這樣以權力和消費為主要運作軸心的古代帝國和城市在歷史的進程中不可避免地先後衰落,儘管它至今還留給我們大量的歷史和文化遺存。現代城市的雛型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這種新的都市主義按漢納爾茲的說法,是建立在商業文明的基礎上的。（注1）換言之,後來日益發展起來的工商業成了這種新的城市文明的主要成分,也正是憑藉這一成分,城市具有了越來越多的自主性和獨立性,並開始擺脫封建社會結構的制肘,成為一種現代性的力量。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敏銳地看到了經濟或市場因素在現代城市形成中的作用,他提出了一種有關城市的「理想類型 」(ideal type) :即這個都市人群共同體首先必須具備一個市場作為它的中心制度,在市場以外,一個城堡(或一個特定的區域) 、一個至少是部分自主的法律和行政系統,以及一種反映都市生活的特殊面貌的社群(community) 形式。（注2）認真想來,在韋伯的奠基於經濟制度之上的城市的理想類型中,已經隱含著某種文化面向:首先,在共同的城市生活實踐中,在城市這個區域中活躍著的各式各樣的社會群體像古代的那些城市居民一樣,必然會形成自己獨特的價值觀、生活與行為方式和物質表現形式,他們一樣會為自己生存的城市留下獨特的精神氣質、文化品味、藝術作品以及民間與口頭傳說。當然,生活在19 世紀尤其是19世紀和20 世紀之交的那些卓越的思想家們,都敏銳地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都市文化間的密切聯繫。他們的區別僅在於,一部分人如馬克思、韋伯、齊美爾看到了貨幣在塑造城市文化和城市性格中的力量。比如,齊美爾就出色地論述過以「事本性」(matter of fact) 為特徵的理性主義都市價值觀和貨幣經濟相互共生的景象。在他的眼中,在「英國歷史的全部進程中,倫敦起的作用從來就不是它的心臟,而是它的理智,也是它的錢包」。（注3）另一部分人如桑巴特則乾脆說明,在13 - 19 世紀中,在歐洲各國發展出的一種完全以奢糜為基礎的高度世俗化的都市文化是資本主義誕生的重要原因。（注4）其次,儘管19 世紀的許多思想家都指出過,在資本主義社會個人及文化的創造力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衰落;但他們又都承認,也是自資本主義社會開始,科學技術、文化藝術和知識的利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資本主義不僅像馬克思所言在它的短短一二百年的歷程中所創造的生產力大過了以往所有時代創造的生產力,而且憑藉著無以倫比的生產效率創造了現代城市和城市文化,並賦予現代城市以鮮明的性格。正是在現代城市的形成和擴張過程中,城市成了人類文化最適宜的載體。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而言,李歐梵會將現代城市文化本身視為「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產物」。（注5）現代都市文化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恐怕就是它與生產和消費這類經濟過程有著本質的聯繫。與此相應,銀行和辦公大樓、飯店、俱樂部、電影院、博物館、餐館、咖啡館、豪華公寓、會議中心、市政廣場以及跑馬場、教堂這些現代城市的公共空間,替代了先前的宮殿、廟宇、金字塔、天壇和宮院,成為最具文化意義的都市象徵。如果說一百多年以前因現代資本主義及現代都市的崛起曾使人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機,那麼在其後的歷史發展中也正是城市賦予了人類新的認同力量:我們開始憑藉普遍主義而不是特殊主義原則來選擇行為;我們堅信科學技術的進步能夠改善人類的生活;我們崇尚工業文明和以GDP為指標的經濟增長帶給我們的一切;我們同樣也認為消費是促進人類前行的內在動力……。一句話,正是這個富有活力的現代都市賦予了或建構起了整個20 世紀我們行動的邏輯意義。但是,今天,伴隨著全球化的歷史進程,我們再一次遭際文明與文化的衝突,而不同的價值觀和文化的競技場還是這個現代都市。在20 世紀的最後20 年中,在整個世界因全球貿易、互聯網路、便利的交通和世界性的媒介,以及越來越頻繁的居住地的遷徙而成為一體的時候,在我們遭際所謂「全球化」的浪潮的時候,文化的矛盾和衝突變得更為激烈:急速的社會變動激勵著一部分人去創造更加普遍的、世界主義的認同,而同樣是這種變動使得另一部分人強化了堅守自己民族和社群的文化和認同的信念,許多人開始意識到了包括GDP 崇拜在內的20 世紀的所謂現代價值觀正在面臨危機。單以城市為例,當風靡於整個20 世紀的所謂「國際化浪潮」在相當程度上抹煞了每個城市的特色,城市千篇一律成為鋼筋水泥澆注的「森林」的時候,人們也比先前任何時候都清楚地意識到,每一個城市的價值就在於它能夠彰顯出與其他城市的不同,因為恰恰是這種不同賦予了巴黎為巴黎、紐約為紐約、聖彼得堡為聖彼得堡、南京為南京的自我認同的力量。而構成一個城市獨特的自我認同內涵的,恰是這個城市與眾不同的歷史和文化,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這個城市的性格。二、城市是一種現代生活方式城市不僅是人群集聚之地,不僅是建築物、林蔭大道和公園的展示和組合,也不僅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城市同時也是一種現代生活方式。我們說城市是一種現代生活方式,是對應於作為傳統生活方式之體現的農村而言的。城市生活的體驗對生活於其間的人們現代性的培養,是我們應該討論的一個方面。這種討論必須涉及的一個問題是,城市生活尤其像R. E. 帕克所言的作為「一種心理狀態」的城市生活與農村生活的區別究竟是什麼? 這種區別又代表了什麼? 如果沒有這種區別,或者這種區別與傳統或現代兩方面都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那麼生活在城市與生活在鄉村就不會有什麼不同。但是,事實上,城市與尚未現代化的鄉村是有區別的,並且在城鄉經濟與社會結構呈現出嚴重的二元對立的中國,這種區別尤為明顯。具體說來,這種區別不但表現在摩天大廈、廠房、公園和其他生活與娛樂設施上,而且也表現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諸多層面上。為了表達鄉村與城市的這種區別,其實也就是傳統與現代的區別,F. 藤尼斯創造了Gemeinschaft (社區) 和Gesellschaft (社會) ,迪爾凱姆劃分了「機械團結」(Mechanical Solidarity)和「有機團結」(Organic Solidarity) ,雷德菲爾德創用了鄉民( Folk) 社會與市民(Urban) 社會,最後,費孝通則用中國文化將這種對立比喻為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注6）我們這裡不去討論鄉村以及傳統鄉民的特性,這裡需要討論的是城市,是作為現代標誌的城市同鄉村的區別。早在本世紀20 年代,沃思就已發現:「城市已形成自身特有的城市心理,與鄉村心理迥然不同。城市人的思維方式是因果論的,理性方式的;而農村人的思想方法則是自然主義的,幻想式的」。（注7） 沃思力圖證實後來英格爾斯考慮的問題, 「城市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 （注8）作為對這一觀點的一種回應,赫斯利茲乾脆將城市化同現代化相提並論,他寫道:「城市展示出一種不同於鄉村的精神,城市是引進新觀念和新行事方法的主要力量和主要場所」。（注9）城市與鄉村的不同,對每一個從鄉村進入城市的人來說會構成一種全新的社會化力量。城市會對生存於其間的人產生無所不在的影響,城市中龐大的科層組織、工作機構、社會位置、制度規範和各類角色會對在其間工作與生活的人提出嚴格的要求,要求他們適應城市裡的一切,要求他們同城市裡生活著的龐大的人群打交道,並相互適應。100 多年前在美洲大陸、幾十年前在日本等東亞新興國家和地區出現的場景,現在正有聲有色地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土地上上演。我們已經看到,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建立在勞動分工基礎上的細緻的職業劃分和相互合作,給成千上萬剛剛進城或在城市中雖然已經生活了幾代但卻有著鮮明的傳統烙印的人們帶來了深刻的洗禮。城市所以能夠對人們的現代性產生這樣深刻的影響,首先是由城市本身的特性所決定的。城市是由高密度的、多元異質的人群組成的人類共同體,它規模大、專業性功能強、科技發達、交通運輸速度塊、通訊便捷,這種獨特的環境特徵極大地拓展了生存其間的都市人的生活空間和交往範圍,使他們在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能夠自由地實現社會流動,併產生了人類關係的極端複雜性。在這種極端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大量的是那種間接形成的次屬關係,而不是原先那種直接的、面對面的首屬關係。城市不是人口的簡單聚集,因為聚集於城市的人群的異質性和多元化,使得這種聚集具有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種「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效果。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恩格斯高度評價過因倫敦人口聚集產生的巨大效益:「這種大規模的集中,250 萬人這樣聚集在一個地區,使250 萬人的力量增加了100 倍」。（注10）通過這種聚集而導致的人們之間的相互刺激,城市的各種社會文化功能得以千百倍的擴大,並且由這種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行為模式的人群的聚集,會頻繁地孕育出新的、更有活力的價值觀念和寬容、進取的現代品質。19 世紀的倫敦、巴黎和柏林是這樣,20 世紀初的紐約、芝加哥是這樣,1930 年代的上海也是這樣,而今天的香港、北京和深圳同樣是這樣。城市對人們的現代性產生影響的另一種途徑,自然同城市中的大量的現代性因素有關,其中包括學校、工廠和各種經濟組織、大眾傳播媒介以及便利的交通通訊設施。這一切使得城市更容易成為思想交流的平台和現代時尚的策源地,更容易成為具有競爭、進取、開放、博愛、寬容、自律等現代性格的鍛造爐。在城市中一切都成為「見怪不怪」之物,而這種「見怪不怪」之氣度正是創造、發明和創新的最有力的推進器。三、城市的開放:全球化與本土關懷最初的城市是封閉的,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所謂「城堡意識」。但是,自近代以來,尤其是自商業文明成為城市文明的主要成分之後,開放就成為任何一個城市都具有的共同的精神特徵。那些最具活力的現代城市,都是在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上最為開放的城市。開放對一個城市保持其活力的重要性,從上海100 年的歷史命運中能夠獲得最為全面的詮釋:早在1930 年代,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就成了一個融繁忙和繁華為一體的國際大都會——世界第五大城市,以致茅盾會為他那本描寫上海都市生活的小說《子夜》加上一個「1930 年,一個中國羅曼史」的副標題;而1949 年後的30 年中,閉關鎖國的政策使得上海如白先勇所言, 「從一個風華絕代的少婦變成了一個人老珠黃的徐娘」; （注11） 而這個「半老徐娘」重新驚艷世界則是在1978 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但是,開放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困惑。單就這裡的城市而言,在20 世紀最後的20 年裡,當全球化的浪潮撲面而來之際,那些在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都普遍遭遇過的問題在中國獲得了最為充分的演繹:與大規模的城市建設中千篇一律的「國際風格」相伴而生的,是我們的城市傳統、城市文化和城市認同的失落(當一個城市到處都是以歐美地名或風格命名的建築物時,你自然會對「我是誰」, 「我棲身於何處」產生認同危機) 。在我們城市的建築風格、設計理念一直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力圖與「國際風格」、「國際慣例」、「國際標準」對接的急切企盼中,我們不僅喪失了自己民族的和地區的靈魂,而且事實上離所謂「國際」也越來越遠。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在我們民族的和地區的特色和認同不斷喪失的過程中,我們似乎從來沒有忘記申明我們民族文化的意義。「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樣一句流傳甚廣的口號至今仍被許多人誤認為是對民族與世界關係、本土化與全球化關係的最為恰當的表述。事實上,這種對本土化與全球化關係的理解是有錯誤的,起碼是不全面的。因為這一表述的潛在含義是,「民族的」只有成為「世界的」才是具有意義的。首先,我們說這種理解是錯誤的,是因為並不是所有民族的都能夠成為世界的。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行為規範、發明創造、學術成就、人生理想甚至日常愛好要成為世界的共同財富和共同標準,起碼需要具備這樣一個條件:即這個民族當下必須處於走在世界發展的前列並能夠對世界或其他民族產生影響的地位上。一個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狀況,是這個民族在世界上有何種地位、何種形象以及何種影響力的前提條件。15 世紀以前的中國、18 - 19 世紀的英國、法國和德國,以及進入20世紀之後的美國對其周邊國家及整個世界的影響,無一不是奠基於本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甚至軍事實力之上的。儘管我們都承認,一個國家、民族,或一個城市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價值或理由,但這個價值或理由顯然不必然構成影響其他民族、國家或城市的文化的價值和理由。如此, 雖然摩天大樓和蒙古包對地價昂貴的紐約和遼闊而又多遷徙的蒙古草原來說都是合理的,但在今天全球「城市化」的浪潮中,能夠對其他國家或民族或城市構成影響的顯然是摩天大樓而不是蒙古包。其次,我們說這種理解是不全面的,是因為並不是所有民族的都有必要成為世界的。任何民族的文化及其內部的要素和品質,都是在一個民族的歷史活動中積澱下來的。在過去,它對這個民族有著鮮明的經濟、社會或文化意義。即使這種意義在今天日漸式微,它對維繫這個民族的心理認同仍然不無意義。這些文化遺存或文化傳統的意義是自洽的,它可能不會成為世界的甚至可能根本不為世界所了解,但這並不能夠否定它的價值和意義。因此,並不是我們的東北「二人轉」只有上中央電視台或鳳凰衛視才是藝術;也不是我們的民族音樂只有進維也納金色大廳才是音樂;同樣也不是我們的南京明城牆或北京故宮只有獲得「世界文化遺產」的稱號才有保存的價值。在一個倡導多元文化的社會裡,面對全球化的文化主流,任何民族的和地區的本土文化都應該獲得自己的生存空間。再次,我們說這種理解是不全面的,是因為也不是所有世界的都有必要成為民族的。換言之,世界的來自民族的並不意味著世界的就等於民族的,更不意味著世界的就能夠代替民族的。現在,在全球化的潮流席捲整個世界之時,那些能夠代表世界文化走勢的主流文明確實都有其流行的道理,有些毫無疑問還會流傳千古成為人類文明的瑰寶。但是,所謂「世界的」,其價值並不是無限的。今天,有許多堪稱「世界的」文明或文化是與世界性的市場聯繫在一起的,而市場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及因這種追求而產生的品質的克隆和複製,是與文化價值的唯一性和稀缺性相背離的。我們可悲的地方在,雖然我們都知道藝術的真品和饜品之間的天壤之別,但我們就是走不出城市建設中的克隆怪圈。其實,道理也很簡單,並不是只有去了香榭麗大街或楓丹白露才叫旅遊;也不是只有聽了義大利歌劇或古典音樂才叫有品位; 更不是住進了「威尼斯城」或馬斯蘭德(這類樓盤名稱在現在的中國隨處可見)才叫改善生活。我同意,世界真精彩! 但我們沒有必要在一個人的生活或一個城市的歷史中詮釋世界的全部精彩。中國改革開放成就已經為我們再造城市、城市文化甚至再造整個中國創造了可能,但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文化和性格的歷煉和再造同樣應該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在全球化之下,如果我們能夠給我們的城市更多一點本土的關懷，我們的歷史就能夠續寫,我們的文化就能翻開新的一頁。注釋：* 本項目受國家教育部優秀青年教師獎勵計劃資助。注1：漢納爾茲:《城市》,載亞當·庫珀、傑西亞·庫珀主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 年,第98 頁。注2：比如,行會就是一種與現代工商業發展密切相關的都市社群。參見M. Weber , The City , New York , 1921/ 1958.注3：G. Simmel , The Met ropolis and Mental L if e , in Simmel , G. ,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 New York : The Free Press ,1950 ,p. 412.注4：W. Sombart , L ux ury and Capitalism ,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67.注5：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7 頁。注6：參見周曉虹:《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第一卷·經典貢獻)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 - 3 頁。注7：羅伯特·帕克等:《城市社會學》,華夏出版社,1987 年,第5 頁。注8：英格爾斯:《從傳統到現代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333 頁。注9：轉引自前揭英格爾斯書,第321 頁。注10：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303 頁。注11：轉引自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4 頁。請您支持獨立網站發展，轉載請註明文章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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