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華法學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實驗(南方周末 2008-7-17)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趙蕾 發自杭州 北京 2008-07-17 09:23:30 來源:南方周末

一群帶著理想主義情結的法律學者，正在嘗試創辦一所與現行大學相異的學府——遠離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員會管理學院事務與學術評價，追尋大學獨立與學術自由的精神……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光華法學院成立典禮上發表致辭,他說，「（光華法學院）要與國際接軌，這個『軌』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　詹逾/圖

「讓胡適校長的精神活在我們心中。」賀衛方以這篇致辭作別北京大學後，他的新教職是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這個法學院意圖恢復胡適年代大學傳統的理想實驗——遠離教育行政化，由教授委員會管理學院事務與學術評價，追尋「教授治院」下的大學獨立與學術自由。這似在回應半個多世紀前的浙大歷史。那時，在校長竺可楨主持下的浙大，獲得了比肩北大的自主辦學氛圍，有「東南民主堡壘」之譽。半個多世紀後，與北京相比，杭州在學術資源和學術話語權上明顯處於劣勢。但這個學院欲圖恢復大學傳統的追求，仍讓一些厭倦了現今大學諸多問題的學者心神往之。今年4月，北大法學院副教授張谷也離開北京，選擇了光華法學院。張谷的夫人曾對光華法學院院長孫笑俠說：「你們為何要引進他（指張谷）？他又不會為光華法學院『製造』文章。」言下之意，如果按現有多數大學對教授的評價標準，張谷可能會讓光華失望。但孫表示，該院不同於其它大學的獨立教授委員會對本院教師水平的評定，不會拘泥於在核心刊物上發表多少文章，而將更多審查代表作的實際水準和教師的科研能力、潛力。造就一個理想的法學院光華法學院的教授委員會，現有10名委員。除了浙江大學副校長為理工背景外，其他九人均為當今傑出的華裔法律學者或精通中國法的外國學者。其中，有曾擔任台灣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澤鑒、劉鐵錚教授，哈佛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安守廉等。這是一個獨立決定學術性事務的機構，從人才引進、教授晉陞、課程設置等，學院日常運行中與學術相關的事務都歸它管。教授委員會擁有學術事務最高決策權，院長必須對它負責。他們將專司一職：維護學術的良心。在院長孫笑俠看來，十位教授形成了頂尖的專業評判水平，可以避免「外行評價內行」的尷尬。之前，法學院教授的晉陞，都由校方職稱評審委員會決定；而評審成員多數是理工科學者，不了解法律學科，「最終只能看你發表了多少論文、承擔了多少課題、項目」。在引進人才上，教授委員會同樣堅持嚴格的學術標準。所有人選，經過院務委員會物色、推薦，最後都須在教授委員會上通過。據孫笑俠介紹，引進賀衛方，在教授委員會上得到了一致通過。這樣一個和現行教育體制完全不同的「學科特區」，和捐建者光華教育基金的推動直接相關。在光華教育基金捐建之前，法學院和浙江大學行政管理系等院系合稱大法學院，在杭州市區的西溪校區。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各個院系間相互扯皮，教師很難將大部分精力投身科研和教學。幾乎所有的法學老師都想獨立出來，成立一個純粹的法學院。浙江大學的第三校區——之江校園，被不少海歸老師相中。在和校方領導溝通後，院長孫笑俠率隊開始募款之旅。最後，台灣理律律師事務所執行合伙人兼執行長陳長文，促成了光華教育基金與浙大法學院的這段因緣。陳也是海基會原副董事長及首任秘書長、台灣紅十字會會長，有深厚的大陸情結。2007年4月，在光華成立典禮上，陳長文說，法治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條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學校是最重要的。」到場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也發表致辭，他說，「要與國際接軌，這個『軌』就是法治思想的深入、法治的健全。」他們寄望於浙江大學，在大陸造就理想的法學院，培養理想的法律人群體。新舊規則的磨合光華法學院畢竟沒有脫離「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的高校管理體制。法學院現在除了須受校方的領導，還須執行教授委員會的決定。在目前的格局下，浙江大學方面允諾法學院建立「學科特區」，給予光華一些特殊政策，教授委員會在這些特殊政策範圍內運作，但最後決定權還在學校。另一方面，在光華教育基金和浙大的雙方協議中，作為學院的直接領導，浙大並非無償接受捐贈，校方必須在資源分配、學術建設等方面配合光華的工作。這意味著校方要讓出一部分權力，因此，其實際「履約」情況令人關切。法學院教授林來梵的感受是，新舊規則正處於磨合階段。他說，有些問題可能還沒完全曝露，比如，「教師的晉陞需要經過校方確認，如果他們不同意教授委員會的決定，怎麼辦？」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曾有一次校方想推翻教授委員會的決定，但後來一方面鑒於教授委員會諸委員的威望，一方面經過雙方溝通，校方同意了原有決定。即使學院之內的治理，也仍需磨合與調整。教授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多是外校知名教授。由「外人」來決定院內事務的模式，也招致院內部分教師的非議。他們認為，外界的教授不一定了解本院本地區的情況。在西方的大學，教授委員會由本校或院系全體教師組成，並無「外人」參加。另外，由於委員們來自五湖四海，很難聚到一起開會，可能影響決策效率。直接推動光華法學院建立的台灣籍教師王冠璽，是兩種文化和行事規則的交節點。這一年的工作讓王冠璽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陸社會：「整個社會對法治缺乏真正的關切，很多問題還是按舊規則來辦；多數人有的是規則意識，而不是權利意識。」王坦承，在籌建學院過程中，感覺隨時可能生變。幸而雖有困難，相關方面有足夠的耐心。孫笑俠說，教授委員會運作一年多來，總體狀況比較理想。他還發現，學校已經開始重視光華的經驗，在權力下放和資源分配上，有尊重基層自治的傾向。賀衛方認為，在大體制不易弦更張的情況下，局部的制度探索並不容易，他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動一二。張谷也不認為自己來到光華，就意味著來到一個和原來就職大學完全不一樣的地方。但他堅持認為，光華法學院就像民法上的人，只要誕生了、存在過，就有其特有的獨立的意義。法學院的日常時光這是帶著些理想主義光芒的法學院。整座校園在幽幽的月輪山上，美國長老會捐資建造的老教堂靜立在半山腰上，它還有個清雅的名字——悅客堂。光華法學院教授林來梵期待著，某日能在悅客堂舉行學術沙龍，暢談法學與神學的姊妹學緣；或在裡面舉行畢業典禮和學位授予儀式，在上帝的目光和教堂的鐘聲中，師生們互相致賀道別，不必計較學校黨政領導的座次排位。百年前，這裡是華東六所教會名校之一——之江大學的校園。和它同期的東吳大學，曾經造就了中國近代最為成功的法學院，東吳法學依然是今日中國法學教育的標尺。逝去的大學精神和前輩學人令人心嚮往之。張谷說，第一次來到山上，平日不修邊幅的他突然有種衝動，想打上領帶穿上西服拎起皮公文包，像當年的教授一樣去給學生上課。置身此地的學人很難不生爛漫之想：鐘樓又名同懷堂，由《申報》創始人史量才出資建造；山頂的獨立洋樓「下紅房」曾是司徒雷登的居所；與鐘樓遙相呼應的主樓慎思堂前，孫中山發表過熱情洋溢的演講。單看光華法學院院徽，就令人浮想——紅黑白三色，盾牌和書本為基本造型，居於中心的則是代表正義、法律、權利的拉丁文「JUS」，這樣的設計在國內法學院院徽中並不多見，讓人想起常青藤等歐美名校。在這裡，每周五是師生共餐日。學院規定：教師無論當天是否有課，都必須趕來與同學們共進午餐。這一餐由學院埋單。目前，院方正向全球招募圖書館館長，據悉已有美國某名校的圖書館館長有意前來。一年後遙望法學院成立的當日，一位留學日本的法律學者在異國的寄語仍動人魂魄：我想像光華法學院是自由、獨立的，是未來中國法學的良心。這也是法學院院長孫笑俠的心愿。他說，光華最令人關注的不是億元資金，也不是景緻天成的西式校園，而是他們希望達到的改革效果——讓它擁有相對自主的政策，歸還學術本來的面目和應有的機制。再多的博士點和國家學科基地，最終都會煙消雲散。孫笑俠說，關於民國時期東吳和朝陽兩所法學名校，人們記住的是，「朝陽的學生都在法官席上，東吳的都在上海灘當律師」。

作者: 南方周末記者 趙凌 趙蕾 特約撰稿 楊子云 發自北京 2008-07-17 09:30:26 來源:南方周末

這一次賀衛方走得堅決，這是他對政治沙場的平靜退讓，更是對生命價值的重新掂量。

48歲，本命年的賀衛方，在這一年做出決定：離開北大，告別京城。這些天，他在發愁如何把那麼多書從北京搬到南方。他要去的是錢塘江畔的浙大。「老賀要走了？」這一年在北京學者聚會的多個場合，在北大法學院的學生中間，不斷盤旋著這樣的傳聞。大家開始叫他老賀，是最近幾年的事。這裡面有歲月的滄桑，還有一種說不清的洒脫與敬意。在北大法學院2008年畢業典禮上，賀衛方用慣常的詩意表達了自己的決意，他要和畢業生一起，離開這個工作了13年,帶給了他美好聲名的學府。這個告別還意味著，他決意把一座城市拋在身後，這個他居住了兩個13年的北京。13年，北大教授賀衛方，在中國變成了一道符號。在學界，他被視為司法改革堅定的鼓吹者；在實務界和輿論界，他被看作憲政、民主、法治思想的佈道者；當然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一個「有些異端色彩」的多事者。十年間，他不斷言說的一些思想漸漸演變為現實。他抨擊「復轉軍人進法院」，幾年後的統一司法考試給了他積極的回應；他曾建議司法人員脫掉專政色彩的制服，後來法官果然穿上了法袍。「從1998年發表復轉軍人進法院開始，一直到2004年前後，我都是比較樂觀的，覺得可以用自己的知識來改造這個社會。」賀衛方好像在回憶很久遠的一件事。有人說，他的學識、他的形象、他的演講，包括他的嗓音，上帝把他塑造成了完美無缺的學術明星。他的一位朋友甚至為他感到遺憾——如果老賀生在美國，電視競選一定大獲全勝。他的足跡遍布中國，「在法學界，我算是演講最多的之一吧。」風塵僕僕的十年，頻頻露面的賀衛方自己也變成了一個話題。質疑中最普遍的意見是說，賀衛方周旋於鮮花和掌聲當中，江郎才盡，離書齋越來越遠。一位青年教授說，賀衛方曾經深刻震撼了他們一代，那種耳目一新的感覺難以忘懷。「或許是我們成長了，這幾年他不再帶給我們新意。」然而，賀的支持者卻說，中國不缺書齋學者，最缺的是像老賀一樣關懷現實的行動者。這個複雜的爭執多少也是賀衛方內心的糾結。「這些年自己比較外在化，顯山露水，難以靜心。也許我應該找一個可進可退的地方，能夠為自己的一些政治或憲政論證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於是，他做出了離開北京這個似乎要與過去決裂的決定。說這些話的時候，決心回歸學術的賀衛方語態中還有一種壯士暮年的蒼涼。自孫志剛事件始，賀衛方頻頻以公開的姿態發表自己對時政的觀感。「好像是西西弗的神話，把石頭推上去時很有成就感，然後又滾下去，要重新再往上推。」即將知天命的賀衛方用這個古老典故總結了自己最近幾年的感受。時光流逝，現實頑固，石頭滾滾落落，他也已經變成了「老賀」。1998年，因不滿職稱評定，賀衛方決定離開北大。北大校園因此留下一段眾生挽留的傳奇佳話。「先生若有八分的離意，我們將盡十分的努力；先生若有十分的離意，我們將盡萬分的努力，目的唯有一個：先生，請留下！」那一年，38歲的賀衛方沒有走。十年過去。這一次賀衛方走得堅決，這是他對政治沙場的平靜退讓，更是對生命價值的重新掂量。「你需要有一種非常美好的生命感受，跟朋友的爽朗交往，放眼青山綠水的那種喜悅，讀一本老書給你帶來的快樂等等。其實人不完全是為了改造這個社會而存在的。」這樣的感悟，48歲的賀衛方日漸強烈。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或許在柔軟的錢塘江畔，負笈南下的老賀能找到新的希望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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