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牆內幕】撥開「幫周」會議的迷霧

【紅牆內幕】撥開「幫周」會議的迷霧

——1973年中美會談中的一個插曲○陳東林

「文革」中的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多次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四人幫」乘機對周、葉進行大肆攻擊。周恩來被迫進行了違心的、甚至是過分的檢查。這次事件被稱之為所謂「幫周」會議。三十多年過去以後，由於缺乏檔案，對這次事件的起因仍存在著不同的說法。當時的傳言是：周恩來在外事談話中關於美國向中國提供「核保護傘」問題沒有正確表態；也有人認為是關於台灣問題。粉碎「四人幫」以後，在討論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也有人提出，周恩來並沒有任何錯誤，是毛澤東在外事問題上錯誤地聽信了彙報，態度「出爾反爾」。

事實真相究竟如何呢？1999年初，美國方面宣布解密一批有關中美關係的檔案，其中包括當時周恩來與基辛格的談話記錄。這為我們了解這個謎案提供了一些根據。

周恩來面對「大事小事」的衝擊　　所謂「幫周」會議的發生，和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有關。在國內政治方面，1971年突如其來的林彪事件，使毛澤東受到了很大刺激，患了一場重病。他不得不反覆思索「文革」以來自己的所作所為，對部分「左」傾錯誤有了一定認識，多次公開承認並且糾正了自己的一些錯誤，做出自我批評，改正了「文革」前期的一些冤假錯案。

毛澤東態度的轉變，使周恩來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掌握了糾正「左」傾錯誤的主動權。從1972年起，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一面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團餘黨，一面著手準備全面恢復、落實黨和國家被「文革」破壞的各項政策。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人，協助周恩來在軍事、財經、外貿等領域進行了大量恢復、落實政策的工作。

周恩來清楚地知道，不系統地批判「文革」的極「左」思潮，各個領域的政策最終仍然不能落實。而批判極「左」思潮的關鍵，就是要改變輿論宣傳的方向。他抓住批判林彪的時機，首先向姚文元控制的宣傳部門提出了要深入批判極「左」思潮的要求。他多次批評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說：「有些東西又臭又長，林彪就搞這一套。你們批林整風就從文風開始。」他尖銳地指出：極「左」就是形「左」實右，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義的東西，夸夸其談，走極端。「左」的不批透，還會犯錯誤。運動就是要落實到政策上，政治挂帥就是要掛在業務上。

經過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兩年的努力，「文革」造成的全國混亂局面逐步出現轉機，國家政治生活在形式上開始趨向正常。但是，周恩來面對的形勢，仍然十分錯綜複雜。江青集團擔心進一步的批「左」，將不可避免地動搖他們乘「文革」獲得的權力，因而極力阻撓批極左。一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了。

1972年11月，中央對外聯絡部和外交部曾經召開一次外事會議，徹底批判林彪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博無政府主義。周恩來指示同意，張春橋卻批道：「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我正在考慮。」江青也寫道：「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

毛澤東雖然支持了周恩來糾正一些「文革」錯誤的工作，但他仍然堅持「文革」的極「左」路線，擔心周恩來的批「左」將導致否定「文革」，認為這是一種「倒退」。1972年12月17日，毛澤東召見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談話，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從此，在全國就只許批判林彪的極右，不再提批極左。

1973年，江青等人製造出各種事件，掀起了一場「反右傾回潮」的運動，使周恩來在文化、教育領域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被迫中斷。

在國際方面，1971年基辛格訪華後，中美關係開始走向緩和。但是，緩和的進程並不平坦。美國在對華交往中，一再鼓吹蘇聯的主要打擊對象是中國，企圖利用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向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接受美國的「保護」。因而毛澤東在做出緩和中美關係、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的決策時，也指出，蘇聯的主要戰略方向是美國、歐洲。美蘇之間爭奪是主要的，勾結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讓美國利用和控制我們。

1972年1月3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准將率領先遣級到達北京，為尼克松訪華做準備。在歡迎的晚宴上，黑格神秘地對外交部長姬鵬飛說：基辛格有重要情況要他向周總理指定的人談。

1月4日午夜0時5分至1時50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親自會見了黑格。黑格轉達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說：「蘇聯政府決定迅速地、大幅度地改變對次大陸的政策，他們企圖樹立一些你們的敵人或敵人的代理人包圍中華人民共和國。」他不無恐嚇地說：「我們認為蘇聯的戰略首先是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失去作用，然後是要進攻美國。」

黑格甚至狂妄地宣稱：美國認為，中國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脅，美國要「維護」中國的「獨立和生存能力」。他還說：希望尼克松總統訪華能「加強總統的世界領袖形象，這對我們雙方都是有利的。」

黑格的口信表現了美國人的極為傲慢態度，這在大國之間的交往中是罕見的。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尼克松將以一個保護者的姿態來到中國。

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彙報了黑格的言論。他們一致認為，美國企圖借蘇聯的威脅對中國進行恫嚇，迫使中國在原則問題上，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讓步。對此，必須作出反擊。

1月6日晚11時30分，周恩來在福建廳第二次接見黑格，當面對他嚴厲批駁說：「任何國家決不能靠外力維護其獨立和生存，否則只能成為殖民地。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是在不斷抗擊外來干涉侵略和壓迫的鬥爭中誕生和成長起來的，而且一定會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我們早已說過，我們準備敵人從四面八方打進來，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奮鬥到底，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貢獻。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一切企圖孤立、包圍、遏制、顛覆中國的陰謀都只能以可恥的失敗告終。」

針對美方希望通過尼克松訪華加強其「世界領袖」形象，周恩來毫不客氣地指出：「對此我們難以理解，一個人的形象取決於他自己的行動，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我們從不認為有什麼自封的世界領袖。」他隨後又坦誠地說明：「中美關係並未正常化，但中國方面將以應有的禮儀接待尼克松總統，並將為謀求中美高級會談取得積極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

黑格沒有料到周恩來的態度如此強硬。他十分狼狽地一再解釋：因為用了「軍人的直率語言，收到了過分直率的效果」，引起了「誤解」。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個態度問題，「我們有我們的自尊心，你們有你們的自尊心，要互相尊重，這才是平等」。

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訪華，毛澤東在談笑風生中提出：中美兩國「只要目標相同」，可以「搞一條橫線」，即建立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歐洲的「一條線」戰略，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針對美以蘇聯威脅恐嚇中國的企圖，毛澤東特別指出：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蘇聯的政策是聲東擊西，美國不要上當。他還挑明說：美國總有些人想把禍水東引。

毫無疑問，毛澤東、周恩來在對美關係問題上，原則是明確的，也是一致的。但是，由於一些偶然小事，造成了一些誤會。

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認為美蘇簽訂防止核戰爭協定以後，「欺騙性更大」，「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這本來是一篇普通的分析文章，並不周恩來的看法。因為周恩來在6月25日會見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時曾經指出，我們對美蘇簽訂的核協定持懷疑態度，中國政府仍堅持中美上海公報的立場。歷史表明，簽訂這類條約是靠不住的，現蘇聯領導人訪美給人以兩個大國主宰世界的印象。我們不怕孤立，首先我們不喪失立場，同時我們又是現實主義者。

7月3日，周恩來給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及美大組負責人寫信，要求撤回該期《新情況》，並誠懇地說，「這個錯誤主要責任在我」，「望你們也應以此為鑒，發揚鑽研商討的積極性，有時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會來交換意見。不要怕我忙，為大事而撇開小事，應該學習主席的工作方式」。

毛澤東看了周恩來與布魯斯的談話紀要，稱讚說：「這下腰桿硬了，布魯斯就舒服了。」然而7月4日，他在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中，仍針對周恩來分管的外交部批評說：「近來外交部有若干問題不大令人滿意。我常說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而外交部忽然來一個什麼大欺騙、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實質。」他嚴厲地指責說：「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搞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7月5日，他在周恩來給外交部的信上批示：「此種頑症，各處都有，非個別人所有，宜研究改正辦法。」7月15日，周恩來將外交部起草的檢查文章《＜新情況＞一五三號錯誤何在》送毛澤東，並附信提出：「關於錯誤的檢討，我當另寫報告。」毛澤東將文章中「受到中央的嚴厲批評」一句中的「嚴厲」刪去，並批示：「檢討不要寫了。」

根據毛澤東這次談話精神，由張春橋起草、毛澤東審閱的中共十大報告寫進了實際是針對周恩來的批評：「應當強調指出：有不少黨委，埋頭日常的具體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不改變，勢必走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8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十大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他念到這段話時，毛澤東頻頻點頭。

事情到此為止，並沒有產生更大的誤會。但是，基辛格的第六次訪華又釀成了新的風波。

從何說起的「核保護傘」　　1973年11月10日下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乘專機到達北京。晚9時25分，周恩來、葉劍英與基辛格、洛德舉行第一次單獨會談。

11月11日下午3時15分，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廳與基辛格舉行第一次會談。基辛格說：最初我們由於相互需要走到一起來了，但我們在此基礎上懷著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態度又進一步發展了這種關係。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國家領導人能像問題這樣談問題，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不能像問題這樣全面思考問題。周恩來說：你過譽了。這些話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為戰友向他學習，但學得不夠。你剛才說我們的有關係是有原則性的、坦率、真誠、有遠見的。我們同意這一說法。本著這種態度，我們什麼問題都可以討論。

11月12日下午3時至5時25分，周恩來與基辛格在釣魚台賓館3號樓進行第二次會談。下午5時40分至8時25分，周恩來在中南海陪同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晚上，周恩來設便宴招待基辛格一行。

11月13日下午4時35分至7時15分，周恩來在釣魚台賓館3號樓與基辛格舉行第三次會談。晚上，周恩來出席基辛格舉行的宴會。晚10時，周恩來、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與基辛格、洛德舉行第二次單獨會談。

11月14日凌晨1時至2時20分，周恩來在福建廳與基辛格舉行第四次會談，討論「公報」措詞。7時35分，周恩來在釣魚台賓館5號樓與基辛格進行第三次單獨會談。

5天里，周恩來與基辛格共會面10次，除去兩次禮節性的宴會和陪同毛澤東的1次，共會談7次，最重要的是11月10日晚9時25分、11月13日晚10時與11月14日早7時35分的3次單獨會談。

根據美國方面公布的檔案記錄，11月10日的會談有以下內容：

基辛格首先向周恩來通報了1973年5、6月份美蘇會談期間的情況，他說：

從那個時候開始，蘇聯曾經三番五次地試圖在討論限制戰略核武器時和我們交換有關中國的情報。他們的用意就在於顯示自己有權與美國平起平坐。此外，他們在足夠的武器摧毀中國。而且由於中國局勢，這些武器必須逐年增加。

總理先生，我告訴你此事，並非出於幫助別人，而是因為我相信，讓蘇聯摧毀中國或是對中國發動大規模襲擊，將對整個國際形勢造成無法預見的後果。

11月13日，基辛格進一步提議：

我們可以在兩個方面提供援助，一個，如果這場戰爭（指蘇聯襲擊中國）明顯地會延長，我們可在裝備上及其他方面給於援助。目前基於互利，我方應提供給你們不易被察覺的協助。在偵測導彈方面，我們有很好的衛星系統可提早預警。重點在於將情報快速傳遞給你們。我們準備在美國衛星與北京之間建立一條熱線，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將消息傳給你們。

另一個方法是我們雙方就防止突發性核戰爭簽署協議，就像我們和蘇聯簽署的一樣，並且也建立一條熱線。

基辛格強調：這不涉及任何互惠或任何正式關係，而是基於我們的經驗及若干常規情報而做的建議。

對此，周恩來回答：至於你希望討論的特殊議題，我們必須研究一下。明早在你離開之前，我將去拜訪並送行。我想，有些事我們都用得著。雖然在戰爭中，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但現實問題同樣舉足輕重。

在11月14日的會談里，周恩來答覆說：如果如你所提議的，能夠在預警措施上合作，對我們在情報上會有大的幫助，當然，這也包括通訊網路。可是要做得不讓人發現我們的合作關係。

基辛格：總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條熱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來，其特定的用途，可以保密的。

當日，基辛格結束訪華，離開北京。美方提供情報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明確結果，在台灣問題上也沒有取得進展，雙方僅商定採取措施進一步發展中美貿易和人員往來。

在這次會談中，周恩來雖然對美方提議表現出一定的興趣，但並沒有做任何明確的許諾。他對美方指出的一些重大建議，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才能決定。同時，他也堅持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原則。基辛格鑒於黑格的教訓，也謹慎地提出了建立熱線的建議，而沒有要求任何交換條件。今天看來，如果在平等基礎上中國能夠得到一些有重要價值的情報，自然對國家安全極為有利，何樂而不為？當然，美國也可能企圖用一些信息來誘導我們，但畢竟判斷權在我，這根本談不上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

送走基辛格後，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準備向毛澤東彙報，請示意見。但是，毛澤東已經睡了。後來他再去彙報時，毛已經認為周沒有立即向他報告此事，並根據兩個翻譯的不可靠彙報，誤認為周恩來在與基辛格會談中說了錯話，屈從於美方，同意接受美國「核保護傘」。他要政治局分兩個組開會批評周恩來、葉劍英。

這個誤會立即被「四人幫」利用，製造出嚴重的後果。

「幫周」會議的疾風暴雨

11月17日，周恩來和外交部負責人及其他有關人員到毛澤東處開會。毛澤東談了對不久前中美會談的一些看法，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他的意見。

當晚，根據毛澤東指示，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傳達毛澤東對中美會談的意見，並介紹同基辛格會談的情況。會上，江青斥責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周恩來起而與之爭辯。但江青打出毛澤東的旗號，周恩來最後只能沉默不語。

事情到此遠沒有算完。

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開會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的所謂「錯誤」。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成員外，還有擔任中美會談的翻譯和參加會談的外交部負責人，即所謂的「三老四少」。

會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對周恩來和葉劍英進行輪番圍攻，斥責此次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其他人懾於形勢，也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參與批評。周恩來違心地做了過頭的檢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淚。江青、姚文元還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污衊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澤東。

江青等人將周恩來說成「第十一次錯誤路線」的頭子，目的就是想乘機一舉打倒周恩來，取而代之。會議期間，江青迫不及待地將要求增補她和姚文元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報告了毛澤東。

會議的氣氛十分緊張。「批評」周恩來的言辭之嚴厲，語氣之激烈，從未有過。會議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連出入會場的服務員都經過特殊的挑選和交代。人民大會堂的一位女服務員從東大廳里托著盤子出來，氣憤地一邊抹眼淚一邊抽泣地說：「這哪裡是什麼幫助問題呀！他們明明是整問題嘛！他們是想要打倒問題啊！」

在這十多天里，「四人幫」白天睡覺，養足精神，晚上開會整周恩來，開完會回去，還要在一起喝葡萄酒慶賀；而周恩來仍然要繼續日常工作和外事活動。他先後會見了阮友壽率領的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代表團、塞克率領的塞內加爾政府代表團、岡崎加平太率領的日本日中備忘錄貿易訪華團、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和王后艾什瓦爾雅，與他們進行多次會談，簽定協議。

周恩來的疲倦和痛苦，被細心的日本人發現了。11月28日，岡崎加平太在日記里寫道：一個小時的會見，「總理消瘦，顯得疲倦……」

就周恩來個人而言，這是他「文革」以來面臨的最困難局面。

會議中間，毛澤東曾問前來彙報會議情況的王海容和唐聞生：「鄧小平發言了沒有？」毛澤東要了解鄧小平的態度。鄧小平剛恢復工作，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只是一個列席的身份。在會上，他一直沉默，沒有發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發了言以後，到了最後一兩天。發言的一開始，他不得不按毛澤東對每個與會者的要求批評了周恩來。但寥寥數語後，他即把話鋒一轉，開始講如何看待國際戰略的問題。他認為，對複雜的國際關係，不能憑一次談判和一句話來進行判斷，關鍵要看大形勢。他認為，目前來看，要講打仗，大家都還沒有準備好，但如果真打起來，並不可怕。他的思路早已大大超越了本次會議批周的主旨。

當王、唐把鄧小平的發言向毛澤東彙報後，毛澤東高興地說：「我知道他會發言的。」一時興起，毛澤東問誰知道鄧小平的住處，要馬上把鄧小平找來。雖然此時已屆深夜，沒能將鄧找來，但這一事情說明毛在對鄧進行認真的觀察，決定將要委任鄧以重任。

毛澤東了解到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以後，沒有支持江青的主張。12月9日，他先後同王洪文、周恩來談話，指出：這次會（指「幫周」會議）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對江青所提增補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澤東表示：「增補常委，不要。」

但是，毛澤東既然肯定了「幫周」會議，周恩來面臨的態勢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變。

12月11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彙報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外交部和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準備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討論中央政治局「幫周」會議有關內容。信中提出：外交部、軍委既開這樣的會議，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也應安排開這樣的會。毛澤東圈閱批准了此信。對周恩來的「批判」被擴大到了相當廣泛的範圍。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講話，再次嚴厲批評周恩來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的工作。他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你們不改，我就要開會，到這裡來。」在談到打仗的問題時，他再次指責「投降派」說：敵人「一打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四人幫」利用毛澤東的這一錯誤認識，不斷向周恩來發動各種攻擊。

11月，周恩來曾經批複同意對外友協邀請土耳其兩位音樂家訪華演出的報告，要外交部具體辦理。江青卻批示：「建議今後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後果是嚴重的！」11月19日，周恩來不得不再次批示：「今後應儘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我無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內情的文藝團體。」

但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仍然繼續指責這是宣揚「無標題音樂、無社會內容」，並在上海、天津等地發起「批判資產階級無標題音樂泛濫」活動，攻擊周恩來等人是「開門揖盜」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邀請土耳其音樂家一事被取消。

1974年初，江青等人又抓住義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來中國拍攝的專題片《中國》一事大做文章，往周恩來身上潑髒水。江青邊看電影邊罵：「中國人里也有漢奸，只有漢奸才讓外國人拍這種片子！」儘管周恩來表示，他當時就在反映這部電影的材料上批示「不識此人，不知此事」。但江青授意下調查此事的國務院文化組和中聯部負責人仍然把這件事和「幫周」會議聯繫起來，說：「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外交路線取得很大勝利，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聯合時易右，決裂時易左」，「前段轉尼克松來這個彎，現又出來右傾主義」。最後寫出的報告說：「所以犯這樣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錯誤，是喪失階級警惕性，是不抓路線、不抓大事的必然結果。」整個報告，有6處提出外交工作存在「右傾投降主義」。

就在江青一夥大批「投降賣國」之時，她卻要中國駐美聯絡處為她進口美國電影，頭兩部是兇殺主題，這使美國官員對她的口味十分鄙夷。

1974年，江青一夥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又把對周恩來的污衊攻擊推向了一個新高度。在極為困難的情勢下，周恩來一面忍著已經發現的癌症病痛，進行手術治療，一面堅持日以繼夜的繁重工作。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病情十分關心，曾經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

1974年2月22日，他接見完尚比亞總統卡翁達後，對陪同接見的周恩來關心地問：「總理，你怎麼樣了？」

周恩來回答：「還可以。沒抓好大事。」

毛澤東笑著說：「被人整得不亦樂乎吧？」

周也笑了：「沒有。自己犯錯誤。剛才在汽車上我還在說，抓大事還不會抓，沒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經過對所謂「幫周」會議的來龍去脈的敘述和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

周恩來在與基辛格的7次會談中，言談是得體的，並沒有作出違反原則的許諾，對毛澤東的外交決策地位也非常尊重。而毛澤東一方面做出緩和中美關係的決策，一方面警惕美國利用和控制中國，打「中國牌」的圖謀，因而強調反對「投降主義」，其動機也是正確的，不存在「出爾反爾」的情況。之所以發生這場誤會，是因為在「文革」的不正常狀態下，國家的政治事務缺乏民主機制，過多地依賴個人決斷，住處反饋也沒有正常制度，僅僅信用個別人的彙報。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應該是負有一定責任。當然，這和「四人幫」企圖上綱上線，打倒周恩來，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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