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分享】技術與社會變遷

好久不見，給大家請安了！即日起，小編將定期推送技術社會學的中外研究成果、新鮮學術資訊與社會熱點話題，並以「研究分享」、「學術資訊」、「社會熱點」等欄目與大家見面，歡迎關注、轉發和交流，敬請賜稿！

本期，小編向大家隆重推出的文章，是邱澤奇教授2008年的一篇舊作《技術與社會變遷》，收錄於《社會學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文章著眼於技術與社會變遷之間關係，在系統梳理技術研究的既有知識譜系基礎之上，結合近代中國科技發展歷程及特徵，嘗試建構了「技術應用與社會變遷」的一個分析框架，並以三個案例對其進行了清晰闡述。該文為我們理解技術與社會之間關係，尤其是從社會學視角分析兩者間關係提供了很好的啟發、引導，不失為一篇技術社會學研究的基礎性文獻。小編將以兩期連載方式分享給各位，敬請期待！祝大家端午快樂，學術精進！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在談到中國的知識分子政策時說，「我見胡薩克時談到，馬克思講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非常正確的，現在看來這樣說可能不夠，恐怕是第一生產力」（鄧小平，1993: 274）。的確，技術之於社會無異於空氣與水之於人類，後者保證了人類的生存，而前者給人類的智慧揮灑提供了無限的空間。正是人類在這個無限空間的探索，才使得人類自身得到了發展，並在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中越來越多地獲得了主動的機會。

對技術進步的強烈追求，使得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不僅帶來了無數的發明創造，更是通過對發明創造的應用，改善了人類的生存條件，改變了人類的社會生活。同樣遵循人類迷信技術進步的傳統，中國在過去的30年里創造了人類經濟增長的奇蹟，使得GDP的增長率始終保持在2位數（或略低）。根據經濟學家的測了算，技術進步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0-48%。

但必須看到的是，人類並不是作為一個整體在發展的。技術的創造與應用在人類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不均衡行進，不僅創造了一個個差異性極強的社會，還創造了人類自身毀滅的危境：核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其中任何一項技術的不慎應用，都會將人類徹底毀滅。而差異性社會的存在一方面是人類繼續揮灑智慧的動力，另一個方面又是運用技術製造毀滅的機會。由此，技術從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工具變成了差異性社會之間關係的工具。

在人類發展史中，與技術創造和應用同時產生的就是人類對技術與社會之間關係的關注。隨著從經驗性技術向知識性技術的發展，在技術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探討中，科學也被納入其中，並經歷了從神學、哲學到科學的過程。不過，對技術的探討常常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的誤會，因為技術本身就是複雜的領域。如果把技術放在人類知識的系譜中，就等於把一種複雜放入另一個複雜之中，更加容易引起誤會，甚至是不必要的誤會。

本文無法窮盡科學、技術與社會關係的龐雜知識脈絡，甚至無法涵蓋其中的幾個主要學派，為此而不得不作出如下的選擇：第一部分非常簡要地介紹社會科學對技術的討論，主要區分「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哲學、技術哲學對技術與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並說明社會學家在這個領域的努力；第二部分簡要介紹中國技術體系與技術應用的發展和現狀；第三部分則把問題的範圍縮小至「技術應用與社會變遷」，並建構一個分析框架，用三個例子闡述不同技術需求條件下的技術應用與社會變遷的關係，並對本文進行小結。

在韋伯（Max Weber）把現代社會的發展概括為理性化向社會生活各個角落的滲透之後，哈貝馬斯（J. Jürgen Habermas）在批判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技術的解放力量轉而成了解放的桎梏」時指出，「社會的不斷理性化是同科技進步的制度化聯繫在一起的。當技術和科學滲透到社會的各種制度從而使各種制度本身發生變化的時候，舊的合法性也就是失去了效力」（哈貝馬斯，1999 /1968: 39）。進而，新的合法性具備了合法性效力。哈貝馬斯認為，科技進步的後果，造就了對個人需求的補償而得到了制度化，「技術進步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由那些從社會生活的強制性的再生產中自發產生出來的社會利益決定的」（哈貝馬斯，1999 /1968: 108）。因此，在哈貝馬斯看來，不僅技術的制度化塑造了新的合法性，而且技術本身的發展方向也是在獲取合法性的過程中由社會來塑造的。

在技術與社會關係的知識系譜中，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並不是兩種唯一存在的對立觀點。事實上，由技術革命開始的現代工業從一開始就把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推到了現代社會的前台，引起了各類知識群體的廣泛關注，在這些關注中，常常科學與技術並稱或通稱，形成了不同的理解科學、技術與社會關係的知識體系。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所在的法蘭克福學派，只是討論技術、科學與社會關係多元知識系譜中的一支而已。

對技術的非技術研究涉及了科學史、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等知識領域，在知識社會學的意義上，這些學科的討論都可以被納入社會學的範疇。必須指出的是，本文不討論知識社會學的問題，而是討論實體的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初看起來，技術與社會關係的討論雖然可以被納入到STS之中，但本文的討論將不屬於STS，至少與STS在知識系譜和方法的意義上有較遠的距離，而是在社會變遷的意義上探討技術應用作為一種發展機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但為了讀者能夠清楚地理解本文討論的內容，有必要把事關技術的知識脈絡做一簡要介紹，以明確本文的討論在相關知識系譜中的位置。

01

科學、技術與社會

在科學技術與社會的討論中，人們最常提到的就是「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STS是默頓（Robert K. Merton）於20世紀30年代後期提出來的一個知識框架，其主要觀點是，「近代科學除了是一種獨特的進化中的知識體系，同時也是一種帶有獨特規範框架的社會體制」（默頓，2000 /1970: 6）。但是，STS的緣起和發展，並不止於默頓的這段論述。

自從人類社會誕生以來，人類對自然的興趣與探索和人類對自身的興趣與探索幾乎是同時產生的，在探索自然世界規律的同時，人類也在探索人類認識自然的過程，這就是科學史。默頓的老師正是科學史研究的創始人薩頓（George Sarton）。作為實證主義歷史學家，薩頓認為，所謂科學史就是人類實證知識的積累史，在他3卷5大冊《科學史導論》中，考察了人類直至14世紀的科學積累，是一部考證知識發現與實證的編年史。

在跟隨薩頓學習科學史的日子裡，默頓並不滿足於科學的編年活動。受功能主義的影響，默頓試圖另闢路徑，把科學活動放在廣義的社會中進行考察，賦予薩頓的科學編年活動以人類社會的背景和影響，提出了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命題，以17世紀英國的科學和技術發展為例，提出了上述的知識框架。17世紀的英國科學與技術代表了當時人類科學技術發展的最高水平，牛頓（164－1727）、波義耳（1627－1691）、胡克（1635－1702）、哈威（1578－1657），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都是那個時代的科學家。與此同時，科學應用催生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採礦業、交通運輸業（包括航海）、紡織業、軍事科學技術工業等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英國經濟的發展，使英國在荷蘭之後，成為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如果說15世紀以降荷蘭依靠大量國際貿易推動的商業活動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英國則是依靠科學技術，通過工業中技術的應用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荷蘭商業革命不同的是，英國的工業革命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組織形態，進而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活形態，使人類社會走上了一條依靠科學技術而發展的不歸之路。

「二戰」的爆發和發展使得知識領域對科學與技術的關注被忽視了，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有所改觀。蘇聯人造地球衛星的升空、環境污染對自然和人類自身的負面影響，讓在技術上始終務實的美國人開始重新考慮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係，並重新撿起已經塵封的默頓思想，在社會的層面關注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把STS變成了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展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官方的STS研究計劃。在此後的時間裡，STS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得到了廣泛的發展，幾乎所有重要的大學都開設了STS的課程，STS研究協會出版了專業性學術刊物《科學、技術與社會通報》（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STS也不是一個有著廣泛共識的、知識脈絡清晰的研究領域。一個直接的例子就是對STS的表述並沒有形成一致的觀點：一種觀點把科學和技術放在社會文化的背景中，從哲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的視角探討「社會中的科學技術」，另一種則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本身當作研究對象，從社會科學的不同視角探討「科學、技術、社會」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譬如探討技術進步對經濟、公共政策、社會變遷的影響，探討社會發展對科學技術的性質、範圍和發展方向的影響（殷登祥，1994）。

實際上，學界對三者之間的關係，沒有一致的看法，主要的觀點有四種：（1）線性模式：把科學、技術、社會之間的關係理解為矢量關係；（2）三角模型：把科學、技術、社會理解為互動關係；（3）內置模型：把科學和技術相交，並置於社會之內；（4）多層網路模型：把科學、技術、社會理解為由不同層級的具體關係所建構的總體關係，如某個具體技術與某個具體社會現象的關係：信息技術與經濟（殷登祥等，2004: 3-22）。

正因為如此，STS成為了一個開放的問題域。在STS的討論中雖然會涉及到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學科，但對STS探討最多的仍然是科學史、技術史、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等學科。事實上，與STS相關聯的還有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探討科學與技術的知識社會學問題（Berger & Luckmann, 1966）。雖然是社會學家默頓開創了STS這一領域，但社會學對該領域的介入非常有限，且主要集中在默頓的命題之下：（1）科學技術是一個獨立進化的知識領域，即科學社會學；（2）與此同時，科學技術活動也是一個獨特的社會制度，即科技活動與社會的關係。到今天為止，對這兩個命題的社會學探討，也仍然以命題研究為主，較少有經驗層面的研究成果。簡而言之，儘管不少社會科學都介入了STS領域，看起來它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交叉學科，但研究者仍然集中在思辯的層次，且主要在認識論層次討論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與社會的關係。

02

科學哲學與技術哲學

一個常常容易出現的混淆是，既然STS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哲學的層次探討科學與技術，那麼是不是有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呢？回答是肯定的。

不過，科學哲學並不是與社會關聯意義上的哲學探索。哈里（Rom Harré）認為，「科學哲學應該是對科學事業在整個生活方式中地位的討論，在某種意義上是為科學活動提供基本辯護，考慮究竟值不值得從事科學。譬如有人認為科學知識的積累破壞了人類獲得最好生活方式的條件；也有人認為傾注於追求科學知識的這些努力如果用在培養藝術感覺、使舉止優雅以及美化環境上也許會更好」。但實際上，科學哲學探討的是「在實際的科學實踐本身中出現的大量細節問題」，「發現在科學工作中起作用的原則」（ Harré，1985: 1）。

科學哲學的興趣在於探討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儘管傳統的科學哲學以邏輯實證主義為基礎，強調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對於人類知識積累的有效性和科學方法論的普適性，但在過去的發展中並沒有形成一個問題域非常清晰的研究範疇，後現代的介入更使得科學哲學向多元方向發展（郭歸春，2004；劉大椿，2006；賴欣巴哈，1996；肖顯靜 2006）。儘管如此，縱觀科學哲學的發展，仍然可以看到一條在認識論層次上的線索：邏輯實證主義、邏輯經驗主義、證偽主義、科學實在論、歷史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歷史主義，社會學領域熟悉的科學哲學家如拉卡托斯（Imro Lakatos）、庫恩（Thomas Kuhn）、波譜爾（K. Popper）、費耶阿本德（P. Feyerabend）等。

把科學哲學和科學與社會的相互關係放在一起，顯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誤會，儘管兩者之間有著共同的研究素材，即歷史中的科學活動，或科學活動所展現的證據。科學哲學家們感興趣的不是科學家發現了什麼樣的自然法則和規律，而是如何發現那些法則和規律，更不關心科學活動本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正是科學哲學這種形而上的特徵，使得一些關注經驗世界的哲學家們和一些具有形而上傾向的自然科學家甚至工程師們對技術的哲學問題產生了興趣，這就是技術哲學。與科學哲學家們不同，技術哲學關注經驗世界裡技術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在人類發展歷史中，技術與社會的關係遠比科學與社會的關係悠遠，但人類對技術的興趣始終在於應用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考。在黑格爾之後，哲學的發展進入了分科哲學的時代，如自然哲學、精神哲學、藝術哲學、科學哲學，但並沒有出現技術哲學，雖然早在1877年有人使用技術哲學一詞，但是相比於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的當代發展只能算是一個新興學科（Dubin et al.，1983）。

同樣，與科學哲學的發展中只有哲學家的努力不同，技術哲學的發展史中包括了兩部分人的努力。一部分是基於工程學的包括工程師們的探索，主要討論技術的本質和結構，分析技術的認識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卡普。在卡普看來，技術就是人體器官的投射，技術與器官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並且並不總是人所意識到的，即人類的技術發明是一種有意識的活動，但不總是對技術與器官之間關係的有意識活動，在眾多情形下這是一種無意識的活動，因此，技術有著內在獨立性和自主性，即技術的哲學（米切姆，1999；蓋倫，2003）。另一部分則是基於人類自身對技術的反思。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馬克思對人類異化的批判，而在現代哲學的發展中，法蘭克福學派則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些身在哲學領域的學者們從批判技術霸權開始，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討論技術的本質。海德格爾就認為，技術的本質就是展現，現代技術就是對自然強求與約束的一種展現，進而掩蓋了真實的自然和真實的生活，導致了自然和人類的雙重異化（紹伊博爾德，1998）。埃呂爾（Jacques Ellul）認為，現代社會中佔據支配地位的力量已經從資本轉向了技術，技術所固有的特徵如合理性、強制性和普適性使得人從技術的支配力量變成了被支配的對象，技術控制了人和社會（Ellul,1964）。

正因為如此，正如米切姆所說，技術哲學可以意指兩種差異極大的內容，如果認為技術是主體，則技術哲學就是技術專家或工程師精心創立一種技術的哲學（technological philosophy）。但當技術是被論述的客體的時候，技術哲學就是哲學家認真地把技術當作反思專門主體的努力。前者關注技術所闡釋的哲學思想，後者則批判技術的支配性（米切姆，1999）。

不過，這兩個傳統並不是平行發展的。在人文主義開始轉向經驗之前，工程傳統的力量是弱小的，對技術進行批判的人文主義傳統始終是一種強大的聲音。不僅如此，對這兩種傳統所產生的觀點和知識脈絡，在技術哲學領域也沒有一致的認識。但在這個知識系譜中人們公認的是，20世紀的晚期，技術哲學開始走向經驗世界，即技術哲學研究中的經驗轉向（Achterhuis，2001）。這一轉向幾乎表現在技術哲學的各個領域如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等（陳凡等，2004）。

從知識系譜的角度來看，無論是科學哲學還是技術哲學，無論工程師們與哲學家們有怎樣的爭論，其知識積累的基調仍然是哲學的。不僅如此，在兩個領域的討論中，「社會」變成了抽象概念，而非STS中的真實存在，儘管他們都共享一個社會事實：科學史和技術史。

03

社會學：技術與社會

如前所述，在廣義的知識系譜中，我們可以把STS、科學哲學、技術哲學都納入到知識社會學的範疇，至少可以把這些研究本身作為社會事實納入知識社會學的探討。但本文與上述三個領域一樣，是把技術本身作為研究的對象，把技術放在經驗的社會關係體系中，討論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尤其是在技術應用與社會變遷的框架下進行討論。

在繼續討論之前，有必要對本文討論的技術進行界定。無論在哪種語境下，技術都是一個意義含混複雜的概念，當把技術與科學相提並論的時候，事情就變得更加複雜了，以至於在哲學和STS領域都有對技術含義的專門討論。專門討論科學與技術的關係並不是本文的旨意，專門討論科學技術史意義上的技術，也不是本文的興趣，這裡說的技術就是指用於改變事物自然屬性的、工具性意義上的實體或邏輯體系，即通俗意義上的「硬技術」和「管理技術」，其與科學的本質區別在於技術的可應用性，以及技術應用與社會之間的不可分離性。

人類技術發展的歷史說明，工具意義上的技術與社會的需求和應用總是聯繫在一起的，也正因為如此，技術活動始終與社會活動相關聯，技術發展總是與社會發展相關聯，以至於當把技術與社會關係的討論落實到經驗層次時，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就自然演變成了到底是社會建構了技術還是技術決定了社會。事實上，這正是從社會學視角研究技術與社會關係的兩個主流論題，也是在學術領域和大眾文化中始終具有爭議的論題。

在知識系譜的意義上，社會學關於技術的研究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路徑：（1）決定論的；（2）擴散論的；（3）互構論的。在決定論路徑中，又包含兩個時點的區分，即技術創生和技術應用；而擴散論僅僅討論技術的應用路徑；互構論則討論技術變遷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

在決定論框架（如圖1-1）中，一方面源自於技術哲學中技術自主性的觀點，在考察技術對社會的影響過程中形成了「技術決定論」的傳統，認為社會的變遷總是由技術創新的應用所引起的，技術是導致社會變遷的主導因素。另一方面，源自於技術哲學中人文主義傳統的研究者則認為技術的本質是由社會賦予的，技術是在社會的因素包括組織、制度、工程師等共同作用下產生並發展的，技術是社會建構的。

技術決定論的典型例子就是20世紀60年代形成的未來學派。在未來學家的眼裡，人類社會的一切都是由技術形塑的，從需求到滿足感，從生活方式到社會組織，無一例外地受到技術的影響，由技術所驅動，並由技術所決定。《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貝爾，1997）是這一觀點的集中展現。貝爾認為，「後工業社會」首先涉及社會結構的變化，包括經濟和職業體制的改組，且重點在於技術的影響，儘管他沒有把技術作為一個獨立因素，但在討論中卻主要突出了新技術出現以後會產生什麼樣的社會變遷，以及社會及其政治制度必須設法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而他立論的基礎正是技術的變遷。貝爾以技術變遷的階段性為主線，將技術變遷影響下的社會劃分為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三種形態。因為在他看來，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技術是一種主導力量，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電子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如原子能、計算機和通訊技術的發展，直接影響了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正因為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經濟生活已經與社會、政治、文化、宗教、藝術等形成了一個相互作用的網路，因此，經濟生活的變遷常常導致或伴隨其他領域的變遷。

三種社會形態的發展儘管在某個具體的社會空間具有歷時性，但在世界範圍內，卻具有共時性，人們可以在同一個時點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區同時看到三種不同社會形態，譬如前工業社會主要分布在亞、非、拉一些基本上依賴農業、礦業、漁業和林業的地區；工業社會主要分布在西歐、北歐、日本和前蘇聯等以工業或產品製造業為主的地區；而美國將是第一個進入以知識型技術為主導、以信息和知識作為主要生產對象的後工業社會國家。顯然，貝爾的分析不僅僅說明技術是主導一個國家和地區社會發展的力量，而且意在說明技術對社會的主導具有普適性，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和地區都已經被納入到了奔向後工業社會的歷史潮流之中。

在中層研究領域，技術決定論的視角則幾乎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學術活動，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在所有涉及技術活動的社會領域，都可以看到決定論的例子。以技術與組織的關係為例，20世紀50年代後期，伍德沃德對英國愛塞斯（Essex）地區100家製造業公司進行了經驗研究。她根據技術的複雜程度把技術分為三類：用於大量生產的技術、用於小量生產的技術，以及連續流程的生產技術；她的研究結論是，用於大批量生產的技術要求組織更加科層化，而運用連續過程的技術則要求更加有計劃的組織結構（Woodward，1958; 1965）。後來布勞納研究了小批量生產技術如印刷、大批量生產技術如紡織和汽車，以及連續過程的生產技術如化工，所得到的結論與伍德沃德的結論一致（Blauner, 1964）。在隨後的近30年中，大量研究主題並沒有離開技術對組織決定性影響這個主題，許多研究都是在同樣的框架下探討技術與組織結構關係的類型和細節。技術決定論很長一段時間佔據了技術與組織研究的主流，這一理論方向包括一系列的理論和經驗成果（Woodward, 1958, 1965； Blau et al., 1976； Hickson et al., 1969；Gerwin et al., 1992），重要的理論流派如權變理論就認為，技術越複雜和越不確定，組織則越可能採用有機的、而不是機械的結構形式。

與技術決定論的邏輯不同，社會建構論強調技術形成中的社會因素。需要注意的是，社會建構論討論的並不只是技術與社會的關係，而是建立在另一個知識框架[即科學社會學（SSK）]基礎上的。在本體論的意義上，它否定了社會實在論，強調社會的建構性；在認識論層次，它認為人類的知識是社會實踐和社會制度的產物（Kula, 2000）；在方法論領域，它把反身性引入其中，在相對的框架內討論知識與社會的關係。

社會建構論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20世紀70~80年代興起的英國愛丁堡學派，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 Barnes）、布盧爾（D. Bloor）、科林斯（H. Collins）、拉圖爾（B. Latour）、伍爾加（S. Woolgar）、林奇（M. Lynch）以及比克（W. Bijker）、休斯（T. Hughes）、平齊（T. Pinch）、羅（J. Law）等。不過，這些代表人物雖然同在一個陣營里，卻有著不同的理論取向和興趣，簡單地說，有人專註於知識增長的宏觀解釋（即「強綱領」），有人熱心於經驗層次知識（即「弱綱領」），還有人熱衷於實驗室過程（即「科學民族志」）。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弱綱領大量地採用了社會學的範式，即使是科學民族志，討論的仍然是社會哲學層次的問題，而不是經驗意義上的社會學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對知識的社會建構的強調就是對以庫恩為代表的後經驗主義和以默頓為代表的STS範式的某種反叛。

因此，與其說技術的社會建構論是針對技術決定論的，還不如說是對本體論意義上的建構主義的應用和在技術哲學基礎上的經驗性拓展。1987年比克等出版的《技術系統的社會建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Bijkeret al，1987）。儘管如此，在技術（特別是技術創新與應用）與社會關係的上，社會建構論仍然表現為：（1）對技術決定論的批判；（2）對線性創新模式的拒絕；（3）強調技術的複雜性，強調在創新過程中多元因素的參與與作用；（4）強調技術的可選擇性和在選擇中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諸多因素的影響；（5）注重技術和社會之間不可分離的互動關係（Hughes, 1983）。

正如比克和羅（Bijker & Law, 1992: 1-14）所說，雖然看起來技術的確有其自身內在的邏輯性，但技術的生產實際上包含著專業的、技藝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因素相互滲透的複雜性。我們認為社會是由各種複雜要素建構的，技術也是由構成社會的各種複雜要素所建構的，「技術的就是社會的」。好的技術與失敗的技術並沒有什麼不同。「純粹的」技術是沒有意義的。無論何時設計或建構技術，都會融入政治、經濟、資源強度的理論、美與丑的觀念、專業傾向、嗜好和技能、設計工具、可用的原材料、自然環境的理論等等。

社會建構論也在發展變化。早期的研究主要關注技術開發者和設計者對技術的影響，後來關注技術的使用及其後果以及使用人員依據需求對產品和產品使用方式的選擇；而在對研發的研究中，也不再局限於實驗室活動，而是把與研發相關聯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因子甚至消費者也納入其中，尤其關注不同環境條件下的技術創新的特徵。事實上，在技術與社會關係的討論中，關注的側重點變成了一個兩難的問題，是關注特定條件下技術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還是關注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與技術系統之間的穩定模式？

如果說決定論中的兩個對立觀點一個來自於經驗的觀察，另一個來自於哲學的思辨，並在經驗層面形成了尖銳對立的話，那麼技術擴散理論和模型雖然在經驗層面與兩種決定論觀點相遇，但在理論來源上，卻與之沒有任何聯繫。

對技術擴散的最早探討可以上溯至歐洲社會學20世紀早期的研究。塔爾德的基本問題就是，為什在眾多的新技術中，只有極少數能夠流行，而絕大多數卻被遺忘了（Tarde 1903: 4）？他的回答是，模仿作為一項社會活動，是技術流行的決定性因素。而最早建立擴散研究傳統的不是社會學家塔爾德，而是人類學家。人類學家關注的是，對於初民社會而言，從外界引入的創新如何導致了社會的變化，即技術從一個社會向另一個社會擴散所產生的社會後果。正是人類學家對技術擴散後果的關注使得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凸顯出來，並引起了其他社會科學的關注。

在延續至今的討論中，涉及技術擴散的學科領域非常廣泛，從技術工程類學科到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教育學、傳播學、營銷學、地理學等，凡是涉及傳播的技術，幾乎無一例外地涉及了「擴散」的討論。所有的討論也都有一個共識：技術擴散是一個社會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三個核心變數：傳播源（創新）、擴散（創新的傳播）、社會。最為重要的是，三個變數在時間軸上是一個時間延續的過程（如圖1-2）。

在創新、擴散、社會的鏈條上，技術擴散研究框架對創新本身沒有特別的關注，也不關注技術擴散的後果（雖然這曾是人類學關注的主題並因此引起了社會科學對技術擴散現象的廣泛興趣），而是將其視為外生變數，關注的焦點是作為過程的擴散到底涉及什麼樣的社會因素，只是不同學科關注了不同的側重面。這裡僅僅舉經濟學、社會學和營銷學為例。

經濟學關注產品的生命周期（Vernon, 1966），並由此更多地關注技術的轉移如從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的擴散，進而關注國際擴散中的社會因素，如技術被擴散國的人力資源、技術差距、經濟制度、市場環境等，對每一個要素的研究都變成了經濟學擴散研究的專門主題（李平，2007）。

對擴散研究的凸顯產生了積極推動作用的社會學研究，在其早期的關注點在於農業技術的擴散。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美國的農業州衣阿華州，早在20世紀20年代，雜交玉米種子技術就已經非常成熟，但有些農民卻在等待了13年之後才開始採用，這與中國20世紀70~80年代的雜交水稻技術的擴散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對這種現象，農村社會學家們採用社會學的研究範式，探討（1）擴散對象的應用決策；（2）信息傳播對技術擴散的影響；（3）擴散速度模型與其他技術擴散速度模型的比較；（4）在擴散對象個體意義上的行為類型（Ryan and Gross 1950，轉引自埃弗雷特·羅傑斯 2002: 49）。農村社會學家們的努力，奠定了社會學對技術擴散與社會關係研究的範式，例如把既有社會結構中的溝通網路與擴散速度關聯起來。在社會學後來的研究中，似乎又回到了人類學，把擴散後果的探討也納入其中，尤其是在自然環境問題凸顯出來以後。

營銷專家們對擴散的研究主要是基於巴斯模型（Bass，1969）。巴斯模型假定，個體對新產品的採用主要受到兩個信息渠道的影響：大眾傳媒和人際傳媒。大眾傳媒對產品採用的影響主要發生在產品擴散的早期階段，之後人際傳媒扮演了重要角色，再後兩種傳媒的影響不斷降低，產品的擴散也呈現下降趨勢，形成與技術擴散一樣的格局。在營銷學家那裡，產品就是技術，產品的擴散就是技術的擴散。如果回頭看看經濟學家對產品生命周期的討論，就可以看到經濟學家與營銷學家關注是同一個現象的兩個維度，一個關注的是產品所能夠延續的時間（生命周期），另一個關注的是產品能夠影響的範圍。

儘管有些研究已經關注到不同量級擴散的社會、經濟、甚至自然的後果，但無論哪個學科對擴散的研究，雖然有多種多樣的擴散模型，其起點都是S曲線（參見圖1-3），即數量與時間之間的關係模型：在一定時間內採用技術或產品的社會行動者數量。儘管不同學科的興趣點各異，但卻有一個共同之處：技術（或通過技術產生的產品）是擴散研究的因變數，關注的是技術（或通過技術產生的產品）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應用，與本文關注的技術應用與社會變遷的關係（即技術與社會互為因變數）相去甚遠。

在技術創新與技術應用框架內，把技術與社會關聯起來互為因變數的是互構論（參見圖1-4）。與前面兩種討論框架不同的是，在互構論的討論中，技術既不是脫離人類社會的具有自在性和自為性的實在，也不是簡單的技術性因子，而是認為技術是社會互動的媒介，技術通過互動的社會行動者改變行動者，也在行動者互動的過程中得到改變（邱澤奇，2004）。

互構論儘管承認技術是社會的產品，但不認為技術完全來源於社會的建構。技術的基本形態雖然融入了社會的意識形態、經濟、政治等社會因素，甚至融入了設計者的個體（群體）意志，但同時也融入了技術的自然屬性如時間與空間。因此，技術也具有其來自技術自然屬性的自在性和自為性，即技術所具有的不可改變的屬性，如果改變了就不成其為技術了。

不僅如此，互構論還認為技術的任何屬性都是在應用中展現出來的，如果沒有應用，任何技術都等同於其他不被應用的任何社會產品，甚至等同於技術性的藝術品。應用是技術與社會關係最為本質的屬性，不被應用的技術只能被看成是技術創新者的個體（群體）創造。正是技術的應用過程才把技術創造者與技術使用者關聯起來，構成了社會互動的雙（多）方，技術也在應用技術的社會互動中變成了影響社會並受社會影響的媒介，在用於建構社會的同時，也被社會建構。

在社會的發展變遷中，社會互動是一個分層次和規模的過程，作為媒介的技術也是如此。技術與社會的關係，可以從個體的微觀到全球範圍內的宏觀，不同層次和規模的互動中，展現不同的模式，即技術自然屬性（剛性）對社會的影響和社會對技術形塑的影響程度會有差別，差別的閾值表現為：技術棄置或技術無偏，社會固守或社會重組。由此，技術與社會各自的可被塑造的彈性便成為了偏向兩類極值的函數，技術的棄置意味著技術的創造者在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加諸於社會時不顧社會的可接受程度而被社會棄置不用，轉而尋求替代的技術；相反，技術上無偏意味著技術的創造者在試圖把自己的意志加諸於社會時強調了技術的自然屬性並被社會所接受，進而導致社會的重組。20世紀50~80年代，作為國家管理技術的公有制在中國的應用就是技術無偏應用的典型例子；20世紀70~80年代，試圖將漢語拉丁化的各種技術就是技術棄置的典型例子。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看到作為一類社會群體的技術創造者與作為另一類群體的技術應用者在技術應用平台上的互動，在各類社會行動者的互動中，技術及其形塑完全充當了不同社會行動者意志表達和展示的工具，而技術的自然屬性也成為了影響甚至阻止各類行動者表達和展示自我意志的力量。由此，對技術自然屬性的挖掘和有效應用成為技術創造者推動廣泛技術擴散的努力方向，而對技術自然屬性的挖掘和有效把握則成為技術應用推動社會變遷的重要力量，這應該就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核心所在。

雖然互構論有效地把握了技術應用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但到目前為止，經驗研究和理論研究都還處在非成熟階段，仍然有許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本文第二節和第三節的討論就是在做一種嘗試，即試圖在宏觀層面看技術應用與宏觀社會結構變遷關係，在微觀層面看技術應用與個體社會經濟地位變遷的關係，但由於資料的約束，卻無法看到在上述兩類變遷中的技術變遷。

需要強調的是，上面三類知識框架雖然都涉及了社會學的應用，但不完全在一個學理層次上，不僅概念的抽象程度差異極大，學術活動與經驗事實之間關聯的程度差異也很大，方法論取向也不相同，要在短期內獲得一個有效的知識框架也不可能。

作者：邱澤奇，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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