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克利｜阿隆和「意識形態的終結」（上）

06-20

按：馮克利，知名翻譯家、山大政治學教授。本文原載於《讀書》，1998年第12期。另見於《雖敗猶榮的先知》第26～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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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這個人，是我早就有過的願望。1996年11月5日英國思想家伯林（Iasiah Berlin）去世後，有朋友來電話告訴我，一些街頭小報上都登了他的噩耗，口氣里透出愉快。這當然不是因為他死了，而是從這死亡之被人留意中，看到了一種思想立場的影響。我因此想到1983年阿隆的謝世。那時阿隆在巴黎高師的同窗薩特的大名剛傳入中國不久，他那種立地成佛式的存在主義，以及怪味豆一樣的左傾立場，在青年人和知識界中頗有影響。不過若問到阿隆，十個人中間恐怕會有十個人說：「阿隆是誰？」這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國人影響世界的方式並不是以阿隆之輩為代表的。

註：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其知名代表作是《知識分子的鴉片》。

法蘭西文化很易於培養出一些專事理想主義批判的種群，因此招來了英美世界的不少人，最近還得加上我們中間的一些人，不斷指責法國文人的輕狂，而把他們中間那些主要以鎮定文化為己任的人忘掉。據說自步入近世以來，法國人向這個世界輸出的，大多是些包含著危險基因的思想（這方面最新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青年時代在巴黎靠讀《人道報》培訓出來的波爾布特）。不過面對著這樣多的不信任，法國人至少有一點是非常值得慶幸，甚至可以視為一種奇蹟的。法國人太喜歡嘴皮子上熱鬧（用阿隆的話說，是「巴黎人需要衝突」），因此他們熱愛自由的精神似乎彌補了制度上的不足。也許這種原因深植於法蘭西式自由主義文化的深層，它看上去不那麼制度化，過於本土化，所以經外人一學，很可能落個南橘北枳的尷尬。而在法國，雖然各派激進思想經常大行其道，卻從來沒有讓它的制度傷筋動骨。即使我們把短暫的熱月和波拿巴時代都算在內，它也的確從未陷入哈耶克所說的那種「笛卡爾式理性主義的極權主義陷阱」，而是一直保持著基本的自由制度。

註：波爾布特（Pol Pot，1925～1998），柬埔寨政治家、革命家，紅色高棉最高領導人。執政期間實行農業集體化，將所有城市居民強行驅趕到農村的集體農場勞動。在全國進行種族滅絕式大清洗，並下令屠殺持不同政見者。在他的統治下，貨幣被取消，國家經濟全面崩潰。在他統治期間，被處死或者餓死的人約一百萬到三百萬人。

就拿20世紀來說，法國有許多激進的思想立場可供人選擇，阿隆首先可以信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柏格森主義，戰後受希特勒德國的影響，沾染上一些種族主義傾向，不久後又受民族精神的激勵成為一名抵抗戰士，戰後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左翼「進步陣營」，再過一陣子，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或匈牙利事件使他幡然醒悟，終於歸順了哈耶克的朝聖山協會——儘管這看起來十足的荒唐，但足以見出法國社會容納各種異見的張力，它使一個人有機會做這種顛三倒四的選擇。

不過，也正是因為這種過分熱衷於主義之爭的氣氛，使阿隆這樣的人在法國總感到有些「身處邊緣」。他的思想風格同薩特完全不同，在影響社會的方式和衝擊力上，自然也迥然相異：一方面對於把握世間的人與事，總感到缺少幾分自信，它怯於提出恢宏而一貫的體系，不敢言之鑿鑿地表達關於自我的信念，對於具有煽動性的語言也就惟恐避之不及；而另一方面在信念問題上則更為果斷，喜歡做出有關時代命運的終審判決，為此甚至敢於直接訴諸人的靈魂，為其提供這樣或那樣有關自我拯救或群體拯救的許諾。同它比較起來，另一方看上去不那麼關心個人的靈魂，它所著力的，是如何從基本的制度設計上，保證讓每個人有選擇自我拯救或無須拯救的權利，同時又要防範這種選擇被集體化之後可能給社會帶來的災難。

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同薩特互以「小同學」相稱時，阿隆就發現自己和薩特的差異，他說：「我羨慕薩特的自信，在內心深處我認為他的信念和我的疑慮都是有道理的。」而薩特給他的評語則是：「阿隆屬於那種同火熱的歷史運動似乎總保持著一段歷史的距離的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最需要「宣傳」的時刻，他依然能「保持這種不帶情緒的客觀」。受早年在德國研習韋伯的影響，他便認定自己沒有能力提出一個解釋世界的總體系，在這段學習的產物《歷史哲學引論》一書中，他對建立這種體系的可能性明確表現出懷疑。韋伯的知識立場影響著他的一生：一個學者首要的職責，是講明事實，傳授知識，而不是編織和灌輸信仰。因此他為自己提出的兩項任務是：「儘可能誠實地理解我的時代，時刻不忘我的知識的局限性。」

在法國這個知識分子凡事必須表明「立場」的國度里，阿隆為自己選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觀者」，他不願去掌握他所說的「法國知識分子的藝術」，它雖然「胸懷為全人類而思考的宏願，卻無視甚至經常加劇民族特有的問題」。在他看來，二十世紀產生的種種罪惡，要害尚不在於大規模的殺戮（歷史上這樣的事情從未間斷），而是在於集體暴行有了各種歷史「正義」的神話為它撐腰。阿隆自稱最令他滿意的著作《知識分子的鴉片》（1955年），目的便在於對那些心智健全的人為何一遇到蘇聯或共產主義問題便產生盲目或克制的原因做出解釋（阿隆的傳記作者巴維雷茲略帶誇張地稱這本書「擦亮了一代知識分子的眼睛」）。

因為他看到，在一個泛意識形態化的環境里，人們會像被施了催眠術一樣，莫名其妙地放棄對集體行為獨立的價值評判權。他們的常識，他們對日常善惡的判斷力，只要一遇到歷史的必然性和代表這種必然性的集體意志，就可以心甘情願地宣告失效。相信畝產十萬斤，用土法鍊鋼可以趕超英美，這樣的集體無理性，不惟五六十年代的我們所獨有。就像阿隆所說，正是由於意識形態這種「知識分子的鴉片」的毒害，竟然可以使法國一些最為傑出的才智之士失去判斷力。為了反對西方資本家的統治，他可以利用各種統計數字「非常科學地」論證，不但蘇聯的經濟甚至蘇聯老百姓的消費水平，都將在短短几年裡超過西歐。更有甚者，在阿隆看來，有些通達事理的知識分子放棄常識，往往不是因為無知或盲從，而是為了顯示自己不在乎極權制和集中營的心態。像薩特一類人為了一時的名聲，熱衷於以革命言辭炫耀於世人，對於在「良好動機」的掩飾下犯下的種種惡行，也可以表現自己的寬容大度，其根由正是因為有「革命的辯證法」這樣一種不明言的預設。

因此，一個民族在追求這樣的超越時所經歷的痛苦，可以在薩特的那種「集體行動的辯證法」中被消解掉：反叛是集體自由的手段，自有人類以來便有恐怖，它是保證群體的統一性和集體行動能力的必要前提。因此按照薩特的觀點，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初期，「只能是官僚主義、恐怖和個人崇拜不可分割的聚合體」。而在阿隆的眼裡，為了幫助身邊的弱者，便對斯大林的制度保持沉默，卻起勁地揭露法國的資本主義統治，這也未免過於缺乏知識上的誠實。畢竟，奧茨維辛就是奧茨維辛，不管它是紅色的還是白色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