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掌南洋

光緒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2 年 2 月 10 日），新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左宗棠至江寧（今南京市）接篆視事。兩江總督之職，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南洋大臣則從同治十二年（1873 年）起例由兩江總督兼任，其職責是代表朝廷主管南方的對外通商事務併兼及海防，它與由直隸總督所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別成為晚清南、北方最有權勢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擔任此職，正可謂英雄有用武之地，較之在樞垣處處受人掣肘來說，在這裡更有利於發揮他的作用。因此，清廷命他總督兩江，既有「安慰」這個忠誠老臣之意，也有迫於法國武力進逼而讓左宗棠去加以對付之圖。

法國試圖通過佔據越南並進而侵略中國的陰謀由來已久。早在 18 世紀50 至 60 年代，英法為了爭奪殖民地，發生了「七年戰爭」，結果是法國失去了其殖民地印度領土的大部分和將近全部的北美轄地。於是，法國開始把它在東方殖民掠奪的重點從印度轉到了越南，對越南進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戰爭。到 19 世紀 60 年代，法國已侵佔了整個越南南部。至 70 年代中期，通過兩次《西貢條約》的簽訂，法國聲稱越南已置於它的「保護」之下。這樣，中國的西南邊疆，已受到法國侵略勢力的嚴重威脅。光緒六年（1880 年），茹費理出任法國總理，他更加積極推行殖民擴張政策，增兵越南，策劃侵略中國。光緒八年（1882 年），法軍攻佔越南河內，企圖打開紅河通道，直窺雲南。次年，法軍攻下越南首都順化，使越南變成法國的殖民地。接著，法國的侵略矛頭對準了中國。

正基於這樣的形勢，左宗棠一上任，便把「防邊固圉」作為重要的任務加緊布置落實。光緒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82 年 3 月 14 日），左宗棠在抵南京僅一個多月，就開始查閱江蘇營伍情況。他指出如對水陸各營加緊訓練，「以後日加振厲，化弱為強，自有成效可睹」。他通過親自閱視各營，發現「弁兵年逾五十者頗多，並有六十餘歲而仍食糧充伍者」，對此他下令一律加以裁汰，新「募取精壯補額」①，既免致虛糜，又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此次出閱江蘇營伍，左宗棠周曆揚州、清江、鎮江、常州、蘇州、上海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他到上海經過租界時，那些一向鄙視清朝官員的外國人急忙在租界「換升中國龍旗，聲炮執鞭，迎道唯謹」。②第二年左再次到上海，此景不僅復現，而且外國人「恭謹有加」，以至「觀者如堵，詫為從來未有之事」。①可見外國人畏左之聲威並非一句空話。左宗棠也確在國勢一向「積弱」的環境中為中國人爭了氣。

左宗棠把加強海防視為防止外國對東南沿海染指的關鍵。他除了親赴吳淞口和沿長江校閱海口與內江水師外，還建議防守南洋須添造大兵船 10 艘，以「洋防為時務要著」。為此，他從福州船政局定造了「開濟」與「鏡清」號兩艘快船，從德國購進「南深」、「南瑞」號巡洋艦，加強了南洋水師的力量。他認為如不加強南洋之防，「萬一南洋有警，何以待之？」因此，「謀國者當計及久長，豈以我躬不閱遽圖恝置乎？」②他於光緒九年三月三十日（1883 年 5 月 6 日）所寫的有關籌辦海防的奏摺，系統地闡發了其精闢的見解。他說：「自海上用兵以來，事勢紛壇，未能確操勝算，雖閱四十餘年，內外極力支持，尚無定局」，其原因在於「泰西各國以經商致富，廣造機器，增制輪船，動輒挾其所長，多所凌忽」。而中國不但不「以經商為本務」，反而對機器生產多予責難，甚至對勇於抵抗外來侵略的官員和將領予以壓制，使中國失去了 40 余年的機遇！他指出：

綜觀往事，竊有不能已於言者。海上用兵以來，文如林則徐，忠而有謀，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餘力，不幸為忌者所間，事權不屬，不克竟其設施；武如陳化成，力扼吳淞，苦戰不卻，不幸右路未戰先潰，致夷兵革於右路，力遂不支，遂以身殉。是則議論不協，勇怯不齊，有任其咎者，遺憾至今四十餘年，不知伊於胡底！而所謂識時務者，仍以因循粉飾，苟且目前之安，此志節之士所為抱抑塞磊落之懷，扼腕嘆息者也！

接著，左宗棠強調「和局可暫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於戰，乃意中必有之事」。此時，他已意識到法國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認為就「自古談邊防者不外守、戰與和」三方面而言，次第為「必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和」，反對那種一味求和的妥協論調。他認真分析了東南沿海的軍事實力，感到「雖海外與戰，難言遽有把握，但籌邊固圉，則尚力所能為，亦有未可因循玩惕坐昧機宜者」。他看到了南洋「諸將領又各思發憤為雄，自可及鋒而試」。因而飭令「一面挑選奮勇弁丁，一面嚴明賞罰，訂立規程，俾互相激勸，以齊心力，遇有外國兵輪闖入海口不服查禁者，開炮測准轟擊」。①左宗棠的這些主張，恰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法國的進逼面前妥協求和的態度截然不同。李鴻章在光緒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的命令後，極為不滿，他說：「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則白頭戍邊，未免以珠彈雀。樞府調度如此輕率，殊為寒心。」①他聲稱：「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②顯然，李鴻章不願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線。

左宗棠的這些主張，恰與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法國的進逼面前妥協求和的態度截然不同。李鴻章在光緒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廣東督辦越南事宜的命令後，極為不滿，他說：「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則白頭戍邊，未免以珠彈雀。樞府調度如此輕率，殊為寒心。」①他聲稱：「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②顯然，李鴻章不願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線。

與李鴻章的表現相反，左宗棠於光緒九年二三月間會同受命巡閱長江水師的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陽人）在吳淞口布置海防時接見諸將校的一段對話，充分顯示了左宗棠和愛國將士為保衛祖國不怕犧牲的英勇氣概。左宗棠向諸將校說：「能破彼船堅炮利詭謀，老命固無足惜。或者四十餘年之惡氣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頓挫，不敢動輒挾制要求，乃所願也。」彭玉麟說：「如此斷送老命，亦可值得。」諸將校表示：「我輩忝居一二品武職，各有應盡之分，兩老不臨前敵，我輩亦可拚命報國。」③對此，左宗棠非常激動，他不僅記述下了這段對話，而且還在家書中寫道：「值此時水師將領弁丁之氣可用，懸以重賞示以嚴罰，一其心志，齊其氣力，所為必成。我與彭宮保乘坐舢板督陣誓死，正古所謂『并力一向，千里殺將』之時也。」④正是為了一吐 40 余年之惡氣，左宗棠甘願拚命於疆場也在所不惜，他在給清廷的上奏中表示：「總督親履行間，所辦者轄疆江海防務，責無旁貸。遇有寇警，應親臨前敵，督戰防所，即其汛地。如敵人輪船衝過白茅沙總要隘口，則防所即是死所，當即捐軀以殉。」①左宗棠的這些話是多麼感人肺腑！

左宗棠還牢記「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古訓，把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用以「保民」視為加強海防的重要內容之一。他說：「蒞事以來，以治水行鹽為功課，而精神所注，則在海防。蓋必治水而後可以保民，能保江淮以北之民不為島人所驅使，而後兩江之兵不可勝用。島人之勢日孤，官軍之氣日壯。」因此，他在兩江任內「唯農田水利一事，躬親相度」，「凡修堤壩、開溝洫，去淤墊」無不認真部署，治理了運河、淮河，加固了淮北鹽城沿海一帶的濱海大堤。左宗棠以為實現了治水「保民之道」，再「加以桑棉之利」和「墾荒成熟」，就可以用中國的「本富」去抵抗外國的「末富」，說下了「彼之末富安能與我之本富爭，彼之淫巧安能與我之食貨比」②的話。這表明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認識是有誤差的，且同他曾意識到西方「以經商致富，廣造機器，增制輪船」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但他著眼於興修水利和發展農業生產，則對於農業經濟的發展不無促進作用。實際上左宗棠加強海防的主張更多的是強調師法西方，引進和仿製外國船炮，並在兩江督所令江南製造總局和金陵機器局增制槍炮，以御外侮。正如左宗棠談及他治水的目的時所指出：

「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為急。……我朝治吳有聲績者，推陳鵬年、陶澍、林則徐，皆名顯當時，功垂後世。誠以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民得所養。民得所養，而後禮義廉恥由此興，尊親樂利之心由此篤。民心定，民力紓，官司有所恃以為固，更得精兵利器輔之，自可銷好慝之萌，折驕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關係國計民生，亦實海防根本。」

左宗棠意識到為進行反侵略戰爭必須在國內創造一個民有所食、民有所養的安定社會環境，這種思想是有著十分積極意義的。此外，左宗棠在籌劃海防的過程中、對沿海人民群眾的力量寄予厚望。他令濱海 20 多個州縣的官府組織漁團，加以訓練，藉此作為反對外國武裝侵略的一支生力軍。他親自到沿海校閱漁團，認為：「此軍有成，則海外有截，豪俊之士聞風而至，以戰以守，均確有把握。」②

左宗棠在籌劃兩江布防的同時，對法國侵略越南並進而入侵中國南疆的局勢極為關切。特別是光緒九年四五月間奕、李鴻章等人的議和妥協主張以及李鴻章拒絕往廣東「督辦越南事宜」而仍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去上海同法國代表脫利古談判，對此，他異常憤懣。他致函總理衙門說：「法越交兵一事，議論紛壇，究以執咎無人，莫敢以正義達諸政府」。他則「默察時局」，強調「惟主戰於正義有合，而於事勢攸宜」。③左宗棠還令其部將王德榜於回湖南省墓之際，將雲貴總督岑毓英（字彥卿，廣西西林人）在江南製造總局訂造的槍炮順道由上海經湖南轉運雲貴，並囑王德榜「回籍後，遺其舊部與劉永福熟識者，徑赴劉永福處探視軍情，路途據實稟報，以便區畫，一盡南洋職分」。①不久，左宗棠在寫給兩廣總督張樹聲（字振軒，安徽合肥人）的信中，說他籌防江南海防乃「未雨綢繆之計，果能制敵死命，與否固未可必，而自處之道則預以白諸朝廷。蓋衰朽餘生，得以孤注了結，亦所願也。法虜驕橫，謂越南非我屬國，竟思傾國從事，而不顧其後。劉永福以一健卒，為越捍邊，力挫虐焰，似亦人所難能。但孤立無援，勢難持久，吾華將有唇亡齒寒之慮。南洋以兼籌邊防為責，豈能袖手旁觀」？②接著，左宗棠致函其密友、時為潛運總督的楊昌浚，談了他願請求奔赴抗法第一線的想法。他說：「法越交兵一案，樞部束手。不 得已為赴滇粵邊界之請，先令王朗青方伯（按指王德榜）於回籍之便挑募廣勇鄉兵數營，一面徑赴劉永福處察看軍情、地勢。弟再率新募各營接踵前進，一往圖之，為西南數十百年之計，以盡南洋大臣之職。未知朝廷許我否耳。」③七月，左宗棠專折向清廷陳述南洋應辦邊務機宜。他指出，法人脫利古「始則欲以西貢為屯兵之所，繼則揚言進規廣東矣」。對此不能在談判中示弱。「我愈俯則彼愈抑，我愈退則彼愈進」，「法人得隴望蜀，滇、黔、廣西邊患愈迫。中國吁食方勤，未敢置之不理。臣任重南洋，兼管七省海口，尤屬義無可辭。」儘管左宗棠對李鴻章不願赴兩廣「多責備之詞」，他欲「反而求之」，即希望清廷能派自己去「督辦越南事宜」，但「朝命未臨」又使他不能實現這個願望。於是，左宗棠請求「由南洋出師，助滇越邊防」，計劃「於巡勘崇寶海防後，率新募各營回湘繼進，以赴戎機」。①然而，清廷並沒有同意左宗棠奔赴抗法前線的要求，以「滇粵邊界，均有重兵」為由，令左宗棠繼續留任兩江。

從左宗棠的上述言論來看，他是一反李鴻章之所為，甘願冒死命請纓前往抗法前線，「以赴戎機」。儘管未能如願，但其抗擊法國侵略的決心則是始終不渝的。尤其是他對劉永福領導黑旗軍抗法鬥爭的肯定，回擊了李鴻章把劉永福稱作「土寇伎倆」②的說法。他派王德榜攜軍火至雲南，並在廣東、湖南一帶募兵，確為增強抗法前線的軍事實力起到了積極作用。光緒九年秋冬之交，王德榜募軍十營，被左宗棠命名為「格靖定邊軍」。左宗棠調派提督陳廣順等富於作戰經驗的將領充實該軍，並解去餉銀十萬餘兩和軍火物資。隨後，左宗棠令王德榜率領該軍馳赴廣西。該軍在抗擊法國侵略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左宗棠是稱得上恪盡南洋大臣職守的。

光緒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883 年 12 月 11 日），法國侵略軍在孤拔的指揮下，向駐紮在越南山西的中國守軍發起進攻，正式挑起了中法戰爭。十六日，法軍攻佔山西。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84 年 3 月 12 日），法軍新任統帥米爾又率軍佔領北寧。

山西、北寧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清廷大為震驚。慈禧太后把責任全部推給與她有權力之爭的奕訴。經與奕策劃，於三月十二日（4 月 8 日）下令革除以奕為首的五名軍機大臣的職務。任命以禮親王世鐸為領班軍機大臣的新的軍機處成員，命令由慶親王奕主持總理衙門，並於次日宣布「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商辦」①，奕從此控制了軍機處。此為頗有影響的「甲申政局之變」。然而，清朝統治中樞的這次大規模的人事變動並沒有給中法戰爭帶來什麼轉機，新的軍機處對外實行的仍是妥協方針。因此，時人有「易中駟以駑產，代蘆服以柴胡」②之說。與奕訴關係甚密的李鴻章不但未受到這次政局之變的牽連，反而彈劾他有六可殺之罪的翰林院編修梁鼎芬卻被清廷加以「莠言亂政」的罪名被革了職。李鴻章攀附上奕，不久即有「在內醇親王主之，在外李鴻章主之」③的傳言。

接著，李鴻章於光緒十年三月（1884 年 4 月）在法國政府拋出的議和騙局引誘下，向清廷提出「隨機因應，早圖收束」的建議。清廷旋命他「竭誠籌辦，總期中法邦交從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④四月十六日（5 月11 日），李鴻章與法國代表福祿諾在天津簽訂了《中法簡明條約》。該約的主要內容有：中國承認法國有權保護越南；將駐越清軍調回邊境；法商可以從越南向中國自由運銷貨物。這顯然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左宗棠於光緒九年七月上奏請求督師「以赴戎機」的願望未能實現後，十月因目疾加劇懇請開缺回籍調治，清廷准假兩個月。而他鑒於兩江海防仍需他「力疾料理」，便帶病在「賞假以後于海防、水利、鹽務各要件」繼續加緊布署。左宗棠本想通過「延醫多方調治，期得早日痊可，屆時即行奏明銷假，以副余年圖報之忱。無如年老氣血衰憊，病根已深，未見速效。見在所最苦者，右目因流汁過多，受傷益甚，檢校文書萬分吃力，稍一擱置，隔日即成堆垛，勉強判閱，下筆不能成字」，不得已於光緒十年正月再次請求准假，以免「貽誤要公」。①清廷勉如所請，又賞假四個月。左宗棠奏薦安徽巡撫裕祿、漕運總督楊昌浚、前兩廣總督曾國荃自代。清廷決定由曾國荃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同時，清廷以「左宗棠勞勤懋著，朝廷倚任方殷，當此時局艱難，尤賴二三勛舊 之臣竭誠幹濟」為由，希望左宗棠「早日就痊，出膺重寄」。三月十三日（4 月 8 日），左宗棠向「兼程蒞任」抵達南京的曾國荃交卸兩江總督篆務。

左宗棠雖自正月十八日起因目疾加重續行休假四個月，但他並沒有安心回籍休養，而是仍留在南京布署江海防務並關注著前線戰局的變化。特別是在「頻閱越南電報文牘」，得知「北寧失守，興化相繼淪陷」，法國提督又「帶兵船八號分駛福建、江南、天津，橫行無忌」①的情況後，遂於四月初二日上奏請求提前銷假。四月初九日（5 月 3 日），清廷下令召左宗棠這位「素著公忠，不辭勞瘁」的老臣進京「陛見」。

左宗棠對滇、粵邊防的局勢作了進一步的了解之後，於四月十七日上奏指出：「法人既攻北寧、興化，兵端已開，滇、粵藩籬盡撤，邊防之不可不急謀增黽也明矣。滇、粵潰敗各營，不足復用，所恃者僅王德榜楚軍八營，而分扼鎮南關、諒山兩處，要區兵分力單，能守而不能進，坐失事機。自應增調一軍為後勁之師，俾王德榜得一意馳驅，免虞後患。庶足綏藩服而伸天討，收已失之人心，戢異族之凶焰。」因此，他建議由前任浙江提督黃少春在湖南「挑選弁兵五營，馳赴廣西鎮南關外，為王德榜策應之師。並飭預選臣舊部之散處本籍者，編為數營，名之臣軍，營務處營率之同征，以厚其勢。如蒙俞旨允行，是黃少春此行，於王德榜為後勁，於臣為前驅，似與時局較為有益。」②左宗棠仍抱有率軍前往滇、粵抗法前線的願望。

左宗棠呈遞擬令黃少春募兵策應滇、粵邊防的奏摺這一天，正與李鴻章在天津簽訂《中法簡明條約》同日。這兩個同被清廷所倚注的「中興名臣」，一個在積極請戰，另一個卻在妥協求和，孰高孰低，自不待言！

也緣於李鴻章的妥協求和得到清廷認可的因素，本來在對待法國侵略的態度上已搖擺不定的清政府此刻更加動搖，所以未採納左宗棠的主張，並阻止由黃少春募兵增援滇、粵邊境。

四月二十一日（5 月 15 日），左宗棠離開南京趨往北京。行途之中，他細心研讀了李鴻章與福祿諾在天津議訂的《簡明條約》五條，並於「途間細思中、法議和，上關國家大計，有不能無疑者，應即條陳所見，聊效一得之愚」。於是，他寫下了《時務說帖》。在這篇說帖中，左宗棠不僅回顧了他總督兩江，「時逾兩載，所創舉者，增制船炮、興辦水利、增復鹽引為三大宗」的治績，而且反覆闡述了對付法國侵略「非決計議戰不可」、「議和之應從緩」的鮮明見解，進一步表示了他願「親往視師」，誓與法國侵略者血戰到底的英勇氣概。他說：

「宗棠今春有增灶之請，意在令黃少春糾集舊部，添造水師船隻，會同王德榜札飭劉永福挑選熟習海戰弁丁，為其管帶駕駛，冀收桑榆之效。償蒙俞允，宗棠親往視師。竊自揣衰庸無似，然督師有年，舊部健將尚多，可當醜虜。揆時度勢，尚有可為，冀收安南仍列藩封而後己。不效則請重治其罪，以謝天下。此一勞永逸之策也。」

左宗棠希望能通過這篇說帖打動清廷，贏得支持，以根本扭轉中法戰爭的不利局面。他正是懷抱著這樣的心境奔向京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