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 | Hello，朴樹先生

06-20

「商業里最文藝，文藝里最商業。每周一、四更新

對於每個人而言，真正的職責只有一個：找到自我。然後在心中堅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它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對大眾理想的懦弱回歸，是隨波逐流，是對內心的恐懼。

——赫爾曼·黑塞《德米安》

一、朴樹先生的來信

3月13號是個晴朗的禮拜一，這天早上九點半，我收到了一封來自朴樹先生的郵件。

他在郵件開頭解釋說，頭天晚上看了我朋友圈轉發的一篇文章，很喜歡，於是就上了那個公眾號，沒曾想，竟然找到一篇寫他的文章，「全是各種擠兌」。他試著給這篇文章留言，但是沒留上。於是，他把這篇文章和他想說的話都寫在郵件里，發給了我。

「沒準採訪能用上。」他寫道。

這篇文章並不長，不過幾百字，不到一分鐘就能讀完。說真的，它並不刻薄，在我看來，也不算「全是各種擠兌」。作者雖然「不喜歡他，看見他就煩」，但又表示「他也不容易」。文章評價了他去年底發布的新歌《達尼亞》，似乎既不那麼喜歡，也不那麼討厭。

不過，有點刺眼的是這麼一句話——「畢竟趣味和能力就那樣了。」

這句話像平靜海面上高高凸起的一塊尖利礁石，划到了朴樹的皮膚。他被刺痛了。這句話直戳他過去14年來心頭懸吊的最大的恐懼——這個叫做朴樹的人，他江郎才盡了嗎？

夜深了，但他難以入睡，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就是朴樹。這些年來，我很努力，起碼某些方面。才盡沒盡我不知道，至少我還願意不計代價做這件事。尊重所有觀點。接受一小部分。不想爭論，只想說一句，居高臨下並不是一種高級的態度。那隻能看到某一部分。膚淺得很。」

這封郵件來得突然。此時，我認識朴樹才剛剛一個月，見過兩次面，前後聊過六七個鐘頭。他是歌手，我是記者，我們並非相知已久的老友，但他還是寫了這封郵件，流露的是他的真誠、脆弱、孤獨和不服。

這時候，距離他的12場巡迴演唱會還有整整一個半月。這是一次已經一再延期的演出，而且按照原計劃，他需要在4月30號演出開始之前做完新唱片，並且在演出中演唱一共7首新歌。出道21年，這是他的第3張專輯。距離上一張《生如夏花》，已經14年過去了。

14年之後，令槍高懸，選手卻仍在黑暗中徘徊。半個月前，他終於完成了所有音樂部分的錄製，但歌詞遲遲寫不出來，所有錄唱、後期縮混和封面設計都無法啟動。他活活像個死囚，縮在希望的牢籠里，在焦慮中迎接子彈的到來。他壓力巨大，一籌莫展，心煩意亂，一點也沒辦法保持專註，甚至在如此攸關的時刻還花時間回味負面評價給他帶來的痛苦。

也許是過去14年的時光流逝讓他心有餘悸。從30歲到44歲，中間看似一片空白，無所作為，但暗涌、混亂和成長是不足為外人道的。他從一個特別黑暗的地方回來，甚至想過死亡和出家，因此，他需要一再地重新鼓起勇氣。

頭天晚上，他出門散步，一邊走，一邊胡思亂想。他是一個習慣沉溺在亂麻一樣的思緒里等待靈感出現的人。有那麼一刻，他突然想到了《心經》里的句子：「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他好像感到舒服了一點。

後來，他在微信里給我留言說：「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是痛的。想起禪宗各種公案，禪師們了悟見性前，都崩潰到極限，所以就這樣吧。自覺。要做自己，再篤定些。」

就這樣，他又度過了一個夜晚。14年里，有5000多個夜晚，其中絕大多數都不比這一個更輕鬆。

天終於亮了。這個早晨，北京陽光明媚，剛剛度過了周末和嚴冬的人們正忙著趕路上班。這時候，窩在順義郊區某個別墅房間里的朴樹先生，他抽著煙，發著愁，悶悶不樂。他不會想到，5個禮拜之後，這7首新歌竟然真的全部寫完又錄完了。

他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夠做到。

《清白之年》。

《空帆船》。

《狗屁青春》。

《the fear in my heart》。

《never knows tomorrow》。

《forever young》（1999年《new boy》的舞曲版）。

另外，還有一首目前仍然處於保密狀態。

這就是說，演唱會即將順利開幕。加上之前發布過的《平凡之路》、《在木星》、《好好地》和《達尼亞》，一共11首歌，折磨他3年之久的新專輯也完工在望。

或者說，他中斷了14年之久的音樂生涯，終於出現了重生的一絲曙光。

久別重逢，快了。

我所認識的朴樹先生，他確實像一棵樹，孤獨，執拗，格格不入。他的天性確實是脆弱敏感的，甚至對於自己所經歷的痛苦會表現出某種病態的、誇張的依賴。下意識里，他可能期待這種痛感的刺激，能夠催生下一次創作靈感的到來。不過，他畢竟也是一個44歲的中年人了，還有些時刻，他會從痛苦的游泳池裡爬出來，把身上的水抖干，恢復理性。就在不久之前，我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聊到新專輯和復出，他說過這樣的話——

「我不知道現在這條彎路有多彎，但即使我走再遠的彎路，人還是會回來的。我覺得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他還是會回歸他命中注定的那條路。我就是這麼堅信的，毫無道理。」

他的道路，毫無疑問，是音樂。他恨過音樂，他害怕音樂帶來的折磨，他失去所有自信，他想要逃到酒吧、球場和青海的深山裡去，他以為佛教、靈修和中醫就能幫助他解決所有問題——但最終，他得回來。

2017年4月30日，這不是朴樹的機會，這是朴樹的命運。這是一個擁有天賦者的精神危機和通向自身的旅途。

二、離開狐獴島

我和朴樹是在印度認識的。2017年春節剛過完，他飛到印度去拍MINI COUNTRYMAN的新車廣告，我也在。

「你喜歡印度嗎？」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他主動走過來打招呼。他看起來心情很好，也希望身邊的陌生人心情是好的。不過，看得出來，這不是他平時習慣和擅長做的事情。因為無論我回答的是什麼，我們都很快就笨拙地聊不下去了。他只好摸著鼻子出門抽煙。

我知道，他喜歡印度。前兩天，他帶著收音器材去了新德里的貧民窟。他和小男孩一起踢球，給老人聽他的新歌，還差點動了念頭想要收養一個可愛的小女孩。這裡的人，無論在婚禮和葬禮上都會大聲歌唱，扭動自己的身體。

確實，印度是個非常奇妙的地方。只有身臨其境，我才明白為什麼李安的少年派只能是印度人。

早晨六點多鐘，我們在恆河邊看完日出和印度教徒的早祭，沿著石頭台階往城裡走。在售賣布匹和修理摩托車的小店鋪中間，藏著一兩座佛寺。再走上一百多米，拐角處還有一間簡陋的基督教堂。到了晚上，太陽下山，站在露台上吹風，能夠聞到咖喱和辣椒的刺鼻味道，能夠看見碩大的飛鳥掠過，還能聽到隔壁清真寺傳來悠揚的晚禱聲。

少年派在印度這片土地上長大，他在這裡能夠拜伏到幾乎所有宗教。但最終，當他在大海上孤獨漂流的時候，並沒有任何一個神靈對他施以援手，他只能靠自己重回彼岸。

對朴樹來說，印度足夠豐富。臨行前，他新認識的道家老師對他說，你現在過得太乾淨了，最好多去熱鬧點兒的地方。於是，他放棄冰島，挑了印度。

但直到臨行前一刻，他還在糾結和懊惱。他的新專輯在經歷了曠日持久的拖延之後，已經接近最後一個deadline了。音樂沒錄完，歌詞沒寫完，錄唱要幾個聲部不知道，縮混後期和美術設計就更沒著落了……

他愁眉苦臉，沖著經紀人發脾氣，說，只給兩天，去北戴河拍得了。

又過了一會兒，在跟拍攝團隊開會的時候，他又禁不住好話和笑臉，希望讓所有人都高興，一個不小心，就鬆了口。

剛答應下來，晚上回家一想到唱片的事兒，他又後悔了，於是到處查機票信息，巴不得早去早回。

最後，剛到印度沒兩天，他狀態一好，又把唱片拋到腦後。「反正……我不管，那是兩個月之後的事了。」

有時候，經紀人會偷偷管朴樹叫「軸逼」。他就是這樣一個愛鑽牛角尖又反覆無常的人。他的天性想要照著自己的意思來，他的教養又希望讓別人舒服，二者一旦發生衝突，他就特別容易走極端。這種「極端」，放在北京話里就叫做「軸」、「擰巴」。

這種勁兒放在生活上，顯得他不是一個那麼好相處的人。天蠍座，上升處女。從迷信的星座學角度猜測，這基本上是一種絕症，意味著追求極致的控制狂，較真、偏執、愛鑽牛角尖、一次只能做一件事。

比如說，經紀人只要問他一句「明天演出穿什麼衣服」，他能想一整個晚上，恨不得失眠；只要去外地演出，他必定提前上網查酒店，看看評價好不好；化妝師早上敲門給他化妝，去早了不給開門，去晚了他會說，你遲到了3分鐘；他和樂隊一起排練，向來是誰遲到一分鐘，罰款100塊紅包。他從來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錢，但坐個三蹦子也要還5塊錢的價。當然了，他絕不是在乎錢的人——這麼多年，借給半生不熟的人又收不回來的錢都有好幾百萬了——但他就是愛較這個勁。

這種勁兒放在創作上，可能就會變成一種完美主義拖延症。2014年錄《平凡之路》的時候，當天晚上九點鐘進棚，早上六點要交歌，後面還有100多人的宣傳團隊在等著，錄音師也扛不住了，但朴樹就能因為一軌鍵盤的音色不夠滿意，糾結到最後一刻還不肯走。經紀人一看不行，趕緊拔了U盤。

4月8號這天，朴樹好不容易弄完了所有的詞曲，就等錄唱了。他第一時間電話打過去，要求經紀人立刻幫他定錄音棚、找錄音師、找8個童聲合唱、再找兩三個和音歌手。經紀人懵了，手忙腳亂一通安排，好不容易和十幾個人確定了三天後晚上九點鐘進棚。結果，朴樹說不行，他那天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必須改天。

經紀人瘋了：「還好他是藝術家，要換一般人，早挨揍了。」

以創作為職業的人，都有點自我中心。這聽起來或許傲慢，但無論你喜不喜歡，卻是不爭的事實。創造猶如平地起高樓，需要全神貫注。這種專註如鬼神附身，無法顧及與他人的協調。

不過，自命為藝術家，將自我意識擺在前面，也有可能妨礙正常的社會生活。

在朴樹以24小時為單位流淌的日常生活里，何止沒有正常的社會生活——他根本就不出門，晚上八點半之後也不見人，他甚至連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沒有。為了追求自己的事業，或者保證丈夫的創作空間，他的妻子吳曉敏大部分時間都在上海生活。有的文章說，她曾經做過一個噩夢，大致意思是，老公在家裡弄了一個大大的工作室，但是只留下一個小小的門，並且直截了當地告訴她：這裡沒有你的位置。

從很早的時候起，朴樹就開始遭遇這一類的困惑——一個藝術家到底應該怎樣去生活？是讓自己爽更重要，還是讓別人舒服更重要？是自由更重要，還是愛和憐憫更重要？是堅持自己的標準更重要，還是顯得隨和可親、不給別人添麻煩更重要？

說到底，怎樣在超我和本我之間安放一個穩定又平衡的自我？很多藝術家處理不好這件事，要麼早早喪失了創造力，陷入平庸，要麼加速奔赴死亡和毀滅。

朴樹聞得到這種危險的味道。

1999年，他出第一張專輯的時候，不愛接受採訪，戴著墨鏡、帽子和耳機，往人群里一坐，手放在膝蓋中間，身邊的藝人談笑風生，他就這麼面無表情旁若無人地待著。

很多年以後，朴樹在網上看到一段視頻，是當年的某個樂壇頒獎禮。當時，毛寧還是歌壇大哥，領完獎下台，過去和朴樹握手，結果他愣是沒怎麼搭理人家。這一段把他自己都看樂了。「我的反應怎麼那樣啊。小時候真是去你媽的，我就把自己關起來。」

2003年，他出第二張專輯的時候，又突然變得特別配合採訪。他不厭其煩又沒完沒了地回答重複的問題，就連記者們都覺得「過了」。當年，在《北京青年報》的一個採訪里，他提到自己的變化，連珠炮一樣說了這麼些他自己也許半知半解的詞：寬容、尊重、捨棄、配合、行業規律、自我約束……那是一次多達全國52個城市的巡迴宣傳旅行，在旅行結束之後不久，他就崩潰了。

導火線是2007年的真人秀《名聲大震》。那是一次長達3個多月「完全失控」的演出。其他藝人都是節目組安排曲目，朴樹不行，他自己想歌就得想個三四天。到了現場，其他人直接就錄了，朴樹不行，他覺得鼓的聲音得大點兒，鍵盤的聲音得小點兒，這裡要多一個DJ，那裡要加一個調音師……反反覆復，他發燒了兩個多禮拜，打著封閉針錄完最後一期節目，心跳只剩下一分鐘四十幾下。

這還只是生理上的崩潰，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迷失。2008年，他的發小、麥田守望者樂隊的吉他手劉恩從美國回來探親，去他家聊天。朴樹告訴他，每天睜開眼睛都不想起床。

「又沒人找我，我又不缺錢，起床也不知道幹什麼。」

這次見面讓劉恩很久都緩不過來。他和朴樹都是北大家屬院長大的孩子，小時候一起玩彈弓，長大了一起玩樂隊。在他的印象里，朴樹雖然有點怪，不愛說話，但是個特別有主意的人。他特別記得一個畫面，高中的時候，朴樹有一次來他家樓下喊他，兩條腿支著自行車，遠遠地就說：「哥們這輩子就交給重金屬了。」

這麼一個人，這麼年輕就頹了。

幾天之後，劉恩緩過勁兒來了。那天晚上，他去參加了一個音樂圈老人兒的酒局，一個大長桌子，二三十號人，來的人不是老了，就是頹了，還有個哥們，胳膊伸出來豁著老長一個大口子。總之，每個人都恨不能把自己往死里喝。

這一年，劉恩三十齣頭，拿到技術學位，在美國東海岸定居多年。他已經不理解北京的這個世界了。他不明白，這些老朋友們到底都經歷了什麼。

大概十年前，大家不是這樣的。那時候，他們都在上大學，晚上沒事就去北大南門的潛水艇酒吧演出，演出完了，也是這麼一個大長桌子，大家一起喝酒吃飯。當時，張亞東就穿著軍大衣坐在那，老狼喜歡侃大山……「朴樹就坐著，不說話，但你能感到他也是開心的。」

劉恩很快結束了震驚的假期，回到美國繼續他的投行生涯。朴樹則在東三環邊租了房子，過起了隱居生活。那幾年，他不做音樂，也不見做音樂的人；除了買煙和遛狗，他基本不下樓；從2009年中到2011年上半年，他沒演出過一次；經紀人不得已改了行，賣二手車，但他每半個月會來看朴樹一次。朴樹每次也不看他，也不搭理他，把他當空氣。

「要跟他說話，得用猜的——還得猜對了才行。猜不對，他也不說話。」

謝天謝地，現在和他說話已經不用猜了。

離開印度的這天早上，我和朴樹在他的酒店房間里聊天。他頭天晚上失眠了，覺得冷，一邊說話，一邊把衛衣往身上套。因為愉快的旅行，他暫時忘記了創作上的煩惱。儘管如此，只要回憶起那一段「斷片」式的生活，他整個人還是變得很沉重。

總而言之，既然不想死，就得找活路。朴樹初中的時候就有青春期抑鬱症病史，但他並不信任心理醫生，也沒再吃藥。他下意識地逃避著自己的精神危機，只是簡單地把熱情的喪失歸結為一種生理現象。

他打算從身體入手，「做了一堆傻事」。

他先是找了一個推拿師傅，每天按摩，用最大的勁兒做，希望趕緊好起來好出去玩。第一次做是8月份，夏天，結果做完之後渾身發冷，他是開著車裡的暖風回家的。師傅說，從來沒見過任何人的身體比他還硬的。那之前，他平均每周要踢5場球。半年之後，他一場球都踢不動了。

他又找了一個針灸師傅。新師傅說，推拿是泄氣的，不能再做了。於是，他又改做針灸。半年之後，身體不見好，更虛了。

有一次，朴樹遇到王菲和趙薇，她們正在和一位藏傳佛教的上師聊天，讓朴樹也來提問。

「我當時很困擾，說，我覺得人要解脫，先得作惡，把你心目中的惡都要作掉，你才能是一個百分之百動力的全人。說完以後，大家哄堂大笑，你不就是想耍個流氓嗎？可我就是這麼想的。老師回答說，人生苦短，你惡還沒有作完就掛了。」

其實，朴樹在2005年的時候已經皈依了藏傳佛教，教名叫做「丹增旺加」。不過，他雖然是個佛教徒，但在這之後的好幾年裡，一直沒有真正理解自己的信仰。「丹增旺加」這個藏語名字，有「自在且自律」的意思，但當時他並沒有意識到個中含義，還嫌這個名字太難聽了。

遊魂似的生活，一直過到2009年。這一年，朴樹36歲，本命年。這一年，他過去賺的錢基本快花光了，開始感到慌張。他隱約感到，自己可能需要做一個重大的決定——到底要做一個怎樣的人？是像過去這幾年一樣，影子似的模糊飄忽，還是要咬緊牙關，有所堅持？

這一年春節，他和妻子去了一趟西部，見了一位在四川和青海交界的深山裡閉關修行的老上師。這位上師已經多年不見生人，也從不下山，但是對朴樹一見如故。從此以後，他管這位老人叫做「阿爸」。

對於這次見面的神奇之處，朴樹沒有多說，我也知之甚少。這其中理應有神秘的因緣。至少，它開啟了朴樹另外一段生涯的大門。從西部回到北京，朴樹開始練習打坐。一開始，他只要打坐就渾身疼得發抖，但是慢慢地，他習慣了，在家裡看看書，抄抄經，打打坐，也不怎麼想再出門了。他在這種半修行的生活里越待越久，和人群越來越遠。

一直到現在，朴樹仍然繼續著這種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他正常的一天基本上是這樣度過的：早上四五點起床，不開燈，在客廳里靜坐。到了六七點鐘，開始給經紀人打電話安排各種事兒。接著，他會用一上午的時間上網看新聞。到了中午，吃完午飯要睡上一個小時，睡不睡得著都得睡。下午的時間，他會用來工作，寫歌、練琴、排練或者讀書。晚飯他吃得更簡單，只有一點蔬菜和米糊。飯後他會出門遛狗，或者快走十公里。回來之後，天色已經不早了，再看看書，寫寫日記，十點出頭，他就該上床睡覺了。

如此嚴格的生活習慣，大概七八年來，朴樹雷打不動。他用這種方式調養自己的身體，管理自己的慾望，強健自己的意志力。所謂「丹增旺加」，自在和自律，至少，自律這一點他是做到了。

但他並不真的感到自在。

一開始，這種清心寡欲的自律生活讓朴樹感到安全，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和歸屬感。他甚至覺得，除了修行，一切其他事情都是浪費時間，只要再做一張唱片，賺一點錢，就找個誰也找不到的地方貓起來專門修行。他甚至真的動過出家的念頭。

有一次，幾個也皈依了佛教的朋友來找他聊天。他們以前也是文藝圈中人，但在接觸宗教之後，開始懷疑文藝的價值，認為音樂就是把人的情緒放大了，這和宗教的訴求是背道而馳的，算一種「造業」。

「我當時就急了，晚上帶著他去後海。那是冬天，後海特安靜，我給他放莫扎特，我說你聽聽，這是造業嗎？」

在宗教中，朴樹得到了內心的平靜，但他開始有了一個新的困惑——雖然足夠平靜，但是沒有熱情了。對生活的熱情，對音樂的熱情，全都沒有了。

他帶著這個困惑去向阿爸求教。他在心裡猜想，阿爸一定會告訴他，只要你關注眾生的話，你永遠都會有熱情的。沒想到，阿爸只對他說了一句話：這就對了。

「這不對。」朴樹坐在對面的沙發上，他看著我，眼神像孩子一樣，「我隱隱覺得這樣是不對的。我觀察自己，我發現自己越來越挑剔，越來越自私，目的性越來越強。我那個壞東西沒有被我修走，只不過從這兒修到了那兒，埋得更深了。你以為它不在了，其實它在。」

這天早上，朴樹還是起了個大早。他下樓到酒店的餐廳吃早飯，遇到一群泰國來的和尚。他發現，每一個和尚都在吃肉，眼神戒備，其中那位老師父坐在最中間，每一樣食物都有弟子在伺候著。

朴樹心裡彆扭，沒待多久就回房間了。皈依12年之後，他仍然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但是他開始用一種更加審慎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信仰。和當初的溺水者心態相比，現在他更願意把宗教看作一個人和他自己、和神的對話。這種關係應該是讓人自由的，而不是束縛人的。

「佛法束縛了我好多年。」他說，「如果佛教徒不能夠心口相應，那麼也不會得到解脫。騙別人容易，騙自己越來越做不到。我不能麻痹自己，我還是願意自討苦吃。」

他像少年派一樣，一度以為到了那座佛形的狐獴島，就是上了岸了。但不是的，派和朴樹都要帶著自己的老虎繼續前進。

三、心中的老虎還在

「你心中的那隻老虎還在嗎？」我問。

「應該在。有時候我覺得我可以駕馭它，它在我的控制之內。有時候又覺得，根本不是這樣。我奄奄一息過，它也跟我一起奄奄一息過。」

在那部著名的電影里，那隻老虎幾乎就和《卧虎藏龍》里的青冥寶劍是一個意思。它是人的慾望的象徵，是危險的，有殺機，它帶來恐懼，卻也帶來無窮的戲劇張力，推動人和故事的展開。如果沒有老虎和寶劍，少年派早就死在大海上，玉嬌龍也早就嫁給了豬頭男人，成了魚眼珠子。

朴樹仍有慾望，他的故事並沒有結束。

2011年年初，朴樹把家搬到了北京郊外。這是一棟有綠草坪的紅房子，在這裡，他又能夠開始彈琴了，也試著開始寫新歌。過了幾個月，經紀人又來看他，他說：「這幾年也歇得差不多了，該工作一下了。」

一開始，經紀人建議他趕緊做一張新專輯出來。但是朴樹拒絕了。他的想法是，唱片時代已經過去了，未來是現場音樂的時代，再跟以前一樣唱卡拉OK就太沒勁了，必須做自己的樂隊。

「其實我到現在也不是很理解。」經紀人說，「你在台上唱，台下也聽不出來什麼差別，一樣都是唱完拿錢走人。可他不，他說，他喜歡有人在他身邊，這樣的音樂可以控制快慢，才是活的。」

復出的第一場演出在2012年3月。那是海南的一個現場音樂節，朴樹毫無現場樂隊經驗，根本都沒怎麼調音，帶著三個樂手就上台了，他使勁唱，樂手使勁彈。據說，當時現場觀眾聽著還行，但朴樹在自己的耳麥里聽著，覺得唱得一塌糊塗，砸鍋了。演出結束，他虎著臉，連幕都沒謝就走了。

掙錢不再像以前那麼容易了。當年，朴樹出第一張專輯的時候，出場費3-5萬。到了第二張專輯的時候，一下子漲到20-25萬，只比當時全國最高的孫楠低一點點。那時候，他全國到處跑，一年掙個一千多萬沒問題。有時候，還有開發商找他唱，唱一場直接給一套房子。

大概2004年的時候，朴樹就唱到了一套通州的房子。他花了一年的時間裝修，把屋子刷成黑色的，又裝上很多面鏡子。搬進去住了兩個月，害怕了，又扒掉重新裝修。最後，裝修來裝修去，怎麼都不滿意，乾脆賣掉了。

在朴樹復出的年代，房子這樣東西的價值感已經今非昔比。已經絕無可能再發生唱兩首歌就換一套北京房子的事情，更何況，他自己住的房子都還是租來的。2012年，他唱了6場。2013年，更少，就唱了5場。還好，2014年的《平凡之路》突然火了，否則，還真不知道後面會怎麼樣。

朴樹是個對大錢沒概念的人。他能隨隨便便借給初次見面的陌生人二三十萬，借條都不要一張。他也能幾乎免費把新歌《在木星》交給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做宣傳曲，得到一本侯導簽名的雜誌，視為珍藏。他推過我們都知道的一部著名的傻逼電影，做好的歌直接拿去用，500萬。他還推過我們都知道的著名的真人秀，那個價錢，夠他和他的團隊不吃不喝乾三年的。

但是，經紀人才是那個真正在算賬的人。他太清楚做樂隊要付出的代價了。因為朴樹要求高，不允許旗下的樂手串場，那麼為了保證樂手們的收入，他就要保證相當的演出場次。再除去差旅和雜項開支，這麼算下來，他一年至少需要做30場現場演出。這個工作量的意思就是說，一年一共52個周末，他基本上每兩周就要飛去外地演出一次。而這個收入，也不過將將夠他排練、買器材、錄製新專輯和拍攝MV的費用。

一旦把最初那兩年的難關挺過去之後，朴樹還是想做新唱片。這個項目，其實從2013年10月的北京演唱會之後，就開始啟動了。

那之前的十年，朴樹在所有的演出中唱的都是老歌。他一共就只有26首歌，連一場獨立的演唱會都撐不起來，還只能找其他歌手一起合作。他是驕傲的人，當然不能夠忍受自己靠十年前的資本繼續行走江湖。

但是，要創作新的歌曲談何容易。

實事求是地講，朴樹是一位沒有受過正規音樂教育的音樂人。他的創作靈感、對和聲框架的理解、對樂器色彩的判斷，沒有匠氣和套路，全部出自他的審美的本能。通俗一點說，就是靠「感覺」。這個「感覺」，在足夠年輕的時候，是他不可多得的天賦，但到了一定階段，卻成了他的難言之隱。

「在我小的時候，做第一張唱片，那時候我不是一個很好的音樂人，境界也挺低的，但是我還挺容易連接其他東西的。後來，我一度找不到那個東西了，要怎麼樣才能連接啊？我就不停地試。因為以前我過得很苦，那麼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以為我讓自己很苦就能連接到。過了一陣，我連接不到，就覺得好像也不對，我就做各種爛事，去試各種事。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連，什麼時候不能連，一直在找那個規律。」

真要命。他就像段譽一樣，伸著手指頭，指望那個時靈時不靈的六脈神劍快快顯靈。有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哈利波特，無所不能。有時候，他簡直懷疑自己就是個麻瓜，對音樂已經無能為力了。

「這就是朴樹的短板。」李輝，前京文唱片總經理，朴樹的老相識，他為朴樹的天才傾倒，毫不諱言地認為朴樹是中國僅有的兩個音樂天才之一。不過，他又比其他人更敢講出這位天才的有限性。

其實說穿了也沒什麼稀奇。這就好比專業運動員和踢野球的運動員的區別。朴樹顯然是後者，在他年輕的時候，足夠自由，足夠放縱，即便專業度不夠，但他站在他那個高高的、決不接地氣的唯美世界裡，嘔心瀝血，拿命在做音樂，出來的東西也尤其動人，獨一無二。一直到今天，若論《旅途》的深邃高級，或者《我愛你再見》的細膩優雅，在中國流行音樂史上都是無法複製的存在。

但是，隨著年齡和激情的消磨，這樣的藝術家如果沒有紮實的東西打底子，就會變得「很乾」。

我記得很多年前，陳升接受《城市畫報》的一個採訪，提到說，他最欣賞內地的兩個音樂人，一個是左小祖咒，一個就是朴樹。我還記得他說，朴樹的詞曲都非常唯美，但他尤其擔心一件事情：這個靠感覺來創作的天才，假使有一天感覺沒有了，又該靠什麼呢？只怕會陷入極大的痛苦和自我懷疑。

在印度的那次聊天，我把陳升的擔憂告訴他，他沒有講話。半個月之後，我們在北京又一次見面，他主動跟我提到了這個話題。

「我現在的想法和陳升恰恰相反。」他說，「我們從小就被家長和老師教育說，感受是不靠譜的，不要感受，我們要去思考。但這幾年，我接觸了奧修的理論，他尤其強調覺知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只有感覺才是真實的，知識分子的形而上反而應該是被擯棄的。他還說，藝術家是沒有創造力的，他所做的事情只是把自我剔除掉，讓自己成為連接宇宙的管道。」

「那你上一次連接到這個宇宙是什麼時候？」

「做音樂的時候，我經常能連接到。我有這個天賦，我知道，它還在。但是，當我抱著目的性去完成一首歌的時候，我就發現這個連接沒有了。這些年，我不停地打磨我自己，在能夠練習的部分日趨美妙和穩定，但是這個本能的和宇宙連接的信號，好像不太穩定。有時候，我會連接不到，但我覺得，我還是應該去找我自己的信號。」

想像這樣一個畫面，好像有點滑稽。眼前這個高大瘦削的男人，他有疲憊的神色和單純的眼睛，可他和自己較著勁，一心想把自己看做一台滋滋作響的發報機，去捕捉空氣中那一縷據說永不消逝的電波。

這當然是一個艱苦卓絕的過程。但好在，他的天賦仍能支撐他把這種感覺升華成音符，寫進他的新歌里。在他曾經最崩潰的時候，他一個音符都寫不出來。有朋友來看他，建議說，你為何不把這種痛苦寫進歌里呢？朴樹說，可是我不愛它，我要怎麼寫啊。

但是，幾年之後，他仍然找到了自己的連接。他有一首新歌，叫做《no fear in my heart》，唱法囂張又粗野，簡直就是寫給他心中那一隻老虎的情歌。

「你在躲避什麼，你在挽留什麼……我墜入無底深淵，輸掉一切……墜入黑暗中，墜入泥土中，海闊天空……只有奄奄一息過，那個真正的我，它才能夠誕生……there is no fear in my heart，god comes in my mind……」

好一個，當我心無恐懼，神靈便出現了。

說實話，這之前我一直在想，當一個人既沒有了年輕時候的憤怒，又還沒有得到真正的解脫，他要如何表達這種過渡階段的探索呢？這是一種不確定的中間狀態，也是很多藝術家在蛻變中會遇到的門檻。你很難抓到準星，表達得太重，會覺得自己的價值觀不對勁，有錯誤導向，不表達吧，又憋著難受，擰巴。

或者可以這麼說吧，20年前，年輕的朴樹曾經以自己清白一片的人生閱歷寫過一首名字極其滄桑的歌，叫做《活著》。那時候，他理解的活著，就是對隔壁老張「吃飽就行了」的鄙夷。他站在原地表達自己對生活的憤怒，卻不敢向生活邁開半步。

20年後，朴樹44歲了。他終於懂得了活著的滋味，卻一度再也寫不出一首能夠表達「活著」的歌曲。如今，他把自己從黑暗中歸來的心路寫進了《no fear in my heart》。也許，這就是他的44歲的《活著》——毫無疑問，它意味著痛苦的掙扎和自我的回歸。

在出發去印度之前，我在微信上搜索關於朴樹的文章。有趣的是，幾乎所有人都對於他的「天真做少年」表示羨慕和認同，因之視他為榜樣。竟無一人感到絲毫好奇，一個44歲的男人要「天真做少年」，這需要付出怎樣的代價。這個代價，可能是雖萬千人吾往矣的孤獨，可能是「一事能狂便少年」的勇氣，還可能是在反覆的自我懷疑中接受自我的拷問和淬鍊。

無論如何，相信我，朴樹固然還有他的天真和孩子氣，這是他天性的一部分，但他確實已經是個飽經滄桑的中年人了。當一個人經歷過精神的崩潰和自我的迷失，他不可能徹底完好如初，時光會在他身上雕刻下自己的痕迹。當他再回來的時候，他會看起來又老又小，但絕不再是以前的那個他而已。若你認為他還是少年，要麼是因為你不了解他，要麼是因為你在他身上投射著對自己青春的緬懷。

兩年前，朴樹在深圳參加一個頒獎禮。年近50的許巍擔任頒獎嘉賓，遞給42歲的朴樹一個滑板形狀的黃色獎牌。這個獎項的名字叫做「青春榜樣獎」。朴樹穿著格子襯衫和皮夾克，留著寸頭，拿著滑板，看起來有點尷尬。他說了這麼一段話——

「兩三年前，我參加一個活動，主持人問我什麼是青春，當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順嘴就說，對不起，我的青春期還沒有結束，我沒法回答你。但是到了今天，我的青春已經過完了，我還是沒法回答這個問題……哪兒跟哪兒啊這是……我想起幾年前寫過一首歌，名字叫《狗屁青春》。我已經不年輕了，我不知道我的心智有沒有變得成熟，但是我已經是個大叔了，不是很適合來領這個獎，但我還是感謝你們。」

我聽過《狗屁青春》這首歌的demo。雖然歌詞講的是什麼，我已經記不清了，但是中間有一段號聲響起來，臟髒的，你就知道，這已經是要去送死了，他正在和自己的青春告別。

在印度的時候，從貧民窟出來，朴樹和他的朋友、LENS雜誌主編法滿發生了一次類似爭執的討論。他們在貧民窟遇到一個小男孩，熱愛踢球和音樂，有陽光燦爛的笑容和明亮的眼睛。於是，他們在猜想，如果男孩未來能夠走出貧民窟，他還能不能夠保持這種純粹的笑容和眼神。

法滿認為，很難。

朴樹認為，為什麼不能。

「這張唱片說的就是我喪失了，我迷失了，然後我會找回來，就好像無論我去哪兒，都能找到回家的路一樣。」

四、殺得死老虎，卻不知怎麼剝虎皮

前一陣子，朴樹睡不踏實，老做夢。要麼夢見自己在天上飛，要麼夢見自己在水裡游，可水裡都是河馬拉的屎。

旋律全都寫出來了，可他還是焦慮得要命。

他殺得死老虎，卻不知道要怎麼剝掉老虎的皮。

首先，他對於歌詞力不從心。

多年來，在諸多採訪中，他都直截了當地表達過這個意思：我討厭寫歌詞。原因也很簡單——中文發音強調咬字，顆粒度強，很容易影響歌曲的音樂性；在盡量不影響音樂性的前提下，還要兼顧表達的優美和準確，那就更難了。

朴樹是常年保持閱讀和寫作習慣的人。他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木心和魯迅。但是，寫歌詞這件事還是一再帶給他困擾和誤解。

兩年多前，韓寒來找他，兩人一起為《平凡之路》填了詞，這首歌也成為他復出之後的第一炮。不久之後，一位快20年沒見面的朋友約他聊天，張口就質問他，你怎麼就覺得「平凡是唯一的答案」了？

朴樹有點委屈，又哭笑不得。

「這首歌我最喜歡的有兩句。一句是冥冥中這就是我要走的路，這是我想要表達的東西。還有一句是易碎的、驕傲著，這是我的真實的狀態。至於平凡是唯一的答案，這句就是為了押韻，不要看字面意思。」

「再說，我理解的平凡也不是老婆孩子熱炕頭的那種平凡。當我寫這兩個字的時候，正好在看《佛陀傳》，我心裡想到的是佛陀。你說佛陀平凡不平凡？太平凡了，可他那麼偉大。」

話是這麼說，可中國人對於音樂的欣賞習慣還是經常偏離旋律本身，而帶有文人色彩。有一次，我和朋友在一家茶餐廳吃飯，背景音樂先後放了《平凡之路》和《越飛越高》。朋友就開玩笑說，你看，朴樹真是個雞賊的人，他一天到晚自命不凡，卻寫歌勸別人走平凡之路，結果就丫自己一個人越飛越高。

年輕的時候，朴樹寫過一些詩歌和小說。在他早年的作品裡，也確實注重歌詞的唯美表達。不過，隨著年紀的增長，他越來越強調歌曲的音樂性了。他甚至承認說，對於鮑勃迪倫拿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件事，他完全沒感覺，因為他從來只聽旋律和節奏，不聽歌詞，根本不知道鮑勃迪倫唱的是啥。

歌詞其實還好說，事到臨頭，只要死磕，總能憋得出來，畢竟是自己天天都在使用的母語。

另外一件事情，可就太難了。它困擾了朴樹整整6年，幾乎從他決定回歸的時候就開始了。

那天下午，我在朴樹的錄音室里見到老董。他留著鬍子，身材壯實，是朴樹的貝斯手兼錄音師。從這張新專輯開始籌備的時候起，他就和朴樹一起合作。在錄製後期，他們幾乎天天見面。一度，朴樹的微信只有6個好友，老董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聽覺非常敏銳。有時候，錄音室里有十幾個人，他一下子就能聽出來哪個聲音有什麼不對頭。像我的耳朵能聽出來是正常的，我是學過這個，經過專業訓練的。但他就是審美很夠，知道什麼是好聲音，什麼是不好的聲音。不過，他有一個短板，就是，那個聲音在他的腦海里，但他形容不出來。」

這不只是語言表達能力不足的問題，還是一個經驗和技法的問題。19年前，張亞東幫朴樹做《我去2000年》，他對於編曲和製作一無所知，完全是仰望張亞東。14年前，張亞東幫他做《生如夏花》，他已經能夠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張切磋。現在，當他籌備自己的第三張唱片的時候，環顧國內，除了張亞東還是不做第二人想。

「中國音樂從唱片市場轉音樂節市場之後，幕後人才已經斷層了。」李宏傑是張北音樂節和MTA天漠音樂節的創始人，和朴樹有過多次合作，「別說好的製作人了，經紀人和企劃也少，要等這個生態補充上來，至少得十年。」

從2007年到2017年，在朴樹淡出的這十年里，中國的音樂行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實體唱片幾乎沒有了；新人要出頭不是靠做新歌打榜，而是上電視秀；如果歌手自己沒有創作能力，也沒處買得到新歌，只能不停翻唱20年前的港台老歌。

這是一個荒誕的事實。有人說，朴樹從《平凡之路》到《達尼亞》，和十年前相比也沒什麼進步。但這首先是因為他十年前的起點極高，一出手就站在鶴立雞群的位置上。其次，就算他進步不大好了，比起時代音樂從審美到創造力上的大幅萎縮，他還是太出挑了。

已經很難再找到像朴樹這樣在做音樂的人了。不計時間，三四年死磕一張唱片。不計成本，連買器材、養樂隊、錄音算在一起，開銷不止3、400萬。如果再加上MV的成本，直接就奔千萬去了。難怪之前他參加真人秀的時候會直接講：「因為這一陣有點缺錢。」

他在音樂上不計代價，但他自己卻過著極其樸素的生活。他住的是租來的房子，這大家都已經知道了。有一次，狗仔在三環上拍到他開車，形容他「駕駛豪車出巡」。狗仔有所不知，這倆黑色的二手跑車已有十幾年車齡，如今修車的錢比車價還貴。

剛才說到，朴樹的內心已經歷滄桑。不過，他的另外一個部分卻越過越像個孩子。或者說，從來就是個孩子，沒有變過。這天下午，我去他家拜訪，他開門第一件事就是帶我去廚房，介紹他家的阿姨給我認識。

「這是曉宇，這是秀梅。」

我去過很多朋友家，也去過很多名人家，有人會說，這是我們家阿姨，有人會沖阿姨說，給倒杯水來。但朴樹是唯一一個不僅正式介紹，而且介紹阿姨名字的人。

這不過是他的教養和本能而已。更多的時候，他根本不琢磨這些瑣碎的生活細節。他會開著秀梅的助動車去咖啡館開會，會穿著領口耷拉出木耳紋的T恤去錄音，也根本不在乎出差是不是頭等艙，餐費會不會減半。只有在音樂上，他不能湊合，也絕對沒得商量。

作為一個音樂控，他致命的煩惱就是，找不到合適的製作人。

「朴樹的短板就是這個。」李輝說，「當他有大量的原創內容想呈現的時候。他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誰來幫我呈現這些東西。他腦子裡有非常多的色彩和審美，但是這些東西跟另外一個人溝通起來就特別頹，因為那個人完全沒有這樣的色彩和審美。而他自己又做不到，這就是問題。」

這裡有必要稍微解釋一下製作人的重要性。在一般外行看來，把歌寫出來，演奏出來，唱出來，錄下來，就齊活了。但事情要是這麼簡單就好了。

對於一首歌曲來說，最重要的是它講故事的方法。一個製作人在製作一首歌曲的時候，他首先需要一個非常清楚且有風格的講述模式。一首歌在三四分鐘里，是有很多情緒演變的，你的結構要清楚，起伏要適當，要通過非常巧妙和細膩的和聲來鋪墊，表達不同的色彩和情緒，讓人聽了之後跟著你的情緒走。這是非常難的框架。

其次，除了和聲，樂器也是有色彩的。一個吉他的聲音，會調出幾百種音色，就跟照相用濾鏡是一樣的道理。為什麼你會用這個濾鏡，這代表你的品味。別人用那個濾鏡，你覺得太欠了，但是他覺得好看，那就說明你倆審美不一致，沒得聊了。所以，製作人在樂器音色的使用上，要理解歌手，完全符合他的氣質，這也很難。

以朴樹的音樂審美和行業積累，他既然已經等了14年，就絕不會在最後一個關頭降格以求。他對於製作的水準一定要求極其嚴格，時長，速度，節奏，過渡，顆粒度，他都要求要有同等標準的人來合作，才能有效溝通。

當外界在談論朴樹嚴重的拖延症的時候，很容易就因此把他想像成一個懶惰和不負責任的人。但是，考慮到他需要用那麼多（自己並不會的）綜合性技術手段來把自己內心的色彩和聲音外化，這實在是太難了，也只能是慢。而且，他每次都會想，我要是交給別人就不會那麼累了，但他每次都會發現，其實根本交不出去。

過去三年，他做過諸多嘗試。

一開始，他還是找張亞東。

20年前，朴樹就把張亞東當做自己音樂上的老師，而且尤其佩服張的勤奮和毅力。那幾年，朴樹還在「鬼混」的時候，張亞東無論晚上多晚回家，雷打不動練琴三小時。後來，《平凡之路》也曾經找過張亞東做編曲，但是張覺得這首歌的和聲太簡單了，合作意願並不強。雖然合作不成，但朴樹說：「他的眼界和辨別力還是在的。」

等到《達尼亞》的時候，張亞東重新回來，和朴樹一起完成了這首新歌的編曲和後期。有一天，朴樹給張發過一個非常誠懇的微信。他幫張亞東定製了一隻可以恆溫恆濕保存樂器的箱子，並且表達了這麼一個意思——

「我和他都不是特殊的那一個人。沒有特殊的那一個人。這不是十年前的北京了，如果人不拼盡全力，他的天賦是會此消彼漲的。我覺得他特牛逼。在音樂上，眼界很少有人在我之上。但那麼多年了，他還是在我上面。我非常珍惜他，而且在我身邊有這麼一個參照物，歲數比我還大，他還能聽新的音樂。我覺得真好。」

有一陣子，朴樹認識了一個英國的錄音師。他跟朴樹建議說：「既然你已經把音樂做到這個地步了，就應該找一個錄音師背景的製作人，在聲音上提升你的音樂。你的旋律和編曲裡面有一個奇妙的化學作用，非常奇妙，這個東西是最容易在錄音的過程當中丟失掉的，但是這個東西是最應該保留下來的。」

朴樹深以為然，開始尋求外國製作人的幫助。

有朋友牽線了一個美國著名的製作人Manger Mouse。朴樹把自己的小樣寄了過去，半年之後，對方飛來北京，和朴樹一起待了整整一個禮拜。臨走的時候，他說，他這輩子做過那麼多唱片，但從來沒有一張是自己真正喜歡的。他邀請朴樹去紐約，想試試能一起走多遠。

他回美國一周之後，有一天晚上，朴樹做了個夢。醒來之後，他意識到，去美國錄音不會是個正確的選擇。他太知道自己心裡的那些聲音長什麼樣子了，他希望是粗魯又開闊的，而這個製作人的風格以黑暗陰冷著稱，並不合適。

2015年的時候，朴樹終於決定啟程去英國。他前後去了兩次，錄完了新專輯所有的音樂部分。這算得上是一次愉快的合作。這位製作人很紅，也很有耐心，在他有限的檔期里盡量幫助朴樹實現他要的聲音。但是，回國之後，朴樹發現，因為他對錄音一無所知，以及跨文化交流的障礙，這些聲音並不是他想要的，基本上，只有20%能用，剩下的80%都得自己重新一點一點改。

朴樹有點崩潰了。別說他，連他的翻譯也崩潰了。錄音的時候，朴樹會說，這裡要臟一點，那裡我要一個大海的聲音，翻譯就傻眼了。什麼叫做臟？什麼又是大海的聲音？中國人理解的大海是開闊優美的，可是英國人心目中的大海就是陰鬱的、冷酷的、終年包裹著你的心，透不過氣來。

沒辦法，一回國就趕上要先發布《好好地》。朴樹只好和老董商量著，一點一點調整音色。這首歌的過門使用了鼓聲，可是英國人的鼓體積感太重了，他們就一個一個去試。最後，朴樹發現，原來這件事情在自己家地下室里也能做個八九不離十。

「其實他就是不夠自信。」老董說，「他老覺得要找一個比他層次更高的人來幫他，可是老找不到這個人。他就會到處去問，這個你覺得怎麼樣，這個好不好。最後他發現，其實這個人就應該是他自己。」

「想起來真的好艱難，我太他媽堅韌了。」有一天中午，朴樹在微信里對我說，「3年多了，無數次想放棄。找不到合作的人，DEADLINE，歌詞，MV。還有一種焦慮是，眼看著自己就快要不再喜歡這些歌，很多情感和觀念都在變化，已經感到這張唱片在窒礙我的人生。幾次想放棄，但就是做不到。」

在英國的時候，製作人告訴朴樹：「我們做音樂是一切都往天上扔，能抓住哪個是哪個，你是扔飛鏢，而且每次都剁上，我合作那麼多藝人，你是唯一一個知道自己要去哪而且去了的。」

朴樹回答他說：「我是全世界最了解這些歌的人，你們一年做10張唱片，而我兩年來一直生活在這些歌里，我做過無數次實驗，失敗過無數次。」

因為太痛苦了——他好比是一個對鏡頭、燈光、場面調度一無所知的天才演員，這一次事到臨頭逼上梁山，不得不從頭學習如何做一個優秀的導演——他問過一個英國老炮，這樣對不對。結果，她說，我們70年代時就是這麼過來的，雖然看起來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但我們稱之為blood on the tracks。

Blood on the tracks。音軌上的血。

有時候，我會想要試著安慰他，說：「不要每天用鋼絲擼自己的神經。」但我也知道，此話一出，勢必淪為謊言。因為他就生活在這樣一個超越現實考慮的世界裡，如同獵人必須獨自面對曠野。他的孤獨，源自他比十年前、二十年前還要深刻的自我確信。

他的回復是這樣的：「無論形而上下，都看不見前面的路，只能看見自己如何一路走來。鼓足勇氣往下走，自討苦吃，不趨利避害，修行亦如此。佛和靈修，不是尋求安慰，是在尋找契合自己的解脫之路，能夠心口相應。」

「這他媽才來勁呢，用人生做一次實驗。」

4月6號晚上，他發了一張圖片給我看，是他窗台上的日曆。上面寫著：「假如有一天，我碰巧有了一種無憂無慮的生活，我知道我會懷念眼下這種飄搖不定的生活。」

五、等待破殼而出的那一刻

然而，他還是會有痛苦的時刻。

2月27號的時候，剛剛完成所有音樂部分的錄音，他對我說：「我發現，這張唱片做得怎麼樣，已經都無所謂了。我就覺得，我經歷了這些，做的這個過程對於我來說更重要。」

4月20號，剛剛完成所有錄唱，他又說：「沒覺得輕鬆，就覺得有點絕望。每做一張唱片，就像把自己逼上絕境。我知道我還會不停地面臨它，就是你說的藝術家的宿命，想往前走，又痛苦又艱難，但沒法不這麼做。接受了，我不是來這個世界享受的。」

這就是他的宿命——找到了，又沒有找到，永遠在不妥協的自我和痛苦的探索中間煎熬不休。

那麼，他可能的未來在哪裡呢？

發小說：「無論如何，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活著。別糾結，臉皮厚點，沉澱一點，腳踏實地，把自己的狀態維持住。如果有一天維持不住，徹底枯竭了，就換個地兒，到遠方去過另外一種生活。」

朋友說：「不用為他擔心。他的優勢還在，又不拒絕世俗，只要他這股勁兒還在，就一定還會有作品，可能還會有大的飛躍。如果他有一天放棄了，那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再也搞不定音樂這個東西了。當然，也有可能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並沒有實現自己最理想的境界，那他也有可能從別的創造性的事情里尋找到新的樂趣，比如說，做做木匠也挺好的。」

合作夥伴說：「他現在在音樂上已經有方向了，一定能夠走得更遠。我唯一擔心的是，他做完這張唱片，三五年之後，新的音樂方向是什麼？也許，他應該多出去走走、看看。」

經紀人說：「他只是需要扛過眼前的難關。我覺得他人到中年比年輕的時候更有氣質，他會越老越值錢。」

他自己說：「這是一個劇變的時代，我在完成一個東西。當我完成它，我會變成另一個人，那才是我。」

也許，他會跟《樹上的男爵》里的主人公柯希莫一樣，因為嚴酷的規範和父權而感到無所適從，在樹上生活了一輩子，然後又在65歲的時候因為攀上了一隻路過的熱氣球而消失得無影無蹤。

三年前，就跟朴樹開始做新唱片差不多的時間點吧，發小劉恩從美國回來了，在崇文門開了一家做全景聲的創業公司，起名叫做「時代拓靈」。這個名字有典故，是一首老歌的名字，《twirling in time》。時光流轉，他感嘆說，上一次聯繫上朴樹已經是去年8月了，能聊的東西已經不多了。

當年，他原本決定給自己的樂隊起名叫做「原子彈」，可也巧了，手邊正好有本小說，是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於是就誤打誤撞起了這個更文藝的名字。

「可是現在看來，真正的麥田守望者不是我們，是朴樹啊。」

「象，不許叫。」

下午的時候，朴樹隔著一張老式的玻璃餐桌，制止他的金毛犬沖我嚷嚷。小象委屈地站起來，耷拉著頭顱，跟著秀梅阿姨向小花園走去。它向左扭一扭，又向右扭一扭，肩背再往上一送，艱難地走。它老了，後腿已經沒什麼力氣，需要把每一個步伐分解成好幾個動作才能完成。

小象11歲了。朴樹每周會請獸醫來家裡為它看病，聽說，每個月要花一萬塊醫藥費。他心裡悄悄有個迷信的念頭，就是，小象千萬要撐過這一次的演唱會。

「它很像我。」他解釋說，「沒有安全感。」

「為什麼給它起名字叫小象？」有一天晚上，我在微信上問。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回復說，「高中的時候就喜歡這個名字。」

上一次聽說小象這個名字，是看到常玉的一幅油畫，叫做《孤獨的小象》。這是畫家短短一生中最後的一幅作品。一片深沉黃色的背景中，大大的天地，畫著小小一隻象。那一片深黃，說不好是麥田、森林還是沙漠。象是群居動物，照理說，一隻落單的小象是必死無疑的，但是，如果你把小象放大來看就會發現，它的嘴裡好像還叼著一隻小蛇或者稻草。總之，它好像不怕，它還在找吃的。

「我覺得它是快樂的。」朴樹看到了這幅畫，他說，「我還以為它在飛呢。」

常玉是我最喜歡的那一類藝術家。他有大師的堅韌、慈悲和那一點點必不可少的irony。後來，我去台北看常玉的畫展，叫做「相思巴黎」。展覽上雖然沒有這幅《孤獨的小象》，但是放了一個常玉的紀錄片。在他一輩子的藝術生涯里，他說過一句話，被製作者深深地打在漆黑的屏幕上。

他說——

「我這一生一無所有，我只是個畫家。」

我站在那裡，久久看著這句話，只能流淚，不能動。許多人的一生，他們擁有無數的東西，唯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麼。

「你真幸運啊。」朴樹走進來的時候，我說。

我又說：「至少你已經知道你這輩子是來幹嘛的。你想要逃，但是逃不掉。現在既然回來了，那眼下的難受，就是你的受活。受活的意思就是，活該受著。」

朴樹在下午四點鐘的稀薄陽光里站著。他原本對著牆上的某個地方在發獃，找不到跟我講話的理由。他就這麼安靜著，也不管我是否尷尬。我說完之後，他還是安靜著。但是突然，他扭頭，說：「曉宇，我不能陪你聊天了。我現在終於鼓起勇氣了，我要去工作一會兒。」

幾秒鐘之後，朴樹先生消失在這棟房子的某個角落裡。

這時候，北京郊外的天空藍得響亮，初春的太陽將落未落。他的窗戶外頭有一排紅磚頂的房子，更遠處是一排與之平行的光禿禿的白楊樹，一，二，三，四，從左到右，樹上有四隻鳥巢，加上他剛剛消失在內的這一隻，一共有五隻。

「嘎——」

突然有一隻不知道名字的大鳥，猛地從最左邊的巢穴里衝出來。它拍著翅膀，落下一片咖啡色的羽毛，很快就在半空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真是一個戲劇化的房間，鬼知道它的主人曾經在這裡經歷了什麼。一個多月以前，他在這裡招待幾位幫他做新專輯美術設計的朋友，放demo給他們聽。有人問，能解釋一下你這張專輯嗎？他想了好半天，憋出一句話——

「我的媽媽。」他說，「我希望她能夠活得長久。我希望她能夠看到，我正在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這時候，他親愛的媽媽已經80歲了，身體出了點問題，正在住院。他不太提這件事，但是每天都惦記著打電話。他個子高大，衣著時髦，又沒有一點贅肉，看起來還是一個年輕人的樣子，但有些東西是不會騙人的，他確實已經是個44歲的中年人了。他一邊不甘心，想要盡量觸碰更多的可能，一邊又正生活在某種喪失的預感中。這樣的生活，註定伴隨著不安。

到此刻為止，我認識朴樹先生有整整兩個月零20天了。在我試圖靠近他和理解他的過程中，我浪費了很多時間，說了很多無意義的話，作了很多無意義的揣度，但有一個問題，我牢牢記得。

那天下午，北京霧霾。在北三環邊的一間茶館裡，我曾經問他，此生最早有記憶的一個畫面是什麼。他想了又想，下定決心要把答案告訴給我。他說，那時候他大概一歲多，看到媽媽獨自一人坐在窗邊哭泣，而他小小年紀，感到這一切都是自己的錯。

他需要一個完美童年，他還需要一個完美母親。

誰都需要一個完美童年，誰都需要一個完美母親。

但是即便沒有，人還是要長大。什麼時候長大，都不晚。長不長得完美，也不重要。最終，一個人只能向自己宿命的縱深走去。

「我現在路走到一半，看山非山。」他說，「好難，但我願意繼續走下去。」

「你在等待破殼而出的那一刻嗎？」我問。

「我覺得是。」他說，「但是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覺得挺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