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家門外的孩子——蔣孝嚴自述（3）

第四章 母親的悲苦·堅貞的愛情　　我流著淚追問外婆，母親是怎麽死的？外婆難過得直搖頭，只重複地哭著說：「……你們娘死得好慘喲！死得好慘喲……」　　神秘的王姓醫師　　桂昌宗和桂昌德兩兄妹事後分別向懋蘭和亞梅阿姨轉述，那天上午母親在病房稍歇之後，有位王姓醫師由一位護士推著葯車陪著進來，說是要為母親打針，也沒說是什麽針，或是母親害的是什麽病，直接撩起母親的袖子，就扎進左手腕血管，打完針隨後一言不語地迅即離去。幾分鐘後，母親還在用右手按著左手打針處，突然覺得天旋地轉，眼前漆黑，叫了一聲：「不好了，我什麽都看不見了……」隨即昏了過去。　　在旁見狀的桂昌德急著大聲嚷著要那位姓王的醫生回來，一會兒來了好幾個醫生，七嘴八舌地圍在母親病榻前，但那自稱王姓的醫生已不見蹤影。其中有位大夫要桂昌宗去買冰塊，說是病人體溫太高，需要冰塊。桂昌宗隨即上街去找冰塊，半個小時左右回到病房時，氣氛已完全不對，幾位醫生正在為母親進行搶救，醫院院長楊濟時聞訊也趕來現場，並且交給他和他妹妹一張病危通知書，說母親是「血中毒」；未幾，即宣告急救無效。母親就這樣孤零零地，沒有任何親人在旁的情況下，孤獨地走了、含冤不白地走了、對兩個稚兒放心不下地走了！　　從母親進到醫院，一直到臨終，都沒有親屬在場。當懋蘭和亞梅阿姨接到電話後，才從家裡心驚膽戰地急忙先後趕到醫院，但母親已被推進了停屍間。　　恐懼上醫院　　到底什麽是「血中毒」？又為什麽好端端地會「血中毒」？毒從哪裡來？醫院沒有人做進一步的解釋。當時在桂林陪伴母親的兩姊妹，都是二叄十歲的婦道人家，沒有人懂，也沒有人敢去問，「血中毒」是母親患的急病所引起的併發症？還是由於那位自稱姓王的醫生打了「那要命的一針」造成的？　　我記得小時候外婆和二舅都曾很認真地叮囑我們，不要在外面隨便打血管針，二舅還說，如果把空氣注入血管就會要命的。是不是他們探聽到母親就是被自稱王姓醫生的人注入藥劑或大量空氣而死亡？我問過一位劉姓內科大夫，是我竹中同學，關於空氣注入血管的問題，他肯定地說只要注入五至十CC進入肺部後，就會阻塞血液循環造成缺氧死亡。外婆與二舅的恐懼不是空穴來風，這反映出他們相信母親是在打針時被害，但不能確定被注入何種毒液，連注入空氣也在他們懷疑之列。　　四十年後，當時在桂林任職廣西省衛生處處長的翁文淵，被問到母親可能死因時，就質疑說，桂林醫院的設備和楊濟時院長等醫生，依大後方的水準，都算是一流的，怎麽會無法救治看似罹患急性腸胃炎的母親？又怎麽會送到醫院不到半天，就猝然而逝？他說，當然有問題。其他在桂林事後聞訊的人，均表示難以置信。但是，沒人敢公開作聲。　　母親系被害身亡，我早有所感。從小就覺得外婆和二舅對醫院有莫名的恐懼和對醫生強烈的不信任等異常行徑；在念中學時，就感受到他們長期因母親在醫院被害的陰霾所折磨，甚至害怕那些害死母親的一夥人，為了「斬草除根」，遲早會趕來新竹趁機謀害這兩個孩子。從懂事起，我和孝慈就察覺到外婆和二舅在日常生活中，嚴重缺乏安全感，天天活在隨時有被人加害的疑慮當中。　　為愛情付出代價　　母親被診斷死亡後，很快便被推進太平間。在家裡照顧我們的懋蘭和亞梅阿姨，被這突如其來的死亡信息，嚇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懋蘭阿姨還是鼓足勇氣，趕到醫院見了母親最後一面。等她哭著回來後，亞梅阿姨才也單獨趕到醫院，看到斷氣多時的母親竟然已靜靜地躺在太平間，怎麽也不敢相信，早上她還可以自己走到醫院看病，中午就宣告不治。懋蘭阿姨真的嚇壞了，深信這是一樁謀害，有不祥之感，連夜收拾簡單衣物，一聲不響地離開了不平靜的桂林，丟下亞梅阿姨一人看顧這對沒爹沒娘的雙胞胎。　　亞梅阿姨後來帶著我和孝慈趕到萬安，一見到外婆，就抱頭痛哭，進到房內哭訴說，叄姐死得很凄慘，到醫院太平間看到她露在床單外的臉和手臂，都呈深褐色，幾近黑色，一定是被毒死的。精明能幹的叄姐是她的偶像，平日生龍活虎、身手矯健，怎麽會一下子工夫，就冰冷地躺在太平間？當場既難過又害怕地嚎啕大哭起來。她跟外婆說，她一個女人家，無親無故隻身在外，又能怎麽辦？外婆聽到這些，真是傷心透了，很後悔沒有及早阻止亞若和經國先生交往，她告訴亞梅阿姨，她預感早晚會出事的。　　一九二九、叄○年，經國先生在贛州專員公署，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出其不意地造訪外婆，主要還是去看母親。有次外婆和鄰居正在客廳玩小麻將，住在一起的小孫子修純從門外匆匆地跑進來說：「阿哥來了！阿哥來了！」外婆還連忙把麻將牌藏起來，因為父親在贛州雷厲風行，禁煙、禁賭、禁娼，連麻將都不準打，外婆也不能例外。「阿哥」是外婆、母親等家人在父親背後的稱號，是源於母親私下對父親的 稱；另一個較為不雅的封號叫「麻子」，則是家人發覺他鼻頭上有點凹凸不平而取的謔稱，也多少反映出，外婆對已有家室的蔣專員和女兒交往，一開始就不以為然。　　母親速下葬　　父親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晚，接到民政局長邱昌渭從桂林親自電話報告母親業已過世的惡訊，至為驚愕與悲傷，但又不敢形於色。父親接受王升的意見，要外婆一家遷到比贛州還偏遠落後的萬安縣去。第二天即派王升前往開新路，勸說外婆儘速搬離贛州，到一個完全陌生且單純的環境，去撫養這兩個孤兒。王升告訴外婆，如果一家人仍然留在贛州，設若把這對六個月大的雙生子，從桂林帶回來交給外婆撫養，對她來說當然方便很多，但一定會惹來 言 語、蜚短流長，何況父親和方良女士及孝文、孝章也住在贛州，必然紙包不住火，遲早會引起外界議論，對父親會很不利，這是無論如何不可以的，必須快速遠赴萬安縣去躲一陣子。父親要王升交給外婆一筆款子，並且為剛從商專畢業的二舅 若在萬安縣稅捐處安排了一個主任的職務，要他從南昌趕去萬安當家。　　就在這樣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外婆連街坊鄰居都沒辭別一聲，收拾行李就上路了。先前王升建議父親安排母親隻身去到桂林待產，現在又要外婆遷到偏僻鄉下去扶養兩個孫兒，理由只有一個，無非都在掩人耳目。母親為愛情付出的代價太高了，外婆受到的牽連，更超過她所能負荷。　　同時，父親隨即指派辦公室親信王制剛漏夜趕赴桂林，和邱昌渭研商母親的善後事宜，還找了一位風水先生，在桂林市郊，灕江東岸馬鞍山西側，名叫鳳凰嶺的地方，景色極為秀麗，將母親匆匆安葬，墓碑上刻有「章亞若女士之墓」，以及「不孝子 蔣孝嚴 蔣孝慈泣叩」等字。當天沒有通知母親生前在桂林的故舊好友，除了桂氏兄妹、王制剛和邱昌渭的幾個部屬等少數知情人士外，就只有亞梅阿姨在大熱天六神無主地抱著這對半歲大的孤兒到場送葬；墓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亞梅阿姨告訴外婆的。　　後事處理完，王制剛便一路護送亞梅阿姨，與桂昌德和我們前往江西萬安。一路長途跋涉，經過湖南和廣東邊境，才抵達比贛州更北邊的萬安縣，比外婆和二舅他們晚到了兩天，把外婆急壞了，以為路上發生了事故。亞梅阿姨見到自己母親後，不僅悲痛地告訴外婆：「叄姐是被害死的！」還偷偷跟外婆說：「桂氏兄妹和母親的死亡有關。」因為母親最後一晚是由桂昌德陪同出去吃晚飯，飯後即感不適，也是由桂昌德送回家；母親撐到第二天清晨，仍然是由她陪伴就醫，隨後其兄桂昌宗趕到醫院陪伴，未幾，即告出事。這四五個鐘頭當中，只有桂氏兄妹全程參與，後來所謂一位王姓醫生如何為母親打針的經過，也都是桂氏兄妹片面描述。　　外婆默然承受　　母親從病發到命絕氣斷，前後只有五個小時。外婆驚悉女兒死訊，明知事出有因，但以章家絕對薄弱的家境以及社會現實來說，若要追究，全然無力。內心的冤屈，只有往肚裡吞。外婆在贛州接獲愛女在桂林死亡的噩耗，已是事發後一天。　　但是，眼淚還來不及擦乾，父親就指派王升由行政專員公署專程登府勸說，要她儘快舉家搬離贛州前往四五百里之遙的窮鄉僻壤 江西萬安縣，去和分頭把我與孝慈連夜從桂林送到萬安的亞梅阿姨等人會合。真是無法想像外婆需要多大的忍耐力，喪女之痛未及平撫，又要她馬上挑起獨力撫養兩個遺孤的擔子！　　外婆事後聽到女兒慘死經過的敘述，內心的悲慟、矛盾、掙扎與打擊，何其之重，但她選擇堅強默然地承受一切。她有無比的痛楚與不甘，但為了女兒，無論如何要把這一對原本就不足月的早產兒帶大。況且，這兩個孩子的生父又是蔣經國，壓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想像。她從不想要高攀什麽名門世家，只祈求菩薩保佑，等這一對外孫稍微長大後，能夠回到生父家，對死因離奇的女兒來說，才有交代，女兒也才死而瞑目。　　外婆堅韌的個性，在我和孝慈人格塑造上有莫大影響，刻鑿出深刻的痕迹。她把我們訓練成從小到大不僅凡事可以逆來順受，遇到挫折或打擊，絕不退縮，更學會在跌倒時，含著淚水笑笑，爬起來挺直身子，筆掉身上的塵埃，轉而勇猛向前，不僅抓住新希望，更要打造未來。「希望」，只屬於樂觀進取而有自信的人。這種積極態度，成了我和孝慈在遭遇逆境時的一種本能反應。　　是誰殺了章亞若　　外界對母親的死亡，有不少穿鑿附會的推測，近二十年來坊間有不少專書和專文作不同角度分析，歸納起來，不外將元兇的關連指向四個方面：一、祖父；二、父親經國先生；叄、軍統局特務；四、父親死忠幹部。　　蔣中正：親自取名孝嚴、孝慈　　父親從年輕起，就至為同情生母毛太夫人的處境，曾和祖父之間有過間隙。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叄七在蘇聯留學和充當人質的十二年期間，一度對自己父親作過公開批判。但自莫斯科返國後，原先對祖父的誤解才逐漸煙消雲散，轉而極端孝順；終其一生，他對自己父親的孝順，誠非一般為人子者所能比，父子情感之濃，從《風雨中的寧靜》一書即可窺知一二。　　父親在贛州與母親相知相愛之初，暫時瞞住了祖父，但祖父對一九四二年母親遠赴桂林產下一對雙胞胎的事，則知之甚詳。父親身旁有祖父的眼線是極自然的事，根本不是 密。　　母親曾要父親儘快將身懷蔣家骨肉一事稟報祖父，並要求接納。父親於一九四一年十月為此專程前往重慶，伺機做了稟報。返回桂林後非常興奮地跟母親說，委員長對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興又有了兩個孫兒，並立即按照家譜排輩親自取名，一個叫「孝嚴」，一個叫「孝慈」，涵意是一個「孝順父親」，一個「孝順母親」。母親聞此，至為快慰，毫不猶豫地照著祖父的意思，為我們取學名為「蔣孝嚴」和「蔣孝慈」。母親也很興奮地把這個過程與喜悅，和在桂林幫忙的大姨媽懋蘭和四姨媽亞梅分享，並且告訴了遠在贛州的外婆。　　祖父不僅接納了母親，更欣喜獲得一對純中國人血統的孫兒，而親自取名。祖父與經國先生父子情深，且又欣然接納了這對孫兒，但外界不察，卻憑空臆測指稱因祖父顧慮到父親的政治前途，而下令派人向母親下毒手。另有不明就理的人宣稱，祖父對整件事，完全被蒙在鼓裡，若果真如此，則更沒有任何邏輯推論，他會以血腥手段殺害一個無辜弱女子了。　　蔣經國：蔣章風雲不離、情深意濃　　父親是個用情很深的人。　　一九八八年元月父親辭世後，秦孝儀院長多次約孝慈和我到他布置典雅的台灣故宮辦公室，除了安慰我們，還說了些封塵多年、鮮為外界所悉之事。他說，父親在過世前兩年左右，糖尿病日重，常感不適，有一次連發高燒數日，睡夢中居然斷斷續續喃喃地喊著：「亞若！亞若！」在身旁負責照料起居的孝勇，完全不懂是在喊誰，又不敢問父親，等過了一陣子，實在按捺不住，便面詢秦孝儀，秦孝儀才就其所知的，把有關贛州與桂林的事告訴了孝勇。　　父親和母親共同生活的日子儘管不長，但情感極深。外婆、舅舅、姨媽等親人，以及曾和母親在贛州與桂林交往密切的幾位同學，如王升、蕭昌樂，桂昌德、倪豪、王蕙莉等人，每談到父母親過往的片段，無不稱羨父親對母親用情之深之真，超乎想像。母親懷有身婕後，戀情漸漸公開，動身到桂林待產之前，經國先生還約了一桌親信在飯館設宴，為母親餞行。母親曾告訴大姐懋蘭，一開始就理解到和父親的愛情是有風險的，或許會付出相當代價，萬一要有所犧牲，她也心甘情願。　　父親過世前一年，一九八七年五月叄十日上午九時叄十分，我到台灣故宮去看秦孝儀院長，因為接近端午節，特別托他轉送父親一條我到法國訪問後帶回來的領帶賀節。那天他談性很濃，說到在不久前單獨到七海官邸去晉見父親，父親心情看來雙好，忽然有點激動地跟他提到贛州的往事，並且說母親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傾慕外，母親更看到父親並無純中國血統孩子之後，而願以身相許等語。那天秦院長強調，他之所以說出這一段，是想讓我曉得，母親對先父有一種情操，是不止於男女私情而已。　　父母親在贛州曾私下取了親 的小名，父親自稱「慧風」，母親則自稱「慧雲」，取「風雲際會」、「風雲不離」之意涵，情深意濃。一九五八年我念高叄，在新竹家中不經意地看到一封二舅舅 若用毛筆很工整寫好、攤在桌上尚未寄出的一封信，內容大意是報告家裡的近況，並且希望早日撥下生活費用等語。這封信一開頭寫的是「慧師吾兄鈞鑒……」，信封上的收信人卻是「退輔會蔣主任委員經國先生鈞啟」。當時我納悶不解，數十多年後，才理解到「慧師」指的就是經國先生，這也證實了父母親之間確曾以「慧風」、「慧雲」互稱。這是一段純凈而濃密的情感，母親一定是後來也將此一私密告訴了外婆、舅舅和姨媽，所以到台灣後，二舅舅寫信給經國先生時，才會用外界鮮為人知的別號「慧風」，並為示尊重，則以「師」稱之。　　八十年代，當我和經國先生的父子關係，在台北不再是 密後，有次遇到長期追隨經國先生並擔任機要 書多年的王家驊，他告訴我，的確在辦公室收到過好多封二舅舅直接寄給經國先生類似的信件，除了少數幾封轉交王升外，其他的都很難處理。　　先父母相愛逾恆，但卻有人指稱經國先生為了保護自己，而遣人加害母親，這是一種想當然而毫無證據的推論，更昧於經國先生對母親用情之深的事實。若真要狠心下手，實在無需等到桂林產子之後了，何況人工流產當時已非難事。外婆、舅舅和姨媽等家人只要提到贛州的事，無不表露對母親冤死的悲痛和氣憤，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在我和孝慈面前表示過對父親的任何不滿或暗示性的懷疑。假設外婆認為母親被害與父親有涉，就絕不會要我們爭氣，為的是有天能回到父親身邊。　　有若干研究歷史的人推演，舉證父親在剷除政治異己上心狠手辣，要去除一個弱女子，應是易如反掌云云。但是，母親除了是個弱女子之外，更是他唯一流著純中國人血液的兩個孩子的母親。　　二○○○年八月我第一次返回桂林，曾探索先母六十年前住醫院的病歷未果。隨後數次前往大陸，無不乘機尋找資料。大陸政府對歷史材料的搜集不遺餘力，巨細靡遺，有關先母死亡之謎，也當成重點研究，已有結論，只是尚未公開。　　我曾在北京私下與一位相當高層級的領導有所談論，他很謹慎，聽的多，說的少。我告訴他，我之所以鍥而不捨地要查明桂林那段故事的真相，只是求個心安，我不僅不會追究一甲子以前的往事，更會以寬恕的心胸去看待。他同意我的看法，「母親是死於非命」，但如果把矛頭指向父親經國先生，他說：「是沒有根據，也很缺德的。」我希望也相信大陸方面，有一天對這件事會有官方的公開說法。　　軍統局：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譚　　有人言之鑿鑿地說全案是軍統局介入，是蔣介石下令主動策劃謀害。其中有位自稱是情報頭子戴笠手下的張建國老先生，長期住在加拿大，沒有人知道他退役前的真正軍階，但人們都以「將軍」稱之，是歌星張 敏的父親，幾年前九十多歲才過世。　　十四年前張老先生寫了封信給我，透露母親被害的「 密」，說了一大串，直指「軍統局」是幕後殺手，且說自己就是電影中的「長江一號」，直接參与了軍統局的「刺章行動」，要約我見面，以報告更多的「內情」。由於所述內容只是一種拼湊的「諜報故事」，與我早已掌握的資訊偏差太大，我就設詞婉謝了。類似想像中的「資料」，過去十多年裡從不同來源湧出，我接獲不少，以後還可能層出不窮。　　我在「政府」里擔任幾項較重要的職務期間，包括「外交部次長」、「部長」及國民黨 書長，因公務上有機會和「情治首長」接觸，曾利用工作之便，多次探聽數十年前「軍統」人員涉案「刺章」的可能。有位宋姓首長以負責任的口氣斷然回 說：「那是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譚。」　　寬恕，願母親安息　　我和孝慈十八九歲時就為母親命運的不幸而不平，甚至於怨忿，血氣方剛之年確曾興起過尋凶復仇之念。隨年事增長，閱歷漸廣，凡事均能從理性切入，報仇的衝動日淡，轉而設法去搜集更多的材料作研判。最近幾年多次前去大陸，每一次只要有機會，我都會不露痕迹地打探並搜尋有關母親死因的蛛絲馬跡和佐證，包括和各地曾直接或間接與母親有過接觸的人士一一接觸，只要有關連的敘述都不放過，更收集到談及父母的書籍達十七種之多。　　有位好友聽說我探究母親死因心切，私下建議何不開棺驗屍，一定會找到具體結果，但被我一口回拒。母親生前已經夠苦，無論如何我不忍如此做。我的努力，只是出於純孝。事實上物換星移，事過境遷，就是查出元兇，也改變不了過去。　　王升曾多次刻意向我和孝慈強調，母親是在酷暑感染急性痢疾，搶救不及而終，但我和孝慈從未採信。王升後來還找了一位自稱當年在桂林醫院任職的醫生，並要這位醫生寫了一份治療母親經過的報告給他，再轉交給我及孝慈。我們對這份報告的內容沒有興趣，因為這位醫生拿不出任何文件，證明他確於一九四二年在省立桂林醫院服務過。我可以體會也感謝王升在這個問題上，為了要我和孝慈寬心所做的種種，但我們心中的疑雲不僅未消，反而為之加深加重。　　好多年前，當我和孝慈談到這件事情時，就感覺到它會是一樁無頭公案，千年難解，因為牽涉到了政治。經過對日抗戰的大遷移、國共內戰的大變局，加上「文化大革命」，二○○○年後我多次到桂林、南昌等地，試圖尋找直接證物，均無所獲。當年在贛州若是有人蓄意抓住機會，有計劃地前往桂林進行謀害，當然不會允許留下任何啟人疑竇的病歷或資料了。二○○一年，我曾親赴原省立桂林醫院查詢，被告知一九四二年前後所有病歷全在戰亂中被毀。　　專員公署護主心切　　二○○四年我偕美倫到桂林掃墓，因為已替先母換立墓碑，上面刻有「顯妣蔣母章太夫人亞若女士之墓」，感觸頗深，晚間回到飯店，我跟美倫談到母親的死因，我就告訴美倫說我確定母親是被謀害的，主謀就在贛州專員公署，父親身邊的人，且深受經國先生器重和絕對的信任，出於對經國先生極端的忠誠和崇拜，自認站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上，必須趁早去除經國先生政治發展的遺患 ？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章亞若。　　對章亞若在桂林的生活情況，專員公署派有專人自贛州前往桂林，以照料之名，同時可以監控，得以瞭若指掌。孝嚴、孝慈在桂林醫院出生後，平常母子叄人凡遇病痛，均系前往該院看診，所以認定醫院應是理想下手之地。只要讓章亞若住進醫院，就可以做得天衣無縫、萬無一失。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晚，由主其事者指派在桂林的人員，邀約章亞若外出用餐，席間，趁其不備，於菜中下藥，使母親嘔吐、腹 必須送醫。翌日見其前往桂林醫院就診，初步診治雖無大礙，但強迫其住院治療，於是當機立斷，趁無任何親人在旁，旋由同夥的醫師，以注射特效藥為由，用針筒對準血管注入致命藥物，在幾無掙扎情況下即告不治。後來進行的搶救，只是做給醫院內不知情醫生看的幌子，一項奪命任務於焉完成。主事者認定，只要手段乾凈利落，並且下令醫院封口，不引起懷疑、不留下痕迹，事後經國先生絕不致責備，亦不敢追查，反可就此立功。邱昌渭事後說，經國先生對母親猝逝一事的對外態度，是一種壓抑性的「不再過問，也不追究」。但是他在贛州身邊的幾位貼身機要和親信，包括黃中美、王制剛、高理文、桂昌德、桂昌宗等人，在先母過世後，不久均被一一調離贛州，擔任 職，不受重用，且未再與他們見面，只有少數的例外，日後平步青雲，位居要津。　　六十年前的桂林，是抗日期間的大後方，短短几年湧入幾十萬的難民，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受到嚴重破壞和扭曲，治安敗壞可以想見。母親在如此複雜的情勢中，很早就擔心過自己和兩個稚子的安危，她在一九四二年曾去信給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大姐懋蘭，提到她內心的不安，所以懋蘭姨媽趕在七月下旬就到了桂林做伴，她有輕度肺結核，也正好來養病。只是才住叄個禮拜，她最擔心的事，竟然還是發生了，卻束手無策。　　母親之死並非一人所為，系一位極端聰明的人出於護主動機，另找了叄、四位同夥來進行。主謀指出先母在桂林產子之後，即以蔣夫人自居，且經國先生又多次前往探視，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但事實上，在當地政治圈已引起談論，並傳到贛州，所以在事態擴大前，必須予以「剷除」。這一番話，立即得到死忠者的附和與配合。幾經密商，最不露痕迹的做法，就是在醫院動手；而讓被害人受痛苦最短的方式，便是在血管注射毒液。主謀認定，只要家屬不敢提出解剖驗屍的要求，即能立即下葬，全案就此完美無缺地永遠埋在一 黃土之下。　　這項任務在短短几天當中，即交付桂林的同夥利落地執行完畢。原本考慮兩個娃兒也不放過，但唯恐引起經國先生震怒而縮手，況且後果衝擊太大，可能引起全國性的注意，反而難以收拾，才放過兩條小生命。　　「斬草除根」、「趕盡殺絕」的恐懼，是事發第二天就逃離桂林的懋蘭大姨媽發自內心的感受，她把這種在現場的認定面告自己母親後，就變成了外婆終生難以擺脫的夢魘。　　將悲苦化成大愛　　我已沒有年輕時復仇的怒火，莎士比亞《哈姆雷特》悲劇性的故事並不足取，冤冤相報只會造成仇恨的擴大和衍生。讓我為自己的祖父和父親作最後的辯解，並將不負責任的推測就此打住；讓我完全原諒兇手的錯亂、自私、兇殘和冷血；讓我借這本書，把母親的不幸和悲苦，化成寬恕的愛，相信會是母親所樂見。　　願母親在天之靈得享恆久的安息。　　第五章 苦命同林鳥·孝慈折磨深　　我們念大學時，日子仍然過得很緊，每學期都是無法在指定日期繳交註冊費，連每天到學校旁自助餐店用餐的錢，都經常付不出而拖欠，等有錢時才把一兩個星期或一個月所積欠的錢一次付清。孝慈眉宇間，總是帶著一股說不出來的哀愁，他的身子顯然因為長期的鬱悶，無形中受到了影響。　　身世苦悶千斤重　　孝慈從小身子較弱，在奶娃娃時期時常生病。　　由於我們是未滿七個月的早產兒，又是雙胞胎，顯得特別纖弱。外婆說，剛出生時，母親很憐惜地發覺我們是那麽瘦弱，幾乎一個手掌可以放一個，像兩隻剛出生的小貓咪，便高興地說：「就叫大貓、小貓好了。」由於早產，還放在保溫箱一陣子，帶起來特別辛苦。母親過世後，經國先生差人把我們從桂林送到江西萬安縣，由外婆專心帶孝慈，亞梅阿姨負責帶我，原因就是孝慈比較容易生病的緣故。　　孝慈和我每天都喝當時市面上能找到的最好的奶粉 克寧奶粉，外婆還另外找了奶媽 奶，才把我和孝慈的身體底子打好。上中學時，外婆看到我們參加了許多運動項目，非常得意地說：「沒想到你們會長得這麽結實，原先還擔心沒法把你們拉拔大而夭折。」孝慈雖然在 鵒中多病，但進小學後一直到初高中，身體都還算不錯，體力比一般的同學有過之而無不及，個性也算開朗。直到外婆向我們透露了有關母親的事情後，孝慈才慢慢變得內向寡言，對外甚至有點羞怯。　　我們念大學時，日子仍然過得很緊，每學期都是無法在指定日期繳交註冊費，連每天到學校旁自助餐店用餐的錢，都經常付不出而拖欠，等有錢時才把一兩個星期或一個月所積欠的錢一次付清。孝慈眉宇間，總是帶著一股說不出來的哀愁，他的身子顯然因為長期的鬱悶，無形中受到了影響。雖然他不至於每天鬱鬱寡歡，但除了有時在一般假日和叄五位好友偶爾聚敘聊天外，平常在比較熱鬧的場合里，很少見到他的影子。他內心承受的苦悶，好像愈來愈重。　　他原本在大學交了一位中文系的唐姓女友，算是密切，我也見過面。只是對方家境富裕，一定要女兒畢業後就出去留學，而孝慈無法確定要等到哪年哪月，才有能力留學，他的初戀因而被硬生生地拆散了。這件事對他是一次不輕的打擊。　　念完了中文系，服完兵役，他又重新回到東吳大學，通過插班考試，以無比的毅力，從二年級開始念法律系，一共花了八年，在東吳拿了文學士和法學士兩個學位。法律系畢業後，申請到美國德州南美以美大學（SMU）念碩士。他心中一直想藉以表達的，就是要讓他第一次付出情感的唐姓女友知道：「我是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出去深造的，只是你的父母看錯了。」　　孝慈一口氣在SMU拿了法律和政治學兩個碩士，然後轉到紐奧良的杜蘭（Tulan）大學念法學博士。學成後，回到母校東吳教書，沒幾年即出任法律系系主任，表現不錯，另外受到端木愷校長的提攜，逐步升任法學院院長，最後出任東吳大學校長。　　闖出自己的天空　　孝慈在經國先生幾個孩子當中，是書念得最多的一個，也是法學領域最專精的一位，在學術界享有一定的盛名。只要有一個孩子能夠做到大學校長，任何做父親的都應當感到驕傲和滿足的，相信經國先生也不會例外，只是他從來沒機會向我們表露過這樣的情感。孝慈會走上學術和教育這條路，和「父親是誰」完全沒有關連。如同我之所以會參加「外交特考」，以「外交」為志業一樣，也與父親無關，因為我們不曾在人生重要的轉折點上見到他。　　外婆過世後，不管是念書或就業，孝慈和我一路就像是「放牛吃草」、「自生自滅」，充滿了無人聞問的風險。經國先生從來沒有以父親的身份叮嚀我們，這一生該如何走，是從商？從政？從軍？從事教育？從事工程？從事學術？走哪條路才能為祖國做出較大的貢獻？選擇哪個行業才是他所樂見？自然，我們更不敢期盼從他那裡得到一個父親對子女有計劃的培植了。　　孝慈辛辛苦苦從美國念完兩個碩士一個博士回來，最初只是到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書，沒有人敢說有一天他會當上校長。一九七七年我從「駐美大使館」調回「外交部」擔任科長時，也沒人敢確定二十五年後，我會從錢復手中接下「外交部長」的印信。整個過程里，當然遇到許多預想不到的挫折和險阻，若不夠堅強，早就被自己擊垮了。更可能在進入職場之初，由於人單勢薄或本身衝勁不足，在起步階段就落後而提前出局。　　假設追溯到一九七叄年冬，我在強大壓力之下，接受了王升所轉告的父親要我暫緩赴美而留在台北做事的建議，未能堅持要做自己，往後的每一步，都會變成非要依賴別人的安排或施捨，而不足以成事。那次若真做了妥協，或許可以給我衣食不愁的一生，但絕不會享有從逆境奮發所激 出來的一種超俗感，也不會品嘗到經由艱苦奮鬥而結出來的甜美果實，更罔論創造出任何有意義的人生成就。要是這對雙生子很早就被淹沒在芸芸眾生當中，無聲無息，走不出自己的路，闖不出自己的天空，誰會去管他們是哪家的孩子？又有誰理會他們到底該姓章還是姓蔣？　　從章家看蔣家　　大叄暑假我曾和孝慈深談幾次，商量以後該如何面對遲早都要碰到的「歸宗」問題。我們意識到，那是一件困難重重、難以突破的事，有現實面的困難，更有法律層面的障礙，真是不知該從何下手。我們兩個手無寸鐵的孤兒，遠眺蔣家，它就像座落在雲端的一座城堡。王升和宋時選連我們要和父親見面的請求，都無能為力，要他們協助歸宗，更不必談了。每遇到生活上的一些小問題，他們還會盡些心力，他們的責任只止於將我們安撫妥當，安安靜靜地過日子就好，要我們千萬別想太多，免得輕舉妄動引起外界注意，以致影響到經國先生，這就是他們的任務。　　母親在臨終彌留之際最最掛心的，是做父親的迄未實踐他的誓言，讓兩個半歲大的孩子剎時變成了孤兒，日後如果被人家欺侮，叫她如何放心得下？母親這個生前未竟的心愿，卻由我們兩個纖弱無助的孩子去完成，真是何其沉重。那年夏天我和孝慈討論多次後，關於歸宗的事，決定自我要求下面幾點：一、絕不放棄為母親爭取名分；二、一切要靠自己；叄、要蔣家來找我們，我們不去求蔣家。　　當時我們才二十歲，年輕氣盛，心態上還總是站在「章家」去看「蔣家」，像是從「我家」去看「你家」，中間隔了一道牆似的。一直到八十年代後期，和孝武、孝勇有較多接觸後，才逐漸有蔣家也是「我家」的包容和感受。　　善良而倔強　　孝慈進到大學後身子就不很好，常有小病痛，但是他很倔強的個性又不服輸，從不特別注意而去看醫生。在東吳任教時，他每天清晨還到台大操場跑上幾千公尺，事實上，如果我知道他已患有高血壓，低壓高到一百叄十毫米，我會勸他換做別的運動，因為每天一口氣跑叄、五千公尺太激烈了，對他有害無益。他秉性極端善良，除天生的性格外，或許和他念完中文系有關。他對儒學鑽研甚深，並求身體力行，特彆強調忠、恕的實踐，從一則發生在他身上的真實而動人的小故事可以看出。　　一九八六年九月他到「外交部」看我，他一進門，我就注意到他右眼罩了一大片紗布。我問他發生什麽事，他笑笑說沒事，只是在幾天前陪同學打壘球時，不慎被一位同學的暴投，正面擊中右眼，當場血流如注。幸好緊急送到榮總，總算保住了眼睛，他還連說幾聲「沒事、沒事」，我就不再追問。　　過了兩個月，我約他單獨吃飯，他眼上的紗布不見了，但右眼看起來怪怪的。我問他怎麽回事，他只笑笑說，那隻眼睛已經變得高度弱視了，二、叄公尺以外的東西幾乎看不見，所以他開車特別小心，等於是用一隻眼睛在開車。我要他一定去配副眼鏡，他說再看看，又補充道，被壘球擊傷右眼的事，沒有告訴別人，連學校教授同事都不知道。我問他為什麽？他說：「如果傳到那個闖禍的學生耳朵里，他該會多麽自責。我不想讓他知道，因為他是我的好學生。」我真的被他感動。孝慈就是這麽的寬厚！他右眼幾乎等於瞎了！　　可老天卻未必處處善待厚道純良的人。一九九四年，當他為了協助尹衍梁在北大籌辦「光華管理學院」，前往北京參訪，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災難，沒想到真的就此翻覆。　　我們是被欺負大的！　　孝慈儘管算是順利地出任過法學院院長、大學校長，但他看來一直是心事重重，很少開朗過。我在「外交部」期間，除了公事應酬，極少參加與工作無關的餐敘；孝慈雖在大學任教，卻交遊廣闊，反而常常和一些學術界以外的老朋友相聚吃飯。　　有兩叄次在晚上十一二點，還接到他好友武越夫、黎昌意等人的電話，要我開車到餐廳去接他回家，他們在電話中說孝慈喝醉了，指名要我送他回去。事後，他們跟我說，孝慈每次在餐會上都非常隨性，酒量不錯，是性情中人，但每次只要略帶醉意，就會情不自禁地固定點唱一首他很喜歡的歌，唱到激動處就會落淚，然後邊流淚邊把那首歌唱完，曲名就叫作《心事誰人知》，在場的朋友看到這情景無不動容。只有我知道他為什麽愛唱這首歌，他唱的時候，又在想些什麽？這首歌的歌詞像是為他寫的一樣，道盡了他的心酸。　　孝慈和我先後自美返島後，我們不尋常的出身也漸次在台北傳開，而它源頭卻是來自於當時常被查禁的所謂「黨外雜誌」。這些雜誌經常大膽地報道一些蔣家的內幕故事。有段時間孝慈常在報上寫文章，或接受廣播電視訪問、或發表評論，逐漸受到社會的關注，所謂的知名度也慢慢打開。卻沒想到引起了孝武周邊一些人的側目，向他打報告，進行挑撥，甚至建議在我們冒出來之前要採取防 。　　於是，「中廣」所有的節目里，突然聽不到孝慈的聲音，《中央日報》上也讀不到孝慈的文章。當時孝武是「中廣」總經理，旁邊的人要如此封殺是輕而易舉的。我在「外交部」任職，有關我的新聞報道，大多是和外賓在一起的活動，孝武的朋友很難干預。直到一九八八年父親經國先生過世之後，這種「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情況，才得以緩和下來。　　那段日子每遇到類似排斥和打壓時，就感到十分無奈，但在下意識里，反而成了上進的動力。有天孝慈感觸很深地跟我說：「我們是被欺負大的！」那幾年裡，雖然我們看到孝武、孝勇呼風喚雨坐擁權勢，卻從未妒忌過他們，因為很容易看得出來那種權力的基礎是薄弱的，很難持久，它只源自於一個人 擔任「總統」的父親。一座高樓，是可能一夕傾倒而變成廢墟，歷史上以及許多民間故事裡，這種例子實在屢見不鮮。　　雖然同父異母的兄弟一度對我們不甚友善，但我們從未心生怨懟，只有敬而遠之，盡量躲他們遠一點。我們很能理解他們的心態，他們容不下這對「庶出」之子，是很正常的，如果設身處地，我們說不定也會犯下同屬人性弱點上的過失。　　思母抑鬱終不起　　孝慈後來身體變壞，和長期不舒坦、不開朗的心境有關。我真正警覺到他身體出了問題，是在一九八九年叄月，他打電話告訴我，一個月前的農曆新年假期，他獨自到一間廟裡去住了幾天，有天夜裡突然胸部和胃發生絞痛，痛到幾乎在床上打滾，冷汗直冒，忍到天亮，情況才緩和下來，隔天就回家了。我一聽，就要他去大醫院檢查，若不是胃有問題，就可能是心臟出了毛病，千萬不要等 視之。他卻不以為意，始終未去找過醫生。萬萬沒想到不到幾年，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竟然在北京因腦血管病變，就此不起。　　當時孝慈一行投宿在北京友誼賓館，事發當天清晨八點多，同行的東吳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程家瑞在餐廳久候，不見孝慈下樓用餐，於是上樓敲門，久久沒人回應，轉而打電話進去，也沒人接，警覺到情況不妙，立即找來服務員破門而入。一進門，驚見孝慈穿著睡衣，蓋被仰卧在床，早已不省人事，棉被上還殘留著幾塊褐色的嘔吐物漬，瞬即召來救護車緊急送往中日友好醫院急救。經診斷系腦幹出血，最嚴重的中風！　　接到噩耗時，我正以「僑委會」委員長的身份訪問美國，在波士頓出席歡宴，晚上十點回到飯店就接到程家瑞來自北京的電話，震驚悲痛之餘，決定中止行程，擬即刻從美國徑飛北京，只望能儘速趕到醫院陪他。　　人道特許赴北京　　當時兩岸間的實質交流，方興未艾，根據「台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第五條規定：「禁止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奔喪、探病」，我身為「閣員」，自在被禁之列。我心急如焚，當晚在波士頓十一點多，正是台北中午時分，我先試圖向「行政院」院長連戰請示，他正在「立法院」備詢，無法接聽電話；我轉而向李登輝報告這件不幸的事，他也是一驚，我表達想儘速飛往北京的願望。後來再次電話聯絡連戰的幕僚轉報，請能同意我在此特殊情況下前往大陸。連戰隨即在「立法院」提出基於人道考量，建請特許我飛往大陸專程探視孝慈，當即獲得在場朝野「立法委員」一致支持。　　隔天，台北時間十五日，「行政院」宣布「基於人道立場，同意『僑委會委員長』章孝嚴以個人身份前往北京」；對連戰排除困難，破例放行，令我感念不已。一獲知台北放行，我即從波士頓飛洛杉磯轉搭國泰○○五班機返回台北。　　十六日清晨抵中正機場，美倫已在入口處等候，遇此變故，感慨萬千，相擁落淚，她還為我加油，要我振作，侄女友菊也在機場等候。孝慈出事當晚，弟妹趙申德即由勁松陪同搭二十時叄十分班機飛港，隔日上午才轉乘港龍九○○班機飛北京。我一抵台北即在機場轉機前往大陸，只比申德遲到北京一天，一路同行的還有海基會副 書長李慶平。十六日下午叄時二十分抵北京機場，大陸海協會副 書長劉剛奇和北大羅副校長均在機場迎候。　　當看到前來接機的勁松，我哭了出來，沒想到孝慈命運會如此乖舛？怎會捨得心愛的一對子女？他一生都在顛簸崎嶇、充滿不平、不公的路途上奮力打 ，幾乎沒有喘息的片刻，到頭來，他又真正得到了什麽？如今卻被病魔一拳擊倒！　　他吃了不少苦，為的無非是想要很光榮地、抬頭挺胸地做一個蔣家之後，但是他想回蔣家的願望，一直到臨終，都未能實現，這是他最大的遺憾和不甘。後來孝慈在榮總臨終時，我看見他眼角掛著一線淚水，我含淚用手將它輕輕拭去，我曉得他心中挂念的是什麽，我也清楚，那一線眼淚是為何而流。面對孝慈沒有血色、蒼白的臉，我告訴他請安心地走，歸宗的事，我不會放棄！　　心碎北京行　　在飛往北京途中，友菊坐在我右手邊靠窗的位子，一路上不發一語，僅短短一兩天，她像是成熟了許多，顯得那麽懂事。飛機快降落時，因為已是寒冬，她自己悄悄地拿出手提袋裡的毛衣、圍巾、手套、一一穿上，看得我好辛酸，心裡想，這麽乖巧的孩子，父親卻可能快要走了，不能再照顧她，不能再替她披上毛衣、不能再對她噓寒問暖了。孝慈若是有知，該多麽痛心？　　下午四點半自北京機場驅車抵達孝慈卧病的中日友好醫院，門口擠滿兩岸及國際媒體；我由左副院長引導，隨即前往病房探望孝慈。進到病房前，申德把我拉到一旁，單獨談了十幾分鐘。她說醫生告訴她，孝慈是腦幹出血，無法動手術，她心裡有數，他幾乎沒有好轉的可能，若只設法維持生命，也將成為植物人。孝慈從前曾在無意間告訴過她和孩子，將來若有什麽意外，他寧願選擇安詳地結束生命，不要變成植物人云雲。我點點頭表示了解，但總要再儘力看看，萬一不成，則尊重孝慈的意願。　　五點多，進入加護病房，孝慈躺在病床上毫無知覺，我輕聲喚著他的名字，他雙眼緊閉，沒有任何反應，嘴、鼻都插著各種導管。看到從小一起長大的孝慈，竟然變成這種景況，心都要碎了，我淚流不止，一下子想到了可憐的外婆、母親……，如果她們天上有知，該多麽心疼。申德望著孝慈，淌著淚喃喃自語地跟我說：「孝慈一生到現在，從來沒有真正快樂過，一直活在壓力和無奈的情緒當中，唯一能讓他高興的，只有由他自己一磚一瓦獨力建立起來的家庭！他愛孩子，孩子更愛他……」　　桂林祭母祈願　　我想到葬在桂林的母親，不管是否迷信，我覺得一定要去一趟，求母親能夠保佑孝慈好起來。我和申德商量後，便由李慶平和劉剛奇陪同，於第叄天十八日上午飛抵桂林，經安排在下午叄時，驅車來到離桂林僅二十分車程，座落在市郊鳳凰嶺的母親墓地。　　我含淚將我和孝慈兩家九口的照片放在墓前，隨即焚香祭拜。這是我第一次回到桂林，也是第一次向母親上香，卻是由於孝慈發生意外重病而來，心情激動萬分，跪在墓前，低聲祈求母親務必幫助孝慈蘇醒過來，能夠繼續為祖國服務、為家庭子女打 ……我早已滿面是淚，難以自已。　　在我這次到桂林前不到一年，一九九叄年九月五日上午九時，孝慈依照當時有關規定，辭卸了「國大代表」及國民黨中央委員等黨政職務後，以單純的大學校長身份，獲准赴大陸掃墓，來到母親墳前。當時，也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關注與報道。孝慈抵達當天，天氣非常晴朗，隔天掃墓時卻烏雲密布，傾盆大雨。當孝慈哭著跪在地上，念著親自撰寫的《祭母文》：「……兩家九口獨我來斯，外婆吾父魂應相隨……」頓時傾盆大雨，衣服濕透，臉上淚水和雨水混雜難分，在場不少人跟著掉淚。事後很多人都追憶說，孝慈的孝心動天，老天都陪著落淚。　　北京方面對孝慈的醫療照應，是盡了全力。中央高層領導指示中日友好醫院立即成立醫療小組，包括來自協和、北京等一流醫院二十多位腦神經科權威，由左煥宗副院長為首，於十四日當天中午十二時為孝慈舉行會診。榮總派來協助的吳進安醫生都認為，這已是最強大的陣容，也是北京能夠動員的最大能量。　　我在陪伴孝慈期間，就聽到有人說，孝慈所受的診治和待遇，是國家領導人的高規格了。在醫院外好奇圍觀的民眾也知道，有一位從台灣來的要員在接受治療，但叫不出名字，有的便說：「是蔣介石的一個孫子在醫院裡。」申德以及勁松、友菊對北京方面的協助和努力，都認為沒有話說，也非常感謝。　　相濡以沫兄弟情　　我一口氣專程飛了二十五個小時從美國來到北京，只有一個意念，就是要在孝慈有難的時候在他身旁，不管他聽不聽得到我的呼喚、曉不曉得我的焦慮，我不能讓他一個人孤獨地躺在北京的醫院裡。一想到先母在桂林醫院臨終前孤獨無助的一幕，就是要付出再多的代價，我一定要陪孝慈走完最後的一程。　　我和孝慈很少分開過。最初，還有外婆依靠，外婆過世後，兩個孤孤單單的雙胞胎，幾乎像棄嬰一樣，被放置在漫漫的人生大海上闖蕩，雖貴為蔣家骨肉，卻無法在最需要的時刻，得到最起碼的關心或呵護；兩人只有相濡以沫，相互扶持，一起在苦難中成長，感情就格外濃郁。對於新竹那段艱苦歲月，孝慈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叄日在《中央日報》寫了一篇《那段剝花生充 的日子》，以流暢的文筆做了平實動人的描述。我特將這篇散文，附在書後，作為了解孝慈心路歷程的一個註腳。　　我的青少年時期成長環境，和絕大多數的外省子弟截然不同。從六歲多起，就住在新竹市區中心，整條街上左鄰右舍是清一色做買賣的本省鄉親，只有我們一家外省人，閩南話是從小在與鄰居玩伴一道玩耍時自然學會的；另外，飲食習慣和台灣孩子更沒有兩樣，一直到現在，我還會主動想去吃路邊攤的小吃，比方說米粉湯、滷肉飯、肉羹、肉圓、鱔魚面、潤餅等等，這些都是自小就愛的「古早味」。我在許多方面很早就融入了當地習俗，這也是為什麽最初聽到什麽「地域觀念」而不解，且壓根底我就反對什麽奇奇怪怪、十分荒唐的「省籍情結」？　　外婆在世時，和住在新竹街上的鄰居處得很好，儘管她連一句閩南話都不懂，國語也不會，只會說江西家鄉話，卻能用微笑，甚至比手劃腳來溝通。每次遇到地方上的「大拜拜」，鄰居們會用大碗公裝一些炸蔬菜、炒米粉、白切雞什麽的，一碗一碗送給外婆品嘗，外婆則會做一些米酒釀、粉蒸肉、包子之類的外省菜肴回贈。外婆儘管語言不通，但從未因而造成什麽摩擦或不快，她自己不會說閩南話，但要我和孝慈跟玩伴在一道時多學閩南話，甚至學客家話。　　我們倆從小就是在這樣對省籍包容的正確觀念下成長的，這是為什麽孝慈和我從小對台灣這片土地不僅沒有隔閡，而且有自然的情感，有時我用閩南話和中學同學聊到那段日子時，覺得自己是新竹人。　　血淚成史　　孝慈從小比較內向，遇到委屈也不多話，了解身世之後，私下會有點自怨自艾，表面上裝得若無其事，內心的壓力卻使他對歸宗之路感到消極而不抱希望；他曾幽怨地說，若不夠努力，將來有可能落得像外婆一樣，在新竹隱居一輩子，終生難見天日。但是，這股壓力又成了我們抗拒現實的力道與奮發打拚的支撐點。　　孝慈在美國杜蘭大學念博士時，必須利用寒暑假找不同的機會打工賺錢，來貼補學費。他先後在餐廳先做帶位生（Bus Boy），再做服務生（Waiter），也在倉庫佩著手槍擔任過夜間保安，大熱天還到工廠搬鋼條，搬到手套破洞、手掌破皮，流出來的血將手套都染紅……。孝慈就是經由如此近乎折磨的過程，才拿到法學博士學位。這些磨難，經國先生可曾知曉？經過這麽一段苦學歷程，回到台灣，才有機會到東吳大學任教，總算努力沒有白費，稍有差堪告慰的成果。他拿到學校聘書那天，打電話告訴我，他有股衝動，好想立即去告訴父親　　經國先生，他是靠實力找到了大學教職，好讓父親高興些。但是，每在此類時刻，我們就是見不到他，這種苦痛，不是天天能見到父親的人所能感受得到。可是，我們仍然裝得若無其事，還要繼續勇敢地去面對外界、面對家人、面對未來！　　孝慈長期的積悶，讓他付出了可怕的代價 ？一九九四年冬中風，未再蘇醒，一九九六年初告終！　　如果，「蔣章戀」是老天執導的一則愛情故事，在情節鋪陳中，章家自始即在弱勢的一邊、受害的一方。從母親死因不明，外婆在貧困中撒手西歸，二舅罹患嚴重被迫害妄想症、眼睛失明而潦倒以終，到孝慈思母心切，前往桂林祭母，旋因長期積悶在北京中風不醒，由我接運返台，未幾病逝榮總，每一頁都有血、每一字都是淚。　　如果，老天能在故事起頭的幾個重要篇章里，注入一些較切合人性的布局，譬如說，在困苦的日子裡，能讓我們看得到歸宗的曙光與希望，或讓我們和父親真能見上一面，孝慈的健康曲線，就不致於在後來一路下滑而一振不起，才五十二歲正值英年，就撒手西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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