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文化評判

畢唐書

毫無疑問，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詩人，更是中國家喻戶曉、久負盛名的文化標誌式人物。在民間的語境里，屈原是忠臣，因為以死明志的悲情更讓其贏得了廣泛的同情；在青少年學生的語境里，他是愛國主義的典型和象徵；在知識分子的語境里，他是獨立於世，高標自清，超凡脫俗的樣本，因為懷才不遇，更容易得到孤芳自賞的知識分子的認同。

但是，對屈原其人，我卻始終產生不了認同感。也就是說，他從來就沒有真正進入我的內心深處，對於戴到他頭頂上的某些桂冠，也大都不以為然。這種感覺，年輕時只是一種模模糊糊的印象，隨著年齡的長大，逐漸開始問個為什麼，而一旦反覆問了幾個為什麼，許多謎團也就慢慢有了答案。

一

了解屈原是從讀高中語文課本上的《屈原列傳》開始的。

屈原是怎樣一個人？司馬遷在《屈原列傳》中說得明明白白：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譯文：屈平痛心懷王耳聽是非不清，讒言和諂媚遮蔽了懷王的眼睛，邪惡不正直的人危害公正無私的人，端方正派的人不為朝廷所容，因此憂愁深思，寫了《離騷》。「離騷」，就是離別之憂思的意思。……屈平使自己的道德端正，使自己的品行正直，竭盡忠心和智慧來侍奉他的君主，遭到小人離間，可以說是處境非常艱難了。誠信卻被懷疑，忠貞卻被誹謗，能沒有怨憤嗎?屈平所以創作《離騷》，是由怨憤引發的。）

司馬遷此處說的雖然是《離騷》的創作緣由，但也間接地寫出了屈原其人——一個對君王絕對忠誠卻受到斥逐因而心生怨憤的人。

司馬遷還特別指出，屈原雖然怨憤，但情緒並不過激，並沒有站到和君主對立的立場：「《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國風》雖然寫男女之間的情事，但並不過分。《小雅》雖然多有譏諷統治者的言語，但並不宣揚犯上作亂。像《離騷》這樣的作品，可以說是兼有兩者的特點了。）《離騷》如此，其作者屈原亦如此。

司馬遷說得沒有錯，夫子自道的《離騷》確是屈原「怨生」之作。由《離騷》，自然可以進一步洞見屈原的內心世界：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譯文：我是古帝高陽氏的後代子孫啊，伯庸是我已故去的尊敬的父親。當太歲在寅的寅年寅月，就在庚寅那一天我出生降臨。我的父親仔細揣度我的生辰啊，通過占卜才賜給我相應的美名。給我起名叫正則啊，給我取字叫靈均。我既有許多內在的美質啊，同時又有優秀的才能。我身披幽香的江離白芷啊，又佩戴上串串秋蘭濃郁芳芬。時光流逝我唯恐趕不上啊，歲月不等人啊令人擔心。） 說自己出身高貴，一生下來就非同凡響，就連名字也起得漂亮。不但心靈美，而且還有才，衣著打扮也漂亮。但是，這樣一個無與倫比的大美人竟然得不到君王的歡心，因此自然感到十分委屈和傷心：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譯文：我不停地在你前後左右奔走啊，希望你把先王的事業繼承發揚。君王啊你不體察我的一片忠心，反相信讒言對我發怒冷若冰霜。我本來知道忠直會招來禍患啊，我寧忍受禍患也決不停止直諫！我對高高的蒼天發誓啊，這一切都是為了你的緣故。當初你已經與我有約定啊，可後來又反悔另有打算。我不是害怕離你遠去啊，傷心的是你屢變無定見。）

我是如此優秀，對你一直忠心不二，你卻一次又一次地拋棄了我，屈原懷有這樣的痛苦和怨憤也不難理解。但讓他最難以忍受的痛苦是，自己的忠心是如此純粹，簡直沒有半點雜質，君王為什麼就不理解自己的心意：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譯文：止不住的嘆息擦不幹的淚水啊，可憐人生道路多麼艱難不順利。我雖然愛好高潔又嚴於律己啊，但早上進獻忠言晚上就被廢棄。既然因為我佩戴美蕙而遭斥退啊，但我還要加上芳香的白芷。愛慕芳草是我內心的信念啊，雖九死也絕不悔恨停止。怨只怨君王是這般放蕩糊塗啊，始終不理解人家的心意。眾美女嫉妒我的嬌容丰姿啊，說我善淫大肆散布流言飛語。……憂愁、抑鬱、煩惱我是這樣失意啊，只有我被困厄在這不幸的世紀。寧願立即死去變成遊魂孤鬼啊，我也不忍心以媚態立足人世。） 但是，即使一次又一次被拋棄，卻依然不改初心。「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樣喪失掉人格尊嚴的痴情和苦戀，古今中外也不多見。

唐代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惟妙惟肖地描繪出了秦始皇皇宮中宮女們渴望得到君王寵幸的心態：

「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譯文：星光閃爍，原來是她們打開了梳妝的明鏡；又見烏雲紛紛擾擾，原來是她們在梳理髮鬢；渭水泛起一層油膩，是她們潑下的脂粉水呀；輕煙繚繞，香霧瀰漫，是她們焚燒的椒蘭在散發異香。忽然雷霆般的響聲震天，原來是皇上的宮車從這裡馳過；轆轆的車輪聲漸聽漸遠，不知它會駛向何方。宮女們極力顯示自己的嫵媚嬌妍，每一處肌膚，每一種姿態，都極為動人。她們久久地佇立著，眺望著，希望皇帝能寵幸光臨；只可憐有的人三十六年始終未曾見過皇帝的身影。）

這與屈原的心態何其相似乃爾！

問題還在於，屈原苦戀的對象楚懷王根本就是一個不值得效忠不值得愛的人。楚懷王是典型的白痴，不但內政上忠奸不辨，好壞不分，外交上也被秦國的使臣張儀玩弄於股掌之上。但這樣一個白痴屈原卻始終不離不棄，而且越遭受排擠和迫害，就越加忠心。這樣的忠心實在讓人難以恭維——我們甚至懷疑屈原的心理是否有些變態。

二

但讓人匪夷所思的是，長期以來，屈原這種變態的忠君卻被視為愛國而受到讚揚，屈原也因此被戴上了「偉大的愛國詩人」的桂冠。

這樣評價屈原，至少是不了解歷史。

其實，在屈原所處的先秦時代，「忠君」與「愛國」並不是一回事，即使在士大夫階層，也沒有形成所謂的「愛國主義」觀念，所以，當時也就不存在這樣的道德評價尺度。

翻閱《左傳》，可以看到「晏子不死君難」這樣的記載：

「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譯文：崔武子見棠姜生得漂亮，便娶她做夫人。齊莊公和她私通，崔武子便殺了庄公。晏子站在崔家大門外，家臣問他：「你打算為國君殉難嗎？」晏子說：「難道他只是我一個人的國君嗎？我為什麼要為他而死？」家臣說：「打算逃走嗎？」晏子說：「我難道有罪嗎？為什麼要逃走？」家臣說：「那就回去吧？」晏子說：「國君死了，我怎麼回去？作君主的，難道只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是要他主持國政啊！做臣子的，難道只是為了賺幾個俸祿？是要他扶持國家啊！國君如果是為國家而死，臣子也該跟著去死；國君是為國家而逃亡，臣子也該跟著他逃亡。如果國君是為個人而死，為個人而逃亡；那麼，除了他寵愛的身邊的親信，誰會跟他呢？別人受國君信任而竟敢殺死國君，我憑什麼為他而死，憑什麼為他而逃亡？我又怎麼能回去啊！」)

這個故事發生在春秋時期魯襄公二十五年。齊莊公為了偷女人而被殺，死得下賤。晏子既不為他而死，也不因他而逃亡；在他看來，無論國君和臣子，都應為國家負責。如果國君失職，臣子就不必為他盡忠。晏子是春秋時代的大政治家和大思想家，他的思想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價值取向。屈原的效忠對象楚懷王是一個誤國的昏君，他最後客死秦國，完全是咎由自取。按照晏子的觀點，這樣的君王是不值得效忠的。

對於君與國、君與臣之間的關係，先秦原始儒家也有明確的主張。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譯文：百姓最為重要，代表國家的土神穀神其次，國君為輕。）又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譯文：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會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犬馬，臣下看待君主就會如同路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會如同仇人。）甚至主張：「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國君有了重大的過失，大臣再三的勸說然而國君不聽，那麼就可以換掉國君。）荀子更是提出了「從道不從君」的主張：「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強君撟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為己賊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君主有了錯誤的謀劃和行為，國家將危險、政權將滅亡，這時大臣、父兄中如果有人能向君主進呈意見，意見被採用就好，不被採用就離去，這叫做勸諫；如果有人能向君主進呈意見，意見被採用就好，不被採用就殉身，這叫做苦諍；如果有人能聯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協力，率領群臣百官一起強迫君主糾正過錯，君主雖然不服，卻不能不聽從，於是就靠此消除了國家的大憂患，去掉了國家的大禍害，結果使君主尊貴、國家安定，這叫做輔助；如果有人能抗拒君主的命令，借用君主的權力，反對君主的錯誤行為，因而使國家轉危為安，除去了君主蒙受的恥辱，功勞足夠用來成就國家的重大利益，這叫做匡正。所以勸諫、苦諍、輔助、匡正的人，是維護國家政權的大臣，是國君的寶貴財富，是英明的君主所尊敬優待的，但愚昧的主子、糊塗的國君卻把他們看作為自己的敵人……古書上說：「只服從正確的原則而不服從背離正道的國君」，說的就是這種人啊。)

但不管按照上述那一條標準衡量，屈原的「忠君」都是不可取的，也談不上愛國。因為對一個不值得效忠的君主效忠，本身就是對國家的不負責任。

即使所謂的「愛國主義」，也不是當時的價值取向。先秦時期知識分子階層所普遍認同的是「天下主義」——大周朝就是天下，周天子為天下「共主」；而不是「國家主義」——各諸侯國的「國家主義」。基於這樣的價值取向，所以當時人才流動的自由度是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難以比擬的。「楚材晉用」、「朝秦暮楚」成為一種常態，不僅不受道義的譴責，而且被視為實現自己政治抱負的必然選擇。孔子是魯國人，但當自己的政治主張在魯國難以實現時，便帶領弟子們離開父母之邦，周遊列國達14年之久，以尋找得到重用的機會。一再碰壁之後，還憤然表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我的主張行不通了，就乘坐木筏到海外去。）戰國時期秦國的客卿李斯曾寫過一篇著名的《諫逐客書》，其中列舉大量例子證明秦國的強大「皆以客之功」。如穆公時的由余，春秋時晉人，後入西戎，西戎王派他出使秦國，穆公用計使他歸秦，並採納他的計謀，統一了西戎各個部落。百里奚，本為虞國大夫，虞亡被俘，逃入楚被捉。穆公用五張羊皮贖回，任為大夫。蹇叔，宋國人，經百里奚推薦，任上大夫。丕豹，晉人，其父被殺，奔秦，穆公用為將。秦孝公時的商鞅，衛國公子，助秦孝公變法，使秦很快強盛。秦惠王時的張儀，魏人，曾任秦相，用連橫之計瓦解了了東方六國的合縱盟約。秦昭王時的范雎：魏人，昭王用為相，使秦成帝業。考察整個先秦時代，很多著名政治人物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都是在異國實現的。如伍子胥，楚國人，後入吳，並助吳伐楚，以報父兄之仇。范蠡，楚國人，後入越，助越滅吳，滅吳之後，為自保計，又離開越國。樂毅，魏國人，後「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得到燕昭王重用，「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因功被封為昌國君；後為昭王子惠王所排擠，又投奔趙國。吳起，衛國人，一生歷侍魯、魏、楚三國，通曉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仕魯時曾擊退齊國的入侵;仕魏時屢次破秦，成就魏文侯的霸業;仕楚時主持改革，史稱"吳起變法"。蘇秦，東周洛陽人，縱橫家，遊說列國，被燕文公賞識，出使趙國。蘇秦到趙國後，提出合縱六國以抗秦的戰略思想，並最終組建合縱聯盟，任"從約長"，兼佩六國相印，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關。呂不韋，衛國人。戰國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因助秦國儲君嬴子楚繼位，出任相國，封文信侯。太子政（即後來的秦始皇）立為王，呂不韋繼續為相，號稱"仲父"，專斷朝政，對秦王政兼并六國的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

所以，先秦時期知識分子是相當獨立的，他們和各諸侯國之間是一種雙向選擇關係，不存在人身依附式的絕對忠誠。以屈原的「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的過人才華，在當時的政治氣候和社會氛圍下，本來可以有多種更好的人生選擇，但他偏偏要把自己和楚懷王、楚頃襄王這一對混賬父子捆綁在一起，這種做法無論是於國於民還是於己，都不能說是負責任的。漢朝初期的賈誼對此就很不以為然。他在《吊屈原賦》中評曰：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征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譯文：盤桓在這樣混亂的世上遭受禍難啊，也有您自己的原因。無論到哪裡都能輔佐君主啊，何必對故國戀戀不捨?鳳凰在千仞的高空翱翔啊，看到有德之君才降落下來;一旦發現危險徵兆啊，就會遠遠地高飛而去。那窄窄的小水溝啊，怎麼能夠容下吞舟的巨魚?橫行江湖的鱣魚、鯨魚，出水後也將受制於螻蟻。）

司馬遷在《史記》的《屈原賈生列傳》中也發出了類似的感慨：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譯文：我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為他的志向不能實現而悲傷。到長沙，經過屈原自沉的地方，未嘗不流下眼淚，追懷他的為人。看到賈誼憑弔他的文章，文中又責怪屈原如果憑他的才能去遊說諸侯，哪個國家不會容納，卻自己選擇了這樣的道路!讀了賈誼的《鵩鳥賦》，把生和死等同看待，把棄官和得官等閑視之，這又使我感到茫茫然像是失落了什麼。）

「爽然自失」了什麼？司馬遷沒有說出。但從司馬遷自身的人生選擇看，他雖然同情屈原的遭遇，但也不會贊成屈原的人生道路。

對於屈原來說，更為可悲的是，在他所處的時代，當知識階層還擁有相對的獨立人格時，他卻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一種幾近完美的奴才人格，從而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長達二千餘年，而且至今不減，還將繼續影響下去。

三

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屈原又是一個多側面、多影像的存在，例如他的忠君，就和他的對理想的苦苦追求，對故國的深切眷戀，以及對「內美」的執著堅守密切地聯繫在一起。所以，對屈原的評判，又不能非此即彼地簡單化。

對屈原的評判，最為精到、全面和透徹的是魯迅。

魯迅讀屈原，有兩個視角：一是文學的視角，二是文化的視角。

從文學著眼，魯迅對屈原及其作品都給予了崇高的評價。他的《漢文學史綱要·屈原及宋玉》，在談及屈原時，即從文學本體出發，提出了獨到而精闢的見地，認為就文學發展的影響而言，《離騷》很可能超過了《詩經》：「戰國之世，言道術既有莊周之蔑詩禮，貴虛無，尤以文辭，陵轢諸子。在韻言則有屈原起於楚，被讒放逐，乃作《離騷》，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後人驚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產，故稱「楚辭」。較之於《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後儒之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絀之，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離騷》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極廣遠，評騭之語，遂亦紛繁，揚之者謂可與日月爭光，抑之者且不許與狂猖比跡，蓋一則達觀於文章，一乃局蹐於詩教，故其裁決，區以別矣。實則《離騷》之異於《詩》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間耳。」

從文化著眼，魯迅對屈原的文化人格則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早在「五四」以前，就指出屈原作品缺乏「反抗挑戰」的精神。他在《摩羅詩力說》中一方面由衷激賞屈原的「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同時也說屈原的詩「然中亦多芳菲凄惻之音，而反抗挑戰，則終其篇未能見，感動後世，為力非強」。 1932年，在《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中則將屈原和《紅樓夢》中賈府的僕人焦大相提並論：「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子如此，賈府就要弄不下去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他們只不過批評）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魯迅這裡說的「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似的境遇」，是指國民黨當局搞思想統制，當時新月派要求的「思想自由」也得不到允許，例如胡適在一九二九年《新月》月刊上先後發表《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等文，國民黨當局則認為他「批評黨義」，「污辱總理」，曾議決由教育部對胡適加以「警戒」。魯迅文中以焦大喻指「新月社諸君子」，未免有些偏頗和刻薄，但類比屈原，則極為貼切。而且和焦大比，屈原尚有不及。焦大至少敢罵，屈原卻是「怨誹而不亂」的。到了晚年，魯迅對屈原的認識更為深入，在寫於1935年的《從幫忙到扯淡》一文里更加明確地表達了他的屈原觀：「屈原是『楚辭』的開山老祖，而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在魯迅看來，屈原說到底還是奴才本性，是那種深植骨髓，無法根除的對明君的幻想和對帝王全身心依附的奴性，即一種「幫忙」者的立場。這是屈原的悲劇，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

但不管怎麼說，屈原的精神品格還是有其偉大的一面。正如司馬遷所言：「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其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譯文：由於志趣高潔，所以文章中多用香花芳草作比喻，由於行為廉正，所以到死也不為姦邪勢力所容。他獨自遠離污泥濁水之中，像蟬脫殼一樣擺脫濁穢，浮游在塵世之外，不受濁世的玷辱，保持皎潔的品質，出污泥而不染。可以推斷，屈原的志向，即使和日月爭輝，也是可以的。）司馬遷所以引屈原為同道，也是因為他的「志潔」、「行廉」，他的「獨請」、「獨醒」。這也是屈原的文化標誌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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