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黑手黨的形成與政治腐敗

文 | 簡·施耐德，彼得·施奈德

摘自《腐敗：人性與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18世紀至19世紀初，貴族與上層中產階級雲集的濱海廣場在巴勒莫市曾是優雅的代名詞。然而，自1860年義大利統一之後，巴勒莫開始向北擴張，由此新建的眾多廣場和林蔭大道也有幸成為貴族的新寵。二戰結束之際，市內許多濱海豪宅均被盟軍轟炸機摧毀，人們對此地唯恐避之不及。但過去20年間，巴勒莫重建了濱海廣場周圍的幾幢歷史性建築。孩子們在清理後重新種上花草的廣場花園中玩耍（時尚的露天餐廳也一家家開設出來，增添了這裡的萬象復興之感)。巴勒莫曾經的市中心一度被視為衰敗和退化的象徵，受人漠視，但隨著大量重建項目的開展，這裡在20世紀90年代又重新煥發出了活力。

黑手黨的形成與政治腐敗

黑手黨的前身形成於1815年至1860年間。當時，西西里島的統治者那不勒斯波旁家族正試圖廢除封建制度，興建土地市場，並圈起公用地，把集體牧場改成私人耕地。但由於政府經驗不足，地主的貪慾和鄉間暴徒的惡行無法得到遏制，起義農民提出的要求也未得到有效回應。鎮壓沒能阻止土匪們繼續在鄉間遊盪。土地所有者要麼仍舊遭受竊賊和綁匪的侵擾，要麼僱用他們來保證自身安全。

在這種裂隙間，黑手黨逐漸從由貨運馬車夫、騾夫、流動商販、土匪和牧民構成的最初的企業家階層中發展起來。士紳和貴族地主招募這些人來守護和管理自己的莊園，並為其收租。這些走狗們替主子報私仇，卻反過來號稱是在重建社會秩序——包括懲戒桀驁不馴的農民。儘管他們擯棄了綁架——這種上流社會最懼怕的暴徒行徑，卻因為敲詐又開啟了另一種混亂。

黑手黨「家族」的數量開始激增，尤其是在穿過西西里西部山區的「暴徒走廊」沿途以及巴勒莫周邊富裕的經濟果林區。對此，連著幾屆義大利政權都裝作視而不見。墨索里尼曾一度扭轉了這種寬容的態度。他特別指定的「完美巴勒莫運動」幾乎剿滅了黑手黨。然而，在盟軍攻入西西里島後，佔據島嶼的軍事政府向有影響力的地主尋求建議，與這些精英有聯絡的黑手黨隨之被招入了當地政府。在隨後建立起的義大利共和國里，黑手黨重振旗鼓，保護了擁有土地的精英們免受捲土重來的暴徒行徑和農民起義的困擾。他們脅迫甚至謀殺了左翼農民領袖，卻幾乎很少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1950年義大利實行土地改革。但此時黑手黨已經有了新業務：在全國範圍內支持基督教民主党參選。這項安排被稱作是「那項邪惡的交易」，它意味著農民鬥爭的主要支持者義大利共產黨，不論在地方層面或是國家層面都將繼續被排除在執政聯盟之外。據估計，每個黑手黨成員可以依靠朋友和親戚拉到至少40至50張選票。僅在巴勒莫省就能收穫75萬至10萬張「友情」選票。作為回報，黑手黨成員相對來說可以免予起訴或是被判長期監禁。這種心照不宣的許諾也滲透到了一些新領域：對土地改革、城市農產品市場、新房建設，尤其是市政工程的管理領域等。70年代，義大利政府沒能阻止西西里黑手黨接管全球海洛因的運輸，可能是這項「邪惡交易」最嚴重的後果了。

美國黑手黨的前身當然和他們截然不同，但兩者間的相似之處也值得我們注意。南北戰爭後，來自東南歐的移民湧入了美國東北部及中西部地區的城市，為新興產業及國家擴張帶來了充足的廉價勞動力。這些新社區內不可避免地形成「硬漢」集團，在各自區域內插手解決紛爭，掌控工作及其他經濟機會，控制住房分配。到了90年代，一些移民組織，尤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移民最為著名，將在舊世界已經形成的有組織犯罪集團的成員招入麾下。這些自發形成的犯罪團伙與更具組織化的犯罪集團之間形成了既互補又競爭的關係。

所有這些都是在一戰期間及戰後出現極端勞資衝突的背景下自然形成的。抑制這種衝突的一個核心就是立法禁止所謂的惡習——酗酒、賭博和嫖娼。據說這些做法使勞動階層陷入危險的境地。在這些措施中，1919年國家禁止酒精法案最引人矚目。這項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9世紀30年代的戒酒運動。當時大約有150萬人改變了對飲酒的態度，開始推崇禁酒運動。隨後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最後在20世紀初演變成一場對酒精的道德討伐。禁酒運動依賴於廣大的福音教會與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1903年運動催生了一個特殊的利益協會，即反聚會聯盟組織，把大規模生產、運輸、銷售和飲用烈酒定義為可怕的犯罪行為。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與反聚會聯盟的成員都在各州以及國家的立法競爭中支持那些贊成禁酒令的候選人。他們精力充沛地四處遊說、請願，求助於教堂、企業與工會，並在1909年印製出1億份宣傳手冊。這些手冊顯然直接推動了禁酒法案獲得通過。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說，禁酒法案凸顯出美國各社會階層間一觸即發的緊張態勢。這種局勢歷來受到種族和民族的影響。一位共和黨國會議員瑞奇蒙·皮爾遜·霍布森曾怒喝，「事實上，烈酒會把黑人變成一頭畜牲，使他犯下殘忍的罪行」。1900年以前，禁酒運動遵循人道主義，旨在幫助窮人，治癒酗酒者。但1900年以後，人們不再憐憫這些人，反而表現出自以為是的憤怒與道德憤慨，要求政府進行強制性改革。酗酒者再也無法得到救贖，反而被加以懲罰。基督教婦女戒酒聯合會宣布，禁酒是一項「愛國義務」。禁酒運動變得越來越激烈。道德討伐是禁酒令的基礎，它將城市中信仰天主教的工薪移民階層的生活方式與小城鎮里信奉新教的本土美國人對立起來。後者多為白領階層與農民，飲酒節制。楊斯頓是美國鋼鐵業的中心城市，它就是一個絕好的例證。

1900年至一戰期間，楊斯頓的人口從4.5萬發展到13.2萬，其中四分之一是移民。市內超過半數的鋼鐵工人都在此列，最早的一批來自德國、威爾士和愛爾蘭，隨後一波來自義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波蘭和烏克蘭。他們大多是未婚男性，居住在工廠附近擁擠的「豆腐渣工程」里，離他們漫長艱苦的輪班廠區很近。開在工廠馬路兩旁的一溜小酒館召喚著下班回家的疲憊工人們，在這裡他們可以社交、喝酒，小賭一把一種叫「百搭」的遊戲中的數字大小，或是在著名的希臘-土耳其遊戲「酒吧百搭」中就快速轉動的骰子下更大的賭注。1916年，工人們獲悉工廠得到源源不斷的戰時訂單，於是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待遇。工廠主請來工賊幫忙，他們中有很多是來自南部地區的黑人。這種挑釁引發了一些暴力事件，但當地的歷史也強調，這種緊張局勢還有另一個來源：罷工者們「有時是喝醉的」。工廠主們極為害怕，於是關閉了酒吧，以免這種情緒變得「更為糟糕」。有份文件記錄，工人們佔領了位於楊斯頓坎布爾鋼板鋼管工廠的礦場辦公室，放火燒毀了那裡的文件。這份文件顯示，他們「闖入附近的酒吧，喝光了能找到的所有東西。而一旦被酒精灌飽，他們就試圖燒掉眼前的一切」。三年後頒布的禁酒令，顯然是一項勞動紀律（同時也是鼓勵資本消費的手段，女人會把男人從酒瓶里省下來的錢用來購買家庭和住宅中需要的東西）。

禁酒令與反賭博法一道，為楊斯頓有組織犯罪的爆發提供了機會。只要對當地政客有利，政府就允許他們管制這些被禁止的行為。尤其是來自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犯罪家族不斷繁榮壯大。毫無疑問，這有賴於他們掌握的科技以及組織方面的訣竅。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美國資本主義階級關係的調停者——與西西里黑手黨通過斡旋實現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並無不同。在美國，因為市政府變得更為「民主」，所以這種調解也發展成一種政治角色。

楊斯頓的民主化進程始於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執政時期。在此期間，工會日益合法並逐漸具備法律地位，而企業也更致力於改善員工的生活。與當時許多其他公司一樣，鋼鐵業大亨沉浸在「福利資本主義」當中，試圖削弱日益增長的工會的力量。因此，坎貝爾和其他礦場主都為員工建造了（按種族隔開的小型）連排住宅（在為小康家庭建造住宅的土地開發公司中注資)並通過資助遊樂園、運動隊和職工小賣部建立起一種新的家長制統治。他們構成了該市共和黨體制的核心，也冷眼旁觀了共和黨藉助逐漸擁有選舉權的移民工薪階層入駐市政廳的過程。

美國黑手黨的發展史使它處於調停階級關係的位置。與西西里黑手黨一樣，美國黑手黨不僅能為民主黨拉到工薪階層的選票，而且能將選票集中到某些特定候選人身上。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美國工業城市中確實出現了腐敗的政治「機器」與中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前者有賴於有組織犯罪集團為其助力，替他們收集移民工人的選票，而後者通常要求進行改革，開展反移民運動。重要的是，因為工人階級在1916年楊斯頓鋼鐵工人大罷工中展現出了令人害怕的戰鬥性，為了尋找能制約他們的力量，產業所有者與管理階層對政治機器採取了容忍的態度。我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和西西里黑手黨一樣，美國的有組織犯罪在80年代之前一直在享受令人驚愕的免於起訴的特權。

為了敘述方便，我們把1978年至1992年間的時期稱作「漫長的80年代」。在這段時期，巴勒莫成了全球海洛因交易的一個主要中轉站。地下提煉廠就設在了這裡，在隨後幾年內，西西里每年能製造4噸至5噸純海洛因，年利潤達到6億美元，滿足了美國市場大約30%的毒品需求。

早在60年代，黑手黨各派就因相互爭奪城市領地的控制權而爆發武力衝突（但此時，衝突進一步加劇）。1979至1983年間，在爭奪市內新機會及毒品的爭鬥中，一個叫科萊奧內西（因為他們最初來自內陸城市科萊奧內）的黑手黨組織表現得尤為咄咄逼人，並最終發動了叛亂。科萊奧內西覺得自己被排除在巴勒莫的戰後房地產和建築熱潮之外——城市周邊所有的黑手黨團伙（cosche）都已經開始蠶食這一領域——他們初入一開始由巴勒莫「家族」掌控的毒品交易領域，但卻被人輕視，科萊奧內西也因此覺得憂慮。他們沒有徵詢巴勒莫組織的許可就實施了一系列索取贖金的綁架案，破壞了黑手黨自己的規矩。被綁架的不僅有富人，而且還有幾個與黑手黨大佬結盟的建築公司經理。

科萊奧內西在崛起過程中暗殺了一連串的黑手黨大佬。更膽大妄為的是，15名警官、地方治安法官和政府官員也慘遭毒手。1992年他們組織了殘暴的爆炸襲擊，殺害了兩位最重要的反黑手黨檢察官喬瓦尼·法爾科內和保羅·博爾塞利諾。發生在羅馬與佛羅倫薩的兩起針對藝術紀念碑的爆炸案，與在米蘭的一系列爆炸案一樣，也被認為是他們乾的。為了應對科萊奧內的挑釁，反黑手黨運動在80年代與9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同時警察也對其進行了司法打壓。

對西西里黑手黨來說，販毒的黃金時代並沒有持續多久。80年代中期開始推進的反黑手黨行動（很容易就能買到大受歡迎的安第斯可卡因)以及全球範圍內的毒販越來越傾向於在罌粟產地處理毒品，這些都使他們地位下降，收益減少。儘管如此，科萊奧內西還是能夠依靠資本原始積累將一些新的建築公司資本化，從而開啟了在戰後管理巴勒莫建築業及地區經濟的野心。更為嚴重的是，義大利反黑手黨局的證據顯示，公共工程成了重新投資毒品收益的特許領域。在這一行，全球已經成為「企業界進行完全控制的重要內部條件」。

《腐敗：人性與文化》，（美）迪特爾·哈勒（紐西蘭）克里斯·肖爾主編，諸葛雯 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

內容簡介：《腐敗：人性與文化》是全球13位人類學家歷時幾年，對全球6大國家包括美國、葡萄牙、俄羅斯、義大利、歐盟、玻利維亞進行實地考察、披閱資料，從人類學角度做出的對全球腐敗現象的深刻解讀。作者從人類學角度而非政治角度解讀腐敗，是想指出：雖然腐敗來自於人性，但文化與制度卻可以控制腐敗的程度及其危害性。總之，反腐已經是全球範圍的大事，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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