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侵大潮，法國人的想法不一樣

從去年10月曝出好萊塢大佬哈維·維恩斯坦性騷擾事件以來，女性權利和女性主義這一問題正在滾成一個龐大雪球，不斷有重要人物受到指控。今年1月，它卻在法國人那裡拐了一道彎，以一封百名女性的公開信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也陷入另一種爭議。

從維恩斯坦事件開始

2017年12月，《時代》周刊將「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作為年度人物。封面上是5位身著黑衣的女性，其中之一是女演員艾什莉·賈德（Ashley Judd），她是第一位實名指控哈維·維恩斯坦的女演員。2017年10月，賈德向《紐約時報》回憶了20年前哈維·維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酒店房間對其進行性騷擾的過程。這條實名指控後，30年間受其性騷擾的女性陸續站出來發聲，其中包括安吉麗娜·朱麗和格溫妮絲·帕特洛等一線明星。

這場由好萊塢和電影明星引發的反性騷擾運動很快蔓延到了美國社會的其他領域。《時代》周刊上的5位黑衣女性中，還包括在網上揭露Uber公司性騷擾文化最終導致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辭職的工程師蘇珊·法勒（Susan Fowler），多次被性騷擾的摘草莓女工伊莎貝爾·帕斯卡（Isabel Pascual），以及屢次被性騷擾卻還要遭受「著裝不檢點」等指責的公關行業從業者阿達瑪·伊吾（Adama Iwu）。另一位巨星泰勒·斯威夫特也屬其列，她控告了一個DJ，原因就像她自己所說：「在那種隨時可能暴露的危險場合下，他都敢厚顏無恥地騷擾我，可以想像如果面對的是一位脆弱的年輕藝術家，他會做出什麼。」

「如果連電影明星都不知道能向誰申訴這些性騷擾，那其他人的希望在哪裡？」《時代》周刊在報道中詰問。

這場反性騷擾運動，在推特「# MeToo」標籤的推動下迅速掀起了更大的聲浪。2017年10月15日，美國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最早使用了該標籤，她在推特上寫道：「若你曾受到性侵犯或性騷擾，請用『MeToo』來回復這條推文。」配了一個截圖，上面寫著：「朋友建議：如果所有被性騷擾或侵犯過的女性都能發一條『MeToo』標籤的推送，那麼人們或許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此後，「# MeToo」成為一個反性騷擾的標誌。

今年1月，金球獎頒獎典禮也成為運動陣地。脫口秀女王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獲得該屆金球獎終身成就獎，她與一眾好萊塢女星、社會活動家集體穿著黑色禮服走上紅地毯，在獲獎感言中宣布，「一個新的時代已經來臨」。

來自法國的公開信風波

這個「新的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一部分人認為，從此後，受害者們面對性騷擾終於能夠發聲。一部分人則認為，好萊塢如今正處在「可怕的時刻警惕著的政治正確時代」，「快速正義」和「矯枉過正」會混淆女性主義的真正要義。

2018年1月9日，法國《世界報》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聯合簽名的包括記者佩吉·薩斯特（Peggy Sastre）、暢銷書作家凱瑟琳·米勒（Catherine Millet）、精神分析學家薩拉·奇切（Sarah Chiche）、演員凱瑟琳·羅伯－格里萊特（Catherine Robbe-Grillet）等100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女明星凱瑟琳·德納芙（Catherine Deneuve）。

凱瑟琳·德納芙

公開信表達了這100位女性對目前如火如荼進行中的「#MeToo」運動的看法。她們認為，「強姦是重罪，但堅持地或笨拙地勾引並無罪，向女子獻殷勤也不是種男性侵犯」。信中表達的主要觀點是，維恩斯坦事件之後，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性暴力被人們清晰地意識到，「這種覺醒是必要的，尤其是當性騷擾發生於工作環境里，男性以職權施壓時」。但是這些女性也認為，言論自由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人們被迫用正確的方式說話，對令人憤怒之事保持沉默，而那些不願遵從這一指令的女人們則被認作叛徒和幫凶」。

公開信聲明針對的是這場「#MeToo」運動中發生的若干「矯枉過正」。例如，《金錢世界》（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上映在際，凱文·史派西被控對同性進行性騷擾，片方緊急重拍了有他在內的22個段落。而在好萊塢，從各大工會到各大獎項，政治正確之風的確已颳了許多年，到了今年，「一切都格外猛烈了」。

馬特·達蒙以及阿弗萊克兄弟（Ben Affleck & Casey Affleck）與維恩斯坦的關係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心靈捕手》，他們受到的炮火尤其多。其中凱西·阿弗萊克在2010年有過兩次最終並未定罪的性騷擾指控，維恩斯坦事件之後，他的舊案被重新翻出。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在際，傳統上，上一屆最佳男主角會為當屆最佳女主角頒獎，但去年憑藉《海邊的曼徹斯特》獲得最佳男主角的凱西·阿弗萊克發表聲明說「退出此次奧斯卡頒獎典禮」。

凱西·阿弗萊克

與此同時，公開信中提道：「凈化風潮看上去毫無底線。人們審查海報上一幅席勒的裸體畫作；人們要求從博物館撤掉一幅巴爾蒂斯的畫，理由是這幅畫是在向戀童癖道歉；人們混淆作品和作者，法國電影資料館的羅曼·波蘭斯基的電影回顧展和讓－克洛德·布里索（Jean-Claude Brisseau）的電影回顧展，分別被要求停止和推遲。」

這封信一經刊登，就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準確地講，引發的更多是爭議和譴責。作為這100位女性里最知名的影星，凱瑟琳·德納芙當然是最受抨擊的一位。而且也由於她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公開信發表後的一周里，德納芙與該公開信被畫上了等號。德納芙隨後以個人名義在《解放報》又發表了一封信，表示「公開信中完全沒有肯定任何意義上的性騷擾，如果有，我不可能會簽字」，並向受到過性騷擾的女性朋友道歉。

極左翼組織「不屈的法國」的代表克萊芒迪娜·歐坦（Clémentine Autain）在《世界報》上抨擊：「這封公開信的問題在於它忽略了一個前提，即在整個社會層面，性方面男女從來不平等，那麼求歡的自由與男性特權沒有區別。」

是否存在「性自由層面」的「男女平等」？

關鍵就是這個「性自由層面」的「男女平等」。

凱瑟琳·德納芙在1966年就已經憑藉雅克·德米的《雨中曲》和《瑟堡的雨傘》兩部電影，令整個法國社會為她著迷。西班牙超現實主義導演布努埃爾的《白日美人》則在德納芙的職業生涯里舉足輕重，白日的冷若冰霜和夜晚的風流放蕩嫁接在現實與夢境里，它是挑戰世俗倫理的，也是布努埃爾商業上最成功的電影，而這種成功又如導演所說，「歸結於女主角德納芙的驚艷美色」。從這個角色開始，德納芙成為法式性感的代名詞。

《白日美人》劇照

當德納芙對當下的反性騷擾運動提出思辨和自省時，人們對她的觀點所持有的態度就變得格外微妙。《大西洋月刊》記者雷切爾·多納迪奧（Rachel Donadio）質疑：「這是性別解放的一種形式，還是說，是性別歧視文化深入骨髓的又一次例證？」

德納芙的女性主義觀點形成於法國左派知識分子活躍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這其中，性自由是女性自由的核心之一。1971年，波伏娃在《新觀察家》上聲稱「我曾做過墮胎手術」，被稱為「Manifest 343」，共有343位女性簽名公開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德納芙和作家杜拉斯、薩岡一起身在其列。而那個時代，女性主義的主要訴求在於，女性能否擁有掌控自己身體的自由和權力。

近半個世紀後，德納芙加入的這新一次的公開聲明，從觀點上看，強調的仍然是「性自由」。批評者認為這是「女性主義的代際問題和階層問題」。公開信上簽名的100位女性大部分是精英階層和知識分子，很多人經歷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女權覺醒。但是美國「#MeToo」運動的中堅力量實際上是互聯網一代，換句話說，這是更年輕的群體。

差異還不僅於此。

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瓊·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研究性別史多年，她認為理解法國女性主義的關鍵點是「la seduction」，即性魅力，它為法國100位女性的公開信提供了另一個理解背景。

一直以來，法國女性對愛的態度和對性的觀念都是美國人眼中的「文化例外」，這一點常出現在好萊塢電影里，伍迪·艾倫就將此以艷羨和諷刺的雙重態度寫進台詞。法國人當然也反過來觀察美國女性。上世紀40年代，波伏娃曾在美國做過一次為期4個月的旅行，她在《美國紀行》（L"Amérique au Jour le Jour）中寫道：「我發現美國兩性之間存在一道看不見的屏障，而這種男女隔膜在法國並不存在。」她注意到美國女人異常女性化甚至十分具有性挑逗意味的穿著打扮，並且，她們時常以一種「近乎仇恨的方式」討論男人。

波伏娃

波伏娃以著名的《第二性》引導了60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這場運動的核心之一即是女性的性自由。德納芙們的公開信其實是事隔多年後的一次重申，只不過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

法國的女性主義現在被歸結於一個本質，即，女性是否願意被視作「objet sexuelle」（性對象）。《衛報》記者金·威爾舍（Kim Willsher）由此在文章里質疑：「一些自稱是女性主義者的女人，仍然將性對象視作女性固有屬性，並且將其與性自由捆綁在一起，作為人類錯綜纏結的關係模式里的一部分對待。換句話說，這也是法國著名的『文化例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