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寧：馴服強權的基點在民間社會

王秀寧：馴服強權的基點在民間社會

2010年5月26日，在富士康香港辦公室門前，數百名當地公民正在焚燒紙造的「iPhone」，並打出了「反對富士康無良企業」的標語以示抗議。幾乎在同一時間，富士康集團的江東父老們也爆發了規模不小的抗議浪潮，不少台灣民眾手持百合和哀悼橫幅聚集在富士康總部，高喊諸如「無良富士康，工人心慌慌」等口號。此外，在歐美的很多蘋果產品銷售點，也出現了類似的抗議聲音。顯然，這一系列抗議所針對的正是稍早前發生於富士康中國大陸廠區十數名員工連續跳樓的事件。

照一般邏輯，在富士康跳樓的員工都是中國大陸人，前往富士康工廠或者產品銷售點抗議的應該是中國大陸人，至少應以大陸人為主。然而，實際情況卻是悲劇發生得鴉雀無聲，而離富士康深圳廠區不遠的香港以及與大陸隔海相望的台灣，乃至包括萬里之外的歐美各國，倒是出現了一波又一波引人注目的抗議行動。整個抗議行動中，成員除了旨在維護工人利益的工會組織，還包括諸如「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這樣名字看似奇怪的社會團體。不過，類似的以維護公眾利益為目的的團體在香港、台灣地區以及歐美的很多國家都極為普及。據統計，近年來，美國的NGO數量已經超過了100萬家，台灣的NGO數量至少也在2萬家以上，香港則有長達80多年的NGO創立歷史。這些NGO大抵分布在教育、科技、醫藥、文化、藝術、扶貧、環保、弱勢群體保護等方面，並以基金會、研究所、商會、學會、公司、教會等形式存在。

這些社會組織構成了當地公民社會的主體，它們的創立和運行都服從於「維護公民利益」此一目標。所以，一旦有其他的力量侵犯到公民的正當利益，這些機構便會挺身而出。當然，全球化時代的信息、資本、商品和人口都處於前所未有的迅捷流動狀態。鑒此，這些公民組織除了維護本地公民的正當利益，往往也會爆發異地抗議的行動，在他們看來，他們所維護的是「社會正義」這一宏大目標。也基於此，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何富士康悲劇發生後，香港、台灣等非本地的民眾會組織抗議異地無良企業的活動。

這些旨在保護公民自由、擴展公民權利的公民組織，通過日常的行動本身，也塑造了公民組織乃至公民社會良性發展的軌道。在行動中，公民的公共精神、行動能力才得以逐步培育，公民社會的信任、網路、規範等社會資本才得以積累。更重要的是，行動本身會將「制衡強權」的觀念深植公民的內心。所以，面對富士康、蘋果、微軟、谷歌這些強大的跨國公司，較為成熟的公民社會所做的第一反應就在於監督他們的不法行動，限制他們過強的實力。

也正是從這裡出發，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何世界上有那麼多民眾在抗議谷歌公司，才明白為何西方民眾要抵制外觀與質量俱佳的蘋果手機，以及1999年的西雅圖為何會爆發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全球化運動」。在強權必須受到限制的觀念深入人心的西方社會，很多鼓吹經濟全球化的跨國公司被認為是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的罪魁禍首,為了阻止跨國公司統治世界時代的到來，每個公民所要做的顯然不是依附，而是團結起來共同限制它的強大。

當然，這種觀念所作用的對象不僅僅是跨國公司這樣的經濟力量，對於政治力量這頭猛獸，公民社會從來就不可能熟視無睹。公民制衡公權力的形式可以多樣，既有依照政府所設置的渠道，比如向政府提出建議或者直接參与政府決策的制定，也有通過社會運動、輿論監督和大眾傳媒的曝光來實現。一般而言，在政府設定的渠道無法滿足公民的要求之後，公民便會轉向後者。在今天的發達社會，之所以政府官員普遍較為清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官員一旦有不潔行徑，他的醜行往往會很快被媒體曝光。

德國當代哲人哈貝馬斯曾有「公共領域」一說，指的便是政府、市場之外屬於公民所掌控的公民社會。晚近以來，公民權利意識覺醒的國度相繼發生了社會運動，從18、19世紀幾度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到印象深刻的婦女平等運動，以及最近幾十年來讓人應接不暇的和平、環境、性平等、文化保護等類型多樣的運動。通過社會運動，今天的很多國家終於呈現了政府、市場之外的第三方權力體—公民社會。立足於該領域，「權力制衡」的理念得以深植人心，公民的行動得以展開。同樣，在這一公共空間中，公民所掌握的海量信息得以彙集，個體公民微弱的力量得以集結，最終，馴服強權的願景也才有了實現的基點。

作者系中山大學在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