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權力之路——撒切爾自傳（節選）<div>          作者：瑪格麗特·撒切爾</div>

第十四章 冷戰結束 新的混亂

外交政策和防務

受到挫傷的欣歡症

與歐洲共同體的事務相比，在我離任時，外交政策中一些事件的整個歷程最初很像我所希望的那樣在繼續著。鑒於當時正在為無法預料的海灣戰爭確切進程作準備，因此，這種氣氛看起來似乎是奇怪的，甚至有些無動於衷。但是我相信所採取的行動是正確的和必要的，相信西方，或者像我們從策略考慮喜歡稱之為的「國際社會」，會戰勝薩達姆·海珊和扭轉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此外，這場危機還導致了美國和英國重新建立我把它當作我在處理問題時起主要作用的、那種極其重要的「特殊關係」。

但是，更加具有長遠重要意義的是冷戰的結束，或者更為準確但不那麼策略他說，是在那場大規模的戰爭中蘇聯共產主義的失敗。的確，如果沒有這一結局，海灣事件就不可能進行得比較順利。我抵制德國的統一沒有成功。但事態的發展導致了1989年6月團結工會在波蘭選舉中的大獲全勝，那年11月推倒了柏林牆，12月在羅馬尼亞推翻了齊奧塞斯庫，同一個月，瓦茨拉夫·哈維爾當選為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1990年4月在匈牙利的選舉中非共產黨人獲得了勝利——我把這些看做是羅納德·里根和我在整個80年代所堅持執行的那些政策所取得的實際的、很受歡迎的成果。我不懷疑，這種勢頭足以使事態繼續發展下去，至少現在是這樣。目前還不能確切他說中歐、東歐和蘇聯會走向何處。我很懂得這些地區的複雜歷史，因而了解肯定會出現民族紛爭和有可能提出改變邊界的要求。我們當時想，至少作為赫爾辛基進程的結果，重新恢復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可以提供一個有益的外交框架來解決爭端。可是，後來發生的事件，使我們感到很失望。

我在烏克蘭親眼看到反對前蘇聯的民族主義浪潮是多麼強烈。正如我在最後一次參加的那次歐洲理事會開始時對雅克。德洛爾所說的，我不認為應該由西歐人對蘇聯未來的模式或它的繼承者發表意見，而應當由有關的民眾對它們作出民主的選擇。我不相信我們能夠了解未來，更不用說有信心去塑造未來，但這沒有減少我對正在發生的變化所感到的滿意。蘇維埃帝國和它附屬國的無數臣民曾經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現在他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之中。曾經被核武器武裝起來的這些新的民主國家，放棄了它們反對西方的、侵略性的軍事同盟。這些是在人道和安全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無論在那時或以後，我對在外交上比較簡單但卻具有致命危險的冷戰時代沒有任何的懷念。

一個被削弱的、正在進行反覆無常的改革的蘇聯首先需日益關注它自己的大量內部問題，因而使其他地區的衝突得以解決。在非洲，蘇聯支持的顛覆活動宣告結束，這意味著南非的改革家們有了新的機會對他們國家的未來達成協議。事實上，不論在非洲或中東，在中美和南美，在印度次大陸或印度支那，蘇聯所執行的、企圖統治全球的長期戰略的告終為進步開闢了道路。受到壓制的、對政治和經濟自由的渴望，使那些腐敗、暴虐的政權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它們再也沒有理由要莫斯科給予支持（或者是華盛頓的支持）以防它們會投向另外一方。

一個舊的世界秩序——由蘇聯和西方以及它們各自的盟友劃分成的兩極世界——已經成為過去。但是，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誕生了嗎？可以看出當時有兩種非常不同的看法。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是：它是打著聯合國決議的幌子的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和平。這就需要美國強有力的領導，其盟國的堅定支持和一個明確的戰略思想，即它能區別什麼是對西方利益和國際秩序的真正威脅，什麼是後果有局限性的地方爭端。我仍然相信這一謹慎的做法可以建立一個義務有限度的、持久的國際秩序。不幸的是，它與一個更加以救世主自居的、因而不那麼實際的世界秩序的觀念混淆起來，而後者是建立在不受戰略私利影響的、多國機構共同行動的基礎上的。當然，這是一個更加理想主義的看法，但是，正如麥考利所說的，「米德爾塞克斯郡的一英畝地，其價值相當於一個烏托邦的公國。」

甚至在海灣戰爭結束以後的日子裡，當有關世界新秩序可能性的欣快症達到了高峰時，我自己仍然感到不安。我懷疑，一些人太相信國際宣言的高調，而太不注意執行這些宣言的措施。說也奇怪，我在1991年5月準備第一次訪問南非時，開始更加深入地閱讀有關倒霉的國際聯盟的資料。國際聯盟的主要設計師之一是南非的簡·斯馬茨。當時的一些花言巧語和我這時所聽到的同樣不可思議。當國際聯盟未能採取行動反對獨裁者從而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掃清道路時，斯馬茨自己作出結論說：「大家的事到頭來成了誰也不管的事。每個人都指望別人去帶頭，而侵略者這時卻幹了壞事而未被發覺。」這一結論對我的印象就像那種集體安全一樣深，而有人卻認為冷戰後的穩定和自由要建立在它的基礎上。

當然，有人可以爭辯說，現在的形勢不同了。畢竟薩達姆·海珊沒有「幹了壞事而未被發覺」，雖然他的確是「逃脫了」。但是我想，要懂得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因為與國際聯盟相反，美國確信自己命中注定是國際上的超級大國，此外還有像英國、法國這些自信的、武器精良的國家也採取行動給予了支持，因而在海灣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是，大多的評論家和政治家準備作出正好相反的推論，即聯合國本身應該成為一支超國家的力量，它應該有權威和財力任意進行干預；而單一的民族獨立國家則應放棄它們的主權。如果聯合國要成為一個世界政府的強烈慾望得到鼓勵，它只能使世界導致混亂。但是通過許多巧妙的方法，西方左翼自由主義的意見在許多保守黨人天真的合作下，取得了很大效果，使冷戰後的形勢變得對他們有利。

1991年9月我在紐約向駐聯合國的大使們作了一次講話，清楚表明我反對這些傾向。我為「新民族主義」辯護，它在蘇聯和中歐、東歐的各民族中是顯而易見的。

真正的國際主義總是包括各國之間的合作，那就是該詞的意思。詞樣，體現國際主義最高願望的聯合國，其名稱就提醒了我們它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你們考慮一切問題的起始點是你們所代表的各個國家。你們往往容易忘記的目的是它們在一些共同目標上應該一致。但是目標一致一而不是聯合——才是宗旨。

事實上，我在紐約演講時，已經很明顯，世界新秩序的情況不佳。我深切地關注西方未能看到在前南斯拉夫已經出現了危險。在那裡，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爭取從共產主義受壓抑的窮困中獲得自由的努力，遭到了武裝力量的挑戰。在我看來，民族自決權和自衛權（事實上，更加廣泛他說是人權）是任何公正的國際秩序的中心，至少同樣重要的是，它也是任何穩定的國際秩序的中心。在外交政策中，穩定具有傳統的價值，任何對此抱有懷疑的人，應該給他一張去摩加迪沙的單程機票。但是，穩定不應該作為維持本身就不穩定的某一現狀的借口，因為它壓制了最終也不可能被扼制的社會力量。自我離任以來，共有三次感到不得不公開干預外交方面的問題（歐洲問題除外），也許意味深長的是，每一次我都認為，出於道德和現實兩方面的考慮，應該改變做法。第一次是1991年4月，一些庫爾德族的婦女乞求我大聲疾呼，幫助解救在薩達姆·海珊的無情打擊下她們首當其衝的同胞。我被她們的訴說打動了。當時議會正在休會，也沒有大臣會見她們。我現在可以高興他說——無疑是出於巧合——至少後來採取行動建立了安全避難所。

第二次是1991年8月在蘇聯發生了政變，西方一些領導人顯然情願「坐視」政變的領導人是否會成功，而沒有在道義上充分支持在俄國白廳聚集在鮑里斯·葉利欽周圍的抵抗力量，我對此感到驚愕。因此，我一核實當時所發生的情況後就立即在大學院街我辦公室的外面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繼續接受了一連串的採訪。

我說，很清楚，在莫斯科發生的事情是違反憲法的，俄羅斯人民現在應該接受民主選出的主要政治家鮑里斯·葉利欽的領導。在這一新的、危險的形勢下，我們自己計劃削減防務的做法現在一定不能繼續下去。但是我告誡說，不要認為政變會成功。蘇聯人民現在對民主已有了更多的感受，他們不會願意失去它。他們應該像中、東歐的人民所做的那樣來保衛民主——走上街頭，讓世人知道他們的想法。

第二天早晨，情況已開始明朗。事態的發展正在證實我認為政變不會成功的樂觀想法是對的。有消息說，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舉行了盛大的抗議集會。我想值得試一試與戈爾巴喬夫先生直接通個電話。據政變領導人說，他已經因「健康原因」下台了。當蘇聯大使告訴我不可能通話時，我並不怎樣感到驚奇。我曾設想，電話聯繫可能已被克格勃切斷——雖然在這一點上我很快得知我過高地估計了政變領導人的能力。那天晚些時候，保守黨的歐洲議會議員、俄國問題大專家貝瑟爾勛爵與我的辦公室聯繫，說他和正在倫敦訪問的的葉利欽先生的顧問薩利納·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在一起。我立即請他們前來向我介紹情況。我談到我怎樣未能與戈爾巴喬夫總統取得聯繫。然後斯塔拉沃伊托瓦夫人間我是否願意與葉利欽通話。她翻遍了手提包，然後給了我他在議會大廈辦公室的直線電話號碼。開頭幾次沒有撥通，後來使我感到驚奇的是電話居然接通了。

葉利欽先生和我談了一會兒，由貝瑟爾勛爵擔任翻譯。顯然，被包圍的白廳前景是嚴峻的，但是葉利欽先生和他的支持者們都情緒高昂。他問我是否能主持一個醫生委員會，對戈爾巴喬夫先生的所謂健康不佳——這很像蘇聯典型的外交病——進行調查。當然，我同意了。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裡，我與外交部和衛生部合作，試圖擬定一個由一些著名醫生組成的恰當的名單。幸運的是，不需要這樣做了，因為這時政變正在迅速瓦解。

根據美國政府的「消息來源」，報紙對我進行了恰如其分的譴責，因為我號召俄羅斯人上街制止政變，並且號召我們的政治家們停止裁減西方軍備。但是我並不感到遺憾。民主必須靠鬥爭去爭取，必要時要為民主而犧牲。的確，有３位勇敢的年輕人為了民主而死去。今天，俄國人仍記得他們的獻身。

但是，我與西方外交政策部門的觀點最不同的是波斯尼亞問題。對我來說，似乎很可悲的是，像不厭其煩地願意注意事態發展的其他人一樣——我經常從英國專家和該地區的其他人那裡得到簡要的介紹——我看到了塞爾維亞正在為侵略波斯尼亞的戰爭作準備。西方對更早些時候侵略克羅埃西亞的戰爭的反應是軟弱和沒有原則的，因此使得這場戰爭幾乎不可避免。實際上，是在西方的默許下，南斯拉夫軍隊才能夠將其裝甲部隊從克羅埃西亞撤到了波斯尼亞。

1992年8月，我正在瑞士和我的顧問們寫我的回憶錄的第一卷，得知波斯尼亞副總統艾賈普·加尼克要見我。他悄捎溜出薩拉熱窩後，在國外拚命地為波斯尼亞尋求援助。

由於薩拉熱窩生活必需品奇缺，我為我們的會見準備了豐富的午茶。使我驚奇的是，當他向我透徹地介紹政治和軍事形勢時，他不肯吃任何東西。但是當我走進書房給外交部打電話為他安排一次會見時，我的同事再一次要他吃點東西。於是，他狼吞虎咽地一口氣吃了幾塊三明治。後來他向他們解釋說，由於他在地堡里呆了幾個月沒有什麼東西吃，因此他想，在我面前吃東西時樣子一定不文雅。

他告訴我的情況證實了我所聽到和讀到的一切。於是我當時作出決定，我在道義上有責任採取行動。我要儘可能地發揮我最大的主動性，但是我把工作重點放在了美國，因為在與外交部進行了多次無結果的談話後，我對英國傾聽我意見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希望。在《紐約時報》和美國電視上我辯論說，如果袖手旁觀，我們就正在成為幫凶。我企圖以此喚醒西方的良知。但是我也談到了一些確切的例子。

有人爭辯說，西方已無能為力，除非我們準備冒險長期捲入越南或黎巴嫩式的衝突，那樣西方的傷亡可能很大。這種論點部分是危言聳聽，部分是為無所作為尋找借口。像沙漠風暴那樣從陸上發動全面進攻與停止向波斯尼亞禁運武器、向波斯尼亞軍隊提供武器和直接打擊軍事目標和通訊系統，這二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西方繞道而行，不聞不問，我們也不能期望其他人也會這樣做。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對此已日益擔憂。在波斯尼亞屠殺更多的穆斯林，這些事件不僅本身駭人聽聞，也使衝突有擴大的危險。

塞爾維亞沒有像過去蘇聯那樣的強大的外國支持者。到目前為止，西方不採取行動對它是個鼓勵。西方明確聲明不會使用武力也起了同樣的作用，而明確警告要採取軍事行動則會迫使塞爾維亞考慮停止其侵略。應當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要它遵從西方的某些要求：

停止給予塞爾維亞用以對波斯尼亞進行戰爭的經濟支持，由設置在塞爾維亞—波斯尼亞邊境的國際觀察員對此進行監督。貝爾格萊德承認波斯尼亞的獨立和領土完整，放棄對它的領土要求。

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保證人道主義小組的進入。在更加廣泛的整個地區非軍事化協議的框架內，簽訂波斯尼亞非軍事化協議。

允諾進行合作，使難民回到波斯尼亞。如果這些要求（它們應附有最後期限，不能得到滿足，應該進行軍事報復，包括從轟炸連接波斯尼亞與塞爾維亞的德里納河上的橋樑、軍事護送部隊、薩拉熱窩和戈拉日代周圍的炮兵陣地、軍用倉庫和其他在戰爭中有用的設施。還應當說明，這不是一場針對塞爾維亞人民的戰爭，即使塞爾維亞境內在戰爭中起重要作用的設施可能遭到襲擊……

塞爾維亞不會聽從這些，除非迫使它這樣做。只有當他們的抵抗可能遭到失敗時，才會產生一個比較民主和愛好和平的領導層。袖手旁觀，直到衝突把一切耗盡，這不僅不光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難民、恐怖主義，使其他國家捲入巴爾幹戰爭，以及其他一些更糟的事情。

在一段短時期內，這一論點看起來好像要佔上風。我相信在白宮、國務院和五角大樓內對戰略的確重新作了一些估價。當時的軍事和制訂外交政策的機構已經完全醒悟過來，但只是提出了許多理由說明為什麼大規模的地面部隊的干預（我從未提過這一建議）太冒險，為什麼對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必須繼續下去（這的確使得受害者不能自衛），以及為什麼空中打擊不會起作用（如果就事論事，這可能是對的，但如果把空中打擊作為支持裝備精良的波斯尼亞軍隊的一種手段以改變軍事上的均勢，它們的說法就不真實了）。

自從1992年夏季以來，向我所主張的方向採取了一些行動，但太少也太遲了。在荒謬的限制下，只進行了很有限的空中打擊，而且都是在抗議聯合國和北約不願意採取進一步行動背景下進行的。由於美國的壓力，解除對波斯尼亞的武器禁運有了某種可能性——但是直到溫和的穆斯林領導人在得不到西方的幫助下被迫危險地緊密依靠像伊朗這樣的伊斯蘭國家之後，才出現了這種可能性。尤其是1992年8月時，俄羅斯還沒有捲入這場糾紛，而現在俄國政府在這一致命的賭博中已成為一個重要角色，正朝著我所擔心的方向增加了賭注。最後，在波斯尼亞的英國軍隊和聯合國維和部隊中的其他國家的軍隊都駐紮在易受攻擊的位置，如果西方最後真的認真起來，他們很可能成為塞族人的人質。在波斯尼亞的可恥失敗不僅有損於我們的信譽和道德境界，它還加深了自蘇伊士運河危機以來北約內部所出現的最嚴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亞的大敗看做是一個徵兆，而不僅僅是一個事業。在「世界新秩序」這一概念時起時落的整個這段時期內，關於國際事務的許多討論幾乎是不現實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家們仍在進行這些爭論：（按照黑格爾的觀念）「歷史」是否已經「結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勵人心的論文，我們是否已經到了「人類思想進化的終點，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為政府的最後形式。」與福山先生的理論形成對照的是後來由塞繆爾·亨廷頓所作的預言，即國際政治今後將為《文明的衝突》所主宰，由七八種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來塑造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未來最主要的衝突將發生在把這些文化彼此隔開的文化錯誤路線上。」

一方面是知識分子的這些雄心勃勃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實踐者的猶豫不決，它們之間的對照突出了一種不現實感。越來越明顯，冷戰的結束一在柏林牆的拆除和正式舉行蘇聯的喪禮之間僅僅只有二年——已使得西方的政治家們迷失了方向。不僅是對一些安全體系——首先是北約——和防務戰略必須要重新考慮，似乎外交政策整個的正確性、目的和方向本身都處於爭論之中。

保守黨人的外交政策原則

俾斯麥曾經說過，要他在執行外交政策的同時注意政治原則，就好像要他穿過茂密的森林時用牙齒咬著一根12英尺長的杆子。這一觀點得到了一些保守黨理論家的支持，他們要求我們在制訂外交政策時只考慮國家利益。事實上，他們做法的邏輯明顯經不起推敲。我們怎樣認識我們極其重要的利益？一旦認識後，我們怎樣能最好地尋求這些利益？它們包括其他國家的自由和民主嗎？你怎樣說服你自己的公民或其他政府和你一起走你所選擇的道路？國際秩序的某一組織在多大程度上也符合國家的具體利益？如果符合的話，我們應該為它作出多大的犧牲？不參照一定的原則，這些問題以及其他一些類似的問題都不可能得到回答。

我認為，保守黨處理國際事務的做法要依據5條原則。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組合方式利用這些原則迎接我們面臨的挑戰。

這些原則中的第一條是，只有當一個大國或一個強大得足以挫敗其他強國挑戰的、持久的聯盟對集體安全作出保證，才能維護集體安全。在當今世界，這意味著美國必須保持其獨一無二的超級大國地位。不付出代價是做不到這一點的，但不能期望由美國的納稅人單獨承擔這個代價。此外，也不會沒有摩擦，俄國以及在今後適當時候會成為強國的中國、印度、日本、巴西等國——更不用說高度敏感的歐洲人——都會對此感到忿恨。但是為了和平與穩定，這一選擇的壞處最小最小。

當其他國家更加以世界強國的面貌出現時，美國不能獨自長期維持這一地位。但這一事實不能否定上述論點，雖然它的確能修改這一論點。首先，是時間上的間隔。經濟最先進的國家不會自動地在軍事上佔有優勢，特別是像現在，軍事技術——在這方面美國勝過其他國家——是關鍵，而不是簡單地看用於防務的資源有多少。無論怎麼說，重要的是不要低估美國的經濟潛力，因為不僅包括北美而且包括南美在內的廣大的自由貿易區為這一潛力開闢了前景。

還有，如果美國領導世界的擔子要延續到22世紀，它將需要可靠的盟友——它們願意分擔而且要完全分擔這一擔子。到底如何能做到這一點——怎樣適當地分擔向北約的投資，特別是對北約範圍以外的活動的投資，以及怎樣在經濟上利用大西洋自由貿易區加強它的基礎——這也許是我們今後10年所要討論的最重要的課題。但是，不管分擔這一負擔要採取什麼樣的公共機構形式，也不管美國和歐洲如何分攤這一負擔，領導世界仍將承擔繁重的義務。不過，它們也會得到補償，特別是國際上的安排和全球性機構作出的決定將傾向於反映美國的利益，也會從而擴大包括西方的利益。的確，除非這樣，否則，有民主精神的選民們，特別是美國的選民們，將不會準備付出這一代價。

我的第二條原則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我們應該承認地區均勢的價值。這是與美國全球作用這第一項原則有關的、一個重要的限定性條件。保持地區均勢將有助於減少需要美國所領導的干涉的次數。當一個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與其他國家結盟去反擊和遏制一個可能成為起支配作用的強國時，就形成了大體有益的均勢，減少了對該地區最強大的國家的誘惑力及其幹壞事的可能性。當然，英國多年來的政策是在歐洲內部促使實現這一均勢。正如我已經闡明的那樣，當一個主要的、未言明的政策目標應該是遏制德國的力量時，這仍然是有意義的。

美國政策的制訂者們一般不同意均勢這一原則，部分原因是美國自己擁有壓倒一切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理想主義和思想似乎非常重要，以致威爾遜的擁護者們把均勢看做是無從區分是非。更為普遍的意見是，他們認為用欺詐手段競相謀求統治地位的做法導致了一系列戰爭，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代一個強有力的論點是，在一個擁有核武器使人們不能接受任何戰爭風險的世界裡，人們也經受不起均勢行動所引起的緊張局勢。

這些論點不是沒有價值。但是美國國務院在世界政治中幾乎50年的做法是把伍德羅·威爾遜的原則與地區均勢的實際情況揉合在一起，從中東到印度次大陸都是如此。其次，如果需要的話，只要有一個主要的超級大國能決定地區爭端的結果，這就限制了國家之間的競爭。美國在核武器方面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強大，這就增加了它限制這些競爭的能力。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均勢才永遠是一支力量。

正如可以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那樣，在非常強大的美國存在的情況下，均勢有助於解決今後問題的最主要的地區是亞洲和遠東。有關日本對美國和歐洲經濟構成了「威脅」的歇斯底里的討論，沒有考慮到兩點。我們特別幸運的是，由於歷史原因，也由於日本得到了美國核保護傘的保護，因此它不希望成為軍事和經濟超級大國。亞大地區有三個已經或即將擁有核武器的強國，即中國、俄國和印度。

對於中國經濟確切的規模和增長率是有爭議的。但是人們知道：中國的潛力是巨大的，勤勞的中國人民（還有更加廣泛的、居住在國外的中國人）正在比以前更加有效地利用這一潛力，並且中國還正在增強自己的國防，而我們則在削弱我們的國防。

俄國在全神貫注它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但它仍將努力保持太平洋強國的地位。鑒於它有核武器和豐富的礦產資源，因此不能把這隻熊排除在外。它與中國在邊界和資源問題上有爭吵，這些因素也許至今還在起著破壞穩定的作用。

印度相當大，只要目前的政策和趨勢仍然繼續下去，在適當的時候，它將變得很富有，成為一個重要的地區強國。這是西方應該歡迎和鼓勵的事情。例如，如果感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應擴大一也有許多說法認為應讓它像現在這樣繼續下去——印度是一個強有力的候選人。儘管印度有宗教和民族問題，但它是一個建立了法治的民主政體。在冷戰所決定的舊模式中，印度受到蘇聯的影響。現在，我們決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它將是一個最容易打交道的亞洲強國。

所以，在亞大地區將會出現三個核大國與一個美國保護國之間的均勢，如果其中任何一個國家企圖擴張其領土或勢力範圍，它可能遭到其他國家的反對。美國除了向日本提供核安全保護以外，如果該地區的任何一個大國似乎要打破這一均勢，美國也能將其核力量和常規力量投向天平的另一端。美國已經慣於為韓國、台灣和菲律賓等這些較小的亞洲國家（地區）採取類似的、保持均勢的行動。這向一些較大的國家表明，它們不應該採取冒險行動，使美國卷人它們之間的衝突。這就更加說明為什麼美國與朝鮮在有關核計劃的糾紛中現在必須取得有利的結果。

民族，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

第三條原則是，民族性、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是維護穩定的國際制度的最好基礎。表面看，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難道不是民族主義破壞了歐洲的和平？事實上，從最重要的意義上講，回答是「否」。多民族帝國的不穩定性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而像納粹主義這樣跨越民族界限的世俗信仰則是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在兩次戰爭中，只有強大的、民族國家才能夠抵禦和戰勝侵略。

但是，無論如何，認為沒有民族的世界——因而也不會有民族的忠誠、摩擦和制度——是可取的，那是毫無道理的，因為在可預見的將來，顯然不可能出現這樣一個世界。正如保守黨人所認識的，政治要充分利用現存的這個世界，而不是不切實際地為不可能實現的事情設計藍圖。誠然，憎恨外國人的偏見可導致集中營、折磨和種族清洗。但是這種罪惡一般是受到壓制的和被扭曲的民族主義所造成的後果，沒有理由說明，我們為什麼不應該為自己的國家感到自豪。如果其他人為他們的國家感到自豪，為什麼我們要加以反對。黑手黨是以家庭制度為基礎的，但是，這不意味著家庭是一個有害的制度。

當然，對保守黨人來說，民族（像家庭一樣）也有深這和積極的社會價值。圍繞它的傳統和象徵作用，可以鼓勵那些有利害衝突的個人彼此進行合作，並且為了共同的利益而犧牲。民族性向我們提供了最重要的心理上的支柱，以抵禦使人們迷失方向的暴風雨——這一特性給予了我們繼續存在的意義。因此，輕視民族性的人就像拋棄了自己家庭背景的人，或者（如同G. K. 切斯特頓所說的名言）就像放棄了自己宗教信仰的人。這種人對社會構成了潛在的危險，因為他容易成為他所碰到的每一種不成熟的思想或強烈情感的犧牲品。

的確，有些民族主義是令人不快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有些民族已經犯下了歷史罪行。一個有意識的完全拋棄了它自己過去的民族與一個總想著它過去的民族相比，前者是否是一個更加可靠的鄰居，即使在當時這也是一個疑問。一個比較成熟的回答是要發現一個民族歷史中那些崇高的事件和主題思想，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一個更為正派和更加開放的民族感。否則，只有讓那些沒有理性的革命者來肩負民族事業。

人為的國家接納了語言和傳統各異的不同民族，甚至它們也想通過形成一個民族特性來勉強地頌揚民族性的力量。在蘇聯和南斯拉夫進行過這樣的嘗試。現在歐洲聯盟也正試圖這樣做。這類雄心勃勃的事業是行不通的，一般會在激烈的情緒和相互仇視中破產。但是，它們的人為性鼓勵理論家們走到了空談理論的沙文主義的極端，殘忍與荒謬交替出現，從斯大林的民族集體流放到鼓吹歐洲版本的達拉斯。

因此，認為通過各種可能的手段努力把大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國家拼湊在一起有利於穩定的觀點是錯誤的。而外交家們卻仍在想那樣做。當然，幾個截然不同的民族由於各種原因——安全、經濟資源、地理或沒有其他選擇——生活在一個國家裡，這是十分可能的。形成一種自由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是說服他們這樣做的最好辦法，正如瑞士機構的權力特別分散所表明的。但是在人為的國家——不管是建立在一種思想上（如蘇聯）或是建立在為了外交上的便利和懼怕貪婪的鄰邦這一基礎上（如南斯拉夫）——就很可能要依靠權力集中和利用軍隊將這些國家拼湊在一起。但又像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這隻會增強各個民族的民族狂熱和要求民族獨立的願望。

民主是最適合民族國家的政治制度。如果民主要真正有效地起作用，它需要一種共同的語言，而這是民族國家所能提供的。此外，一旦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裡建立了民主，它增強了要求實行民族自決的動力。這有助於說明為什麼大多數多民族國家不是民主的，或者說，如果它們是民主國家，為什麼它們會長期受到語言和文化糾紛的干擾，如加拿大和比利時。同樣，自由貿易意味著政治分界線不需要與經濟分界線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把政治權力分散與規模經濟學結合起來。正如亞當·斯密200年前所指出的：「如果所有國家都執行自由出口和自由進口這一自由制度，一個大陸上分成的不同國家，迄今為止，就像一個大帝國里的不同的省份。」

有人提出了兩個主要的具體論點反對把民族國家作為國際政治制度的基礎。第一個是「民族」這一概念在歐洲以外的地方意義很小或者沒有意義，因為它本身紮根於長期和特殊的歐洲歷史之中，而且是這一歷史的產物。這一論點有些份量。例如，在中東或遠東或非洲，或者甚至在北美或南美，對民族性的理解顯然與歐洲多少有些不同。在某些情況下，宗教、種族或多文化」（如塞俾爾·亨廷頓所認為的）都會形成和塑造某種特性。此外，民族會慢慢出現，如在印度。它們同樣也會瓦解和消亡。

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里，在每個大陸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在為了外交上的方便而人為地把一些國家拼湊在一起時，或者根據思想意識把一個民族分在幾個國家裡時，這種忽視民族特性的做法都遇到了失敗。在歐洲，南斯拉夫是註定要失敗的，甚至民族關係不大緊張的捷克斯洛伐克現在也和平解體了。在非洲，中非聯邦是由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組成的。在將蘇丹組合在一起時，忽視了在北方佔大多的阿拉伯人和努比亞人與南方尼羅河流域的人和班圖人之間在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區別。奈及利亞由三個部族組成，即豪薩旋、伊博族和約魯巴族。每一個部族都因爭執而陷入口分五裂。在中東，有人試圖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家，但由於主要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伊斯蘭教在起作用，因此總未能成功。在遠東，越南的分裂最終是不能持久的，朝鮮的分裂很可能也是這樣。對比之下，在每一個大陸，最符合民族特性的國家——因而能動員這些特性——可能證明它們是最成功的。從西歐的英國和法國，到中歐、東歐的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到中東的埃及和伊朗，直到遠東的日本，情況都是這樣。這不是說民族特性感就必然保證和平、繁榮和穩定，但是沒有它，國家將面臨更為嚴重的、可能是致命的困難。

反對把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作為我們國際政治制度基礎的第二個、也許是最經常使用的具體論點是少數民旋問題。但是，在為民族國家辯論時，我不是說保證使邊界與民族分界線正好相符是可能的，甚至是可取的，當然，更不是暗示說，少數民族或其他集團應該從一個地區遷移到另一個地區。使政治家們的生活更加單純一些。在一個管理有方、尚且富裕的國家，那裡的個人權利——如果恰當——還有地方自治都得到了尊重，就沒有理由讓少數民族遭受壓迫或產生不穩定的影響。國際行為準則和像歐洲理事會這樣的機構就能保證做到這一點。

西方政治家們大傾向於相信中歐、東歐共產主義以後的國家和蘇聯的經驗證明民族主義有內在的危險。但經過更加仔細的觀察，表明情況正好相反。南斯拉夫的情況不是常規，而是例外。例如匈牙利，除少數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外，它學會了接受70年前領土的喪失，結果導致200萬匈牙利人住在羅馬尼亞，60萬人在斯洛伐克，40萬人在南斯拉夫，20萬人在烏克蘭。可以理解，匈牙利人堅持他們在國外的同胞應該受到公正對待。但是，他們有足夠成熟的民主，懂得「讓所有匈牙利人在一個國家裡」的原則會導致災難。

同樣，雖然俄羅斯有些人出於自身的目的想利用生活在俄國以外的、曾經是蘇聯一部份的那些國家裡的2,500萬俄羅斯人，但至今，這只是虛誇之詞，沒有成為事實。雖然俄羅斯少數民族確實面臨一些問題，但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似乎沒有感到他們受到了很大威脅從而想摧毀他們現在所在的這些國家。事實上，他們在許多情況下還投票支持那些國家脫離蘇聯而獨立。

車臣共和國要分裂出來和隨後出現的危機，這對於把民族性作為穩定秩序的牢固基礎這一原則引起了多大的懷疑呢？車臣人肯定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自決；他們是一個有自己語言和宗教的民族，自從上一個世紀被迫併入俄羅斯帝國以來，一直在長期爭取獨立。有人認為西方應該忽視或甚至支持在鎮壓車臣時所採取的殘酷的軍事行動，以保證俄國成為一個整體，而且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的形象已經受到了很大損害。不應該由我們來決定俄國的模樣。最終不能依靠武力把一些國家拼湊在一起，必須為全國和地區的少數民族創造條件使他們願意留在這些國家裡。當西方忽視摧殘人權和違反（歐安會）國際條約這類事件時，我們損害而不是幫助了俄國的民主力量。至於疲備的俄羅斯這一實體，對於折磨著它的一些問題當然沒有乾淨利落的民主解決辦法。但是它的各族人民有權受到尊重——即使有些車臣人被指控參與了犯罪活動。如果車臣最終希望走自己的路，而俄國要阻撓他們這樣做，那它自己將一無所獲。

當然，像車臣一樣，過去的鬥爭史影響著現在。我的目的不是說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好的，更不是說都使人有安全感。但是對民族主義的指責已經很多了，其實有些問題應歸因於其他方面。此外，各種超民族主義的歷史至少與各種民族主義自身的歷史一樣是好與壞交織在一起的，它們的潛在力要更加危險得多。

促進自由

這個問題把我帶到了我所建議的保守黨人外交政策的第四條原則，即我們應該在全世界不斷地促進自由、民主和人權。為什麼要這樣，首先有實際原因。一般說來，民主國家不會互相打仗。在國內尊重人權的政權更不會向外侵略。在實踐中，即使是最無所顧忌地推行實用政治的人，他也要判斷來自各個不同地區的威脅，不僅根據其軍事技術，也要根據其政權的性質。自由的價值使得甚至文化不同的國家都認識到有必要進行克制、妥協和尊重別人。因此，鼓勵這些價值是外交政策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

至於保守黨的觀點，人們可以說，它是我們在制訂政策時所應考慮的部分真理。顯然，各個社會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它們的宗教傳統以及它們的政治覺悟，都有不同。在真正出現了新興的民主運動的地方，我們能夠促進和鼓勵它，並且通過抗議、公開的外交途徑和類似的手段給予它有限的保護，不讓它受到政府的鎮壓。在當地沒有這類人民運動的地方（或者人民運動僅限於首都少數在西方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我們不能從外面植人民主。雖然我們必須仔細挑選一些西方影響能夠有效地加快它們向民主作風和平過渡的實例，但是，有些對人權的侵犯——特別是酷刑——無論從任何國家或文化標準看都是如此醜惡可恥，如此令人震驚和如此令人厭惡，以致我們有一切理由去反對和制止它們。在處理這類事件時，主要問題是怎樣做最好，是通過經濟壓力，或是通過在國際論壇上的言論或動議，或是通過悄悄的外交手腕。但無論怎麼說，由於在執行保守黨人的人權政策時必須要謹慎和區別對待，因此，它總不會採取十字軍東征的那種做法。

自由派的批評是：由於西方的人權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言論自由或者不能胡亂抓人這類「程序上的」權利，從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根本性的」權利，如免受飢餓權或享有適當的教育權。一般反映人權問題要求的國際文件本身就說明了人們思考問題的趨向。例如，《世界人權宣言》（1948）不僅像我一樣確認了每個人都有生存權、自由權、法律面前平等權、財產權等等，而且還確認每個人都有權享有適當的生活水平，都享有適當的教育「權」與社會保障「權」——這些顯然屬於另一範疇。後來其他一些文件規定的內容更多。《國際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1966年）包括了「工作權」、「繼續改善生活條件」權、「不受飢餓」權以及「每個人都有權享有可以達到的、最好的身體和智力健康水平」。

當然，只要我們從權利方面而不是從責任方面去討論自由，傳統的自由主義就會輕易地陷入溫和的社會主義，只要求各種「權利」而不怎麼考慮它們的代價或甚至實現它們的可能性。這些「權利」即使從理論上說可能實現，但在實踐中，國家只有通過規章、控制和稅收對其他個人進行抑制才能實現。到了這一步，人們事實上已走完了從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全過程。此外，自由派的人權做法給予了外國機構干預幾乎整個國內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權力，這不僅是侵犯而是完全取消了國家的主權。

如果促進按照傳統定義解釋的人權是外交政策的合法目的，那麼，一般說來如何才能最好地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幸運的是，冷戰後的世界已為自由創造了新的機會。由於通訊技術的革命、世界市場的開闢以及資本與人員有更大的流動機會，這一切使獨裁統治者受到了更大的壓力，他們將越來越難以抗拒要求對他們的政權實行自由化的壓力。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在尋求促進民主和經濟權利的同時，必須高度注意經濟自由的更加廣泛的影響。

即使在經濟比較自由的國家——有健全的貨幣，有限的政策干預，低稅收，保障私有財產，勞動力可以流動——如果它們曾有一段時間經歷過獨裁統治（例如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在以後推行政治自由時它們會發現困難比較小一些。但是，正如俄羅斯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沒有法律框架，不懂得有限的管理，沒有私有財產制，也缺少企業充滿活力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要建立民主體制是極端困難的。保守黨內熱心於人權的人士認識了這一點，而左派自由人士卻沒有。因此，當市場資本主義的增長帶來政治自由時，前者不會錯誤地低估在實現政治自由方面的目標時所取得的進步。

在說了這一些以後，我要指出，有關人權政策的理論要比它的實踐複雜得多。政治家和外交家們通過本能一般都知道在什麼情況下能有效地施加西方的影響以及如何能最好地施加這一影響。可是，我必須加一句，他們有時需要輿論的激勵。

強大的防務

這四條原則首先都有一個共同點：只有第五條原則即強大的防務才能使它們發揮作用。羅納德·里根和我在８０年代所持的同一論點仍然有效。國防支出是對和平的投資，因為不是軍備本身引起戰爭。戰爭的引起是因為潛在的侵略者相信他們有足夠的軍事優勢能在侵略中取勝。這種投資必須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即使威脅似乎很模糊或看起來很遙遠，因為高技術的國防計劃只有在長時間才能產生效果。我們從冷戰勝利中有權期望得到的唯一「和平紅利」就是和平本身，而不是獲得在福利和本身具有依附性的文化方面投入更多錢的機會。

誠然，由於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垮台、華沙條約的結束以及最後蘇聯的瓦解，這一切引起了巨大變化，因此，西方國家應該重新審查它們的國防支出，這是對的。但是我現在認為，我任首相時作為《變革的選擇》所宣布的削減支出計划走得太遠了。自然，後來宣布的計劃就走得更遠了。從我個人講，我不贊同當時在從政治角度討論國防時人們所持的一切樂觀態度。但是我的確過地估計了把蘇聯（或俄國）變成一個「普通國家」——一個對西方不構成特殊威脅的、穩定的、自由的民主國家——時可能出現的進程。

我們不知道俄國最後是否要走向民主和自由企業制度。如果俄國要走恢復前蘇聯的老路成為一個新的俄羅斯帝國，這不可能通過和平道路實現。這也不會使俄國與西方的關係保持不變。無論怎麼說，如果俄國要再一次走近歐洲的心臟，這顯然對我們的戰略利益不利。同樣，如果俄國要把匾乏的財力用於任何這類帝國戰略，那必然意味著它要放棄繼續執行經濟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這一任務。這樣，我們就能看到它的對內對外政策又會回到前蘇聯的做法，俄國仍然是一個可怕的軍事大國。前蘇聯各國所經歷的各種危機和混亂已經使先進武器大量流入國外，那時，其他一些缺乏責任感的國家渴望得到它，這一進程加深了我們面臨的威脅。顯然，西方必須要維持它的防務。

自1989/90年度以來，在制定我們的防務計劃時，如果僅從一個方面，即蘇聯和華沙條約方面來估計威脅是不可能的。我們的任務要複雜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家們傾向於平衡各方面院外活動集團的意見，而不能對可能出現的威脅和所需的對策採取一種長期的戰略觀點。另外的困難是，不僅英國，而且美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它們都在裁減軍備。那些了解情況的人現在聲稱，即使我們有前線作戰的裝備對必要的地區進行干預，但在支援和供給方面也存在著一些大問題。再加上聯合國所批准的干預效果不佳，我們對軍備的裁減給人的印象是優柔寡斷和不願意承擔義務。

另一個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涉及北約今後的作用。像我曾經建議過的那樣，對它重新作出估價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特別是，北約作為一支維護穩定的力量和加強橫跨大西洋聯繫的力量，必須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和擴大其影響。但據我看，沒有做到這一點。特別是，部分由於聯邦主義在歐洲的推動作用，部分由於對待波斯尼亞問題的不同做法，北約已不能夠令人滿意地履行它支撐美國對歐洲防務的承諾這一至關重要的任務。事實上，北約自身已受到嚴重損害。

北約也應該應中歐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的要求，歡迎它們成為它的正式成員國。鑒於歐洲共同體在接納這些國家成為其正式成員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緩慢的和猶豫不決的做法，北約的決定對這個地區親西方的民主力量是一個打擊。把像波蘭這樣的國家和例如像前蘇聯的成員哈薩克看做與西方有著同樣的關係，這隻能混淆北約所承諾的不同義務。北約允許俄國，或者更加確切他說，允許俄國國內反西方的勢力在這個問題上為北約作出決定，這就使問題更加嚴重了。要莫斯科的民主人士這樣地屈從，對他們沒有好處，因為這表明，那些進行威脅的人比那些進行合作的人，其意見更可能被接受。

擴大北約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一步棋，它還能確認中歐各國的獨立地位和在「歐洲的」地位。假若北約在其東邊的邊界上劃一條「線」，像烏克蘭，也許還有波羅的海國家，它們」（至少在開始時）不會在這條「線」的右邊，但現在丟掉了。有人說得好：「只要北約近在咫尺……就能影響波羅的海與黑海之間這一帶國家的政治心理，給予它們自由的政治力量更多的信心。所有這些事態的發展往往會使歐洲的和平更加牢固得多。

由於海灣戰爭證實了我所認為必須要做的事情，即北約的軍事力量必須能夠在其「境外」活動，這一切就更有必要了。現在潛在的嚴重威脅，其範圍的確已遍及全球。但這不是說，每當某個遙遠的國家內部發生危機時，就應該調動北約的軍事力量，而是說，大的地區性威脅必然與我們有關。一些潛伏性的嚴重危險已清晰可見。

一旦發生了明顯的侵略事件，並且我們的利益受到牽連時，無論是在聯合國、北約還是在其他機構支持下進行的軍事干預都應該是強有力的、快速的和有效的。目的必須明確，對風險一定要加以權衡，要儘可能地進行反擊，並且要部署足夠的後備力量。當然，每一場國際危機都不同，因此，作出的規定必須適應各種不同的情況。但是要防止的禁忌則總是一樣的——即目的未經縝密考慮，採取行動前過多地考慮共識，投入的實力不足。

不幸的是，自冷戰結束以來，在聯合國指揮下進行的所有大的軍事干預都因上面某個問題或所有這些問題而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挫折。海灣戰爭使薩達姆·海珊仍留在台上，使他還有足夠的武器和財力對庫爾德人和沼澤地的阿拉伯人實行恐怖統治，繼續在考驗國際社會的決心。這一重大的判斷失誤主要是缺少明確的目標，過分強調通過國際協定而不是通過勝利解決問題。但沙漠風暴至少有效地保證伊拉克放棄了科威特。

正如我早先說過的，儘管有關的某些人士具有崇高的個人品質，有時還表現出了英雄氣慨，但對於前南斯拉夫的干預，沒有什麼值得讚揚的。干預的理由至少和薩達姆·海珊對科威特的侵略同樣明確。武器精良的侵略者塞爾維亞開始時是在南斯拉夫公共機構的偽裝下採取行動的，它首先攻擊了斯洛維尼亞，然後是克羅埃西亞，最後是波斯尼亞。本來應該採取明確的政策，去武裝受害者，幫助他們從空中襲擊軍事目標，但是這件事被曲解成為一項維護和平和人道主義的事業。

這項政策是一個錯覺，沒有和平要維護。因此這支人道主義的力量要麼無法幫助受害者，要麼與侵略者發生衝突。不採取軍事行動的西方外交，沒有實力迫使侵略者認真進行談判，而不公正地執行的武器禁運，事實上意味著站在武器精良的侵略者一邊進行斡旋，反對武器裝備差的受害者。的確，在處理這一危機時幾乎違背了所有的道德原則或具體規章。它至少應該是向下一代的政治家們提供了一個不應該做什麼的個案研究實例。

曾促使聯合國於1992年12月在美國人的領導下對索馬利亞進行了干預的波斯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事件，難道不令人感到羞恥嗎？沒有人能批評這一人道主義行動，即插手干預和緩解由名符其實的內戰所造成的可怕苦難。但是對於所涉及的政治和軍事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人們很快認識到，不恢復國內秩序，人道主義的努力就不能長期取得成功。但是索馬利亞國內似乎沒有力量能夠恢復秩序。

「因此，干預給自身帶來了痛苦的選擇：要麼聯合國使索馬利亞成為一個殖民地，花上幾十年的時間進行「國家建設」，要麼聯合國的部隊在適當的時候撤走，讓索馬利亞又回到它以前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如果是前一種情況，由於美國不願成為宗主國，聯合國只得將它交給像埃及這樣當地的國家進行新的託管，或者交給以前的殖民國家託管，這大概是指義大利人。如果做不到這點——事實上沒有做到——那麼將來只好由民間援助機構和私人慈善機構給飢餓者以食品，給病人以幫助。不能實現其目的的軍事干涉，它惹出的問題和它所解決的問題一樣多。

對波斯尼亞、索馬利亞和盧安達進行干預的結果，總起來說動搖了主要西方國家的自信心，玷污了聯合國的名聲。但有一種傾向日益明顯，即在過去幾年，安理會似乎準備擴大它進行干預的法律根據，以1994年9月最近一次對海地的干預達到了頂點。事實上，我們看見了那種傳統的危險的結合一理論上的主張與具體措施越來越不相稱。從長遠看，所有這一切可能會進一步帶來不受歡迎的後果。

如果說現在有一種威脅接近冷戰的份量，那就是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政策制定者的擔心的確是有道理的。如果更多溫和的或世俗的穆斯林國家陷入伊斯蘭極端主義政權之手，這對歐洲、中東和俄羅斯來說，其牽連確實是很大的。

但是，估計到某一危險是一回事，要知道如何能最好地克服它則是另一回事。在過去，西方造成的大禍是錯誤地判斷了伊斯蘭教的政治潛力。人們清楚地看到：「自從70年代以來被暴力和內部紛爭撕扯得體無完膚的兩個中東國家以前曾被認為是最穩定、最現代化和最面向西方的兩個中東國家，即黎巴嫩和伊朗。」有一種危險，即在討論「原教旨主義」時，我們會把具有保守思想的穆斯林國家看做是伊斯蘭革命不可避免的溫床。事實上，「原教旨主義」的大傘遮蓋了一系列有區別的並且往往是互相對立的現象，從與伊朗有聯繫的海灣和黎巴嫩的什葉派教徒，到埃及遜尼派的穆斯林兄弟會，到卡扎菲上校的「第三條道路」。他們與許多虔誠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很不相同，因為後者只是尋求返回禁慾的伊斯蘭教的苦修。

我已經說明了我所認為的保守黨人外交政策所應遵循的一些原則。但是，的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常識。在我擔任首相期間，我總認為一定不能讓侵略得到好處。如果它一旦得逞，就增加了對我們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我還認為，未來的侵略者要比大多數人想像的理智得多。他們會捫心自問：我們這些可能會反對他們的人是否有武器這樣做，是否有及時部署這些武器的手段，以及首先我們是否有決心這樣做。所以，我們必須表明我們的決心。

最後，還有我開始稱之為的撒切爾法則：「不管你準備多麼充分，意外事件總會發生。」當然，如何應付，那才是真正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