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哭泣我們還能做點什麼？災後重建的慈善機制問題

作者：李承鵬

19日這天清晨8時，我常常提到的「老段」帶著由十幾輛車自發組成的隊伍從綿陽出發，和其它繁多的民間搜救隊伍不同的是，這支隊伍中有攀登過珠峰的登山家，有退役的軍人，有業餘車手，也有專業的登山繩，他們是前往北川深處的一條溝里搜尋倖存者的，據消息說，溝里有不少人。酒吧老闆老段能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了，他的太太，因為丈夫幾天不歸家正和他進行冷戰。

直到20日凌晨老段才回到成都，可他沒有帶回哪怕一個人，只帶回一條受傷的農家狗。這也很慈悲，但和初衷有很大不同。

他們曾經用繩子拴住腰吊到到溝里，但一點人聲都聽不見。我說，也許倖存者已經不幸了，也許這條山溝根本就是假消息，這幾天這樣的消息和這樣的搜救隊散發在民間很多，大部份沒有源頭，當然也沒有結尾。

更典型的是大家熟知的前幾天傳說於江油的某條簡訊，有「軍人」敘述自己的妻子正面臨分娩而無人救助，從網路或手機上收到消息的無數的人和車趕向那個地方，可發現學校里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懷孕的女人。

這不是四川的救援現狀的全部，卻是之一，因熱情和善良蒙受信息誤導的人碰到了另一場不大不小的災難，由於地震期間信息的爆發但缺乏可靠性，網路和簡訊在幫助了一些災民的同時也成為一定範圍的謠言集散地。由成都記者唐建光和成都傳媒集團、網易、新浪共同推出的「救援盲區」平台適時產生，它具有一定可信度，但由於技術和人力原因，遠遠談不上權威性，我曾經向唐建光詢問過相關信息，他如實回答：我掌握的情況和你基本一樣。

疑問是：為什麼沒有行之有效的統一信息平台？只能依靠民間的或者媒體的，可二者從功能和技術上都無法勝任這麼大的災難。

無法得到有效回報的汽油、人力、麵包、救援繩、熱情……是一種浪費。曾經作為救援信息互換平台的成都交通台現在呼籲：不要再以個人方式前往災區，造成交通堵塞和資源浪費。可現在成都的情況是，仍有不少外地的人們前往災區，由於沒有更專業的技術和組織，雖然帶著帳蓬、麵包、清水卻不得門而入，只能在成綿、成灌、成彭等高速路附近轉悠，偶有深入山區的，大多也毫無收穫，時與救護車與軍車搶道，就是這樣，這是不容懷疑的善良動機，也是缺乏協調和效率的民間行為。而且似乎看上去是解決不了兩者的矛盾，有人認為，中國的慈善事業機制應該相應改革。

另一方面，「災後認領孤兒」是人們最關心的話題，我接到足球報總編輯劉曉新無數次電話，他想認領孤兒，但又不知從何入手，他對自己認領的資格問題惴惴不安，我告訴他，政府現在正急於救人和防止餘震，至少還得等上一周才能進入認領程序……隨手翻看新浪博客或BBS就知道這是新一輪的救援熱點，人們的急切願望和現實手段出現反差，我問過奇蹟逃生的「劉漢小學」負責人肖曉川關於認領孤兒的事，他說，其實有的孩子是否孤兒尚待確認，這個工作還得等幾天。無論民政局還是紅十會、青基會，都無暇顧及更遙遠的「認領」，他們太累太忙，加之還有更微妙的程序問題，不知這次地震會不會突破過去的政策壁壘。

但孩子們現在急需在最短時間得到一個安定而溫暖的家，遠離心理陰影。

這次災難使這個國家很像一個家，不僅激活了久違但一直就存在的民族自救能力，而且政府領導親歷第一線和快速反應也贏得更多的民心，當空政導演高希希告訴我中國空軍從5000米高空跳入汶川創造了世界軍事紀錄時，作為民眾一員的我的安全感也大大提高。但是，突發的地震仍說明了一些問題，比如說中國的民政和慈善機構是否太單一化，而這種單一化在重大災難時已暴露出它應對的某些乏力。

幾天前，我與置信集團、黃健翔、韓寒前往成都大慈寺紅十字總會時，見紅十會一位姓張的負責人已非常疲憊，她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以上，窮於應對各路捐助和救援，雖然有很多志願者前來幫忙，但秩序肯定談不上井井有條，紅十會本身也承擔了救援最多的職能，但是卻不能滿足外界所有試圖參與到救災行動的人們願望。

我們在讚揚民政及紅十會在這場災難中做出的巨大貢獻，但我們也應該思考怎樣為未來的不虞之需未雨綢繆，怎樣推動中國的慈善事業在堅持政府指導和監控的前提下與國際化接軌。

從電視、電台和博客留言中隨處可見想要捐款、認領、親赴災區救援的人們的留言，有成都人留言說「我在成都市區有一處約兩千平米的空置辦公室，能夠安置八百名災區群眾吧，請與我聯繫」，可按政策，私人救援者是無法收留如此之多遇災群眾的，因為他無法保證衛生防疫、安保、食品、信息傳遞各種事務，有給我本人留下真實電話號碼要打入我卡號上向學校捐助上萬善款的，可這必須通過國家認證的慈善機構也就是紅十會，個人是沒有權力收取這種款項的，還有無數要求認領的人們會遇到的「身份資格確認」，因為你必須保證自己不是從事人口販運的壞人，還有人想為災區學校捐贈十台性能良好的二手電筒腦，但如果由紅十字出具運輸費用甚至輾轉送至災區，相關費用已接近十台二手電筒腦。

在現場最大的感受是，向災難人民救援的願望很明確，可是在具體操作上卻有些迷茫，從某種角度這像一個圍城，外面的想進來救助，裡面的卻因得不到再及時一點的救助想衝出去。

最突出的問題還表現在捐款捐物的指向性上，出於特定時期特定的情感，比如當你在電視或身臨其境看到一群失去親人的老人，你很想為她們建造一座孤老院，但你的想法在複雜而繁忙的現階段很難快速反應在這群老人身上，也許你捐出去的錢大部份最後卻用在建設一條急需重建的受災公路上，或一間醫院倒塌的住院部，都是救災，可這某方面違背了你最初的捐助指向，而我們不能忽略捐助人的情感指向，這是國際慈善事業的慣例。

紅十會或者民政部門也有在捐款用途上註明具體援助指向的，比如說你的捐助物品款項可寫明捐給某某學校、村鎮，可至少中國捐助者更願意看到他（她）點對點的方式去幫助別人，而不是通過「呼叫轉移」達成目的，這個程序太複雜，也有不確定性。而且正如上面我說過的，也許這反而增加了紅十會或民政部門的負擔，因為大量不得要領的物資（包括其實現在很多災區並不急需的舊衣舊褲）湧入慈善機構後，運送費用和人力成本，將遠遠超過其本身價值和實際用處。

再一方面，最近幾天的民意是，有想在災後去災區支教的，有想去參加修建倒塌教學樓的，有想擔當施工監理的，有聲稱能提供幾十噸高標號水泥但缺乏運輸能力的，也有願意當擔架隊員義務司機的——在相關民政部門分身乏術，缺乏協調和組織的民間力量要麼站在川門之外焦急萬分卻不得要領，要麼直接衝到四川災區，結果越幫越忙。

在中國特色前提下，中國的慈善事業當然要堅持在政府的領導和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的指導下展開，但從最近幾天我親臨災區的感受得出一個純技術化建議（聲明這出於純技術化建議而非其它），中國慈善能不能在技術操作方面更加靈活更加有效率，無數的人們想參與救援，但從民政和紅十字會的人力、精力、程序上難以完整組合他們，更完善地進行救援及災後重建。

為什麼不能建立更多的國家授權的慈善平台，美國有無數私人慈善機構，它們的分布並不像中國這樣高度集中，卻呈現出更大的作用。美國的事情也許我們不能效仿，但我們可以在民政部門的監控和領導下，給予更多的獨立性，從而形成更大的規模和更精準的效率。而不是現在熱心民眾呈散兵狀湧進，更多的資金無法吸入到位。

一位我現在還不方便透露姓名的人士一直在呼籲「民間機構」，個人認為他的補足性方法非常正確，華盛頓經濟和政策研究中心助理主管，宏觀經濟學家迪恩貝克在分析美國慈善事業時認為，鼓勵個人慈善機構的成立，而不是單一依靠中央政府，這樣的競爭和資金來源的分散化，能夠促進接受捐贈的機構更有效率地適用這些資金，從而讓救濟、藝術、醫療等在中央政府統一撥款情況下比較難以獲得資金的領域，能夠更容易獲取資金。

李連杰說過的一句話值得深思：「要不是我有一個堅強的宗教信仰支撐，在中國做慈善，我早垮掉了」，中國尚未批准公募的個人慈善基金。按照2004年出台的《基金管理條例》的規定，個人申請成立慈善基金可以掛靠在民政部這樣的政府機關下面，也可以選擇半政府性質的公益組織作為業務主管單位。不過，中國紅十字總會並沒有業務主管單位的資格，而名人基金的審核又特別嚴格，所以，從2005年4月開始接觸，一直到2006年12月正式簽約，壹基金在法律程序上的努力歷時一年半之久。

網易最近生產出一個特大假新聞，認為黃健翔李承鵬擔心善款被吞，這個由網易生產出來的「網難」新聞最大的負作用是，某種程度讓人們對災後重建增加了顧慮，讓正在探索堅持中國特色與國際接軌的中國慈善事業，從實際操作層面出現觀念模糊，我不知有多少人理解我們內心深處在說什麼，但，只需明白這種純屬編造的新聞危害不僅是被謠言中傷的個體，更在於，想進一點做善事的人畏縮不前了。

中國慈善事業的機制是否嘗試一下改革，有兩個最近的實例可以佐證，中國的慈善事業可以更靈活多樣務實地進行，比如說成都置信和我們三個在成都紅十字的框架協議下進行1060萬修建三所「安心學校」，其實一樣要通過當地政府和教育部門批准立項，並不是對現有的基本理念的反動，而且也像健翔說的「用我自己摸得著，看得見的方式進行救援」，現在民間很多人都是這個想法，只不過這種模式還要完善。

前天，萬達集團斥資6000萬人民幣與都江堰市政府達成協議，由萬達集團出資重建都江堰市中心醫院，這是一個非常珍貴的信號——這次受災嚴重的學校、醫院的重建工作，可以通過企業直接的介入，監理，而保證其質量和投入規模了。

中國需要在紅十字的領導，也需要更靈活更直接更務實的一種慈善模式，讓捐助人放心，讓受用人安心，不再出現豆腐渣工程和無數死傷的學生——畢竟，在災後重建中我們不能想像個人或企業把數千萬現金捐到紅十字會，再讓這個機構親自去設計、買材料、施工，這對紅十會本來的工作是更大的破壞，是對他們體力和精神的折磨。

再次聲明，堅持民政部門和紅十字的領導。

在我的上一篇親歷北川紀實後，我在思考，為什麼那麼多人關注X先生？其實他無形中承擔了一個私人慈善的監理角色，而不是企業把錢交出來後，就一頭一尾不見面了，當災難來臨，無人承擔嚴重後果。進一步思考，倘若中國慈善事業的未來僅僅是盼望一個道德高尚的X先生現身，來重建不倒塌的學校醫院，那難道不是一種悲哀嗎，所以，我們應該從機制上來維繫和發展它，也監督它。

殫精竭慮思考在慈善事業的李連杰可能最有發言權，他經常說：「怎麼樣有一個制度，能夠長久地保證透明、公正、可持續、符合法律法規地來運作一個機構？」，一個武打明星說到這個境界，不易。

19至21日的「國哀日」後，中國人除了哭泣還能做點什麼？重建！可怎麼重建，怎樣發揮社會、民間的力量去重建——這是個慈善的戰略問題，而不是X先生個體道德的戰術問題（雖然我很喜歡未曾謀面的他，以及這家企業的管理層在這件事情的做法），希望大家一起來思考。

可人們有些顧慮，今年三月試行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令》第十一條中註明，「搶險救災，優撫、救濟、社會捐助等款物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況，要求在重點公開……」，地震之前，我們目擊了包括湖北教授要求捐助學生回信從而反目，瀋陽孤兒學校校長捲款跑路，等等，這場地震之後，我們更需要在機制去完善它，監督它，讓它更有效率，和民眾的信任。

在此，突然想引用蓋茨為基金會運作定下的「15條軍規」的兩句話：

一、任何情況下，基金會都不得有傲慢的「施捨者心理」。

二、「所有生命，不管在哪裡度過，都具有同樣價值，獲得最多的人，也被寄予更多希望」。

看來比爾.蓋茨，不僅會生產WINDOWS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