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諾獎作家戈迪默去世 曾為曼德拉心中英雄

　　搜狐文化訊（記者 吳逸悠 實習記者 郭蔓）她是世界反種族歧視的重要聲音之一，她也曾公開斥責2010年南非世界盃為「一場盛大的馬戲」……2014年世界盃剛剛落下帷幕，南非歷史上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納丁·戈迪默，於當地時間7月13日在約翰內斯堡的家中去世，享年90歲。曼德拉生前一直視戈迪默為心目中的英雄，1990年出獄時最想見到的幾個人中，就有她。

　　戈迪默去世後，家人對外發布了這一消息。消息稱，當時戈迪默的兩個孩子陪伺於兩側。曼德拉基金會首先發去了唁電，「為南非失去一座偉大文學豐碑而陷入悲痛之中。我們失去了一位偉大作家，一位愛國者，失去了一位平等和民主的呼喊者。」戈迪默家人表示，稍晚將會舉辦一個私人追思會。

　　南非總統祖馬14日向外界表示，他代表南非政府和全體南非人民，對戈迪默的去世表示哀悼。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發言人科德瓦則同日表示，南非失去了一位獨一無二的文學巨匠。

　　對戈迪默而言，最驕傲和最自豪的，並非199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是1986年出庭作證，使22名非國大黨員免除死刑。曼德拉在1990年出獄時宣稱最想見到的幾個人中就有她。

　　戈迪默和曼德拉的友情始於1964年，他倆經常同時出席一些公眾場合。她曾受邀陪同曼德拉去挪威領取1993年諾貝爾和平獎。在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推進民主選舉的過程中，戈迪默是曼德拉智囊團中的功臣之一，曼德拉曾將其視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戈迪默於1923年11月20日出生於靠近約翰內斯堡的採礦城鎮斯普林斯，生長於一個猶太人家庭。她從小就接受種族平等思想，同情廣大黑人的悲慘處境。她是白人，但很早就參加以黑人為主體的非國大。她從15歲起就進行小說創作，關注的焦點始終是廣大黑人群眾爭取平等與自由的鬥爭。她在1958年出版的《陌生人的世界》，真實地描寫了南非黑人的苦難生活；1974年出版的《自然資源保護論者》，既揭露種族隔離制度給黑人帶來的災難，也描繪黑人的覺醒和鬥爭；1979年出版的《博格的女兒》，則描寫一個懷有進步思想的白人女性，因為同情黑人而遭受種種迫害，最後成為種族隔離制度的犧牲品。

　　1980年之後，隨著南非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戈迪默的思想認識進一步升華。她不再滿足於對現實生活的逼真描寫，而是採取「預言現實主義」手法，對未來的生活大膽設想。1981年出版的《朱利的子民》，描述在未來爆發的種族戰爭中，一對開明的白人夫婦同他們的黑人僕人一起戰鬥。1987年出版的《天性使然》，以一個白人女郎投身黑人解放事業為線索，預示將來在南非必將建立由多數黑人掌權的新生活。戈迪默堅定不移地站在黑人大眾一邊，毫不留情地抨擊種族隔離制度，被南非種族主義當局視為「白人的叛徒」。從1953年開始，她的作品多次遭到查禁。但是，她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從未屈服和妥協。1991年，她因為「在其作品中深入地考察和描繪了南非的歷史進程，同時又推進了這一歷史進程」，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延伸閱讀：

　　戈迪默故事

　　1.批南非世界盃為「盛大的馬戲」

　　2010年非洲人民難得舉辦一屆世界盃，「南非的良心」納丁·戈迪默卻說：「這是一場盛大的馬戲，我也不想讓大家掃興，但當人們連麵包都吃不上的時候，我們要馬戲幹什麼？」

　　戈迪默成長的歲月，是南非種族歧視最嚴重的時代。她說，當自己還是個小孩子時，所接受的教育就讓他們害怕黑人，說這些黑人是從非洲其他地方來的，是怪物。但當她長大，戈迪默對「黑白分明」的社會產生了懷疑。她和黑人交朋友，一步步走出了封閉的白人圈子。

　　當年，86歲高齡的戈迪默承認說，「在16年前，我們滿腦子想著如何擺脫它（種族隔離制度），根本沒有心情思考未來。當時我們徹夜狂歡，現在則必須面對宿醉後隔天起床時的頭痛。」這位白人作家，對南非現狀的描繪生動而形象。

　　2010年的南非，確實有眾多問題讓戈迪默「頭痛」。在約翰內斯堡、比勒陀利亞、開普敦等地，富人住著價值幾百萬乃至上千萬蘭特的別墅；但在城郊區，簡陋的鐵皮「安居房」比比皆是。貧富差距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

　　面對2010年在自己國家舉辦的世界盃，戈迪默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自己的態度很尷尬：「 老實說，沒人真正需要那些露天體育場，等世界盃結束以後，我們要怎樣處理它們？讓那些棚戶區居民去那裡躲雨嗎？」

　　據報道，為了2010年世界盃，南非政府投入了近300億蘭特的資金，用來建設道路、機場、鐵路、大型露天運動場等相關設施。這個數字是韓日世界盃和德國世界盃的許多倍，也是原預算的10倍左右。而南非大量的財政收入，以投資回報的形式被國際足聯和國際投資者吸走了。

　　2.為艾滋事業號召11洲作家寫小說

　　進入新世紀，戈迪默曾邀請世界上11個洲的21位作家各貢獻一個短篇小說，彙集成《愛的講述》一書，將出版所得全部用於防治艾滋病事業。

　　《愛的講述》一定程度上是當代世界文壇的掃描，把世界文壇一批最重要的文學天才同時聚集在讀者眼前，世界各地都有代表，其中包括五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從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到美國的約翰·厄普代克、加拿大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從南非的戈迪默、奈及利亞的阿契貝到德國的格拉斯、葡萄牙的薩拉馬戈，從以色列的奧茲到日本的大江健三郎。所選小說都是他們自認為代表了自己作為講故事的人的一生的創作中的力作。如此種類繁多、個性鮮明的世界級作家同時出現在一本選集中實屬罕見。

　　這本書也得到11個國家的出版商的慷慨響應，其中包括中國知名的專業翻譯出版社譯林出版社。11家出版商已和作者們一起決定，此書在各國的所有版稅和利潤，將捐獻給世界上相關的防治艾滋病的機構和組織，用於艾滋病的預防教育和醫療。

　　據悉，《愛的講述》在美國紐約舉行首發式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親自出席。戈迪默本人在曼哈頓主持該書作品朗誦會。

　　3.作品曾在南非遭禁

　　納丁·戈迪默撰寫了13部長篇小說，200多篇短篇小說，200多篇散文。在種族隔離最黑暗的時期，以反種族隔離為己任的她，儘管其著作在國內被禁，本人也遭受迫害，但她拒絕流亡國外而毅然留在國內，與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的地下組織成員並肩戰鬥。就在白人政府瘋狂搜捕非國大成員時，幾位黑人運動領袖就躲藏著在她家中，並在其掩護下安全轉移。

　　4.拒領「女人獎」

　　1988年，戈迪默被提名為奧蘭治文學獎的候選人，但被其斷然拒絕。當被問及原因，戈迪默說：「因為那是專門為婦女作家而設的。」

　　戈迪默稱，反對一切人為分類的所謂獎項。「文學獎還能分出什麼花樣來嗎？難道非要分男性獎、女性獎、紅髮人獎、金髮人獎、 一夫一妻者文學獎、同性戀人文學獎嗎？這些和文學本身又有什麼關係呢？這種類型的獎我自然不會接受。我還真不知道是不是專門有為男作家而設的什麼文學獎項，我認為男女應該完全平等。」

　　5.「我不會畫自己便畫了貓」

　　1976年，世界上的700名作家被請求畫自畫像，戈迪默畫了兩隻貓。「原因很簡單，我不會作畫，也畫不了自己，我那時養了兩隻小貓，很喜歡它們，所以乾脆就畫了貓。」

　　戈迪默說

　　不認為「個體總是在最後被擊敗」

　　問：你同意約瑟夫·羅斯和喬治·奧威爾說的「個體總是在最後被擊敗」嗎？

　　戈迪默：我不同意。這兩個作家以他們個體的事實作為例子——有才華，獨立的思考——即使在悲慘的生活和死亡之後，通過他們作品不斷重新煥發的力量而最終可以獲得勝利。

　　問：用你的話來說，在布拉格我們都是證人，是一種「愚蠢的官僚作風——20世紀的極具特色的悲劇」的見證。這種悲劇會過去嗎？

　　戈迪默：愚蠢的官僚作風……我想它在一個民主政體中會處於一個非常低的程度，但是它似乎仍不斷在民主國家裡蔓延。但至少那裡有言論自由，人們可以對官僚作風抗議，有時還是有用的。一個人應該不懈地使異議被聽見，被記住。

　　（節選自2004年4月布拉格作家節言談）

　　中國作家說戈迪默

　　1.莫言：「比較欣賞的女性思想者」

　　蘇珊·桑塔格？她的思想是很犀利的，你看她非常尖銳、非常透徹。還有，南非那個女作家，納丁·戈迪默，獲過諾貝爾文學獎。

　　2.王蒙：搶她的人，可能就是她幫過的人

　　南非有個著名作家叫納丁·戈迪默，她是諾貝爾獎獲得者。1986年，我在美國紐約見到她，發現她非常有風度，每句話都充滿使命感，她特別反感白人種族隔離政策，她替南非的黑人說話，並為此坐過白人種族主義者的監獄。但是，在南非種族主義完蛋，曼德拉上台以後，她的影響力和聲音卻慢慢變小了。前年，她家裡還被搶了，搶匪要她的結婚戒指，她不給，結果還為此挨了打。那些搶她的人，很可能就出自她當年為之呼籲的那些人之中。

　　3.虹影：她的寫作那麼有力，人卻非常矮小

　　曼德拉判無期徒刑時，我在場

　　（南非）納丁·戈迪默

　　編譯：吳逸悠 郭蔓

　　我1964年遇見他時，正值尼亞審判，他正在嘗試著採取行動對抗當局政府。而後當他在法院被判無期徒刑的時候，我也正好在場。

　　1979年，我寫了一部小說，名為《伯格的女兒》（Burger』s Daughter）, 故事講述了革命時期孩子的家庭生活，這群孩子被父母的政治信仰和每日的監禁威脅所綁架，終日惶恐不安。那本書在南非出版之後即被禁，我全然不知它是怎樣輾轉到曼德拉手中的，那時的他正身處羅本島監獄。但是曼德拉，我所期望的最為迫切的讀者，後來為我寫了一封深切的信，信中詳述了他對這本書的最深切的贊同。

　　在那個時期，我能夠與曼德拉保持聯繫，要歸功於他的律師喬治-畢佐斯。他以甚至超越律師的身份，與曼德拉保持著密切的關係。

　　當喬治-畢佐斯告訴我剛剛重獲自由的曼德拉先生想見我時，我有點難以置信。我帶著一個作家的虛榮心暗自猜想，以為那位偉人是想和我談我的作品。

　　之後我和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單獨待了幾天。而我們談論的內容也並非關於我的書，而是他在重獲自由的第一天發現，妻子溫尼·曼德拉有了情人。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直至六年後他們離婚時才公之於眾——我此前也從未提及這件事，因為我相信，在他做出犧牲的內心深處，無畏的揭露自己的生活，不僅是為了證明他的政治風氣。他一直生活在為他人爭取自由的路上。

　　南非民主會成員次年進行了首次會晤。會議在一幢叫做世界貿易中心的建築里舉行。但由於需要密談的場所，A.N.C.的一個領導找到了我和我丈夫卡西爾在約翰內斯堡的房子，作為他們的會議室。當然，我們沒有參與。我拿了一個茶水托盤，放在他們密會的陽台上。曼德拉只在他們之間出現過一次。我沒有偷聽過他們的談話。

　　當得知曼德拉獲得1933年諾貝爾和平獎時，我並沒有欣喜若狂，因為諾獎評選委員會決定同時將獎項授予另一個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德克勒克（南非前總統。他是現實主義者的異類，1990年，他意識到種族隔離制度已失效，隨即對A.N.C、以及其同盟者和分支機構採取更嚴厲的譴責。）頒獎儀式在挪威奧斯陸舉行，作為曼德拉的隨同人員，我和喬治-比澤斯獲邀參加。隨後，我們和其他A.N.C的領袖們飛到挪威，一同見證了曼德拉獲獎這個令人永世難忘的榮譽時刻。

　　頒獎典禮結束後，我們這些隨同人員，也因他得獎獲得了別樣的經歷。我們站在酒店的陽台上，向下看著大片前來為曼德拉道賀的人群，他們唱著A.N.C自由之歌，大家都陷入狂喜，場面顯得異常壯觀。

　　而喬治和我注意到了此時的德克勒克，他和他的妻子站在與我們毗鄰的陽台上，突然轉過身去，退到了酒店房間里，全然不顧樓下興奮歌唱的人群。也許他們意識到，這自由之歌，並不是為他而唱。

　　在曼德拉去世前的最後幾年，我經常去他約翰內斯堡的大房子里探望他，喬治和我陪他吃早餐。只不過他起床很晚，早餐通常都成了「早午餐」。

　　曼德拉對人類的深層理解張顯在各方面。有一次，曼德拉的小女兒辛德茲突然回來，他與女兒擁抱，打招呼，問她要不要吃點什麼。她抱歉地說她不能久留，因為母親還在車裡等她。他抬起頭，堅持邀請她母親也一起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