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無技術工業化」的陷阱》——太深刻了：原來我國的「世界工廠」根本就是「無技術的世界工...

《走出「無技術工業化」的陷阱》——太深刻了：原來我國的「世界工廠」根本就是「無技術的世界工廠」作者：岳健勇 2009年1月1日兩年多以前，西方有學者預言，下輪金融危機將發生在發達國家，並很快會擴展為波及全球的金融風暴。理由是，金融自由化創造出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工具並引起資本大規模跨國流動，必將大大超出政府的監管能力，從而可能因某個時點金融產品投資的失敗而引發大範圍金融危機。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證實了這一判斷。 的確，金融自由化使得在英美模式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虛擬經濟財富積累要遠遠高於實體經濟，從而使現代資本主義越來越朝著賭博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方向演化。迄今，美國金融危機已波及大多數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由於市場信心崩潰，西方國家政府推出種種金融拯救方案，暫時穩定了金融局勢；但嚴重的金融危機迫使企業開始陸續大規模裁員，從而打擊了消費者信心，日本和德國率先宣布進入經濟衰退。在金融危機發源地的美國，經濟危機已波及實體經濟，進口需求明顯下降。12月初，美國正式宣布進入經濟衰退。外部需求的大幅下降使中國外向型經濟面臨巨大壓力。與美日不同的是，中國發生的是實體經濟危機國內有觀點認為，中國當前的經濟困難是由國際金融危機衝擊造成的。但筆者認為，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金融業的直接衝擊有限。因為國內金融衍生業務剛剛起步，衍生品種類少、業務複雜程度低；國內銀行業對國際金融衍生品的認識有限，海外投資規模很小，在美國次貸危機中遭受的損失不大，因而沒有造成國內銀行業重大危機和信貸能力下降。國內信貸收縮是中央政府實施宏觀調控政策的結果，與國際金融危機並無關聯。信貸緊縮使國內中小企業貸款更加艱難，很多企業資金鏈斷裂，經營發生極大困難。與此同時，從2007年年初以來，中國出口產品因質量問題屢遭國際抵制，給國內製造業造成嚴重後果。可以說，雖然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某些不利影響，卻不是當前中國經濟危機的根源所在。 美國此次發生的經濟危機是虛擬經濟危機，實體經濟因金融業損失慘重受到一定影響，但實力猶在。部分企業面臨破產重組，主要是因為管理不當和經營成本過高而導致競爭力下降。然而，就實體經濟整體而言，美國仍然保持了最強的技術創新能力，其宏觀經濟穩定性和綜合競爭力依然居世界前列。因此，當前的金融危機無論在表現形式上，還是在危機產生的國際後果上，與1929年的大蕭條均不可同日而語。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起源於金融危機，而後蔓延到實體產業，最終釀成全面經濟大蕭條，引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政治危機。而這次經濟危機發生的範圍有限，而且，有關國家出於對歷史教訓的記取，不會再採取以鄰為壑的國家主義經濟方針，而是通過現有的國際機制加強合作，共同克服經濟困難，如不久前在華盛頓結束的G20首腦會議，就重申了共同捍衛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的原則。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經濟危機的實質是實體經濟危機，即製造業危機。其實在幾年前，中國已開始發生經濟危機，累積至今，通過製造業的蕭條、地產股市泡沫的破滅、通貨膨脹、大規模失業等形式全面表現出來。造成中國製造業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利潤極低、幾乎無利可圖的低技術製造業無法承受人民幣升值和通脹造成的剛性成本壓力。 從表面上看，中國經濟危機的起源與1980年代末的日本存在相似之處，即都是因本幣升值而引起宏觀經濟環境的惡化所致。日本作為高度工業化國家，其製造業有足夠的手段化解日元升值帶來的成本壓力，即所謂的「產業空心化」。日本產業能夠大舉對外投資的基礎是擁有一流的製造業技術，因而，日本並沒有出現製造業大批破產的情況，而是藉助日元升值積累了龐大的海外資產。 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製造業大多從事價值鏈低端環節的生產，嚴重缺乏創新能力，其唯一的競爭優勢就是勞動力的廉價。從事低技術生產的中國製造業對外不具備議價能力，對內則對成本變動異常敏感；過低的利潤空間使製造業無力投入資金進行研發，實現產業升級，以平衡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因而根本不具備「走出去」的能力，除了倒閉就只有遷移到成本相對低廉的中西部地區。 日本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發生的經濟危機表現為金融地產的泡沫，製造業絲毫未受影響。日本能夠在泡沫破滅後承受10餘年經濟衰退的基礎，就在於強大的實體經濟，即現代化的製造業。而中國經濟泡沫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與製造業的危機有關，郎咸平對此有精闢的分析。中國發生的實體經濟危機，表明中國工業化水平的低下，因而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實際上不僅超過當年的日本，也遠遠超過今天的美國。激進的經濟自由化政策，致「中國製造」墮入無技術工業化陷阱中國之所以出現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情況，而具有虛擬經濟泡沫和製造業危機並存的全面經濟危機的特徵，其根源在於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經濟改革中發展模式的錯位。作為一個經濟技術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全力追求經濟增長，卻忽視了最核心的發展問題——工業化。在經濟發展階段與發達國家尚存巨大差距的時候，為實現經濟增長這一壓倒性的政治目標，在發達國家的壓力和誘導下，中國採取了激進的經濟自由化方針，對貿易和投資實施大規模開放。中國經濟的全球化造就了外資全面的競爭優勢，導致本國產業完全被擠壓到價值鏈低端，只能發揮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從事低技術生產，因而無法進行資本和技術積累實現產業升級，始終處於國際分工的底層。 韓國在朝鮮戰爭結束後，人均年收入不足100美元，甚至比當時的許多非洲國家還要貧窮，但韓國通過國家主導工業化的「發展型國家」模式，僅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實現了工業化，躋身於發達國家的行列。而中國經歷了30年經濟高速增長，迄今工業化仍進展緩慢，製造業的核心技術大多不能掌握，只能依賴進口——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程度，更多是由外資產業而非本國產業來體現。雖然中國對外貿易連年順差，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但中國本國產業的高技術進出口卻持續逆差。 因此，加入全球化、實行激進的經濟自由化的後果是——導致中國墮入了「無技術工業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的陷阱。「無技術工業化」的表現形式就是中國經濟對外資和海外出口市場的雙重依賴，這必然加劇中國經濟的弱質化和結構扭曲。籠罩在無技術工業化陰影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所必然付出的代價，就是中國的生態和資源過度透支，就業危機愈演愈烈，追求自由貿易的熱情屢遭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嘲弄。無技術工業化，恰恰是經濟技術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激進的經濟自由化方式實現工業化的邏輯後果，反映出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的雙重效應：一方面，刺激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另一方面，通過經濟自由化的國際制度框架，阻礙中國製造業的現代化。無技術工業化所產生的後果一目了然——被全球化的國際制度框架牢牢鎖定在國際分工最底層的中國，無論維持多高速度的經濟增長，始終無法實現技術趕超——在世界經濟中，中國充其量只是製造業裝配大國，卻絕成不了製造業強國。 中國製造業的嚴重危機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國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迄今已釋放殆盡，無技術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經濟的拐點已經出現。全球金融危機只不過是加劇了中國的經濟困難，只是與中國經濟增長臨界點的出現在時間上巧合而已。 那麼，中國經濟下一步將走向何方？當前國內經濟學界和政策部門的應對思路，其實還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框架內打轉，無論是為「市場換技術」的失敗巧言掩飾，還是就事論事地談論如何扶持中小企業，實現「走出去」戰略云云。這些說辭對於解決中國經濟危機完全是隔靴搔癢——因為當前的實體經濟危機是源於中國經濟結構自身的脆弱、以及全球化對中國脆弱經濟結構的制度性強化。 當然，問題的主要癥結在於中國自身，這可以追溯到中國體制上的固有弊端。如果不努力改革國家體制，建立真正有利於本國產業自主創新的機制和氛圍，如果不正視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工業化造成的制度性遏制，而繼續不計代價、一味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那麼，中國的經濟危機只會愈演愈烈。克服當前經濟危機，必須重新構建中國發展模式事實上，當前中國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方案，從本質上講純屬治標性應急措施，而非根本性的戰略調整。1930年代的美國羅斯福新政，是在通貨緊縮的形勢下通過增加公共投資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促進社會就業和消費的宏觀經濟干預措施。這種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方針儘管對症下藥，但真正導致美國完全走出經濟大蕭條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巨大戰時需求。中國在1990年代中後期出現持續的通貨緊縮，雖然中國政府通過政治強制動員勉強實現了8%左右的高速經濟增長，但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很低，因而世人普遍感覺到的不是經濟的繁榮而是蕭條。中國政府採取了類似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在3年多時間裡投下數萬億元用於公共工程建設以拉動內需，卻並無顯著成效。 真正扭轉經濟頹勢的，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同時伴隨著以放鬆銀根為標誌的貨幣政策的全面寬鬆。這是全球化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正面效應，也是不少人不假思索擁抱全球化的原因所在。但此前的中國經濟不振，無論從邏輯上還是經驗上，都不能簡單歸結為經濟的不夠開放，否則，既不能解釋日/韓或更早時期的美/德等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無全球化之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out globalization）的成功，更不能解釋今天中國經濟的困境。因此可以說，全球化一度緩解了中國經濟的困境，卻造成今日中國經濟更大的困難。 筆者認為，中國政府現今出台的龐大經濟刺激方案，其實並不觸及實體經濟危機的根源；其長期效果如何，是值得懷疑的。筆者以為，如今的中國經濟既然已到拐點，則亟需戰略性方案以適應變局。擴張性財政政策通常適合在通貨緊縮狀態下實施，如果不能有效帶動民間投資，投資公共工程對於解決社會就業作用則十分有限。而通貨膨脹恰恰不利於企業擴大投資，在此情況下，放鬆銀根、增加政府支出，有可能加劇通貨膨脹，從而使下游製造業面臨更大生存壓力。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有趨向滯脹的危險。中國政府為了維持經濟持續增長以應付愈益呈現爆炸性局面的社會就業危機，不惜放棄反通脹目標，也恰恰說明了目前的經濟危機已經發展到危及社會穩定的嚴重程度，為此不得不「兩害相權取其輕」。 4萬億元的刺激方案，確實在國際上引起了震動。但西方國家為之歡欣鼓舞的原因在於——中國龐大的公共工程建設，將為這些國家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帶來機會，從而拉動西方經濟的復興。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了中國工業化的落後。而此前，中國表示願與美國共渡難關，其動機實際上還是為了最終推動國內勞動密集型企業擴大向美國市場的出口——這些措施，實際上仍然是在沿襲「無技術工業化」的發展思路。 中國無論在地理、人口規模，還是在既有的經濟規模和市場潛力上，都是大國，這在國際政治經濟上與小國存在本質的差別。這差別意味著中國在經濟外交上大有可為——利用自身「大國規模」的先天優勢，爭取最有利的國際制度環境，是完全可能的。事實上，無論是美國的次貸危機還是中國的製造業危機，均從不同方面顯露出經濟全球化神話的破產。 人們可以看到，發達國家已經開始反思過度的金融自由化對其長期利益的損害；美國和歐洲之間的經濟全球化程度是最高的，彼此間貿易和投資幾乎完全開放，其前提在於兩大經濟體的經濟技術實力相當，但各自在關鍵的高技術領域仍對本國產業不遺餘力加以扶持：如歐盟對空中客車的傾力支持，就屢屢被美國指控為不公平競爭，但歐盟置之不理。又如韓國和台灣(地區)，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完成了工業化，所遵循的並不是自由市場原則和比較優勢的邏輯，而是依靠政府對市場的有效指引和駕馭——這與華盛頓共識所鼓吹的放棄政府干預，由市場自動實現均衡的原則是完全相悖的。美國儘管不喜歡韓國和台灣(地區)這些反自由主義的做法，卻出於冷戰的現實予以默認。因此，把台灣等新興經濟體實現工業化說成是「比較優勢戰略」的勝利，不符合基本的歷史事實。 對中國而言，沒有製造業的現代化，即工業化，中國無法成為真正的世界大國。國內經濟最發達的東南沿海各省，在此次空前嚴峻的經濟危機中，深受產業落後之累，實現產業升級的願望也最為強烈。但問題是，如果不通過政府外交改變阻礙中國產業現代化，亦即「無技術工業化」的全球化國際制度環境，如果沒有中央政府對本國製造業統一實施富有遠見的產業指引，而僅憑地方政府一地之力，無論其付出何等努力都將註定是徒勞的。同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假如把產業升級僅僅理解為繼續在傳統「招商引資」的基礎上引入所謂高技術的外資企業，而不是傾力於培養提高本國製造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則是對產業升級和工業化的極大誤解，也將導致中國工業化方針的戰略性調整喪失寶貴時機。因此，要克服當前的經濟危機，必須重新構建中國的發展模式，首先必須擺脫全球化對中國工業化的制度性制約。這在當前的形勢下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中國可以利用當前西方市場信心極度脆弱，寄希望於中國為其脆弱的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以及中國大筆訂單挽救其不景氣的高技術產業（如尖端機械設備）之際，要求就中國入世條款重新談判，爭取徹底廢除不利於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全部規定，特別是作為中國入世主要附加議定書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TRIMs）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暫停實施《政府採購協議》（GPA），迫使西方承認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取消特別針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措施，等等。同時，中國應積極發揮大國作用，在世貿組織多邊談判中主動設置日程，提出恢復原關貿總協定（GATT）因照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而特別設立的「特別差別待遇」（SDT）。 中國這樣的主張，不但不會破壞全球市場，反而有利於世界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這樣的做法既出自中國自身利益，也順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要求，必將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威望。外交的成功也將為國內體制改革創造條件，由此構建真正有利於中國文明進步和經濟現代化的新型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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