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燒圓明園始末：濃煙形成黑雲空中飄浮兩天

核心提示：1860年10月18日至19日，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應當用濃重黑色加以標記的日子。隸屬英國遠征軍第一師的第60來複槍團、第15旁遮普步兵團，連同騎兵旅在約翰·米啟爾將軍的指揮下，開進了兩周前慘遭洗劫的圓明園。米啟爾在位於正大光明殿的指揮所向部下一一制訂了應予焚毀的建築物名單，命令下達後，英軍士兵成群結隊，分成小組，手持火把奔向各處縱火。身處北京城的吳士禮中校用日記記錄了這個驚人的場景：「連續兩個整天，濃煙形成的黑雲一直飄浮在昔日繁華富麗之鄉的上空，西北方向吹來的清風，將這濃密的黑雲刮向北京城，濃煙帶來了大量熾熱的餘燼，一浪接一浪地湧來，無聲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說和揭露皇家宮苑所遭受的毀滅與懲罰，日光被黑煙和濃雲遮蔽，彷彿一場持久的日食一般。暗紅的火光映照在往來忙碌的士兵臉上，使得他們活像一群魔鬼，在為舉世無雙珍寶的毀滅而歡呼雀躍。」

額爾金（圖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大沽口炮台（圖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本文摘自：《三聯生活周刊》第589期，作者：朱步沖，原題：《火燒圓明園150年祭：王朝坍塌》

1860年10月18日至19日，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應當用濃重黑色加以標記的日子。隸屬英國遠征軍第一師的第60來複槍團、第15旁遮普步兵團，連同騎兵旅在約翰·米啟爾將軍的指揮下，開進了兩周前慘遭洗劫的圓明園。米啟爾在位於正大光明殿的指揮所向部下一一制訂了應予焚毀的建築物名單，命令下達後，英軍士兵成群結隊，分成小組，手持火把奔向各處縱火。身處北京城的吳士禮中校用日記記錄了這個驚人的場景：「連續兩個整天，濃煙形成的黑雲一直飄浮在昔日繁華富麗之鄉的上空，西北方向吹來的清風，將這濃密的黑雲刮向北京城，濃煙帶來了大量熾熱的餘燼，一浪接一浪地湧來，無聲地落在大街小巷，述說和揭露皇家宮苑所遭受的毀滅與懲罰，日光被黑煙和濃雲遮蔽，彷彿一場持久的日食一般。暗紅的火光映照在往來忙碌的士兵臉上，使得他們活像一群魔鬼，在為舉世無雙珍寶的毀滅而歡呼雀躍。」

這場以毀滅「世界第八大奇蹟」為手段的復仇初衷何在？激怒主謀、英國公使額爾金的導火索無疑是9月17日的「人質事件」——前往通州張家灣談判，以公使翻譯巴夏禮為首的39名英法使團成員被清軍主帥僧格林沁扣為人質，一月後，只有19人生還。10月7日，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後，額爾金和英國遠征軍統帥格蘭特將軍一致認為，必須在11月1日前迅速通過外交途徑，訂立一項和平條約，一旦失敗，英法聯軍就不得不撤至天津，等待來年春季再採取軍事行動。顯然，當時的額爾金和格蘭特認為，為了使全權談判代表、身為欽差大臣的恭親王，乃至遠在熱河的咸豐皇帝迅速屈服，必須給他們一個嚴厲的教訓——摧毀紫禁城或者夏宮圓明園。10月17日，額爾金向恭親王遞交了一份傲慢、專橫而又嚴厲的公函，要求清廷不僅承認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還要為遠征軍支付軍費與遇害人質賠償金，甚至肆無忌憚、明確無誤地表示，「圓明園尚存的一切，就是英法兩國使團人質遭受折磨的地方，必須予以摧毀」。次日，格蘭特為了說服法軍統帥蒙邦托參加這一所謂「正義」的報復行動，在信函中提出了幾點理由，其中包括：「摧毀圓明園只是針對應當為這些罪責承擔責任的清政府，而非人民。」

對於英國人而言，圓明園就是這個陌生、傲慢與停滯的王朝的縮影：3位曾經造訪圓明園的英國使節就是見證：馬戛爾尼在此受到了客氣而冷淡的接待，阿美士德被強迫向嘉慶皇帝叩拜，最終到來的額爾金則成為摧毀它的兇手。這是一個野心勃勃，處在工業革命前夕，急需通過戰爭來奪取支持工業革命資源的歐洲，面對一個龐大，還自我封閉的東方帝國的征服。這種征服的願望是歐洲工業革命擴張的必須，馬戛爾尼所遭遇的屈辱只不過是一根導火索。

從1794年1月13日，在經歷了那次以挫折、毫無成果只有屈辱的出使後，馬戛爾尼使團登上「獅子號」，準備從廣州返航。一年半前起程的憧憬和好奇，此刻全然被疲憊和遭受輕蔑所帶來的憤恨所取代。但碼頭上旨在使「英夷」肅然起敬的軍事操演卻使馬戛爾尼和他的同僚發現，中國軍隊的裝備是落後的刀、戟、劍、矛，還有幾支落後的火繩槍，盔甲彷彿是上漆煮過的皮革，士兵們隨身還帶有扇子和長煙斗。當英國人好奇地詢問中國官員，軍隊為什麼不換裝更先進的歐洲步槍的時候，得到的回答是：「士兵絕不會習慣在槍支沒有支架的情況下瞄準射擊。」在由黃埔駛向公海的路程中，馬戛爾尼描述虎門要塞：「防守薄弱，大多數炮位的口徑不超過6英寸，只要趁著漲潮，任何一艘英國軍艦都可以輕鬆地通過這裡……如果中國禁止英國貿易或給它造成損失，那麼只需幾艘三桅戰艦就能摧毀其艦隊，並封鎖他們從海南島至直隸灣的航運。」實際上，在馬戛爾尼離開這裡僅12年後，因清廷查禁鴉片，英軍就試圖攻佔澳門。45年後，鴉片戰爭爆發，清廷被迫開放了五大通商口岸，英國1845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個租界。62年後，英法聯軍就攻佔了廣州。

當英法聯軍士兵於1860年10月7日下午衝進圓明園這所皇家禁苑時，劫掠者在一處皇家庫房裡發現了當年英王喬治三世精心挑選、委託馬戛爾尼送給乾隆皇帝，並婉轉地提醒英國先進軍事技術和工業潛力的禮品：兩門製造於伍爾維奇皇家軍事學院的榴彈炮和附帶的炮架、牽引車以及炮彈。這似乎印證了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論斷，清帝國之所以能夠維持著億萬農民安居就業和上萬官僚寧靜在職，是緣於一種精微的平衡，為保持如此之平衡，一切尋求科技發展、經濟增長與行政效率的努力都在考慮之外。

其實，正是馬戛爾尼的中國之行，使這批英國觀察者觀察到了那些半個世紀後，從根基上能夠徹底動搖清帝國統治與社會秩序的不安定要素：農民生活困苦，食物只有一成不變的米飯，腌制鹹菜；農業技術千年不變，被過度耕作的土地已了無潛力；城市公共道路和衛生系統缺乏，官員收受賄賂，以官樣文章粉飾太平。在湖北、陝西，爆發的白蓮教起義和四川金川土司起義，使得帝國效率低下的軍事力量疲於奔命，只能藉助殘酷手段殺一儆百：「賊常飽而我兵常飢，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病殘而不能行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小規模叛亂只是半個世紀後席捲中國14個省區的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的預演。

火燒圓明園的直接起因，按照法國歷史學家巴贊庫爾的觀點，是因為英法聯軍帶著現代化的洋槍洋炮耀武揚威地重來的時候，仍然面對了當時清廷的傲慢——當英法兩國使團在普魯斯、布爾布隆兩位公使率領下，完成1858年《天津條約》的換約儀式，進駐北京時，拒絕了清廷要求艦隊艦隻停泊於北塘海岸，成員自此登陸前往京津的安排。而當英軍艦隊司令何伯指揮11艘淺水蒸汽炮艇駛入大沽口時，清守軍決然開炮，擊沉4艘炮艇，使不可一世的英軍傷亡464人。「對於英法兩國來說，這是一次大失敗，一天之中毀掉了聯軍在這遙遠海岸的聲望，為了挽回這些，唯有採取更加強有力的行動。」巴贊庫爾認為，於是，一場最終導致圓明園被焚毀，打擊深至清帝國首都心臟，全新的殖民軍事遠征遂不可避免。

法軍攻佔北京八里橋（圖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英國軍艦在廣州珠江上炮轟清軍設在沿岸的防禦工事（圖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請）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陳舊的破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得它在近150年的時間內沒有沉沒。它那龐大的軀體使得鄰國望而生畏，假如不幸由一位無能之輩掌舵，那它的厄運就降臨了……即使不會立刻傾覆，也會像一個殘骸那樣到處漂流，最後在海岸線上撞得粉碎。」這是馬戛爾尼當年的預見，到1860年，似乎是這預見的應驗——清帝國的內憂外患不約而同地到達了頂點：2月，捻軍張宗禹部攻佔江蘇北部京杭大運河畔的商業重鎮清江浦，並分兵圍困開封、濟寧。5月，李秀成率領的太平天國東征軍大破江南大營，宣告了「清王朝正規軍南方主力」的徹底覆滅。9月21日，在通州八里橋，僧格林沁指揮的蒙古騎兵和綠營手持半個世紀前的陳舊武器，試圖阻擋裝備後裝線膛炮和錐形彈步槍的入侵者。在一日之內，清軍潰散，京師門戶大開。巴贊庫爾由此得意洋洋地記錄說，「此戰乃砍倒那高傲雪松的最後一斧，倉皇撤退的清軍帶走了滿清皇帝的最後希望」。

10月6日，聯軍進入圓明園，起初的「分贓」還顯得有些秩序：蒙邦托將軍和格蘭特將軍成立了一個兩國高級軍官組成的「戰利品委員會」，負責「挑選出最好的物品呈送給法國皇帝和英國女王陛下，同時把最珍貴的物品保管起來，由聯軍日後平分」。蒙邦托和格蘭特親手選擇了兩柄隸屬大清皇帝本人的鑲金綠如意，準備獻給兩國君主；法國士兵在圓明園某個庭院的地窖里發現了價值80萬法郎的金銀錠，當即被在場的全體聯軍將士平分。隨後，這場分贓即變成了人人參與的哄搶。「英軍和法軍的輕步兵、炮兵、北非騎兵、女王龍騎兵，乃至印度士兵和隨軍廣東苦力，以及聞風而來的當地盜匪，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貪慾中燒，無數聲音在竊竊私語，最珍貴的東西被拿走了，我們也要進去，該輪到我們了，不是嗎！」法軍軍官埃里松伯爵在日記中寫道，「一聲軍號造就了徹底的恐慌，大家一哄而上，推開了站崗的哨兵，開始各自去搜羅自己中意的東西……人頭攢動，用各種語言歡呼喊叫著，一些人埋頭在皇后那一個個上了紅漆的首飾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幾乎淹沒在絲綢和錦緞堆里。有些人胸前掛滿了大珍珠串，把那些紅寶石、藍寶石、水晶石一股腦地往衣袋、內衣、軍帽里揣。有的人抱起座鐘、掛鐘就往外走。工程兵為了把鑲嵌在傢具上的寶石取下來，動用了斧頭，一些小火災被引發了，有人高呼『救火！』絲綢、錦緞和珍貴的貂皮被毫不吝惜地用來蓋滅火焰，真是一場印度吸大麻者才擁有的瘋狂幻夢！」夜幕降臨時，滿載而歸的聯軍將士們踉踉蹌蹌地回到了營房，埃里松伯爵注意到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不同：「英國人有條有理，專揀寶石與貴金屬，而法國人則一片混亂：炮兵們個個身上裹著皇后的絲袍，胸前掛滿了滿族大員的朝珠。整個夜晚，營房一片嘈雜，每個士兵手裡都擺弄著各種珍稀物件，八音盒、掛鐘、鐘錶什麼的，叮叮噹噹，沒個停，時不時伴隨著大發條咔嘣斷裂的凄慘聲音……」

「英法用炮艦外交，即用陸軍和海軍的高壓手段開創的不平等條約制度，使訂約列強在中國獲得大量特權。這種特權到1860年被確立……包括商業、財政、軍事、工業和技術等方面——將帶著破壞性的力量，日益加緊衝擊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芮瑪麗在《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中這樣說。如果我們放寬觀察歷史的視界，則會發現，1860年英法聯軍的入侵和圓明園的焚毀，不過是在這個停滯帝國瀕臨崩潰時的最後一擊，它自身已經罹患多種致命的慢性疾病：康、雍、乾三世長達150年的和平與繁榮，造就了人口的急劇增長，人口從1741年的1.43億猛增到了1850年的4.3億，而同期耕地面積則僅增長了35%，使得人均耕地面積下跌至可憐的1.86畝。由於自然災害造成的不確定性，農戶少能指望可憐土地上僅有的一點出產維持溫飽，一旦為生計所迫出賣自己的耕地，很少有可能將其贖回。無數失去土地的農民湧入城鎮，充當苦力、挑夫、僕役與幫工，更多的淪為盲流、土匪與無賴，這大大加劇了社會的不安定性——諸如廣州作為通商口岸重要性的衰落，導致成千上萬依靠茶葉與絲綢運輸為生的廣東「客家人」移居廣西、雲南，從而為洪秀全1851年發動的起義奠定了基礎。更雪上加霜的是，19世紀中葉發生的大規模自然災害更暴露了傳統帝國官僚機構的無能：1849年長江中下游四省發生了洪災；廣西經歷了一場毀滅性的蝗災與旱災；3年後，黃河在山東省境內改道。這些災難至少波及了3000萬～4000萬人口。

「圓明園的焚毀，使得任何一個觀察者都會認為清帝國已經走到了命運的盡頭，然而在中央和地方一小批滿族親貴和地方大員的努力下，藉助一項以自強為名義的近代化改革運動，奇蹟般地從崩潰的邊緣起死回生。」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寫道。充滿諷刺意味的是，19世紀60年代肇始的洋務運動以片面追求堅船利炮為開始，卻有意無意充當了瓦解清帝國和持續兩千年王朝體制的肇始，中國的新派知識分子很快意識到，西方軍事、工業技術先進的根源，背後的助推力乃是它的現代社會制度與思想意識形態，與中國強調抽象道德的傳統非競爭性社會體系以及農村經濟體系水火不容。這種因歷次外部刺激而展開的梯度式現代化運動一旦展開，則只有做加速度前進一途：當圓明園內余焰未滅，清廷與英法兩國簽訂《北京條約》之時，距離其嘗試改革制度的「百日維新」只有短短38年，而距辛亥革命，帝制終結，也不過區區的半個世紀。

清朝恭親王奕訢（圖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同治年間的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和大臣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員、恭親王、文祥、沈桂芳等（圖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請勿轉載）

1860：帝國的陣痛與嬗變

不可辯駁的是，造成帝國根基坍塌的主要原因正是中國日益被捲入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不平等經濟與貿易秩序之中。從19世紀30年代起，鴉片貿易的後果已在實行複本位貨幣制度的中國被大眾廣泛感知，因為白銀流出國外是用於償付鴉片這種違禁品的進口，這種收支不平衡迅速破壞了稅收和商業。更糟糕的是，通商口岸開放，列強資本入侵，長期作為一個封閉內循環體的中國傳統農村經濟被無情地粉碎，首當其衝的就是農業與家庭手工紡織業緊密結合的農村家庭生產組合。

北京條約

1860年10月24日下午，在從安定門至清政府禮部衙門長達5公里的道路兩旁，擠滿了中國民眾，他們翹首張望，默不作聲，目送英國公使額爾金乘坐的轎子在兩支軍樂隊、100餘名英國龍騎兵和兩個步兵團的護衛下，前往《北京條約》的正式簽字儀式。相對於京城百姓的單純好奇，對於當時年僅27歲、剛剛得以進入帝國權力中樞的恭親王奕來說，這個日子卻包含著屈辱。英國使團隨員亨利·諾里斯回憶說，當額爾金的轎子隨著軍樂團吹奏的《天佑女王》抵達時，親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禮。但額爾金只是「高傲而輕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禮」，額爾金的私人秘書羅·亨利描述了奕的惶恐不安：「從他的表情看得出，這是個聰明人，但處在恐懼中……對於一個只習慣於和自己同朝的高官打交道的人來說，他所接受的這個不同尋常和困難的使命，只能使他自己感到厭惡。」

回到當年那個歷史背景：在深入這個停滯而破碎帝國的核心後，北京城使前來遊歷的英法兩國使團和軍人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們還能想像一下，這座巨大的城池該掩藏著多少奇珍異寶，一旦走進，便大失所望。到處都是骯髒破舊的房舍，旗人區的主要街道，比中國任何其他城市的街道都要寬闊，但既沒有鋪上石板，也沒有留出人行道，無非是失修的碎石路面，夏天塵土飛揚，冬天滿是污泥濁水，不時出現的一口口水井堵住道路，到處是垃圾和糞便，臭氣衝天。」法國軍醫阿爾芒在他當時所記的日記中寫道：「衣衫襤褸，滿臉懷疑的老百姓毫無生氣可言的麻木表情，在坑坑窪窪、浮土充滿車轍的大道上跋涉，綿延不斷的，用沒燒透的青灰磚砌成的單調房舍，使我們失去了遠距離眺望京城時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黃色落日餘暉中所引起的無限遐想。」

為了討好這些蠻橫的征服者，恭親王甚至知會特使額爾金與葛羅，如果他們願意，歡迎參觀北京城內的皇宮。11月6日，包括額爾金在內的一大群英國和法國使團成員在欽差大臣恆祺的帶領下走進了紫禁城，然而，法國使團成員喬治·德·凱魯萊當時對這座清帝國心臟的評價不過是：「誠然，皇宮擁有漂亮的漢白玉欄杆、精美的台階，但總體狀態破敗不堪，建築物上到處是裂縫，還布滿了苔蘚，書房的書架上空空如也——書籍早已被遷往圓明園，遭遇了眾所周知的厄運，在大火中化為灰燼。」就在這一天，中、英、法簽訂的條約協議被寫成布告，張貼在北京的城牆上。「一大群中國人聚集在布告前，一些識字的就把布告上的條約內容一條條解釋給其他老百姓聽，他們深感好奇，卻絲毫沒有痛心的表示，好像他們對朝廷與西方蠻族達成的新條約感到非常滿意似的。至於宗教信仰自由，他們看起來並不太關心。」

然而，相對於子民的麻木不仁，對於朝廷中樞的有識之士來說，「西夷」居然長驅直入，興兵焚闕，迫使「天朝」訂立城下之盟，實在是奇恥大辱，正如奕在隨後的奏摺中所說：「捻熾於北京，發熾於南，餉竭兵疲，夷人乘我虛弱，而為其所制。」鑒於兩次軍事上的慘重失敗，以及《北京條約》對於西方國家擁有在北京常駐外交人員的確定，一向為天朝諸臣所不齒的「夷務」驟然成了重中之重——清廷為英法公使選擇的使館駐地為老君堂、國子監、馬家廠，挾戰勝之威的兩國公使自然不肯就範，在試圖佔據朝陽門內怡親王府和肅親王府未果後，英國最終選擇了東交民巷宗室奕梁的府邸，法國則強佔了東交民巷景崇府第。就在英法軍隊仍然駐蹕京城，在安定門城樓上加裝大炮對準城內交通要道的10月底，光祿寺少卿焦佑瀛、侍講學士張之萬等四人就上了一份聯銜奏片，首次提出了設立「辦理通商處」負責外交事務的設想。該奏片說：「馭夷之法，貴有責成。查向來夷務，由軍機處辦理。惟樞密之地，事務大繁，只能總持大綱，於細微曲折，不能詳細考查……此次換約之後，應請旨設立辦理通商處，以王大臣領之，分為各司，辦理各國事務，則例案分明，事有專責，可以日久相安，實為第一要務。」

總理衙門

1861年1月20日，咸豐帝下諭，批准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署理所在地為東堂子衚衕49號。已經在跟洋人交涉中經歷了大風大浪的奕，表現出少有的謹慎和世故，為了安撫咸豐的疑慮，以及政敵們的彈劾，他和聯合上折的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反覆強調，這是一個臨時性機構，一旦「軍務肅清，外國事務較簡，即行裁撤，仍歸軍機處辦理」。然而，明眼人都會看出，「夷務」只會紛沓而來，曾經於咸豐三年至五年擔任軍機大臣、飽嘗權力滋味的恭親王，所要的是在這清王朝國運危若累卵的時刻，給自己創造一個充分施展才華的長久舞台。

總理衙門成立之初，設英、法、俄三股。1864年增設美國股，1883年又增設海防股(後改為日本股)。英國股主要執掌英國、奧斯馬加(奧匈帝國)兩國交涉事務，並掌管各國通商及關稅事務；法國股掌法國、荷蘭、日斯巴尼亞(西班牙)、巴西四國交涉事務，並掌教案及僑工等事務；俄國股掌俄國、日本兩國交涉事務，並掌陸路通商、邊防、疆界、外交禮儀以及本署官員的任免、考試、經費等事務。

「總理衙門的建立，是同治中興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制度改革，此前，中國沒有處理外交事務的專門機構，僅僅有理藩院、鴻臚寺的一部分用以處理與朝貢國的關係。雖然它的成員大部分時間在陪伴外國公使喝茶，對於自己負責的國際性事務茫然無知，但與1860年前清政府任何一個部門比較，它都類似共和政體下的外交部，並較少受陳腐的傳統財政系統之害。」芮瑪麗在《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中這樣寫道。確實，當時總理衙門只設大堂、滿漢司堂以及科房，全部司員為16名章京，滿漢各半，奏稿、文案、照會全部由司員親手擬就，以避書手胥吏從中舞弊。更重要的是，奕下令各省籌辦洋務，對外交涉時必須「相互知照」，並要求各通商口岸地方衙署按月將中外商情以及各國報紙送至京師，以便對「中外形勢了如指掌」。

很快，奕就開始嘗試利用朝廷一向深惡痛絕的對外條約，作為保護清帝國自身利益的擋箭牌。正如美籍華裔中國史研究者徐中約所說的那樣：「這種和平方針不應該被理解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種積極政策，是中國按照條約能夠保護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徑。」剛剛署理總理衙門不到一周，江蘇巡撫薛煥就上奏，英國駐上海領事密迪樂「最為刁詐」，將外來洋輪應交之船鈔(噸稅)和罰款一併扣留，作為對外賠款之用。1861年2月19日(農曆正月初九)，奕就正式照會英國公使卜魯斯，他聲明，根據1858年簽訂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海關稅則》，兩項收入應分別用於燈塔、望樓等近海航行設施以及海關辦公行銷開支，與關稅無關，不得扣留作為賠款。對此毫無準備的卜魯斯不得不親自發電昭示上海領事館照此辦理。在奕的示範下，一批敢為人先的洋務派地方督撫也開始效法：在1862年的一份奏疏中，湖南巡撫毛鴻賓就驚異地發現，「西夷」對於走私貿易的法律管制和懲辦比「天朝」更加嚴厲，他建議所有沿海省份的涉外貿易都應被置於類似的管理之下。1866年，時任上海道台的丁日昌曾致信於前往調解潮州外國移民糾紛的郭嵩燾說：「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曲不在彼而在我。」兩年前，丁日昌利用同樣的理由，拒絕了列強數次試圖獲取條約之外權利的請求：包括美國人要求在上海城內購買房地產，英國人試圖在上海和蘇州之間開闢內河航線通航，以及法國人在上海和吳淞之間敷設電纜的建議。

「對西方國家國際法的陌生，導致清王朝的執政者在初期的對外交涉中犯了許多大錯誤，他們在一些重大利益問題上輕於讓步，而在一些細枝末節問題上拚死相爭。」總理衙門下屬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開始從1862年起，嘗試把惠頓版《萬國公法原理》翻譯成中文。兩年後，當這一譯本剛剛被送到總理衙門，清廷立即就得到了一個檢驗它威力的機會：新任普魯士公使李福斯在大沽口外強行扣押了三艘屬於敵對國丹麥的商船，奕依據剛剛獲悉的國際法常識，抗議李福斯在中國領海內做出這種違背國際公法的行為，並拒絕接納其赴任，從而迫使李福斯釋放了扣押船隻，並向清政府支付了1500美元的賠償金。

當然，另一些情況下，北京和總理衙門則必須向列強提供更多的讓步。按照《北京條約》，雖然鎮江上游的九江和漢口要等太平軍被鎮壓後才能向外國船隻開放，但恭親王為了使歐洲人在內戰時支持清廷，卻奉命於1860年12月將這三個商埠全部開放。1861年1月，在奕和文祥的努力下，上諭批准了江蘇巡撫兼代理通商大臣薛煥的建議，讓已在1858年被英國公使卜魯斯提名為海關總稅務司的李泰國正式就任，雖然理論上外國政府不得干預這一人選，而李泰國又在擔任額爾金翻譯時以毫不客氣和噓聲恫嚇著名，但這一任命仍然被總理衙門認為有利。儘管貿易稅的40%將被當做《北京條約》的賠款而被截留，但總理衙門仍然認為，這個新財源將比中國各地關卡的預計收入更大，因為後者「往往以多報少，隱匿侵蝕……無從徹底清查」。自此，海關關稅迅速成為僅次于田賦的主要大宗收入，1861年，海關稅收總數為500萬庫平兩銀，1871就躍升至1007萬兩，幾乎翻了一倍。同治五年賠款付清後，清廷命各海關仍將此「四成洋稅」提出解送至戶部存儲，使得中樞得以重建起自己的基本貨幣儲備。

晚清，身著清代服飾的洋人一家（圖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恭親王奕

奕和其他具有遠見的清廷官員都深刻了解，中國蹣跚起步的近代化外交只不過是繁複而浩大的「自強」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虎視眈眈的列強和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隨時可能顛覆王朝，而防務現代化則是維繫清帝國自身存在、保證其改革成果的最迫切需要。就在1860年11月15日，《中俄北京條約》簽訂的第二天，俄國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就來到恭親王下榻暫住的廣化寺，送上兩支西式步槍和一支轉輪手槍作為禮物。11月23日，奕與即將離京、前來辭行的伊氏詳細討論了俄國向中國輸入武器與軍械製造工匠，並派兵會剿太平軍的事宜。回想9月15日，通州談判時，奕還厲聲斥責了擅自與法國使團討論「借師助剿」的勝保，認為此事斷不可行。不難想像，第二次大沽之戰和通州八里橋的慘敗，對奕乃至其他清廷大員的觸動，使得抽象概念中的「船堅炮利」變成了無可擺脫的危機與艷羨。清軍主帥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之戰後，也稱讚英法炮火威力「丈余壕牆，竟可穿透」，湘軍悍將胡林翼在安慶日見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因之而「變色不語，勒馬畫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

為了炫耀武力，徹底摧垮清帝國的抵抗意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遠征軍紛紛裝備了最新式武器：英軍帶來最新發明的阿姆斯特朗後裝線膛大炮，而法軍則擁有改進型前裝線膛炮拿破崙炮。在輕兵器方面，英法軍隊使用的是分別於1849年、1852年列裝的米涅與恩菲爾德式步槍，而清軍當時的主要裝備仍然是冷兵器與落後的鳥槍、抬槍以及前裝滑膛炮。曾親歷兩次大戰的法國軍醫阿爾芒曾驚訝地在日記中記載：「中國軍隊用長矛、梭鏢和各種大刀、長刀、弓箭作戰，還有一種像中式大圓帽一樣的柳條或竹子編製的大盾牌，還有那些由兩人吃力地肩扛、施放的抬槍，發射時經常導致2個人一起翻倒在地。」

更緊迫的是，清帝國視為心腹大患的太平軍，已經開始輸入西式武器。1858年，清廷就曾在上海附近截獲過向太平軍輸送「洋劍、火槍、子葯」的外籍走私輪船。在1860年9月開始的安慶圍困戰中，守衛的太平軍用「西洋落地開花炮」把湘軍打得「驚心動魄」。11月，在前線督師，久攻不下的曾國藩就提出「師夷智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同年12月奕與桂良、文祥聯明奏請購船買炮，曾國藩極力贊同，認為「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之產一要務，購成之後，訪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一年後，安慶陷落，曾國藩立刻在此地開設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廣儲軍實」。據其心腹幕僚趙烈文的估算，一年內，安慶軍械所製造的武器包括「劈山炮二十千四百，抬槍六千，小鐵槍二千方夠」。

很明顯，俄法對於「借師助剿」的熱心，最終出發點仍是將其當做擴大在華利益的契機與切入點。謹慎的奕一面虛與委蛇，一面向遠在熱河的咸豐請旨定奪，一面向南方太平天國戰事正盛的各省大員致函商議，綜合了上海薛煥、江北剿捻漕運大臣袁甲三、皖南曾國藩等地方督撫，以及英國使館參贊威妥瑪的意見，他認為決不能向列強大規模借兵，陸路戰場尤其不能聽任洋兵藉助剿之名佔據城鎮，擴張權益。最穩妥的方略在於藉助洋人「兵船」控制水路，利用西方軍官訓練中國軍隊，並以輸入先進武器裝備與技術為要。1861年1月24日，當俄國允諾的2000支鳥槍運抵京師時，奕決然地向咸豐呈遞了兩個折片，請求八旗禁兵練習西式槍炮，並在東三省練兵籌餉。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就在自己的皇弟大展拳腳、啟動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波現代化改良運動的同時，遠在熱河的咸豐皇帝最為牽掛的問題依舊是洋人是否堅持親自向自己遞交國書，實現覲見的「國體」問題。11月3日，額爾金拜會奕，雙方的會談進行了約兩小時，其中的討論內容之一，就是覲見皇帝親遞國書。奕引用額爾金召回中「未列入准此動兵之議」一語，婉言相拒，並在次日向咸豐帝報告英法聯軍即將撤軍的奏摺中，含混地聲稱此事「或能即做罷論」。咸豐自然大為光火，在奏摺中留下了一段言辭極重的硃批，聲稱「若不能將親遞國書一層消弭，禍將未艾……此次夷務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見朕弟，已屬不成事體。若復任其肆行無忌，我大清尚有人耶！」幾天後，隨著英法兩國遠征軍開始從北京撤往天津，額爾金與葛羅最終同意了奕的意見，不再要求覲見遞交國書，但驚慌的咸豐仍擔心回京後需要接見公使，拒不回京，甚至考慮移駕西安。11月25日，他在給陝甘總督樂斌、署陝西巡撫譚廷襄、陝西巡撫英桂的諭旨中，毫不掩飾地透露出內心的恐懼：「夷人現雖盡退，明歲尚來駐京，能否相安，實難預定，自宜擇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備無患。」儘管咸豐最終因「工程之巨，經費之繁」，不得不取消了西狩之想，但對於這個隱患始終耿耿於懷，從而回京日程一變再變，直到1861年8月22日，自己走到生命的盡頭為止。無論如何，咸豐也許可以在彌留之際稍加寬慰——在他一生中，終究沒有見過一個不願向龍椅跪拜的西方夷人。

英國人戈登率洋槍隊協助清軍攻打蘇州城太平天國守軍（圖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華爾的洋槍隊

1860年的上海，已經成為按照《南京條約》而開放的中國最大、最重要港口，以及商業中心和中西交通的新據點，這使得曾經的第一商埠廣州黯然失色。清朝地方官員雖然對西方列強在此的存在始終保持抵觸情緒，仍不得不與其通力合作，以保證這一財政和賦稅的重要來源不落入太平天國之手。1860年，上海佔據了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一半左右，是長江南地區流通的茶葉、絲綢與其他農產品的集中銷售點。《北華捷報》稱，上海是當時清王朝對外貿易的心臟，其他港口則不過是血管。然而，一直在兩次鴉片戰爭中保持穩定的上海卻在這個春天人心惶惶：李秀成率領的東征太平軍擊破江南大營，6月至7月，連陷崑山、太倉、嘉定、青浦與松江，直逼上海。按照干王洪仁玕制定的戰略，太平軍如果不佔領上海，就無法徹底控制江蘇東部富饒的商業和糧食產區。

情急之下，「借師助剿」就成為與上海商紳關係密切的清廷江南地方官員所期望的最後一根稻草。其中最為積極的就是上海道台吳煦，以及江蘇巡撫薛煥。根據《北華捷報》的說法，前者因貪污中飽而有著「福圖內特斯的錢袋」(意為聚寶盆)，和一群往來甚密的英國朋友。吳煦的親密助手楊坊曾擔任怡和洋行的買辦，是上海灘著名的首席商紳。5月26日，未來的英國公使卜魯斯與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就發表一項聯合聲明，中西貿易的共同利益，以及在中國境內避免殺戮與掠奪的願望，使得聯軍將涉足保衛上海：1500名英法聯軍已經部署在外國租界周邊的要衝地帶和上海長達4英里的城牆上。8月16日，英國海陸軍官致函太平軍，警告「一旦有武裝人員攻擊或接近聯軍在上海市區和租界的陣地，就會被認為是與聯軍對抗」。

《北京條約》的簽訂，理論上結束了清王朝與英法兩國的敵對，但朝廷對於洋人的顧慮仍然存在。6月26日，咸豐帝在發給兩位極力主張向英法借師助剿的地方大員——薛煥的前任徐有壬以及兩江總督何桂清——的上諭中，嚴厲斥責「若藉資夷力，則使該夷輕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同樣，對中國內戰局勢發展無從把握的英法列強也在干涉問題上極為謹慎：香港總督約翰包令爵士曾於1855年公布了中立政策，即對那些通過兵役、人員招募或提供武器和其他物資來支援中國「敵對勢力」中任何一方的英國人，將被處以5000元罰金並監禁兩年的懲罰。

在這片風雲詭譎中，上海迎來了一位來自美國的冒險家、原籍馬薩諸塞州塞勒姆的水手——弗里德里克·湯森·華爾。華爾前半生的經歷似乎豐富驚險得如同《加勒比海盜》中的傑克船長——16歲就當上了快速帆船「哈米爾卡號」的二副，隨即進入諾維奇大學的前身——沃門特美國文學科學與軍事專科學院，接受了基礎的軍事與戰術培訓。畢業後，不甘寂寞的他前往加州淘金，加入了臭名昭著的「灰眼討命鬼」威廉·沃克組織的傭兵團，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武裝偷渡難民，最終因觸犯美國中立法而被逮捕。在經歷短暫的逮捕和拘禁後，他投身墨西哥軍隊充當教官，旋即加入法國軍隊參加了克里米亞戰爭。

華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綽號「海軍上將」的美國冒險家高夫麾下的輪船「孔子號」上任水手。倚仗上海地方政府和各國領事館的支持與默許，高夫成立了一個半官方組織「捕盜局」，僱傭西方無業水手、軍人與菲律賓人對付海盜。在太平軍大兵壓境的恐慌中，各國領事館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清廷官員從高夫及其肆無忌憚的手下身上取得了靈感：一支面目模糊的外籍僱傭軍正是他們所需要的，它可以規避來自北京總領事和清廷的責難與非議。歸功於英國商人查理德·彼·希爾的牽線，上海洋槍隊於是在6月底誕生了。華爾在高夫的幫助下，得到了大約100名菲律賓人，此後幾個月里，更多浪跡於十里洋場的西方冒險家、退伍軍人和海員聚集到華爾麾下，華爾支付給每人30至50美元的月薪，並許諾一旦收復任何城鎮或堅固陣地，就另外分發「大量，而不固定的額外報酬」。維持洋槍隊的費用來自捕盜局得到的上海關稅收入和各種商紳協會的捐款，楊坊通過自己在外國租界的商行「太記行」來解決洋槍隊的後勤和軍火，很快，它配備了柯爾特左輪手槍、夏普斯後膛步槍等先進武器，至於洋槍隊攻擊的目標，則由薛煥、吳煦和楊坊會商制定。

雖然《北華捷報》曾經對華爾洋槍隊做過幾次言過其實的吹噓報道，但實際上，這支隊伍始終飽受缺乏訓練、紀律渙散的困擾，而來自清廷正規軍的協助又往往是個未知數。「在與久經沙場的太平軍對陣時，一旦後者準備充分，則洋槍隊就沒有勝利的把握。洋槍隊士兵經常缺乏約束，在投入戰鬥時往往是醉醺醺的，他們主要是依靠突然襲擊的方式和先進的西式武器取勝。」R.J。史密斯在《19世紀中國的常勝軍》中這樣描述。華爾的一般戰略就是奪取一個沒有防備的城門，製造守軍大規模的混亂，然後趁敵人驚慌失措尚未組織起有效防禦前，把他們從另一個城門趕出去。7月，洋槍隊取得了這個年度唯一一次顯著的勝利，即在這種慣常使用的奇襲戰術下，從太平軍手中奪回了松江：華爾親自帶領一隊士兵用兩個50磅的炸藥包摧毀了松江東城的內城門，手持左輪手槍和佩劍沖入缺口，與守軍展開肉搏。雙方距離如此接近，以至於菲律賓士兵的步槍發射焰能夠點燃對面太平軍的號坎。8月，被勝利沖昏頭腦的華爾決定帶著他大大充實了的隊伍攻打青浦，後果是災難性的：除勇敢的副手「馬尼拉人」文森特·馬卡納雅以外，所有軍官都負傷了，華爾5次挂彩。最厲害的一次是一顆子彈從他的臉頰穿透到下顎，他當即倒下，若非馬卡納雅將他扶住，他肯定會仰面倒在城牆上。華爾很快就恢復了神智，指揮部隊撤退。8月12日，太平軍重新奪回了松江。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9月24日，美國領事士覓威良向吳煦發出了強硬的抗議，指出一些美國輪船上的「逃兵」被吳煦或其「代理人」僱傭，前往與叛軍作戰，這顯然違背了中立法。3天後，吳煦奉命回信，聲稱，這些原本為消滅海盜僱傭的外國人已經被全部解僱。一個月後《北華捷報》宣稱洋槍隊已經被解散。對於這支難以控制的混合部隊，英國的政策也搖擺不定，8月，駐上海領事密迪樂向卜魯斯致函，認為洋槍隊不斷向太平軍發動的襲擊，可能使後者認為這是西方政府所認可的正式軍事行動，從而引發大規模的報復行為。除此之外，英國擔心太平天國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從而保證其商業與外交權益。雖然英國各級行政官員都曾設想過干涉叛軍，但它的官方政策始終限於保護英國的貿易港口——實際上僅限於決心保衛上海。英國的「不完全中立」一直延遲至1862年初，直至卜魯斯公使等英國外交政策制定者認為，相對於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對於鴉片貿易持敵視態度的太平天國，一個復興的清廷更能有效地維護列強在中國的利益。屆時，華爾和他後來被更名為「常勝軍」的洋槍隊才再次活躍在蘇南戰場上。

「1860年無疑是個轉折點，在帝國軍事武備衰落至頂點時，清廷不得不與西方列強開始合作，以自強為旗號開始了防務現代化建設，任用難於管束的西方人承擔這些職業不僅是恥辱，也帶來了潛在的威脅——這種援助同時不可避免地擴大了西方殖民國家對中國自身內政事務的影響。」R.J。史密斯寫道。曾國藩、李鴻章在內少數深謀遠慮的地方督撫，看到了這種危險的傾向，一支由西方人統領的職業武裝對於中國傳統官僚結構幾乎完全不相容，雖然華爾加入了中國籍，並獲得了朝廷四品綠營副將的官銜——中興的成功或失敗取決於傳統社會可以在怎樣的程度上重新整合，同時又不損害清廷在軍事和外交領域中優先近代化的目標。兩年後，李鴻章率領七千淮勇馳援上海，並迅速地將這支武裝西方化——1864年華爾的常勝軍解散後，它吸收了這支部隊的精英官兵和炮隊，擁有超過1萬支來複槍。淮軍也採取了西式訓練法，軍令用音譯外來詞下達，「開步走」即為「發威馬齊」(ForwardMarch)，「向右轉」為「蘇嚨來得保非司」(Totherightface)。然而，洋務運動的推行者很快發現，注重器物和淺層制度的防務近代化倘若不與整個社會科層組織改革相對應，則必將失敗。

銀元、棉紗與茶葉

1860年春天，剛剛來華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高溫發現，中國農民的生活似乎凝固在5個世紀之前，貧窮且一成不變：住宅都是最簡陋的，一律是泥土築成的三間矮房，屋頂是高粱稈，上面抹上一層泥漿；使用的農具仍然是祖先流傳下來的犁、耙與鋤頭；由家紡土布支撐的藍黑色外衣肥大且鬆寬，衣襟垂到了臀部；食物幾乎完全是同大豆或者豆腐渣混合起來的高粱、玉米或小米，一塊白面饅頭是一種特別的款待，當然更難吃到任何肉食。一位貧農在談到皇帝時說道，如果他是皇帝，他就成天吃大餅，吃飽了就躺下休息，這就是中國農民對生活享受的最高理想。

毫無疑問，這種苦難肯定會使任何西方讀者為之動容，然而不可辯駁的是，造成它的主要原因正是中國日益被捲入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不平等經濟與貿易秩序之中。從19世紀30年代起，鴉片貿易的後果已在實行複本位貨幣制度的中國被大眾廣泛感知，因為白銀之流出國外是用於償付鴉片這種違禁品的進口，而這種收支的不平衡迅速破壞了稅收和商業。銀與銅的比價中價值的上升，使幾乎所有社會集團都身受其害，因為農民是用銅錢或穀物交納賦稅，但官吏上解時用的是銀兩，所以實際的稅率取決於需要多少銅錢或穀物折算成定額的銀兩數目。由於白銀越來越稀少，因而它與其他貨物相比就貴起來，結果使實際的稅率翻了一番或更多，從而使小土地所有者陷於絕境。1852年時，馮桂芬即在《校邠廬抗議》中提出，20年前，每兩銀兌換制錢1200文，10年前比率跌至銀一兩兌換1500文，而此時更已經超過2000文。升斗小民日常開支多為制錢，而交稅時卻要以銀兩繳納，所謂「朝廷自守歲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以一倍之賦」。

更糟糕的是，由於通商口岸的開放，列強資本的入侵，長期作為一個封閉內循環體的中國傳統農村經濟被無情地粉碎，首當其衝的就是農業與家庭手工紡織業緊密結合的農村家庭生產組合。簽訂於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和隨後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海關稅則》中，確定了「值百抽五」的從價關稅，以及單一的、稅率為從價關稅一半的子口稅，這個定例從此為各列強援引，成為一項新的協定關稅，大大降低了西方各國在中國傾銷工業商品和輸出原材料的成本，新稅則還擴大了海關免稅品的範圍，包括金銀、米粉、鹼、煙絲煙葉、酒、玻璃器皿等。

1861年，英國駐漢口領事館在商務報告書中聲稱，中國農民開始發現，外國棉布比土布便宜得多，這些輕巧優美的舶來貨物使得他們拋棄了粗糙而笨重的土布。同樣，大量買不起綢緞和其他布料的市民也購買洋布來剪裁長衫和外衣。日本外務省公布的《清國事務》調查中，也聲稱在1863年，僅山東一省，棉紗進口增加了1.6844萬擔，達到5.6725萬擔，是10年前的5倍，這種增長無疑嚴重地影響了當地的紡紗業——許多本地貧苦農家婦女的靠山，由於進口關稅較低，進口布匹的價格在逐年下降，原色棉布在1866年每米的價格是2兩9錢至4兩，1868年則降到了2兩2錢至2兩5錢，它不僅席捲了沿海省份，還能負擔運輸費用，深入至中國內地市場。當年，中國進口棉布總價值就達到1908萬兩，同樣，進口棉紗的暢銷，也對中國傳統紡織業造成了嚴重打擊。在江西撫州這個傳統的個體紡紗業基地，同治年間以手紡土紗織就的一匹土布，價格在兩千文左右，足夠一位勤勞的婦女支撐起一個傳統農業家庭的日常花銷。然而自從咸同朝起，進口洋紗一稱，可以紡布五匹，均價不過七百文，從而導致不如機紡洋紗均勻的手紡土紗失去了競爭力，土布價格跌落至每匹兩百文以下，從而使得此地的手工紡織業徹底陷入停頓。

與中國手工紡織業遭遇同樣不幸命運的是中國另一大宗出口商品——茶葉。1880年，海關總稅務司發布的海關貿易報告也宣稱，日本綠茶和印度紅茶佔據了中國茶曾經擁有的大部分市場，因為它們「均免出口稅，則又用機器製造，成本甚廉，故中國之茶日形壅滯，無不相互貶價」。更重要的是，外國茶商利用茶葉不便存儲，中國本地茶行資金鏈薄弱，急於將存貨脫手的缺點，在每年新茶上市之際蓄意壓價，「(茶行)多借人本銀，愈憂息重難償，夷人作難，非抑下四五倍價不買。如初春茶，約值市值一百萬，賣後通計僅五六十萬」。

與如同雪崩一般通過口岸進入中國內地的舶來商品相伴隨的，是中國本地生產迅速被納入全球性經濟體系中。1860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導致全球棉花價格高昂，這股風潮迅速波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報告說，上海當年棉花每包價格由9元大漲至28元，「按當時松江太倉一府一州各縣各鄉大小花行來申拋售盤貨，統計不下百萬包」。於是，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中國變成了一個農產品與原材料出口大國：1868年，中國農產品出口總額大約為1.08億元，而這個數字在25年中幾乎翻了一倍，棉花、煙葉、食用油與蔗糖的增長最為迅速。浙江與廣東的生絲，湖北、山東與東三省的豆類，直隸的花生、靛藍與煙葉，廣東的蔗糖，分別在各口岸被運至印度、日本，乃至歐洲大陸。其後果之一，就是一向以糧食自給自足為傳統的中國變成了一個糧食進口國：1864年，上海一口岸年均進口米穀總量為9.1565萬擔，到了1880年，就猛增至84.43萬擔。

「活厘」與地方主義

彷彿與農村的凋敝相呼應，1860年的清帝國政府也正陷入一場前所未為的財政危機。農曆庚申年，對清王朝來說，無疑是財政最為窘迫的一年。根據清代戶部銀庫大進大出黃冊及四柱冊的記載，當年戶部進項為銀543萬兩、錢801萬串，而支出則高達銀728萬兩、錢1111萬串，虧空高達340萬兩。終觀咸豐一朝，只有3年財政為盈餘，造成這一危機的第一來源顯然是因剿滅各地起義而產生的巨額軍費開支。曾做過曾國藩幕僚的王闓運在《湘綺樓日記》中記載，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總開支為「銀兩萬八千餘萬(兩)，鈔七百六十餘萬(兩)，錢八百十八萬貫」。而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彭澤益先生的統計，鎮壓太平天國軍費約為銀1.7億兩，鎮壓捻軍的軍費總數為3173萬兩，合計為兩億兩，如果再算上鎮壓西南少數民族、兩粵閩台少數民族和西北回部起義所耗費軍需開支，則咸豐同治兩朝用兵24年，年均軍費開支在2000萬～3000萬兩，與道光後期清政府的年度總支出相差不多。

清代用於供應中央支出的戶部銀庫，其收入除少部分來源於捐納房所收銀兩以及京畿旗地的旗租外，大部分來自各省每年的關、鹽以及地丁、雜稅解款。然而自太平天國軍興起以來，各省籌辦軍務，自顧不暇。根據芮瑪麗的估計，在1861至1866年，長江流域六省的年度土地稅減少了大約1000萬兩。更重要的是，賬面上的銀庫大進，並非為實銀收支，1853年後，為彌補財政赤字，大量引發了以銀兩為單位的「官票」。根據清代鈔檔所提供的數字，自1853至1864年，銀庫每年收支的實銀數字至多不過40萬兩，1860年當年，戶部進賬實銀不過14.5萬兩，只佔進庫銀兩總數的2.7%，而戶部所存實銀僅有6.9萬兩，降至咸豐一朝的最低點。以如此區區之數來應對每年動輒上千萬兩的財政開支，委實是九牛一毛，山窮水盡。

太平天國興起後，交通梗阻，作為京師鑄錢主要原料的雲南「滇銅」不能運至京師，導致清廷鑄錢成本上升，各種私錢、小錢泛濫。從1853年起，清廷開始鑄發咸豐重寶、咸豐元寶等大錢，與各種官票、寶鈔相輔流行，導致通貨膨脹，錢價暴跌，使得有所回升的銀錢比價再度暴漲。1860年2月，京城銀價飛漲至每兩合制錢兩萬八千文，幾乎是1851年的16.5倍，與此相對應的，則是物價飛漲，雜糧、雜貨、茶葉、硬煤、食鹽、棉布等日用必需品價值分別上漲2～7倍不等。由於大錢在京城外無法流通，所以京郊農戶與外省商賈均對進京交易裹足不前。相對於大錢，紙鈔的貶值速度更為迅速，從1854～1860年，戶部共造銀票900餘萬兩，「架空行用，藉資周轉」的票鈔雖然支撐了清廷龐大軍費開支但代價卻是經濟的進一步混亂。當年二月初九日，惠親王綿愉上奏，痛陳票鈔泛濫之害，坦言空鈔「每吊不過值京錢三百文」，銀票「每兩不過值京錢四百文」，且發放無限制，「兵民領此鈔票者，徒苦折耗，而銅局收捐，寶鈔一弔即抵一弔制錢，官票一兩即抵一兩實銀，市井奸商因此漁利，高下其手，貴賤從心」。為了應對財政危機，清廷開捐例，鑄大錢，發票鈔，增加賦稅，無所不用，但重中之重，乃是允許各省自籌餉需，從而導致晚清重要的支柱性稅收之一厘金的誕生。

作為商業稅的厘金，在清代前期並不受到朝廷重視，被歸於「雜賦」內。咸豐軍興之後，財政困難，提請加征遂成為不得已之事，再加上朝廷允許地方自籌餉需，厘金遂應運而生。作為定製的厘金，最早由咸豐三年，幫辦揚州軍務的刑部右侍郎雷以諴創辦，雷氏在揚州附近仙女廟、宜陵等鎮米行實行「商賈捐厘」，「每米一石捐錢五十文，計升僅捐半文，於民生毫無關礙……且細水長流，源源不竭，于軍需實有裨益」。對此措施十分滿意的咸豐帝立刻下諭江蘇官員按此「妥速商酌籌辦」，並由僅向商鋪徵收「坐厘」，發展到建局設卡，對行商走販徵收「活厘」，抽厘所涉及的商品由最早的稻米，擴大至日用百貨，以及茶、食鹽、鴉片等特殊貨產，稅率也從最初的「值百抽一」逐漸提高，最高可達貨價的10%至20%，各省畫地為牢，境內厘卡林立，1864年，從揚州至淮安短短300里路程之內，即有厘卡8處，納稅額竟達貨物總價之10%，「卡若莭比，法若凝脂，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雞尺布，並計起捐，碎物零星，任意扣罰」。

繁複的厘金抽稅，無疑從根本上損害了帝國商品經濟整體的流動性和競爭力。1863年，劉振橋在《上曾滌生相國議善後條陳》中坦言，厘金「名雖病商，實病民」，因為商賈可以抬高價格，囤積居奇，而百姓則「日計不足，無暇遠謀」，所以平日百貨因厘金稅收升價，導致「窮民受害獨酷」。薛福成在《籌洋芻議》中也認為：「中國原定洋貨稅過輕，土貨稅則過重。」精明的李鴻章後來特地算了一筆賬：「以煤斤論，洋煤每噸稅銀五分，土煤每擔稅銀四分，合之一噸，實有六錢七分兩厘，盈拙懸殊，至二十倍之多。」

由於缺乏資料，咸豐年間全國厘金徵收數量無從考察，但通觀同光兩朝，此項收入在1400萬～1500萬兩，與關稅並等，為晚清政府歲入三大支柱之一。這還遠不是厘金徵收的真實統計，雖然各省必須向中央奏銷厘金收入，但既無統一制度，也無核實機制。1861年初，潘祖蔭曾在《遵議整頓厘金章程疏》，宣稱厘金「十分之中，耗於仆隸者三，耗於官紳者三，此四分中，又去正費若干，雜費若干，國家所得幾何？」確實，厘金的設立，使得地方督撫獲取了前所未有的自主財源，進一步鞏固了其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實力，對高度中央集權財政體制和政治統治的影響，意義自不待言。

督撫獲取財政自主後，「奏銷」這一清代前期中央財政最為重要的管理制度迅速淪為名存實亡，各省督撫、統軍將帥「自為出入」，使得戶部完全喪失了對各省財務的監督控制。對於這一點，咸豐以及中樞朝臣不是沒有察覺，就在1860年4月甲申，內廷發出上諭，嚴令兩廣總督勞崇光、廣東巡撫耆英將「該省迭次防剿處所支用軍需確實細數……按限分晰造冊報銷」。然而由於戰事吃緊，南北交通阻塞，直到同治二、三年間，戶部、兵部與工部才得以派員分赴各地探察，但連年兵禍，已使各級衙司檔案賬簿散失焚毀，各類戰時開銷皆為新創，全無定例舊案可循等種種原因，主管戶部的大學士倭仁被迫採納戶部郎中王文韶的建議，將各省累年軍費奏銷，簡化為勒令各路統軍督撫大員「分年分起，開具簡明清單」，不了了之。

自此之後，曾國藩、李鴻章等一批依靠鎮壓太平天國起家的漢族洋務派督撫，坐擁兵權財權，進而獲取了官員任用上的部分人事權。軍興時期創辦的籌防、後勤以及各種洋務新政的相繼啟動，使得各省地方政府不斷增設全新的機構，諸如厘金、軍需、保甲、商務、機器等局，其官員不在傳統職官編製之內，因而由地方實力主義官員自選，越發瓦解了清帝國中樞權力對於地方的控制。正如《李鴻章與淮軍——19世紀中國地方主義》的作者斯坦利·斯佩特克所說：「這些趨勢彙集在一起，逐漸形成了保留在清政府權力體系中，但又發揮著國家部分功能的地方主義。」正是帝國基礎坍塌的另一方面。

(部分參考文獻：《劍橋中國晚清史》，〔美〕費正清、劉廣京編；《中國近代史》，〔美〕徐中約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美〕芮瑪麗著；《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美〕馬士著；《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美〕孔飛力著；《19世紀中國的常勝軍》，〔美〕R.J。史密斯著；《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美〕柯文著；《李鴻章與淮軍——19世紀中國地方主義》，〔美〕斯坦利·斯佩特克著；《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英〕呤唎著；《中國人生活的明與暗》，〔英〕麥高溫著；《1860——圓明園大劫難》，〔法〕伯納·布里塞著；《李泰國與中英關係1854～1864》，〔加〕葛松著；《晚清財政與社會變遷》，〔中〕周育民著；《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與外交》，〔中〕茅海建著；《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中〕賈楨等纂；《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中〕李文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清代硃批奏摺財政類目錄第四分冊經費貨幣金融》，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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