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位者在忌憚什麼？（文/王路）

曹操說過一句話，「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大概許多人以為，這句話表示曹操有篡位的野心。事實恰恰相反，這句話表示曹操對篡位心存畏懼。不是野心，而是露怯。

曹操露怯，不是因為膽小。而是因為，在他的時代，篡位的風險成本要比司馬炎時代高太多。其實，這中間不過幾十年。從孔融被殺算起，到嵇康被殺結束，只有短短55年（208到263）。而這55年，是中國史上篡位成本暴跌得最快的時期。

208年之前的中國，和263年之後的中國，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中國。這種截然不同，主要不是體現在生產力上，也不是體現在制度上，而是體現在大眾心理上。可惜沒有量化的數據，比如群眾對某些事件看法的投票，不然可以用計量方法分析分析。

現在，只有從文本分析。我們就從一句話開始吧。曹操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之前，還說了一句話：「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這句話孔子說過。有人問孔子怎麼不從政，孔子說，只要把孝悌之心施行到一家之政上，兄弟友愛，就叫從政了，何必身居高位才算從政。曹操就說，只要把天下治理好就算從政，何必要當皇帝才算從政呢，所以我做周文王就夠了。

不要以為曹操是矯情，是偽裝。還有看起來遠比曹操更矯情更偽裝的人，比如王莽。但如果熟悉王莽的故事，就會發現，很多結論是要打個問號的。

王莽生前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漢兵追殺到大殿時，他說：「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很不巧，類似的話孔子也說過。孔子原話是：「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想害孔子，孔子認為天命在己，桓魋不能把自己怎麼樣。王莽就學孔子說，老天不亡我，漢兵能把我怎麼著？

王莽臨死前兩天沒吃飯，手裡卻抱著符命和威斗。符命是上天預示帝王受命的符兆。威斗由銅合金鑄成，長兩尺五寸，形似北斗，作用是「厭勝」（厭讀作壓），就是用詛咒壓服別人。

由這兩件事可以看出，王莽腦子實在有點不好使。在這種情況下居然不溜之大吉，反而搞迷信。不僅搞迷信吧，他還相信孔子——你說你都篡位了，對上不忠，對下不慈（他殺了自己兒子），還有臉引用孔子？

其實，並不是王莽腦子不好使。王莽呆板，迂腐，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當時人人都這樣，人人都迷信，都言必稱孔子——從漢武帝到漢獻帝時代，全中國的人都這樣。你看張角，還把「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寫在官府大門上。這是一種大眾心理。這種大眾心理，是王莽得以成功篡位的原因，也是曹操不敢篡位的原因。

這種心理的形成，要歸因於漢武帝。中學課本上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錯誤的。儒家地位之所以在漢武帝之後提升，在於儒家是六經的代言人，是儒家因六經而貴，而不是倒過來。武帝本人並不尊崇儒術，董仲舒也從未得到重用。正確的說法，在泰山孔子廟的門前掛著，至今還在：「登泰山而小天下，黜百氏以宗六經。」這才是中肯的。

因為表章六經，漢武之後整個社會有一種風氣：尊三代，法上古。王莽之所以起家，主要就是靠社會流行這種風氣。上古三代的禪讓制，王莽拿來利用上了。最早是泉陵侯劉慶上書，說皇帝太年輕，王莽應該像周公那樣攝政。在尊三代、法上古的風氣下，效法周公，是有理論依據的。

因此王莽就處處模仿周公。武王重病時，周公曾向先王禱告，說自己比武王更能侍奉鬼神，祈求以身代之，並不讓成王知道。漢平帝重病，王莽也禱告，並囑咐百官不要透露。結果武王病好了，漢平帝卻死了。王莽的模仿，今天看來當然很拙劣，但在五行災異說非常流行的西漢，是很有影響力的。

後來，有人說挖到一塊白石，上書「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明知這是騙局，但太保王舜說，事已至此，天下人都相信這個。太后只好採取折中的辦法，讓王莽代行皇帝職權，服天子冕，南面朝群臣，稱「假皇帝」。安眾侯劉崇起來反對，打了一仗，敗了。期門郎張充等六人劫持王莽，擁立楚王，失敗被處死。這時，有人弄出來兩隻銅箱子，上書「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意思是劉邦之靈上承天命，要傳國璽給王莽。這時候，無論是王莽在廟堂上的權力，還是鄉野之間的輿論風氣，都已經完全成熟了，王莽才得以即位。

後來，王莽政權雖然垮台了，但宗六經的學術並沒有驟然改變。這種遺風影響了整個東漢，直到曹操的時代。而曹操不敢篡位，一方面是鑒於王莽的先例，另一方面是輿論風氣的反對。建安十七年，董昭勸曹操進封魏國公，荀彧反對。後來，曹操封魏王，崔琰、毛玠反對。

曹操不敢不顧眾人反對而篡位，是因為東漢末年，知識分子的議論尚左右政治的力量。這種議論叫做清議，也叫清談。顧炎武說，「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在曹操的時代，知識分子還是很勇猛的，敢動不動就和當局對著干。曹操制酒禁，孔融作《酒德賦》一篇，說酒有各種好。曹操要殺楊彪，孔融身著便服入見說：「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曹丕搶了袁紹的兒媳甄氏。孔融直接寫信給曹操罵他。但幾十年後，到了司馬昭的時代，就幾乎沒人敢這麼幹了。

三世紀知識分子的角色變化，可以從一個詞的內涵變化中反映出來：「清談」。東漢末年，清談就是清議，臧否人物，激濁揚清。到了魏晉時代，清談變成了空談玄理。（詳見唐長孺《清談與清議》）這種轉變的原因，有兩條線。明的一條線，是魏晉兩朝對知識分子的壓制與屠戮，使其不得不噤聲以自保。前有曹操殺孔融，後有司馬昭殺嵇康。

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暗處的一條線，即知識分子本身，開始對儒家學說生出反動的心理。每個學說都有它的生命周期。東漢末年，正是儒家學說的衰退期。這點無論在知識分子身上，還是在政治家身上，都有明顯體現。典型的代表就是孔融和曹操。曹操發布《舉賢勿拘品行令》，哪怕不仁不孝，也可以被推舉。這在當時是很令天下震驚的。

孔融在社會上影響力很大。當年孔融被黃巾軍圍，讓太史慈去請劉備，劉備大驚，說孔北海居然還知道天下有劉備嗎。孔融是孔子後代，卻是反對儒家學說的。儒家說父慈子孝，孔融說父親之於子女，不過是情慾發泄，母親之於子女，無非像東西寄存在瓶里。儒家認為父親偷了牛，兒子應該把他藏起來。孔融卻說，如果遭遇饑饉，父親不肖，寧可去救別人。

但無論曹操也好，孔融也好，雖然對儒家的名教綱常已經生出反動心理，但又往往不自覺地以其作為判斷是非得失的依據。例如曹操殺孔融時，說他「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而孔融勸曹操不要殺楊彪時，也用了孔子的「舉直措枉」一詞。

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套綱常不壞，篡位者就心存忌憚。看看三個篡位者的篡位過程有多麼反覆磨嘰，就可以明白這點。

曹操在世時，加九錫、封二十郡、爵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依然不敢稱帝。

曹丕受禪，皇帝下禪讓詔書三次，李伏等勸進一次，許芝等勸進一次，司馬懿等勸進一次，桓楷等勸進一次，尚書令等勸進一次，劉廙等又勸進一次，曹丕都推辭了。清朝趙翼評價說，「此雖一切出於假偽，然猶見其顧名思義，不敢遽受，有揖讓之遺風。」

司馬懿拜丞相，加九錫，不敢稱帝。司馬師加黃鉞，劍履上殿，還是不敢稱帝。司馬昭進位相國，加九錫、封十郡、爵晉公，辭了十餘次，後來受晉王之命、建天子旌旗，但仍然不敢稱帝。

對此，司馬光有極好的總結：「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以曹操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

「名義」的力量，能左右一個朝代的指導思想。比如晉朝，只提「孝」不提「忠」，就是因為天下由篡位而來，「忠」字實在提不出口。晉明帝時，侍中王導侍坐，講了司馬昭手下刺殺魏皇帝曹髦的事，明帝聽了，頭垂到床上，說若真如此，晉祚安能長久？

不過，在孔融的時代，對儒家學說的反動心理，已經開始萌發了。漸漸由溪流而匯聚成大海，直到阮籍、嵇康的時代終於完成。

阮籍比孔融小57歲，嵇康比孔融小71歲。三十年為一世，嵇、阮和孔融之間，相隔了兩代。阮籍出生時，孔融剛死兩年，依然名滿天下。天下受孔融、禰衡的影響如火方熾。到了阮籍、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東漢時尊經崇儒、激濁揚清那一套沒有了。曹髦被殺是260年，司馬炎稱帝是265年，孔融死那年出生的人，如今也將近60歲了。經過兩代人的時間，儒家的精神，基本上被滌盪乾淨了。此後就出現了長達數百年的大黑暗。

這之後的禮崩樂壞，從篡位者對遜位者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無論曹丕還是司馬炎，對遜位的皇帝都封公封王。而經過魏晉一百多年的談玄論道之後，劉裕篡位時直接把晉安帝殺了，後來齊、梁、陳、隋、北齊、後周篡位，無不果斷地把前朝皇帝殺掉。

之前的篡位者不敢殺，之後的篡位者敢殺，並不是後來的篡位者秉性就喜歡屠戮，而是因為世風的力量。這種力量是潛在的。因為潛在，所以不易被察覺，因為世風的變化是個漫長的過程。要通過對至少一代人的影響，才可以發生作用。

而儒家的偉大之處正在於，想要通過對世風的影響，來改變政治。儒家說「立於禮」，所立之禮，是要在人心上施加一重規範，建立一套秩序。「法」是從外在發生作用，而「禮」是從人心上發生作用。所以，法家的學說適用於衰世，因為卑近易行；而儒家的學說適用於盛世，因為規模恢宏。但世運的盛衰轉變需要一個很長的周期，往往世風還沒轉移，提倡它的人已經死了。正如曾子所說，「君子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