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遷徙的經濟價值

原編者按：當今中國最大的實體經濟問題，是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戶籍制度，以及戶籍制度限制下的福利安排和財產安排。將歐洲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聯繫起來一起想，可以發現，如果不逐漸放開這種限制，那麼中國會如歐元區一樣，出現國中國的巨大裂痕。 對一個大國來說，自由移民的重要性遠不只是保障人們的權利。自由移民是縮小區域差距，並在一國內部實施統一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保障。 農業生產困境 央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里講了一個關於「松茸」的故事。松茸是一種城裡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還作為高端食材遠銷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一個小村，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3點出門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別人挖走了。這個故事背後有重要的經濟學含義。 采松茸顯然是一項各顧各的零散性生產活動。給定松茸的產出完全是天賜的，那麼，很容易找到一個辦法來協調各戶的行動，又能使得每個家庭的收入不變，而且不用那麼辛苦。比如說，由一個組織來規定每家早上出門的時間不能早於4點，或者每家上山采松茸只能走固定的線路，再或者讓一些家庭單號上山，另一些家庭雙號上山等。 問題是，這樣的組織和協調行動為什麼沒有出現？在農業經濟領域還有大量類似的問題困擾著很多研究者。在一個農村裡，為什麼大家都知道農業應該實現規模經營，但規模經營卻遲遲未能實現？答案其實很簡單，農村人太多。人多了，協調成本就上升，統一的行動和管理就難出現，生產就難免是小規模而低效率的。 農業生產的低效率與其生產特徵有關係，因為農業生產有一種瓶頸資源，那就是土地，土地的數量是有限的，而且土地的產出增長也是有極限的。在松茸的故事裡，這個有限的資源就是大山，而其產出的極限就是靠天決定的松茸產量。在土地資源及其產出都接近極限時，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最終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減少農業人口。 采松茸、烤松茸之別 這就引出了本文的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采松茸的農戶一定要在家鄉采松茸，而不是去城裡的餐館裡烤松茸？若不是有各種制度制約，如果農戶不是特別偏愛家鄉的生活，那麼進城打工，而且是到東部打工，才是合乎理性的選擇。 當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是3倍多。在省之間，最富的上海市2010年人均GDP已經達到76074元，而最窮的貴州省人均GDP僅為13119元，前者是後者的6倍。自由遷徙的意義在於，它能保障一國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權利。 從長期來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縮小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有的采松茸的農戶可以進城務工和定居，收入可以比在農村時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鄉的可以繼續采松茸，但采松茸的人少了，人均收穫將大幅度提高。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麼，最終只有當城鄉間和地區間的實際收入差距縮小至零，勞動力流動才會相對穩定下來。這時，城鄉和區域間的平衡才真正實現，這是在發達國家已經實現的景象。 對一個大國來說，自由移民的重要性遠不只是保障人們的權利。更為重要的是，只有當勞動力流動起來的時候，不同地區才能形成相互之間的分工與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車，有的地方搞旅遊。地區之間形成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是保持國家統一和市場整合的最有效途徑。 勞動力自由流動了，人們就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區之間，人口流動可以形成地區之間的競爭，如果一個地方的公共服務搞不好，我就走人，把錢、事業和潛在的稅源全部帶走。地方政府為了當地的稅收，就必須搞好公共服務。現在，中國的地方政府不願意多花錢提高公共服務，其實就和人口流動不自由有關。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地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就不能順利縮小，當地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很大時，要在一國內部實施統一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將後患無窮。 比如，當經濟總體上衰退時，一個大國可以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常用的做法就是降低利率。利率降低的結果是刺激投資，鼓勵地方政府借債。 如果全國各地同時借債，相對來說，欠發達地區更容易出現借債過度的問題，因為地方政府總是想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但卻會忽略償債能力應建立在勞動生產率基礎之上。一旦經濟過熱，政府採取緊縮政策來應對的時候，首先出現償債危機的就將是欠發達地區。 歐洲的警示 這種危險正在歐洲的國家間出現，也正在中國若隱若現。看一下數據就能知道，每一次歐盟擴張之後，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發展差距都呈現縮小趨勢。 這非常符合經濟學理論的推斷，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能夠帶來國家（或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收斂」。歐盟的目標是在一體化的進程中實現共同的繁榮。 但這裡存在一個不可避免的難題，經濟發展水平的收斂是需要時間的。從長期來說，有理由相信，歐盟內部的平衡發展可以通過人口流動來解決。 問題是，歐洲雖然在名義上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但實際上各國間卻有語言、文字、文化等多方面差異，使得移民難以完全自由。於是，歐盟不斷擴張的結果就是，隨著邊緣國家的加入，歐盟成員國間的發展差距呈現上升趨勢。 將歐洲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聯繫在一起想，是個非常重要的視角。歐洲的面積和中國差不多，歐盟的國家間差距和中國的地區間差距也很像。歐盟在一體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也可以與中國地區間出現的問題進行類比。 相比於歐盟，中國的優勢是在政治上的統一。同時，地區之間有共同的語言和文字，文化的差異也畢竟小於歐洲的國家之間。因此，在中國原本是可以較容易地實現地區之間的自由移民的。只可惜，由於歷史上對於地區間移民的限制太久，也由於在現實中移民所帶來的矛盾太多，大家都懼怕放開移民會帶來既有的矛盾激化。 一個現實的擔憂來自於外地人會分享本地人的公共服務。但是，這一擔心是建立在本地公共服務總量不變的基礎之上的。實際上，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政府財力的增強，公共服務的總量是可以不斷增長的。 這裡，問題的本質無非集中在一點上，作為一個國家的一個地區，能不能對外來人口採取類似於一個國家對於外國移民的政策。如果說出於短期的現實考慮，限制移民還不得不持續一段時間，那麼，至少這樣的限制應逐步地消除。如果中國的城市人口不會減少，那麼，為什麼就不能逐漸地增加高中的數量？ 中國的未來應該是在市場統一和要素流動的情況下實現地區間分工，當上海成為紐約時，中國的內地更像美國的懷俄明州和猶他州，專業化於農業、旅遊和資源產業。如果沒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上海還是會逐漸成為紐約（或香港），但中國的內地卻需要面對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競爭。 在全球化的時代，沒有理由相信投資者寧願去中國的內地，也不去勞動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中國的地區間差距將是香港與東南亞的差距，或者西歐與東歐的差距。 原文刊於《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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