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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金文的基本功

李學勤

　　月十日的《文物研究》專欄刊出商錫永先生的《怎樣研究古文字》,讀後頗多獲益。承編者要我接著就研究金文談幾句,未免有續貂之嫌了。

　　商先生指出,基本功的訓練,對古文字而言,有著特殊的意義,又說,研究古文字,以識字為先。學習金文,自然首先也應識字。和殷墟甲骨文只是商代晚期文字不同,金文的時間跨度特別大。在商代中期的青銅器上,已有個別金文出現,其年代比甲骨文要早。商代晚期金文,字數逐漸增多。到商末,字數最多的接近50字。西周金文達到極盛,其字數最多的竟近500字,為商末的10倍。春秋時期,文字的地域性加甚,中晚期又新創出鳥書一類美術字體。戰國時期,列國文字異形,變幻無方,更難釋讀。從商代到戰國,一千多年間,文字經歷了很大變化,要想一一正確辨識,真是談何容易。

　　不少人學識金文,從摹抄記誦容庚先生的《金文編》入手。《金文編》是一部非常好的金文字典,搜集了大量材料,特別是近年印行的新版,內容尤為宏富完備。這部書還有一個極大好處,就是態度謹嚴矜慎,使讀者不致誤入歧途。通習了《金文編》,對識讀金文自然有巨大幫助。不過,如果只讀《金文編》,知道金文中那個字應讀作今天那個字,還只是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有些人去讀周法高先生的《金文詁林》、《金文詁林補》。這兩部書網羅眾說,極便查撿,但諸家異說紛紜,讀者又會目迷五色,感到無所適從。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學習金文的人還沒有具備文字學的基礎。這裡說的文字學,即傳統上所謂小學,包括對文字的形、音、義各方面的知識。我國的文字學有久遠歷史,清代學者的研究貢獻尤大,其中心在於他們的《說文》學。東漢許慎所作的《說文解字》,主要是小篆的字典,而且由於其時代的局限,今天看來當然不免有種種缺陷。可是我們不能忘記,古代文字的發展是一脈相承的,正如商先生所說,研究甲骨文、金文「必須有小篆作基礎,作為溝通古今文字的橋樑」。只有熟悉《說文》,充分繼承前人研究古文字形、音、義的成果,才能在研究金文的道路上真正邁進。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再去讀《金文編》、《金文詁林》等書,收穫便大有不同。

幾年前,我在一篇小文里曾引用楊樹達先生《詞詮》序例中的一段話:「凡讀書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訓詁,二曰通文法。訓詁治其實,文法求其虛。清儒善說經者,首推高陲王氏。……虛實交會,此王氏之所以卓絕一時,而獨開百年來治學之風氣者也。」楊先生在考釋金文方面有突出成就,正在於他遵循了王念孫父子虛實交會的方法。我們研究金文,不僅要講求名物訓詁,還應注意文法結構。前人考釋金文,每每於虛詞有所忽略,以致誤解全篇的文意,這種偏嚮應該糾正。實際上,古人所作器物,在當時的經濟、技術情況下,為之不易,所施銘文必然刻意求工,不會過於草率,文理不通。不能流暢通讀,只能說是我們的理解水平所限。

研究金文,又有一個必要的條件,是通習與金文同時的傳世文獻。以內容最豐富的西周金文來說,其語句常可和《尚書》中的《周書》、《逸周書》中年代較早各篇,以及《周易》、《詩經》等書,互相比較。這些文獻雖然流傳已久,文字難免有偽奪改竄之處,究其根源,和金文出自同樣時期,文句可相對比是自然的。與金文不同的是,這些文獻多被尊為經籍,歷代不知有多少經師、經生加以註解研究,他們的著作都可作為金文研究的藉助。唐蘭先生曾說研究金文的工夫不在金文,我體會就是說必須在古文獻方面狠下一番工夫。試看前輩研究金文,凡已成大家者,哪位不是在文獻上有深厚的功力?

試舉一個例子。班簋銘有「王命毛伯更虢成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極,秉繁、蜀、巢,命錫勒,咸;王命毛公以邦冢君、徒馭、人伐東國猾戎,咸;王命吳伯曰:以乃師在比毛父,王命呂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句中有兩「咸」字,小盂鼎銘中,也有幾處「咸」字,別的金文還有一些類似情形。1942年,楊樹達先生引班簋、史懋壺諸銘,與《詩閟宮》「敦商之旅,克咸厥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對比,指出「咸」均訓為「竟」、「終」。這既通解了金文,又糾正了前代經師訓「咸」為「同」的錯誤。金文的考釋如都能有文獻依據,就可以避免很多無根據的臆測了。

　　從事金文研究,還應該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識。

　　金文是青銅器上面的銘文,所以金文的研究和青銅器的研究是分不開的。研究青銅器,要研究其形制、紋飾、功能、組合、工藝等等方面。不能要求研究金文的人同時對這些方面進行系統的探討,可是具備一般知識是必要的,否則即使對金文的內容也會導致誤解。國差銘雲:「工師鑄西郭寶,四秉。」清代阮元以「四秉」為作器用粟之數,許瀚訓「秉」為「把」,以為器之單位,都扞格不可通。楊樹達先生審視器形,知器有四耳,耳各一環,凡四環,可執以舉器,始悟此即銘中所謂「四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利用金文來研究古代歷史文化,一定要弄清金文的時代,而金文時代的判定,有時必須依靠或者參照青銅器形制和紋飾的研究。大家都知道的一個例子是金文最長的一篇毛公鼎。自發現以來,不少學者主張它應屬西周早期,甚至說由其「氣象」看非成王時期莫屬。直到近年,還有學者著書,堅持這樣的意見。不過,只要一看鼎的照片,它是一件深腹圜底蹄足、口沿下飾一道重環紋的鼎,不難確定其屬西周晚期。郭沫若同志論證毛公鼎的年代,就是這樣達到正確的結論的。

金文的辨偽也十分重要。聽說最近還有文章引用公伐徐鼎,令人驚訝,因為此器之偽早在三十年代即已定讞了。象公伐徐鼎這類偽作,從拓本即可辨別,但是還有相當多金文,不目驗原器,想辨別是不容易的。無怪乎許多著錄和論作,都在沿襲引用。鑒定青銅器及其銘文真偽,先應看器是否真,有無偽作、拚湊、加花、加銘、作綉等等現象。對於銘文,更須細看筆道的口、底,周圍的痕迹等等。這些,在拓本上常常是看不出來的。近些年,在海內外很多地方觀察青銅器,發現有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銘文其實是有問題的,同時也有一些不少人懷疑的銘文其實沒有問題。

當前,疑難最多的不是較長篇的金文,而是較簡短的金文。只記族氏的,人們多稱之為「族徽」,由於字多象形,易於偽作。我見到過的偽銘,以這種為最多,而且許多現在海外。如果一概相信,就是上當。戰國金文,因為多是刻的,假的也不少。例如開頭作「王立事,南行唐令瞿卯」云云的劍銘,原來應是趙國的鈹,好多著錄、拓本中都有,然而一直找不到真的原件。研究金文,必須有辨偽的能力,而辨偽又必須有關於青銅器的一般知識。

　　真正要研究好金文,應當能記住重要金文是否有器形著錄,原件何時何地出土,流傳經過,現藏何處,等等。這些都同研究有密切關係。關於金文本身,應知道有哪些拓本、摹本或照片見諸著錄,哪一種最好,適於作研究的依據。以鼎為例,拓本流傳甚少,又有未剔、已剔之分,所以邊政專輯有《鼎八家真本集存》一書。又如小盂鼎,據傳只有一份拓本傳世。這一類情況,都是研究者有必要掌握的。

　　商先生還提到摹寫金文的能力,這也是一項重要的基本功。如有機會接觸原器,還應該掌握墨拓的技術。過去著錄金文,專靠墨拓,現在當然有了照相法,可是銘文的某些細微地方,還是只有拓本方能表現出來。很多研究金文的前輩,本人都精於墨拓,遇到重要青銅器,就親施氈墨,取得完美的拓本。這既是技能,又可以說是美術,是我們學習金文的人所當效法的。

何學習金文？

寫金文，同學習其他書體一樣，大體分臨摹、創作兩個階段。初學者應從臨摹入手，如造型掌握不住，則宜先摹後臨為佳。臨書切忌貪多，初學應制定一個課字規劃，每天課幾個字，要求達到認識、寫准、記牢的程度。假設一天課三個字，深印腦海，能準時反映出來，那麼半年就可熟習五百多字，就是一個飛躍。學書貴在持之以恆，古人云：「鍥而不捨，金石可鏤。」此之謂也！

當臨寫達到相當水平時，便可以進行創作練習。創作包括有創作意識的臨書與集字創作。

有創作意識的臨書應摘臨銘文一段，先研讀銘文，選取其中有意思的一段，要起止段落詞句完整，乃是臨書佳構。

集字創作比臨書艱難得多，要有較好的文學基礎和書學基礎。假如寫一首詩、一闋詞或一副對聯，用金文書寫，首先要從金文中選集文字。選集過程中，工具書是必不可少的，如《古籀彙編》、《金文編》、《說文解字》、《詞源》等，都是最常見的，學者當悉以備之。金文使用時期漫長，書風眾多，集字要留心風格相近的字。集字完成以後，必須進行吸收消化，多下功夫，才能寫成一件風格統一的書法作品，使之成為一件好的創作。「集千家米煮一鍋粥」，就是這個道理。若文字集成後不加消化，只是照抄，即使文字沒錯，也不過是一件七拼八湊的「百衲衣」（即和尚穿的袈裟），終欠協調。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說：「文章最怕百家衣。」書法作品，尤其如此。

寫金文當然要著重臨寫，臨寫的目的是要理解金文與運用金文。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讀一點古籍，如《詩經》、《史記》等，以理解一些古代歷史與古代辭彙，這就是書外功夫的藝術修養，是一輩子學不完的事。

如此眾多的金文，寫哪一種好？可選擇自己喜愛的書體學習（初學以端正的入手為宜），熟悉一種後，再攻習另一種，不求多而求通，熟悉幾種銘文以後，自然融會貫通。在這個基點上順流而下學習小篆、漢隸，或其他書體，將獲得駕輕就熟、順手暢心之樂趣。

書寫金文，用筆用墨技法與寫小篆無甚區別，比寫玉筋篆更方便些，只要能使線條有韌力，適當收筆回鋒，就可以了。對平塗塊面的筆畫，必須注意用墨。若塗成一團黑氣，就死板而無生氣了。故善用筆墨者，筆帶燥而含潤，墨常活而如新。孫過庭在《書譜》中云：「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故書藝之道，貴在領悟耳。（程質清《篆書基礎知識》p32-33,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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