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整理：《水與火

06-20

按：清理抽屜，發現本科時隨同學做的項目結題書，突然想到自己當初還曾寫過一篇這樣的論文。當然，以今天的眼光看，這篇約完成於大二大三之際的論文充滿了胡謅八扯的內容，累贅的表達，對現代性、宗教和詩學問題的膚淺理解，而且從文體上說，這既算不上「影響研究」，甚至也談不上所謂的「平行研究」，最多只算一種生硬的羅列（或者大言不慚地可以稱之為昆德拉式的「復調」論文？）。現在回溯，當時所以沒有貼出來，多是自覺拿不上檯面，故準備任其在硬碟角落自慚形穢。不過轉念一想，文章雖目不忍睹，但畢竟算是對某一階段思想傾向的記錄，與今天走向敘事學與結構主義批評的轉向相對照，也算是有趣的歷程，所以不妨立存此照。

水與火——試比較沈從文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現代文明的批判

如果單從藝術風格來看，沈從文與陀思妥耶夫斯可謂大相徑庭：前者長於中、短篇小說，，故事簡潔，善於用寫意般的筆法寥寥數言便勾畫出一個個簡單質樸的人物；後者則是公認的長篇小說高手，情節曲折宏大，復調式風格貫穿始終，人物性格往往是近乎病態卻又極端複雜。從最直觀的閱讀感受來說，沈從文的小說通常對白很少，人物心理的微妙變化常常從動作、神態中透露出來，而陀氏則恰恰相反，初讀他的作品時常常會感嘆於書中角色的口才，動輒長達數頁的對話有時會令人頗覺拖沓，然而仔細體會便可得知，正是這些對話完整地將人物的世界觀體現出來，作者的思想傾向也正隱藏在這些看似瑣碎、實則經過精心設計的對話之中。

儘管藝術手法上都自成一派，但在思想方面，二位文學巨匠卻是跨越了數千公里的距離，有著頗多內在相通之處。沈從文的《邊城》《菜園》《蕭蕭》等代表作，都無一例外地描繪了純樸自然的世外桃源，而這些世外桃源有的一直保持著純真美好，並在這美好之餘映射出作者所在現實社會的空虛、矯飾與物質化；有的則直接描繪了外來文明對世外桃源的無情破壞。表面上看，遠在俄國的陀氏似乎從未描繪過什麼優美、純潔的人間天堂，他筆下的人物幾乎都生活在各種各樣的痛苦之中，無論是《罪與罰》中的拉斯科尼科夫，還是卡拉馬佐夫兄弟，都忍受著某種極端思想或者強烈慾望的侵蝕，不僅傷害了他人，也傷害了自己。可以說，陀氏筆下的人物是魔鬼，陀氏筆下的俄國是地獄，然而這地獄卻在相當程度上是對當時俄國的真實寫照，也是作者本人混亂內心的折射。如果說沈從文在面對一個逐漸物化的中國時，選擇了回歸自然，勾勒天堂，向人們展示世界上已趨於消失的美好，陀氏面對的俄國同樣是一個物慾橫流、價值觀陷入混亂的傳統文化大國，而陀氏做出的選擇是直面地獄，將人在地獄裡遭受的肉體與心靈痛苦完整地呈現出來，並在痛苦的呻吟中令讀者意識到，真正的救贖來自彼岸的召喚，信仰的回歸。二者的文學都源自與現實的對抗，並在對抗之中隱含著作者的理想。二者的差別，恰如水與火。沈從文出生於水鄉，他的小說也有著水的節奏，用水的純凈來滌清世界上的污濁；陀氏的小說則有著地獄之火的力量，他將人物置於火焰之上不停地捶打、煅燒，甚至將一切醜惡的東西化為灰燼——他認為，天堂就在廢墟之上重現。他們的相同之處，映照出人類在現代文明中共有的精神困境；他們的相異之處，展現出東西兩種文化的不同魅力。

在《罪與罰》中，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一開始就處於一種精神不穩定的狀態中，反反覆復地思索著「那件事」，以至於對其他任何東西都近乎麻木；而所謂的「那件事」，其實質就是一種「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強人法則，即強者可以不受法律與道德的約束，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執政者與立法者，能夠控制他人乃至整個世界。在拉斯科尼科夫看來，要成為強者，必先經過一個儀式，這個儀式便是殺死一個平庸、可惡、寄生蟲般的弱者。這種極端的思想與其說是他自己的獨創，倒不如說是西方文明（乃至現代文明）的頑疾：工業文明把通過發展科學技術和工業生產追求物質財富的無限增加作為自己的存在方式，隨著歷史的發展，商品、商品生產、技術和科學等對人的支配日益嚴重。[1]可以說，人類靠這些自己創造的東西征服了所有對手，包括自己在內。人類征服了自然，也失去了對自然以及在此之上對上帝的敬畏；當人自身成為價值尺度的約定者與道德的監督者，那麼世界上也就不會再有恆定的價值、道德觀念，最終結果便是道德的徹底消失。在從小受到東正教文化熏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上帝的存在是所有西方道德體系的基石、邏輯出發點，然而在現代文明中，人類在抬高自己的同時過分貶低了上帝，人的內心因此便會陷入混亂之中。

雖然拉斯科尼科夫「成功」地做完了「那件事」，但結果他卻沒能成為「超人」、「拿破崙」，因為他不僅殺死了老婦人，也在精神上殺死了自己。當人自我賦予了無限的自由，他就可以做幾乎任何事，可也極容易因此超過人性所能允許的極限，換言之，假如人是為自身的行為所定義，那麼做出非人行為的人已經不能被稱為人。俄羅斯哲學家別爾嘉耶夫認為：「（拉斯科尼科夫）在經歷了內在的艱難體驗後，經驗表明，這是不允許的，因為人類是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具有絕對的意義。」[2]現代文明對力量、對物質積累的的崇拜，最終會釀成社會道德標準破壞、個體人格陷入自我分裂的慘劇，這便是《罪與罰》以及其他眾多陀氏作品展現給我們的道德困境，一種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困境。

那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來，又是什麼才能夠使人擺脫這一困境？那便是苦難。不可否認，陀氏有一種天生的對苦難的崇拜，無論是拉斯科尼科夫式的精神崩潰，還是索尼婭被任意踐踏的尊嚴，都表現為一種常人看來難以想像的痛苦。在陀氏看來，人是不能直接認識到自身的局限，特別是對於終日生活在對自身力量充滿幻想與崇拜的現代人來說，尤其如此。唯有受到自身行為的懲罰，人才能真正意識到人本身的不完整性，反思現代文明在自己身上的烙印。這種對於苦難的強調、歌頌，既來源於陀氏自身的生活經歷，也源於基督教自身的文化特質。以《罪與罰》為例，主人公拉斯科尼科夫試圖獲得自由的力量，成為能夠決定自己乃至整個世界命運的「超人」，然而卻因過分偏執走向了反面，成了「超人」思想的奴隸，並在這種奴役下去殺人，做有違自己本性的事。隨後，他便陷入了一連串的痛苦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表明了超人類奢望的虛偽，正是虛偽的超人類思想殺死了人的精神，對力量的奢望是軟弱和無能的表現。作為與他相對的一極，同時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想化身的，正是女主人公索尼婭。她在書中是一個背負十字架、近乎基督一樣的人物，不僅犧牲自己的尊嚴愛著身邊的親人，也愛著有罪的人。正是這樣一種憐憫之愛，使得即使世界觀遭到拉斯科尼科夫的無情嘲笑，索尼婭仍甘願與他一起去西伯利亞服苦役。正是這種承擔苦難與罪責的精神像燈塔一樣照亮了拉斯科尼科夫的內心。如果說對無限自由的盲目崇拜導致了拉斯科尼科夫的毀滅，那麼在失去一切之後，在荒蕪的西伯利亞，他終於打開了《新約》，擺脫了現代文明繁榮背後的虛弱，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殘酷的天才，將對現代文明的憂慮呈現為烈火焚身的痛苦，並在極度的痛苦中獲得頓悟與新生。

相較於陀氏，沈從文對現代文明同樣抱有深刻的懷疑乃至批判態度。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多部都市題材小說中，如《八駿圖》、《紳士的太太》等，無不刻畫了都市人虛偽、懦弱與精神力的喪失。在沈從文小說里，我們經常可以發現沈從文筆下的都市——現代文明呈現出—種精神解體、矯飾浮華的狀態，以及隨之而來的物化生存。原有的精神價值標準被沖刷殆盡，剩下的只有「人」與「物」的關係。這樣的文化狀態，讓民族精神陷入迷茫和淪落之中。[3]也即沈從文所言「瑣碎，懶惰，敷衍。虛偽的衣冠社會」[4]，「一切顯得又庸俗又平凡，一切皆轉成商品形式。」[5]這一局面固然有傳統中國對西方文明接受不得精髓、理解膚淺等原因，但也與現代文明自身存在的天然弊端有關。應該說沈從文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在他看來，在物質文明的衝擊下，傳統精神價值趨於解體，隨之而來的便是精神無聊、責任懸置、道德淪落以及物質至上、拜金主義等人格缺陷。因此，他的作品中時常出現「鄉村」這樣一個純真、野性、充滿自然之美的人間天堂。這或許是因為，沈從文作為一個深受傳統中國文化熏陶的文人，儘管和陀氏一樣意識到了現代文明的重大缺陷，同樣困擾於外來文明對本土文化的衝擊、瓦解乃至毀滅，但他不可能像陀氏那樣全面求助於宗教（儘管佛教在沈從文思想里確實佔有一定比重）與上帝，而是以文學形象、詩的韻味來書寫美好的人性與傳統文化的魅力，以此來化解或者緩和內心的焦慮感，獲得精神上的寧靜。讀沈從文的小說，我們時常會感受到一種潮濕、溫暖的意味，這既是作者對他記憶中家鄉風物的文學再現，也是對其觀念中理想人性的意象化處理。沈從文筆下的城市常常是乾燥的，充滿了污濁的空氣和局促的空間，而鄉間卻總是有山有水，有南方的細雨、潮濕的青苔。在沈從文的文學中，水即是善，其透明與城市文化的虛偽相對，其靈動對抗著物質文明的僵化與無情。如果說在陀氏筆下，高於人並約定著人的存在者是上帝，那麼在沈從文筆下，水或者是水隱喻下的美好人性即是終極目標；如果說陀氏的思想根植於基督教的原罪論，主張用高於人的信仰對人類有罪的靈魂進行救贖，那麼沈從文顯然對於人本身有著莫大的信心，在他看來，最美好而又天然合乎道德的人性只存在於帶有原始風情的地區，而非依靠後天的灌輸，恰恰相反，越是「先進」、「現代」的文明，就越是對人性、對生命力的扼殺。

在沈從文作品中，偷情、野合等內容十分常見，然而在他平靜的敘述中，這些行為並不見淫穢或者可恥之感，反倒給人一種坦蕩、奔放之美，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即便是有「沉潭」這樣可供社會批判內容的《蕭蕭》，其結局同樣也是溫和寧靜的，水並未成為可怖的意象，山村的傳統禮法也讓位給了頗具人情味的寬容。這些似乎與現代的文明觀、倫理觀格格不入的內容，在沈從文作品中非但沒有成為批判對象，相反倒因其質樸成為審美的客體。實際上，對水的迷戀與讚美，對工業文明的厭惡與諷刺，集中體現在沈從文所構建的湘西世界中。《邊城》的故事發生在水邊，人物間的關係與命運也與水牢牢地聯繫在一起。翠翠的純潔、美麗同樣具有水的特點，與城中太太、小姐們包裹在商品之下的庸俗可笑構成了鮮明的對比。與《邊城》呼應的系列作品如《三三》《賢賢》《長河》中，類似翠翠這樣水一般的善良與美隨處可見，甚至小說中人物的衝突、矛盾的上升也常常源於善與善之間的誤會，而非二分法的正邪對立。應該說，放棄虛榮浮華、走向平靜恬淡是中國文化中最傳統也是最常見的一種藝術手法與思想傾向，這方面沈從文並不特殊；在現代文學中，以農村或相對落後地區人性的淳樸善良諷刺都市文明的作品也不少見。但像沈從文這樣以水為基本素材與靈感來源，系統、完整地建構出一個文學空間，具有完整的世界觀與內部邏輯，其「湘西世界」應該說是獨一無二的。

水既是變動的，也是永恆的，這是因為一方面，水川流不息、永無固定的形態，另一方面這種流動性本身卻是穩定、亘古不變的。正是這種變動性與永恆性的結合，造就了沈從文小說獨特的韻味。《邊城》中，寬厚的爺爺在雨夜死去，老大天保也溺水身亡，只剩翠翠一人繼續在為路人擺渡。這一系列轉折與結尾的開放性使得整篇小說充滿了傳奇色彩，儘管有悲劇意味，但從故事中折射出的美好人性依然令人神往、心生希望。沈從文的小說正是通過生命的不確定性挖掘出人性中更普遍、更閃光的美——一種帶有永恆的價值的並永遠具有「確定性」的人生內容——人性美。[6]可以說，正是水的特性賦予了沈從文湘西小說的藝術魅力，傳達了沈從文獨特的「善與美」追求。這並非是對工業文明的一種逃遁，相反是以純凈的美好、理想化的圖景來映射工業文明、商業文化的弊端，是一種溫和但卻有力的抗爭。

通過以上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儘管處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圈，但沈從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兩位文學巨匠都各自發現了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以及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在交流過程中出現的緊張。對於現代文明，二者的態度也有內在的相通之處，他們都從人性角度出發，質疑並探討以量的積累為標準、強調個人力量的現代文明。不同之處在於，深受基督教文化和歐洲思辨哲學傳統影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將目光放在人與上帝的關係上，探討「惡」在人性中的作用並對惡的成因、表現及後果進行了淋漓盡致的呈現；沈從文則兼具儒、釋、道三家的特點，追求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真誠關係，歌頌純樸、健康的人性，諷刺虛偽、矯飾、內在生命力萎縮的都市文明。遺憾的是，儘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記》《白痴》等傑作中已將人性剖析得無比透徹，深刻地寫出了現代文明過度膨脹帶來的種種惡果，二十世紀的人類依然遭受了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在內的種種浩劫；儘管沈從文的湘西世界如此令人神往，當代中國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呈現出《八駿圖》所描寫的空虛、偽善。這，就是為何在一百年多後，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依舊如身處熊熊燃燒的地獄之火，令人膽戰心驚；也是為何在一個已經不再缺乏物質的中國，人們依舊要在沈從文水一般澄明的作品裡尋找心靈的寧靜。

[1]安啟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性理論及其對工業文明的批判》，《俄羅斯文化評論》2006.12

[2][俄]尼別爾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耿海英譯，第59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3]杜素娟：《孤獨的詩性——論沈從文與中國傳統文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第275頁。

[4] 沈從文：《燭虛》，《沈從文全集》第12卷第16頁，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

[5] 沈從文：《如蕤》《沈從文全集》第7卷第337頁，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

[6] 趙學勇：《沈從文與東西方文化》，第306頁。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