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原因之一：崇禎帝試圖恢復明初的皇帝獨裁

06-20

核心提示：崇禎破壞了晚明官僚體制的運行規則和集體決策的趨勢，加劇了政治運作的不透明，壓制了政治參與。所以，在魏陽看來，明亡當然不是由單一因素造成的，而崇禎對訪單和公論的抵制不能不說也是明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文摘自：澎湃新聞網，作者：魏陽，原題：《講座︱魏陽：明朝滅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英文原著名是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也就是說，在他看來，晚明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最終沒有形成數目字上的管理。但有沒有意義，其實要看你與誰去比較。如果我們回到晚明的歷史脈絡中去，它有著自己的發展邏輯。」

5月24日晚，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Donahue講席教授魏陽在上海季風書園帶領廣大讀者重返晚明的歷史現場，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解讀晚明的制度創新與政治文化，並從中看到了明亡的一個關鍵因素。

晚明史很熱，但我們該如何反思晚明？

明朝滅亡後，對它的反思就開始了。尤其是晚清以來，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一些士大夫突然「重新發現」了晚明，試圖從中獲得本土的思想資源。到了新文化運動，晚明又成了顯學，比如嵇文甫、林語堂等人在晚明歷史中看到了李贄、王陽明等人的思想，從中挖掘出了本土的現代性。而郭沫若於1944年發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直接成了很多人看待晚明的思想底色。

到了當代，在晚明進入現代學術研究的視野後，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被很多人奉為經典，尤其是在華人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魏陽介紹說，這本書在美國的反響與中國大陸不太一樣，至少他就不太同意黃仁宇對晚明的判斷。在他看來，黃仁宇是以韋伯的「工具理性」來判斷晚明的價值與意義，這是一種歐洲中心論。如果我們只以近代歐洲迅猛發展的政治變革、工業化和科學革命為標準，就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晚明或者整個中華帝國晚期的政治文化是停滯的。

但是，如果我們從不同的參照系出發，得出的結論可能是不同的。有時候我們需要與外面比，但有時候我們需要與自己進行比較。這樣來看，其實，中華帝國晚期的歷史有它內在的邏輯。所以，魏陽想從晚明的歷史本身出發，重新思考它在制度上的創新與發展。

晚明如何選官？通過訪單看公論

如果「停滯論」是錯的，那麼晚明在政治制度上有什麼創新呢？魏陽以訪單為例打破了我們對晚明歷史的固有認知。原先朝廷選官注重「堂官考語」，即主要看上司的評價，因此官員想要陞官，就以討好上級為主，並講究資格，在官場中慢慢熬。後來隨著訪單的出現，縱向的「堂官考語」逐漸變成了橫向的「同輩評價」，破格提拔也變多了，而官場的組織原則也愈發複雜，出現了更廣泛的政治參與。

那什麼是訪單呢？據《中國歷史大辭典》介紹，「訪單」是「明代考察、選官時所用匿名文書。凡考察、選官，由吏部主持，密托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共為咨訪，填寫人匿其名。隆慶後改稱訪冊」。

魏陽進一步指出，訪單的使用有著更為複雜的變化，它對晚明政治的影響更是缺乏必要的學術研究。在他看來，訪單的大規模使用深刻反映了以「公論」為代表的新的組織原則的興起，代表著一種對更多的政治參與和政策透明性的訴求。

舉例來說，1595年，吏部尚書孫丕揚在考察官員時向朝廷所有部門發放了訪單，讓大家評議哪個官員做得不好。訪單收回後，他根據數量原則罷黜了得到「差評」最多的官員。此事引發了軒然大波。大學士趙志皋就持反對意見，認為這項改革動搖了朝廷既有的組織原則。孫丕揚則反駁說，訪單代表的是公論，是士大夫的集體表決，無論被罷黜的官員有無違紀，得到「差評」多就必須處理。所以，這是兩種政治原則的衝突：趙志皋代表的是道學的原則，認為真理有時候掌握在少數君子手中，不能由投票來決定；孫丕揚的邏輯是，很多時候我們並不知道誰是君子，所以多數人的投票意見可能更有道理一些。而萬曆皇帝最後支持了孫的意見。

所以，訪單的出現代表著數量原則在集體決策中的興起，而且作為「官意測驗」工具的訪單具有較好的可操作性，並逐步透明化、標準化。後來，除了考察官員，訪單也被廣泛應用到其他政治領域中，比如考選科道和翰林時，考試成績的作用被弱化，訪單代表的公論，即士大夫的集體意見的影響力加劇。再比如，禮部在給官員定謚號時，也使用訪單徵求大家的意見。還有兵部選將時，也通過訪單來定奪。

可以說，訪單與它所代表的公論成了晚明的一種政治風氣，得到了士大夫群體的普遍認同。當時有很多對公論的討論，繆昌期就說：「夫天下之論，不過是非兩端而已。一是一非，一非一是謂之異，不謂之公。一是皆是，一非皆非，謂之同，不謂之公。公論出於人心之自然而一似有不得不然。故有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用大白話來說就是，這些東林派的士大夫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而所有人都自發同意的「公論」必須由士大夫來代表，並且在士大夫的投票表決中體現出來。

由此可見，晚明的政治文化充滿了制度創新與變革，絕不是黃仁宇所說的停滯而已。

明亡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既然晚明充滿了制度創新，理論上來說應該是充滿活力，那麼它為何就這樣滅亡了呢？套用當下的一個流行詞，這些創新似乎就像「然並卵」一樣。其實，歷來對明亡的原因眾說紛紜，有財政上的、軍事上的、氣候上的和瘟疫上的種種解釋模式，但在魏陽看來，明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崇禎皇帝對訪單和士大夫公論的抵制。

當然，正如魏陽所指出的那樣，訪單制度也是存在一定問題的。清人修《明史》時就認為，訪單會使各個主管部門更容易推卸責任，將原本應該由不同部門承擔的責任推給了整個士大夫群體。而且很多時候，訪單的內容是亂七八糟的，沒法嚴格核實，甚至被用來攻擊敵對官員，被用作政治鬥爭的工具。再者，以前陞官只要討好上司，現在為了獲得好的輿論評價，必須結交和賄賂更多的官員。據明末的陳子龍觀察，得到一個縣官要花費數百金，當六年縣官要花兩千金賄賂，而到了考察和考選的時候，則要花三四千金；等縣官終於熬成了台諫，就會再用同樣的方法向下面的縣官索賄。這些錢都是為了賄賂任何有資格填寫訪單意見書的官員。由此，訪單深刻地改變了官場的博弈和操作，甚至是腐敗的方式。

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訪單確實擴大了政治參與，特別是讓地方士人都能夠參與到政治決策的過程中來。1632年，董其昌就建議擴大訪單發放的範圍，希望將所有士大夫包含在內。明末的東林派也順著這種擴大政治參與的邏輯，希望讓「地方公論」成為政治決策的依據。黃宗羲則提出讓學校成為地方士人評議、監督政府的機構，顧炎武也認為「庶人之議」應該成為決策的基礎。

然而，崇禎皇帝試圖恢復明初的皇帝獨裁，不接受訪單所代表的公論。1639年，他親自考選翰林，專門挑選為公論所不容的候選人。明末的士人批評崇禎選官喜歡直接由他自己任命，而不看訪單和會推。由此可見，崇禎破壞了晚明官僚體制的運行規則和集體決策的趨勢，加劇了政治運作的不透明，壓制了政治參與。所以，在魏陽看來，明亡當然不是由單一因素造成的，而崇禎對訪單和公論的抵制不能不說也是明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年剛去世的漢學家孔飛力認為，明末以來的政治控制與政治參與之間存在著張力，而這種張力是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重要的結構性矛盾。明末的制度創新和思想遺產所代表的問題，在中國近代歷史中也不斷浮現。魏陽舉了馮桂芬的例子：在思考憲政、地方自治等新的政治文化時，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希望從晚明歷史中尋找本土憲政實踐的思想和制度資源。因此馮桂芬提出的建議完全體現了晚明政治文化中的數量原則。

講座的最後，魏陽總結說，當我們反思晚明時，訪單和類似的制度創新所代表的對政治參與的訴求，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對這些明代的制度遺產和思想資源的重視，標誌著中國歷史研究的一種新的取向，那就是拒絕用單一的歐洲標準來評價中國歷史，而是細緻入微地去觀察中國歷史發展的本土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