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鵬：從安-蘭德看馮侖《決勝未來的力量》

美國有一位當代女思想家，叫安-蘭德，據說她的書在美國的發行量，僅次於《聖經》。她的核心觀點，說來也很簡單，她將人類歷史的進步過程，說成是「商人+知識分子」集團戰勝了「阿提拉（暴君）+巫師（教士）」集團的過程。再抽象一點，就是「生產+知識」的力量戰勝了「暴力+信仰」的力量的過程。

安-蘭德說：「職業商人和職業知識分子，這是蒙工業革命所賜，一起降生人間的兩兄弟。兩者都是資本主義之子——一損俱損。但具有可悲諷刺意味的是，兩者註定相互傷害。」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相互傷害，安-蘭德說：「迄今為止，創造者（指商人和知識分子）一直都是處於被歷史遺忘的角落。除了少數幾個短暫的時期，創造者都不是人類社會的領導者和決定者，雖然正是他們的聯合和他們自由的程度決定了一個社會繁榮和進步的程度。絕大多數的社會，都是由阿提拉（暴君）和巫醫（教士）統治的。」阿提拉用暴力進行統治，控制人的肉體，巫師用道德進行統治，控制人的靈魂。他們兩種人結合在一起，就控制了財富的分配，從而把生產者（商人和知識分子）玩弄於股掌之中了。

用安-蘭德的觀點建立起一個參照系，我們再來看馮侖的《決勝未來的力量》，也許我們能給馮侖的觀點一個定位。

馮侖說：「從人類文明史的範圍來看，或者從國民財富積累的角度來看，領袖究竟創不創造財富，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我認為，歷史的邏輯事實上是，領袖不創造財富。——這兩百年，我們記住和津津樂道的是偉大的皇帝、領袖和他們的傳奇故事與豐功偉績，卻看不見財富的實際增長。」馮侖在此所用的「領袖」這概念，我看特指的是政治領袖。政治領袖當然不創造財富，他們既不搞科研，又不從事生產，這本是常識，認識這樣的常識，本不需要上升到「歷史的邏輯」這樣高的層次，只要睜開雙眼看看就行了。但奇怪的是，發現這樣的常識，把這樣的常識說出來，在現實進程中，似乎真的很不容易，因為即便到今天，這個常識並不是人人都看到了。馮侖用「歷史的邏輯事實上是」這樣的用語，並不算誇張。從爹親娘親不如政治領袖親的時代過來的中國人，要理解這點常識並不容易。西方經濟學家說：「政治是一種交易成本。」偉大的領袖，其實就意味著很大的交易成本。這種話，西方人比中國人懂。

我已在前面建立了安-蘭德的參照系，在這個參照繫上，馮侖「領袖不創造財富」的斷言，傳達出了一個商人對阿提拉的厭惡和蔑視。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習慣於跪在政治權力前的商人，開始站起來了。或者說，心裡不想再繼續跪下去了。我努力生產財富，提供稅收，為什麼還要逼我跪著呢？沒道理啊！商人有了道德感，這道德感來源於自己是生產者，是財富的創造者。安-蘭德說：「在任何時代和任何社會，都存在思考和工作的人，是他們找到了生存的方式，發現如何生產出生存所必須的精神和物質財富。就是這些人的努力和實幹，使各種寄生蟲得以存活下去：阿提拉們、巫醫們以及酒囊飯袋們。」

馮侖還提到，「迷信關係辦不好公司」、「壟斷企業是紙老虎」，在我看來，一切關係圍繞權力展開，一切壟斷建立在權力庇護上，所以馮侖等於在說，依附權力搞公司，不行。公司的長期發展，不能再依附權力，要自己在市場中立起來。這樣的總結，恐怕對比爾-蓋茨這樣的商人沒有意義，他也許從來就沒有想過要依附權力、依靠權力給予的壟斷權來辦公司，但對一位中國商人，尤其是一位從事房地產開發的商人來說，實為不易。這也說明，中國商人不僅有了獨立於政治權力的自覺，也多少有了一點獨立於政治權力的現實資本。十年前，商人最喜歡炫耀的，就是他們認識某位某位領導，一些商人的辦公桌後面的牆上，喜歡掛著與某位政府領導合影的照片（或者是電腦合成的也說不定），而現在，政府領導的照片從商人的牆上被挪走了，商人交往的時候，已很少會聽到談起自己與政府領導的關係了。時代變了，變得很快，權力掌控者仍然行使著權力，但是，他們在商人心中的地位不可阻擋地下跌了。也許，就在我打這幾行字的時候，他們又下跌了幾寸。安-蘭德說：「工業革命完成了文藝復興的任務：它將阿提拉們從寶座上一腳踢開。」她說得過於偏激了一點，工業革命把君主一腳踢開了，但並沒有把權力本身踢開，只是把權力由統治者變成了公務員，用法律好好管束了起來。安-蘭德說：「歷史上第一個既不受阿提拉也不受巫師統治，而是由創造者們支配和創造的社會就是美國。」看來，與美國商人和知識分子一樣，中國商人也希望看到一個由創造者支配的社會降臨。

馮侖說：「財富創造的過程是由良好的制度安排決定的，領袖如果不能對這種制度安排施加影響或者起決定作用，那就只能是一個財富的消費者和破壞者。」什麼是良好的制度？馮侖認為，這就是能夠促進財富創造的制度，要「由領袖崇拜變為制度崇拜」。也就是說，好的政治領袖，就是為財富創造提供良好制度保障的政治領袖。但是，「良好的制度」建立在什麼樣的原則之上呢？由社會中的那些集團和階層來支撐呢？馮侖沒有展開說，或者，他不願展開說。安-蘭德倒是說過，「生產者的自由程度，決定一個社會繁榮和進步的程度。」按安-蘭德的標準，職業商人和職業知識分子，是真正的生產者的代表。商人要自由貿易，知識分子要言論和出版自由，而且他們都需要有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安-蘭德說：「資本主義一掃實際上的和精神上的奴役狀態。它取代了財富的掠奪者和啟示錄的承辦人——阿提拉和巫師的地位，而代之以兩種全新的人——財富的創造者和知識的創造者——商人和知識分子。」

寫到這，我們可以回到馮侖所說的「良好的制度」上來，所謂良好的制度，首要的標準，就是保護商人的自由貿易和知識分子的自由探索，這樣的制度，主要由自由工商業者和自由知識分子支撐。而好的政治領袖，就是要將保障商人和知識分子發展的制度建立起來，這樣，社會財富總量就會上升，其它社會集團或階層也能逐漸得以脫胎換骨，加盟進商人和知識階層。安-蘭德說：「一個國家經濟自由的程度，完全決定其發展的程度。最自由的美國，其成就也最大。」也就是說，當一個制度的原則就是用法律來保障自由時，這個制度就帶來財富的創造。一切打壓和毀滅自由商人和自由知識分子的制度，就是打壓和毀滅財富創造力量的制度，這樣的制度，將把一個社會拖向衰敗和死亡。這樣的制度，有誰會喜歡呢？阿提拉、巫師以及渴求他們恩賜財富的懶漢。阿提拉、巫師靠暴力和迷信來獲取分配財富這樣的特權，他們不用從事艱苦的知識探索和財富的創造，但卻可以過得比創造者更舒心和奢華。看來，「良好」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對不同社會群體和階層來說，「良好」的標準未必相同。馮侖並沒有清楚回答的是，「良好的制度」靠誰的原則來安排？靠什麼社會群體的利益動力和價值取向來支撐？安-蘭德在二十多年前，已替馮侖回答了。

但是，面對中國的現實情況，估計安-蘭德的回答並不讓人放心。商人和知識分子，他們就能改造並支撐起中國？他們雖然天天在膨脹，但相對人數還是少數。而且，他們身上也是毛病成堆，他們還沒有清理乾淨舊世界在自己身上潑上的屎尿。「商人和知識分子有著對阿提拉及巫師的共同恐懼和蔑視，但他們卻又相互對立。商人對所有的理論喪失信心，只貪圖一時的私利，得過且過，不敢朝未來觀望。知識分子則切斷了自己同真實世界的關係，玩的只是一種無益的文字遊戲，不敢向過去張望。商人認為知識分子不切實際，知識分子認為商人不道德。但是，私下裡，他們都明白對方擁有他自身缺少的能力。」安-蘭德這樣的說法，放到中國的環境中，一樣有效。而且，也許安-蘭德根本想不到的是，現在的中國，沒有任何一個社會群體擁有所謂的信念和道德力量，知識分子隊伍也不例外，大家都共同陷入了爛泥里。我們在責怪別人骯髒的同時，自己其實也是一身臭氣，於是我們就有了大寬容。上面在腐敗，下面在墜落，只有神經錯亂者才以為自己乾淨，因此我們就很少見到馮侖希望出現的那種「時刻保持對社會及大眾人群高度負責的精神」。偉大的中國，在腐敗和墜落中高速發展，真是奇蹟！讓人不得不思考哲人曾有過的斷言：惡也在推動社會進步。但是，我們也許也會有直覺，惡不能帶來穩定與和諧。

當然，我們不能說《決勝未來的力量》代表了中國商人的普遍心態，但它的出現，說明中國已有商人在思考自己的獨立、對社會的責任、良好的制度、價值信念建設這些問題了，中國商人靜悄悄的精神轉型，正在慢慢發生。有時，當一個人講責任的時候，其實等於是在講權利。正在講責任的中國商人，是希望用今天的責任來支撐未來的權利，這當然是好事。但是顯然，阿提拉、巫師、商人、知識分子間的搏弈和自我調整，還將艱難地進行下去，戰鬥正未有窮期！有的人會繼續骯髒下去，有些人也許有機會洗清自己。但是我還是相信，無論有多少污泥和惡臭，就大方向而言，安-蘭德肯定沒有說錯，馮侖也肯定沒有說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