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著作。漢司馬遷著。它記述了中國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大約3000多年的歷史,開創了中國紀傳體的歷史學和歷史傳記文學,為中國民族文化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中國的史官設置極早，並且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記事方法和尊重事實的優良傳統。先秦時代就出現了一批形式多樣和內容豐富的歷史著作。司馬遷的《史記》是繼承前人的優良傳統和適應歷史的發展並有重大創造的歷史文學著作。他從「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報任安書》)的要求出發，吸收前人編撰歷史的各種方法而加以綜合運用，寫成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130篇,並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形成嚴謹完整的體系，完成了新型歷史著作體制──「紀傳體」的創造，從而達到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目的。　　太史公寫《史記》的就在這「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上。　　此外他引用了他之前的一些古人如周文王、孔子、屈原等等的遭遇，有所謂的「不平則鳴」的意思，把自己的一腔熱血訴諸筆端。　　而另外一點重要的是他父親司馬談在世時就有這樣一個心愿，所以派他早年遊歷全國。　　因成書較早,《史記》留傳至今,早已不是當年司馬遷手書的原本了。　　《史記》在早期的流傳過程中,就已發生有遺失和後人刪節,續補的現象,由此引起學者們對《史記》的考證,包括《史記》名稱的演變,遺失篇目及續補等問題的爭論。　　《史記》最早是由司馬遷的外孫楊渾開始傳播的,司馬遷的《史記》有正本和副本兩種,從《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所謂「名山」即藏之於家。司馬遷卒死後,正本由家中留傳至外孫楊渾處,副本存於漢廷天祿閣或石渠閣。朝廷和諸儒所見之《史記》,即副本。　　東漢王棄在引用《史記》文章時,未註明《史記》出處,有人因此猜測可能《史記》當時副本又錄副本,東漢時洛陽書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馬遷手書副本可能毀於王莽之亂。　　司馬遷寫《史記》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於批評朝廷,這是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允許的。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範圍限制於朝廷上層的極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　　《後漢書·楊終傳》上說,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史記·太史公自序》上說,《史記》全書130篇。　　而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上說道，《史記》「十篇缺,有錄無出」張晏在注中說這遺失的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勒列傳》,其中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　　《漢書·藝文志》記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注云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只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記》所出,年止太初,其後劉向,向子欲,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繼撰續,迄於哀平間,尤名《史記》」。　　許多人認為褚少孫是《史記》的主要續補者,但是他到底補缺多少,各人說法不一。張晏認為褚少孫續補四篇，但姚振寧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說《史記》缺少十五篇,全由諸少孫續補。有的人認為《傅勒列傳》文章,格調酷似司馬遷,褚少孫未必能寫出如此文章。現在我們所見的中華書局版的《史記》,是清朝同治年間金陵書局的《集解》,《素隱》,《正義》合刊本為底本的。追溯其源流,最早可推到宋代,再往前就模糊不清了。總之,在今本《史記》中確有後人補綴,凡褚少孫所補,大都標明「褚先生日」極易辨認，除此之外,其它還有多少篇系後人所補?每篇真正的補綴者又是誰?至今尚未澄清。　　以史為鑒,方能知興衰。以史為鏡，方能辯善惡。史記從黃帝至漢武,三千年,治亂之世,屢相更替，聖賢賊寇,層出不窮，貴賤器物,棄存不絕。　　品味歷史,知前朝事,知舊時人,知謀略天下,知榮辱得失，滄海桑田,變不變間,又有多少,恆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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