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又愛崔永元了

人們又愛崔永元了。

只用了幾天時間，他在媒體和社交網路上就成為了直面娛樂圈黑暗的鬥士，一個勇敢的「民族良心」。他揭開了娛樂產業里最本質的秘密，不是緋聞，不是交易，也不是潛規則，而是數以億計的財務問題，徹頭徹尾的金錢遊戲。

人們無條件地相信他說的每一句話，相信他能對所有的發言負完全責任，相信他真的有「一抽屜合同」，足以毀掉許多人的職業生涯。稅務部門開始出動，影視公司的股價應聲下跌，霍爾果斯也在緊急之下取消了相應的稅收減免政策。從明星到企業，從網民到媒體，從機關到政府部門，舉國為之而動。他像一個出色的投彈手，把手榴彈丟進了明星們的金庫里。

我彷彿看到，人們就這樣圍聚在他身邊，只等金庫里的爆炸聲一響，就準備把他扛上肩頭，奉為永遠的英雄。

可是，我分明清楚記得，一年前崔永元的璞谷塘陷入風波時，媒體與公眾是如何定義他的。當時，璞谷塘被指責商品定價過高，盜用商品圖片，崔永元本人更是被稱為一個以反轉基因為幌子的精明商人。有人說，我走過最長的路，就是崔永元做生意的套路。

一位我尊敬的媒體前輩則寫出「崔永元是在用一場場鏖戰，尋找最忠實多金的信徒」——這是何其兇狠的人格判斷。

彼時，全國150多家媒體報道了與璞谷塘有關的新聞，幾乎無一利好。此後不久，崔永元離開璞谷塘，他在聲明中寫道，由於反轉基因問題，他「得罪了龐大利益集團橫遭報復」，為了不牽連他人，他辭去璞谷塘所有職務，退出所有股份。當時有人發出嘲諷，說他不僅抑鬱症沒治好，還得了被害妄想症，「他在陰謀化自己的遭遇」。

一個一年前如此不被相信、幾乎被輿論機槍掃射成渣子的人，如今又金身重塑，成為了民族良心，這其中的荒誕，正是我始終無法相信輿論與媒體，並覺得它們恐怖的原因。昨天才說他是奸商，今天就捧他是勇士，這種反轉如此輕鬆，彷彿可以無視所有記憶和邏輯。

我們無法知曉，那些在今天擁護崔永元、瘋狂從中攫取流量的人，有沒有在一年前啃噬過他？我們同樣無法知曉，能夠讓崔永元從地獄一躍到天堂，是誰在掌控這部垂直升降的電梯？

也許，事情的真相，並不如它可能演化的故事模板重要。

璞谷塘風波飄搖時，崔永元是公司的股東，站在他對立面的，是繳納了5000元會費的會員——雖然真正繳納了這筆錢的不過三萬多人，但耐不住圍觀者把自己代入到這個故事裡，這個故事的模板，叫「強者的陰謀」；而在崔永元揭露明星偷稅問題時，站在他對立面的是遠比他強大的利益集團，人們把自己代入崔永元的位置，彷彿看他戰鬥就等同於自己加入了戰鬥，這個故事的模板，叫「弱者的抗爭」。

其實，「強者的陰謀」和「弱者的抗爭」是同一齣劇的兩面。璞谷塘事件里，崔永元是強者，會員們是弱者，而到了現在，崔永元是弱者，馮小剛、劉震雲、范冰冰以及他們背後的利益相關方是強者。

這恰好印證了我此前寫過的，輿論場上，人們總是習慣把自己坐在弱勢一方的位置上發聲，在大多數時候，這種價值判斷都會蓋過事情本來的面目。

昨日的崔永元，不就是今日的馮小剛么？輿論真的是在因為誰的名字而支持誰嗎？如果明天崔永元再對上一個遠不是他對手的弱者，或是馮小剛去挑戰一個遠比他強大得多的強者，輿論的風向一定會再次轉變。

大眾是如此容易地被慫恿、被操縱，每一場勝利都是許知遠筆下「庸眾的勝利」。

擁護一個人，排斥一個人，都是自由意志的選擇，我不能干涉他人，只能談我自己。我以為，大家應當去除事件中各方的強弱之別，用理性回歸基礎的事件。我不喜歡將任何一個人神聖化，所以我勢必不是一個支持吹捧崔永元的人。更何況，我對事件引申出來的一個問題沒有答案，那就是一個人行事的動機和行事的結果，哪一個對評判這個人更重要？

動機是為什麼而做，結果是做了什麼。

關注動機忽視結果，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我們不知該如何評判好心辦壞事的人。比如曾經新聞上播報的，一男一女在街頭撕扯，路人以為是搶劫，上前見義勇為，竟把男方打死了，之後才發現，哦，原來人家只是情侶在吵架。儘管在法律層面，路人被判刑毫無爭議，但在道德層面呢？我們確實很難去評判他，比如稱他是殺人犯，對他來說好像就有點太難聽了。比較四平八穩的說法是，他呈現出常人所沒有的勇氣，只不過缺少了一些分寸。

關注結果忽視動機，則會出現壞心辦好事的人。同樣也是媒體報道過的，年輕人失戀，傷心過度，吞了四包老鼠藥一心赴死，殊料這老鼠藥竟是黑心廠商生產的假冒產品，完全沒有效力。「死」過一次之後，年輕人也放棄了自殺的念頭。這種情況下，大家普遍還是會主張查處這家制假企業，因為他們製造假冒偽劣產品是故意的，陰差陽錯救了人一命只是巧合。

發現了嗎？好心辦壞事，比壞心辦好事更容易獲得支持，因為前者大多是分寸問題，後者則幾乎都是在偶然或不得已的情況下發生的。

回到崔永元的事件中，從結果上看，崔永元推動了對大量明星納稅問題的調查，也獨自承受了因之而來的壓力，他做了普通人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且對社會有益的事情，理應被褒獎。

但是，如果我的了解無誤，崔永元曬出「陰陽合同」的動機，是為了給電影《手機2》製造麻煩，藉此宣洩他對馮小剛和劉震雲的私仇。這未必是「壞心」，卻絕對是「私心」。

按照他的表達，他在幾年前就已掌握今天的情況，只不過在此之前，他沒有必要揭露這一切罷了。

那麼，我們該如何定義他呢？從結果上看，崔永元似乎是一名揭露行業黑幕的崇高者，而從動機上看，他似乎又是一名利用稅務部門借刀殺人的陰謀家，一個多年知情不報的隱瞞者。

如果我們毫無顧忌地擁抱崔永元，擁抱的到底是他的哪一面？更何況，崔永元本身也反對自己被崇高化，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他之所以使用稅務問題這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因為別無其他選擇戳痛馮小剛。

魯迅說殺人有兩種方式，一是罵殺，二是捧殺，崔永元是為數不多的兩者都經歷過的人。

人們把他推向這個位置，無外乎是指望他被這虛假的榮譽沖昏頭腦，把一抽屜的合同都抖出來，殺娛樂圈個人仰馬翻。而這種行為恰恰證明我們周圍廣泛存在這樣的群體：他們厭惡威權，卻又畏懼威權，他們縮在崔永元的身後，希望他做他們不敢做的事情。如若事情成功，他們便是其中的一份力，如若失敗，他們可以作鳥獸散去，不必承擔任何責任。

這個過程里，明星群體是一個被符號化的存在，人們只是享受一種在這個國家裡明火執仗向特權階層開炮的感覺。崔永元，讓這個過程既過癮又安全，所以他們不可能讓崔永元倒下去。至少，不能是現在，因為把崔永元的形象扶起來，就是他們虛無的反抗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