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審慎的「歷史終結」觀

　　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基本共識可以表述為一種歷史終結觀。歷史終結於自由社會，其中包含三個方面：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和憲政民主政治。也可以簡化為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鑒於民主概念的濫用，我們傾向於用自由的、憲政的民主政治來表述「民主政治」。　　市場比國家更古老。市場是文明的核心表徵。那些發現了人類社會中種種不幸的人們把罪責歸結為市場實在是一種誤讀。市場無非一種匿名合作秩序，它實現的是陌生人之間的知識利用和知識分享。簡而言之，市場是無人指揮的合作體系，它的通訊機制是價格機制，它的結構是企業和產業間分工。　　市場經濟是市場的廣泛擴展形態，其他各種制度設施都是圍繞市場來建立，促進市場，避免市場可能的外部性。稱得上「市場經濟」的經濟體的一個核心特徵是用抽象規則遵循下的競爭決定輸贏，而不是特權或其他標準。資源的普遍資本化是市場經濟的另一特徵，這意味著國家權力受到制約。廣泛的資本化意味著私人產權和產權背後的界定、認證、維護和交易機制的有效運行。廣泛的資本化使得資源配置以極低的交易成本進行。廣泛的資本化的最大敵人是機會主義政府。例如中國的土地，中國的農地集體所有和城市土地的國有制本質上都是假集體假國有，本質上是權力所有。這種最常見的資源被置於政府權力手中，一是不正義，二是資源配置的交易成本急劇上升，甚至出現交易終止和停滯，這種損失是全社會性的，系統性的。　　只要資源是稀缺的，只要人追求效用滿足的努力不停止，資源獲取必伴隨著競爭。關鍵是競爭基於什麼，是基於一般抽象規則，還是特權。在一個開放社會，基於抽象規則的競爭決定其輸贏，因此人們的努力被導向生產性方面，而且不會引起對於結果的爭議。同樣的財富分配差距。例如基尼係數都是4.0，在一個特權決定競爭輸贏的經濟體中必然導致普遍的不滿和抗爭；而在一個開放社會或者「市場經濟」中，這種差距更多的是激勵人們的創新行動和個人夢想。　　財產權利和自由契約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但是這個基礎又建立在許多非正式和正式制度之上，這些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規範和引導著任何個體和組織的財產權利的使用和轉讓行為，把自由契約行為規範到其外部性儘可能小的範圍。只要把人稱為人類社會中的人，只要承認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中，我們就必須重視外部性的廣泛存在（無處不在的外部性，想像你喝的一瓶礦泉水吧，喝完了，它被你丟在垃圾桶了，後來它被焚燒了，產生了有毒氣體造成了對於他人的損害，每天我們消費多少礦泉水？想像你開車去玩，或者坐飛機去開會，數噸汽油在空中被燃燒，帶來的空氣污染，我們的行動總是有外部性的，這些惡的累加將在未來構成無法預期的災難。不要輕易的說，我有錢愛怎麼花怎麼花，我們生活在一個彼此聯繫的世界，彼此影響的世界），以及由此對於社會合作本身造成的可能傷害。財產權利和自由契約無疑是市場經濟的根基，這一點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同時需要強調的是，財產權利和自由契約，包括人本身，都只有在一個交換網路的合作體系中得到定義，因此，其運用都以不傷害到這個合作體系為限度。這就是我在前一篇博文中講述的「市場經濟中契約自由的限度」。　　有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朋友不承認這一點，以至於走向了我所謂「還原主義的自由主義」和「相對主義的自由主義」。前者堅持財產權利的行使只要不造成並對他人的直接損害，都可自行其是。在還原主義的自由主義者看來，自己買賣自己的器官，如賣腎、租賃子宮（代孕）、租賃性器官（賣淫）、賣身為奴都是對於屬於自己的私人財產行使。「相對主義的自由主義」認為，如果某個共同體，例如某個省份的人們達成一致共識，他們要實行希特勒式的社會制度或者實行中國改革開放以前那種共產主義計劃經濟，都是允許的，只要他們沒有被強迫，他們自願那樣，並達成契約，他們可以按照彼此認同的完備性學說構建自己的烏托邦社區。這種自由主義是相對主義自由主義，因為在邏輯上是不自洽的，自由契約不能達成「我不願意得自由，我願意生活在一個法西斯共同體內供你們支配」的契約。在經驗上講，我們不可能從白紙上設計或者試驗某種新型社會制度，我們的理智告訴我們希特勒制度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反文明的、低效率的、反人道的，必須阻止。自由主義寬容一切，但不寬容反自由行動。那種公然追求奴役和暴力的有組織行動必須在自由社會中宣布為非法而遭到禁止。　　歷史的終結的另一個維度是政治。政治終結於自由、憲政的民主政治，簡稱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要義不是51%，也不是某種能起到控制作用的多數票決比例。民主政治的要義在於權力制衡。多少時代過去了，總有人前赴後繼地區追逐不受制約的權力。這不是顯示了獨裁者的力量和偉大，而是顯示了人類理性的缺陷和人性的弱點。正如漢密爾頓聯邦黨人文集51篇中說，「但是政府本身不是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麼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正是基於人本身這一不完美現實的承認和確認，探索那些壟斷暴力的一隊人，迄今為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分散其權力，以權力制約權力。如前述漢密爾頓所言，「以野心對抗野心」。迄今為止，分權制衡的、權力範圍受限制的政體就是憲政民主政體，也只有這種政體前所未有地做到了用競爭的辦法而不是限制進入的辦法獲得從事政治活動的回報。現今世界上大多數是不成功的政治制度，在那些政治體制中，壟斷暴力的權力當局通過限制進入而獲得政治租金，用這種租金支付維持一個基本秩序所需是保護和司法費用。不僅如此，壟斷的權力還直接從事有高回報的經濟活動；歧視性地提供保護和基本公共產品，表現出一種典型的機會主義行為特徵。　　人類歷史終結於市場經濟和自由憲政民主政治。這就是結論。然而無論是市場經濟中的財產權利還是自由契約，都是置於久遠的傳統、習俗、道德和社會規範基礎上的，必須考慮時常出現的外部性；民主政治也不是某種絕對至上的「公意」或者「人民意志」，而是置於久遠傳統至上的審慎的政治，包括權力分散、權力制衡、公民社會和政治行動中審慎的美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