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愛受傷害（人民眼·反對家庭暴力）

　　湖南省長沙市公安機關和法院簽發的告誡書和人身安全保護令。　　李萬鋒攝

　　來源：人民日報法人微博

　　「我真的很害怕，覺得他會把我打死。」說起幾天前丈夫的那頓暴打，趙小月（化名）仍一臉驚恐。

　　鼻樑青紫，眼眶淤青，垂在額前的幾縷頭髮，遮住了未愈的傷疤。那次挨打，還讓趙小月斷了兩根肋骨。

　　「他打起人來，就像失控的惡魔，拳頭、巴掌，一個接一個。」比起身體的傷，更難消除的是內心的恐懼與煎熬，儘管湖南省婦聯的工作人員和社工一直陪伴著，但趙小月仍如驚弓之鳥。

　　「結婚5年，挨打90多次。」先是忍耐，然後躲避，而終究逃無可逃。趙小月這回橫下心來，要做個了斷。

　　給趙小月撐腰的，是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的《反家庭暴力法》。雖然對法律並不是太懂，但趙小月知道了，「老公打老婆，這事國家也管。」

　　不過，趙小月也心存疑慮：公權力的介入，真能讓自己脫離苦海？這麼多年下來，趙小月找過婦聯、報過警、申請過人身安全保護令，但來自丈夫的暴力並未終止。

　　自古清官難斷家務事，《反家庭暴力法》涉及的部門單位，也有同樣的疑慮。法律從無到有，再到真正落地，可能會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尺度的把握、權責的衡量、機制的理順，並非一蹴而就。

　　其實，早在20年前，湖南省婦聯就聯合省公安廳、省高院等部門，開始了讓公權力干預家暴的探索。多年的經驗積累，攜法律之威懾，趙小月的新生活正漸行漸近。

　　沉默已打破

　　「關起門來打老婆，你們警察也管？」

　　頭一次婚姻，趙小月被打急了，以死相逼，才跟丈夫離了婚。

　　誰承想，跳出苦海，轉眼又掉進「火坑」。8年前，經朋友介紹，趙小月認識了現在的丈夫。結婚時間不長，因為一件小事，丈夫就施以拳腳。此後，家暴成為常態，趙小月總是舊傷未愈，又添新傷。

　　一開始是忍受。家門內的暴力，往往被當作難以啟齒的醜事，哪能讓外人知道。實在受不了，便選擇報警。但即便出警，警察往往也無計可施。

　　「過去出警，我們也就是調解一下，說白了就是嚇一嚇，勸和不勸分。那時候基層普遍是這種想法，再說也沒有適用的法律手段。」長沙市天心區暮雲派出所民警陶品，曾多次出警處理家暴。

　　「家是社會最隱秘的單元。」湖南警察學院副教授、家庭暴力防治研究所所長歐陽艷文坦言，由於事實認定有難度，受暴人舉證意識弱，警察接警後一般只是當場制止家暴行為。「只要沒構成重傷，就認為是自訴性質的虐待罪，取證意識不強，忽視對案件的調查。」

　　隨著社會、文化、法治環境的變遷，家庭暴力漸成公共議題。曾經的沉默，逐漸被打破。《反家庭暴力法》的施行，更是喚醒了沉默的大多數。

　　每次想起自己的經歷，劉芳（化名）都會失聲痛哭。她被打了19年，忍了19年。這些年的生活，周而復始，如同一個怪圈：丈夫打罵—道歉—和好—再打罵—再道歉—再和好。

　　2016年，在又一次遭受丈夫毒打後，劉芳報警。湖南省婦聯工作人員和社工趕到派出所，給予劉芳必要的幫助。

　　「打老婆也犯法？」被民警叫到派出所，劉芳的丈夫有點蒙。

　　「當然犯法，還是嚴重的違法犯罪。」

　　「頭一回知道這個事算違法，再也不敢打了。」接過告誡書，劉芳的丈夫當場腿就軟了，當著岳父、小舅子、社區書記和律師的面，寫下了一份保證書。

　　「我們是『三堂會審』，百般『刁難』，讓他長長記性。」說起當時的場景，法律援助律師萬薇忍不住笑起來，「告誡書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它的真正作用，在於留下案底，作為起訴離婚案件中法院認定實施家庭暴力的證據，成為懸在施暴者頭頂的一把利劍。」

　　在湖南省公安廳法制總隊綜合指導支隊支隊長曹國鵬眼裡，家庭暴力是嚴重的違法犯罪，「《反家庭暴力法》明確規定，警察接警時不能以家庭糾紛為由推諉。首先要控制現場，固定證據，送受暴者到醫院做傷情鑒定。要告知施暴者，家暴是違法犯罪；對於多次家暴的施暴者，要從重處罰。」

　　早在2009年5月，湖南省就在全省基層派出所所長（教導員）輪訓班中納入反家暴內容。2013年4月9日，湖南省在全國率先出台規範性文件，明確了公安機關辦理家暴案件的工作原則、職責和流程。《反家庭暴力法》施行後兩個月，湖南省公安廳、省高院、省婦聯聯合下發《湖南省家庭暴力告誡制度實施辦法》，並推動公安機關將家暴案件處理納入工作考核。

　　有了法律依託，警察和受暴者的意識都在覺醒。

　　在寧鄉縣白馬橋派出所，涉及家暴的報警量明顯增加。

　　「和以往長期遭受家暴才報警不同，很多受暴者首次挨打就選擇報警。」副所長易桂紅說，「並不是家暴發生量有了多大改變，改變的是人們的觀念。」

　　2016年，作為試點的長沙市觀沙嶺派出所共發出35份告誡書。隨後的回訪證明，絕大多數告誡書都起到了震懾作用，家暴複發頻率明顯降低。副所長鄔軍贊的體會是，「儘早干預，家暴很可能就會被控制在萌芽狀態。」

　　不過，公安機關的介入，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趙小月丈夫的施暴行為，並沒有因此而畫上句號。

　　「遇到那些吸毒、有前科或有精神心理問題的施暴者，告誡書作用有限。」湖南省公安廳法制總隊副總隊長夏葛桉表示，告誡書只適用於輕微家暴，對嚴重情況要追究刑事責任。「治安處罰也不能完全囊括家庭暴力，除了肢體暴力，經濟控制、精神暴力、性暴力等情況還較難認定。」

　　暴力被阻隔

　　「人身安全保護令重在預防，變事後處罰為事前保護」

　　「他威脅我，如果我敢跟他離婚就讓我家破人亡。」趙小月晃了晃手機，上面是她丈夫發來的簡訊。

　　「你還過手嗎？」

　　趙小月搖了搖頭，眼神有些迷茫。她沒有工作，沒有經濟來源，常年處在家暴環境，逆來順受。

　　因為怕，趙小月一直不敢離婚。為了打消她的顧慮，《反家庭暴力法》施行當天，湖南省婦聯的工作人員代其向長沙市芙蓉區法院提交了《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書》。這張人身安全保護令，有效期6個月。

　　同告誡制度相比，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措施更加完善。除了可以禁止施暴者進行家暴或威脅將實施家暴，禁止施暴者騷擾、跟蹤、接觸對方，還可以要求施暴者搬離他們的共同住所。這一切都在向施暴者傳遞這樣的信號：毆打家庭成員是一種嚴重罪行。

　　「很多家暴行為，因為第一次沒有被及時制止，甚至讓施暴人覺得不用付出任何代價，所以出現惡性循環。」湖南省婦聯權益部副部長邱夢丹認為，對於家暴，首先應是預防，然後是制止，最後才是處理。「人身安全保護令重在預防，不一定要在家暴發生之後，只要有面臨危險的可能，都可以申請，讓事後處罰變為事前保護。」

　　雖然只是幾字之差，背後卻是根本性的理念轉變。作為家庭暴力的一道「阻隔牆」，人身安全保護令可以保護受暴者免受更大傷害，從而降低極端事件發生的概率。否則，當受暴者的忍耐超過一定限度，家暴很可能會演變成以暴制暴，釀成慘劇。

　　「家暴的危害性極大，轉為刑事案件的可能性非常大。」湖南省高院審判委員會委員、新聞發言人李宇先說，在過去自己負責審理的刑事案件里，80%的妻子殺夫案件中，都存在家暴問題。

　　對此，長沙市嶽麓區法院家事庭庭長劉群也深有體會，她為此寫過不少文章。很多人問劉群：「你是家暴的施暴者？還是受暴者？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感觸？」2007年之前，劉群辦過不少離婚案件，但對家暴並沒有深入了解，也沒有專門思考。後來因為一個研究課題，劉群去了一趟女子監獄，從此與反家暴結下不解之緣。

　　女子監獄的不少犯人曾是家暴的受害者，最終因為以暴制暴獲罪。劉群很痛心，「受了家暴，為什麼不去尋找幫助？」得到的答案，令劉群汗顏，「她們說，找家人、找村裡、找相關部門，都沒什麼用，告狀無門。」

　　回來之後，劉群開始了解、關注家暴問題。她還記得，簽發第一份人身安全保護令時，受暴者丈夫的第一句話是：「這個法院也管？」事後的回訪顯示，人身安全保護令發出以後，90%以上的人不敢違反，「蓋了法院的紅章子，效果就是不一樣。」

　　《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之前，劉群就曾依據《民事訴訟法》，在自己審理的離婚訴訟案件中籤發過27份人身安全保護裁定。「如果有人申請，法院卻不表態，危害會更大。所以除了特殊的情況，我們是來一個發一個。」

　　2016年3月1日至今，長沙市法院系統共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近60份。但是，外界也有疑惑和擔心，比如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施暴者會受到什麼懲罰？如果人身安全保護令不管用，司法的權威又怎麼體現？

　　按照《反家庭暴力法》的規定，被申請人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法院應當給予訓誡，可以根據情節輕重處以1000元以下罰款、15日以下拘留。

　　在實踐層面，問題同樣存在。

　　對22歲的周楠（化名）而言，「父親」兩個字是從小到大的噩夢。要錢，跟蹤，到單位吵鬧……來自父親的人身控制，長年累月，讓她痛苦不堪。去年7月，在一次爭吵中，父親打傷了她的眼角。一個月後，永州市冷水灘區法院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要求周楠父親搬離周楠住所，不準接近周楠的工作生活區域。

　　「但我們沒法24小時派人跟著受暴者，最終還是根據案情，想方設法做她父親的思想工作。一紙人身安全保護令，並不能完全解除現實威脅。」永州市中院民四庭副庭長李飛的言語中也有無奈。

　　「構成犯罪，追究刑事責任，但是構成什麼罪，法律上並沒有明確的說法。」劉群說，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如果沒有專門的罪名，即便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也很難真正採取懲處措施。

　　接力在繼續

　　「解決『最後一公里』的問題，要專業的人來做專業的事」

　　「說了多少次要按安全計劃來，怎麼又被老公找到了？」

　　接到趙小月的哭訴電話，謝擁明一聲嘆息。已是夜裡12點，她第一時間給出了自己的建議——先去醫院看傷，第二天一早再到派出所報案。

　　謝擁明的身份，是湖南省鑫晨社工中心主任。對趙小月的情況，她可謂了如指掌。一年多之前，謝擁明就開始介入趙小月的案子。此後，趙小月突然「失聯」，再見面已是半年之後，帶著一身的傷，再次前來尋求幫助。

　　「我們尊重受暴者的個人意願。」對趙小月的不辭而別，謝擁明並沒有埋怨和責怪，「家暴中的受暴人，往往有著無比複雜和糾結的心理狀況，出現反覆很正常。」

　　這是謝擁明進入家暴干預社工行列的第三個年頭。2015年2月，依託全國婦聯中澳合作家庭暴力危機干預試點項目，湖南省婦聯開始探索家暴個案的專業化服務模式，掛牌成立湖南省家暴危機干預中心，並從鑫晨社工中心購買服務。

　　「家暴危機干預效果如何，最終要看個案服務的質量。」長沙市婦聯主席文方認為，家暴個案的跟進和服務，單靠政府部門來做，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解決《反家庭暴力法》『最後一公里』的問題，要專業的人來做專業的事。」

　　在鑫晨社工中心，每一位前來求助的受暴者，都可免費獲得包括心理諮詢、法律援助等在內的系列專業服務。短短兩年時間，社工中心先後提供諮詢3000多次，跟蹤服務70多個個案。謝擁明和其他社工一道，搭建起一處受暴者自救的「安全島」。

　　萬薇幾乎與謝擁明同時加入家暴干預隊伍，被稱為謝擁明的「金牌搭檔」。她在鑫晨社工中心的主要任務，是為受暴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專業指導。2015年11月底，萬薇介入長沙一起惡性家暴案件，並為受暴者同時申請了告誡書、人身安全保護令「雙重保險」，開全國之先，備受關注。

　　《反家庭暴力法》在湖南的每一次突破性實踐，幾乎都能看到社工介入的身影。《反家庭暴力法》給了他們制止家暴的利器，他們也在為推動法律「最後一公里」的落地而積極探索。

　　更多的時候，社工的角色就像服務對象家庭中的一員。不論是對受暴者，抑或是施暴者，他們從不吝惜自己的耐心和尊重，只為慢慢打開一處處心結，幫助服務對象真正走出暴力陰影。

　　酒桌上，謝擁明斟滿兩大杯白酒。「我先幹了！敬你。」

　　這是一場特殊的酒局，為的是「征服」一位施暴者。施暴者最得意的是自己的酒量，常在酒後打人。在摸准施暴者的心理後，謝擁明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煞一煞他的威風。

　　一大杯白酒下肚，對方眼光依然輕蔑。沒想到，對面的這位小個子婦女，片刻間又不動聲色地幹了一大杯。

　　酩酊大醉的是施暴者，他最終被謝擁明和同事扶回家。在這之前，謝擁明已提前通知受暴者找個地方暫避，並為施暴者也做了安全預案。

　　「第二天早上打電話，他還暈著，一直跟我說，昨晚怎麼回來的都不知道，以後再也不喝酒、不打老婆了。」回憶當時的情景，謝擁明忍不住笑。其實，謝擁明的酒量並不大，那兩杯白酒已是她的極限，「打的是心理戰，我就是瞅准了，施暴者一是看不起女人，二是喝不得急酒。現在夫妻倆好著呢，還經常到我們這兒來參加活動。」

　　對於社工來說，幫助受暴者遠離暴力，按理說就可以結案。但現實並不如此，後續的跟蹤服務，往往要耗費更多的時間與精力。長期建立的信任關係，讓許多受暴者對社工產生了依賴。

　　拿出手機，謝擁明向我們展示起一張張照片。那是社工們與曾經服務對象的合影。每一張笑臉背後，或許都曾經遭遇過暴力和不幸，可一旦走出了陰影，笑容同樣燦爛。

　　痛點尚未消

　　「就像緊緊咬合的齒輪，《反家庭暴力法》要運轉流暢，少了誰都不行」

　　陪趙小月在派出所做筆錄，湖南省婦聯的工作人員窩了一肚子火。

　　趙小月已被嚇破了膽，提出只想趕快離婚，不打算再追究男方責任。婦聯工作人員和法律援助律師忍不住提醒幾句，不想引來民警不滿。他們搬出《反家庭暴力法》，但民警的回應更堵心，「我不知道這個法。」

　　這般遭遇雖是極個別，卻也投射出《反家庭暴力法》落地的不易。宣傳培訓的不足，制度銜接的不暢，多部門聯動機制的不健全，導致被寄予厚望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中坎坷不斷。

　　告誡制度實施以來，陶品所在的派出所一共發了7份告誡書，其中5份起了作用。陶品坦承，越到後面，告誡書發得越謹慎，「一是法律規定告誡書可以作為法庭證據，但家暴認定起來有難度，擔心告誡書發出去要承擔法律後果，比如施暴方不認可，有可能起訴公安機關；二是怕發了作用不大，影響法律的權威性。」

　　歐陽艷文認為，告誡制度的立法初衷是震懾，從法律上來說效用不如人身安全保護令。「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是有責任的，而違反告誡則沒有責任。最好是賦予告誡制度一定的處罰性質，以便更好地對接《治安管理處罰法》。」

　　看似效用更大的人身安全保護令，也有現實的困境。

　　有一個案件，讓劉群頗為無奈。人身安全保護令發出後，施暴者繼續施暴。經過鑒定，受暴者的傷情已經達到輕傷程度。按照法律規定，施暴者應當被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公安機關和法院卻產生了意見分歧：公安機關認為，法院已經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應由法院直接處置施暴者；法院則認為，應按照公安機關立案、檢察院提起公訴的程序，走刑事訴訟程序。

　　法官面臨的現實困難並不止於此。湖南省高院研究室副主任黃燕說，員額制改革後，法官的績效考核與辦案直接掛鉤，辦理包括家暴案在內的家事案件耗時費力，還不受關注，如何調動和保護法官的積極性，是個很現實的問題。此外，家暴案件不適用一般的審判思維，需要一定的專業知識、豐富的社會經驗等等，不少法官反映，自己願意做，但有心無力。

　　劉群舉了一組數據：在擔任家事庭庭長之前，她所在的民一庭全年辦案數量6000多件，其中家事案件也就佔1/10。這幾年，家事案件總量相對穩定，其他案件數量卻在快速攀升。矛盾顯而易見——人少案多，法官的精力必然被其他案子牽扯；若家事法官專業化，績效考核的指揮棒又對其不利。

　　更薄弱的環節，則是對家暴當事人的心理干預。

　　「我就是為了報復他。」說這句話時，張小榮（化名）臉上沒有任何錶情。被打毫無徵兆，一個眼神、一個動作，都能成為丈夫李偉（化名）打她的導火索。常年在家裡得不到溫暖，怨氣找不到出口，她便發泄到5歲的女兒身上，有一次門牙都讓她打掉了。「老公愛女兒，我打不過他，只能打女兒，讓他嘗嘗傷心的滋味。」

　　李偉的母親是一名教育工作者，聽說兒子家暴，上來就是兩個耳光，罰跪反省。這種「懲罰」，在李偉的經歷中早已是常態。從小耳濡目染，他在潛意識中已經接受了暴力邏輯。

　　「施暴人有時也是受害人，這種代際傳遞值得關注。」邱夢丹說，家庭暴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習得，社會危害性大，「家暴中的目睹者，即便不會成為未來的施暴者，但心裡留下的陰影可能終生難消。」

　　長沙市婦聯權益部副部長李萬鋒提出，反家暴不僅是法律問題，也是文化、社會性問題，「現實中的痛點，正體現出社會力量介入的必要性——不僅是人手力量上的彌補，也是角色扮演上的補位。就像緊緊咬合的齒輪，《反家庭暴力法》要運轉流暢，少了誰都不行。」

　　社會組織的培育壯大，仍需時日。在湖南，即便是社會組織發展狀況相對較好的長沙，也遠未達到理想程度。以鑫晨社工中心為例，專業社工僅有1人，一年的個案服務數最多不過30餘件，而諮詢量卻多達1500餘次。以此測算，家暴干預的社工人手遠遠不夠。

　　即便現實和理想仍有不小差距，《反家庭暴力法》還是讓社會各方真正動了起來。正如歐陽艷文所說，「《反家庭暴力法》給了公權力足夠清晰的法律依據，讓受害者有了維權意識，也使得基層民警、社區工作人員、法官乃至普通人明白，家庭不是法外之地。」

　　在社工和省、市婦聯的幫助下，趙小月眼下轉移到一個庇護所，靜待法院的離婚判決。徹底走出陰霾或許需要時間，但生活已然翻向新的一頁。

　　製圖：李姿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