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繼：意義超載的中產和靠不住的精英

該文寫於2017年中期，當時感覺貫穿了2017年上半年的輿論熱點。當時未曾想倒此文其實貫穿了2017全年和2018年初的熱點，諸如各種鄙視鏈的話題、三色幼兒園、中國遊客海外機場唱國歌，王利芬「消費逝者」、羅昌平與其公司捲入「張毅命案」，這些停不下來的鮮活案例都屢屢感到到這篇文章的解釋力和應景度。有感於昨夜的刷屏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今天對《經濟觀察報》原文略作文字修訂，轉載供朋友們指正。

2017年才過去半年，似乎這半年多來，關於階層固化和中產階層的話題就沒有消停過。最近，曾泛著迷人光感的「中產」二字，甚至淪為了人們調侃和譏笑的對象。

姑且擱置中產階層及「中產」的定義，先回顧一下最近發生的事。5月25日，香港《鳳凰周刊》的公眾號發表了一篇原創文章，梳理出了「中產教育鄙視鏈」，副標題是「絕不讓娃和沒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讀沒外教的幼兒園」。目測這篇被打開約有100萬次的文章，部分呈現了當下中產階層追求體面光鮮，但從現實世界到精神世界並不那麼體面的人生。目測筆者朋友圈的反饋，這篇文章的讀者也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收入中間階層，很明顯大家在公開的表達上不再認同這樣價值觀，取而代之的是一句新調侃——「你才是中產，你們全家都中產」。

圖片來源：《鳳凰周刊》公眾號

我相信即便這樣的調侃流行開來，中間階層群體的日常行動也並不會因此而改變，無論是對待學區房和孩子教育的態度，還是對奢侈品的消費觀念。但我並不因此而覺得中產階層的精神在墮落，因為中產階層本來就具有多種面向，只不過在不同的年代，中產階層時常被不同程度地臉譜化，被貶低或者過高期待。

回到概念。中產階層通常被認為是一種中間社會階層。人們通常理解的中產階層包括專業人士、學者、知識分子，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管理者，中小學教育從業者、醫務工作者等。總之，中產階層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中產即便不能簡化為中等收入階層，收入也是中產階層識別中的重要一項。中產通常被認為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例如有安定、較高薪酬的工作。但遇到社會貧富差距大時——尤其當前，位於社會中間位置的群體收入也可能相對不高。

其實自打中產階層這個詞進入中文的語境，就不斷被賦予各種文化和政治意涵。改革開放初期，除了「最革命」的階層——工人和農民，政治合法性還不強的大企業家，以及作為國家領導者的幹部群體外，中產階層是中間被剩下的人群的統稱；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深化，社會階層分化和各種社會矛盾加劇，一些社會學家認為社會改良的途徑之一是擴大中產階層，避免社會形成富少窮多的金字塔形和貧富人群多——「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社會結構。而中間階層比較大的紡錘型或稱橄欖型的社會結構則更受社會學家們青睞，在對橄欖型社會的期待中，中產階層是增加社會穩定的關鍵。

不過同代的政治學者們並不這麼看，他們期待中產階層對國家現代化、民主政治的發展有所作為。如已故學者鄧正來先生的市民社會理論，他的市民社會範疇里，企業家階層與知識分子是中堅力量，公職人員和農民不在此列。鄧先生看中的企業家和知識分子這兩個群體同時也是社會學家中意的中產階層的主體。所以很多人對中產階層的期待和鄧正來先生對市民社會的期待一樣，盼望不斷壯大的中產階層能推動社會變革。

這種對中產階層滿懷期待的背景下，很多中產階層的行動被特別關注，意義被過度解讀，尤其過度正面解讀。

鄧正來先生指出，企業家們被認為是「引導經濟健康發展的中堅力量」；而未投入經濟活動領域的知識分子們在教育、啟蒙、文化建設、研究、理論指導等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是推進和指導市民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知識源泉和動力資源。

一些成功的企業家大佬聯合成立個環保組織能成為很好的標杆，一些小區的業主委員會的選舉，個別城市的區人大代表的獨立人參選，在早幾年常常得到特別關注。

可惜的是，中產階層和作為中產階層偶像明星企業家們的生存實況並不符合前述學者們的期待。

著名企業家領袖柳傳志 圖片來源：《財經天下》

知名企業家王利芬微博消費「逝者」

曾積極履職全國人大代表參政議政的大企業家、前聯想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傳志，在2013年時號召同行們「在商言商」，引起廣泛爭議；2017年成為新亞洲首富的馬雲近年來鼓吹「新計劃經濟」。早年憑藉登山和飛滑翔傘圈粉無數的某地產業著名企業家和多年扛著「新聞專業主義」大旗的某新聞界領袖，也正在從神壇上跌落下來。

這些意見領袖們的地位高於中產，是曾在精神上引領中產的偶像。在這些中產的偶像們光環退去的的同時，中國中產也被一些學者從學理上重新審視。東京大學園田茂人教授發現了經濟增長孕育的中產階層並沒有有效地推動社會變革，新興城市中產階層的政治參與意願非常有限。當政府不能滿足要求時，新興城市中產階層雖不會消極等待，但許多人傾向於通過私人渠道解決問題。「求穩怕亂」是新興城市中產階層的另一個重要特點。與韓國和台灣地區相比，中國大陸的新興城市中產階層對技術官僚的信任程度不僅較高，而且比較穩定。當面臨暴力拆遷、非法收費、貪污腐敗和破壞環境等社會問題時，中國中產更可能對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失去信任，這一傾向其實與中國學者研究發現的農村訪民對更高級的政府信任度更高的現象無異。田園茂人調查還發現有超過六成受訪中產表示，「維護社會穩定」比「控制物價上漲」、「擴大言論自由」和「加強政治影響」等政策議題更為重要。

至此我們可以做一個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大小企業家群體，都從反動階層慢慢轉化為「人民」的一部分。包含前兩種群體的中產階層們的社會地位持續上升，甚至被學者們「寄予厚望」。這恐怕與對之前極左年代的糾偏有關。同時，這樣的傾向也導致中上階層對社會進步的意義被誇大，底層階層與社會進步的相關議題幾乎不存在。

來源：2017年7月17日《經濟觀察報》評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