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教會的反理性傳統 | 林慈信

華人教會探源

　　談到「反理性主義」，華人信徒可能有兩種極之不同的反應。有人認為「知識叫人高大」，因此反知是基督徒生活真義的一部份，反知的生活、思維方式是自然的、不可或缺的，另外有人會覺得，踏進二十一世紀，討論反知已是過時；大部份青年信徒已記不起華人教會反知傳統是怎樣一回事了。不過，無論我們對反理性主義的看法如何，我們必須承認，華人教會自西教士來華以降，一直流行著一種反理性、反神學（反教義）及反文化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不斷地影響著傳道人及信徒的生活與事奉。

　　究竟華人教會內的「反理性主義」是指甚麼？首先，它不是指對高等教育的漠視。一般華人父母極之著重孩子的教育，至一種「崇拜教育」的地步；基督徒父母絕不例外。不過，把兒女送進大學、研究院的基督徒（很多自己也是所謂「知識分子」），一來到對基督教信仰的認識事工，則變得徹底地反理性。

　　其次，「反理性主義」也不是指凡事不經大腦行事。事實上，教會歷史中「反理性」、「神秘主義」的神學大師都是非常聰明，有思想的人，他們發展出一套一套有條理的神學系統，西方神學家、華人神學家皆如是。

　　第三方面，很多華人教會領袖慣用科技方法來解決問題；事實上遇見困難，都會分析問題的定義，及最佳解決方案（optimal solution）等。在策劃教會或福音事工時，都常用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的流程；但是在某些時刻，又會轉向心靈中的反理性思維方式。甚麼時候用科技分析？甚麼時候用計劃與檢討？甚麼時候在心靈中反理性？很多時候連當事人也不清楚，別人從旁觀察、猜測，更不用說了！

　　第四方面，運用情感、流露情感本身也不一定是反理性主義。基督徒──尤其是十七世紀的清教徒神學家──認為，聖靈在人生命中的工作，主要是光照理性認識真理，克服意志降服在神面前，然後感情跟著理性及意志向神作出愛的回應。今天成千上萬的破碎心靈極需要神的話語，及神的靈的工作；不過，用反理性的方法，抑或用更全面性、更合乎《聖經》的方法來幫助有需要的人，則是問題之癥結。

　　那麼，究竟華人基督教的反理性主義是指甚麼？它如何表達出來？

　　首先，在神學上的「人論」方面，反理性主義者會壓抑理性，抬高「靈」或「直覺」。「理性」是不好的，「靈」才是好的。華人教會某些圈子內流行著一種三元論：人乃由靈、魂、體三方面組成。魂是甚麼？乃是思想、情感和意志。與神交通不應用「屬魂」的方法，應循「屬靈」的道路，不靠理性，不用情感，只用直覺，人的靈與神的靈密切相交。

　　其次，在海外，來自中國大陸的基督徒知識分子圈子內，也流行著一種「直覺主義」。根據這種說法，理性乃亞當原罪之內容。人犯罪墮落，是因為人用了理性。人得救的意義，就是要從理性釋放出來。認識神的正確途徑，乃借著信心和直覺。這種「直接叩耶穌的門」的直覺式屬靈神學，拒絕參考二千年來教會流下的寶貴傳統與智慧。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信主與成長的過程都受這種「直覺主義」影響。

　　第一種與第二種的「直覺式屬靈神學」可以說是不謀而合；難怪第一類的反知信徒與教會，有可能歡迎第二類的反知教導。

　　第三方面，信徒讀經、查經時往往注重分享自己的領受和心得，忽略嚴謹地查考經文的上下文、主要教訓及要點之間的關係；不作嚴謹的研讀而馬上跳到實際生活上的應用。有些牧師的講章結構，與該主日讀的經文之結構也毫無關係，講道不是解經，而是圍繞著已定的專題自由發揮（因此某些講道課程的教導是：先訂題目，後選經文）。

　　第四方面，在神學院教育方面，有時候院方標榜知識、靈命及事奉三方面平衡發展，其實，在某些院校中，個人靈修取代了嚴謹的《聖經》研究及教義研究；又在某些院校中，時間多花在探討「受眾分析」，當代敬拜方法的學習、人際關係、教會增長，及周末、假期的實習，腳踏實地的研經、釋經，及教義神學根本無法系統地進行。

反理性傳統的歷史根據

　　正如反理性傳統有幾種不同的類型，他們的歷史根據也不都一樣。

　　第一，華人教會是歐美教會復興的果子。有些復興運動的神學，在有意無意間貶低理性在重生與成聖中的地位。不過，復興運動不都帶來反理性主義。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十七世紀英國（United Kingdom）的清教徒運動均清楚地指出，聖靈在人生命中的工作（重生、成聖），包括光照理性，教導真理，在人心中為真理作見證，使人抓著《聖經》的應許，尤其是得救的確據等。可惜華人教會不是宗教改革與清教徒直接所結的果子；她是十八、十九世紀復興的果子。近年來，宗教改革與清教徒運動的神學，再次被神學界重視，使有心人士得著鼓勵。

　　第二，反理性主義來自以祈克果（Kierkegaard）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哲學，有時直接地，有時間接地〔透過卡爾．巴特（Karl Barth）等的新正統神學〕影響了當今華人基督教思想界的一些精英人士。普世的青年在尋找真實的存在（authentic existence），在這潮流里，不少華人青年轉向祈克果、尼采（Nietzsche）等的存在哲學，也有不少人追隨儒家、道家、及佛教的宗教哲學。一部份後來信了主，並致力於文化界之福音事工。可惜有些人的傳統「文人」情意結根深蒂固，他們的基督教思想沒有徹底被神的話光照、批判、重整，他們的存在主義與儒釋道哲學，仍構成他們的方法論及思想的一部份。他們的思想多以傳統中國文化為本位，較難突破文化超越感而邁向多元文化、全球性的宣教神學意識。因此，在一些華人基督徒思想家的思想體系中，無論信主前或信主後，都帶有存在主義及儒釋道的成分。

　　第三，十九世紀復興運動帶來學生宣教運動，「聖經學校／學院」應運而生。宣教領袖認為傳統神學院過分注重學術及宗教儀式，不能給傳道人帶來生命的震撼（impact）。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普世宣教的口號是：在這一代將福音傳遍全世界（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our generation）。最早創立的聖經學院包括今天的慕迪聖經學院、天道學院〔多倫多（Toronto）〕、白奧拉大學〔洛杉磯（Los Angeles）〕及宣道會神學院〔紐約（New York）〕。隨著宣教運動及世界歷史的變動，海外（包括中國）教會的成長，聖經學院也演變，有的成為四年制的文理大學，有的加上研究院（兩年碩士制），最後成立神學院（三年制道學碩士），與十九世紀的神學院，至少在入學資格及程度上相同。

　　華人神學教育的演變在時間上是遲了一代。民初、五四、南京政府及抗戰時期，中國神學教育以聖經學校為主，傳統主流宗派神學院未為教會培養出大量的傳道人。聖經學校的學制有的（稱「聖經科」）招收初中學生，有的（稱「神科」）招收高中畢業生。課程注重禱告、讀經、背經，及個人佈道與講道的操練。這樣的訓練，長處是訓練傳道人刻苦耐勞，過有紀律、聖潔的生活，至死忠心於傳道使命。弱點是：在西方語言、人文學科、系統教義或神學思維上，未能提供足夠訓練。華人傳道在一九四九後多在台、港、東南亞各地接受這類的訓練。若要進一步適應現代（甚至當今的後現代）人類的需要，不少傳道人在聖經學院畢業及傳道若干年後，到西方（或留在亞洲）再修讀兩年制的碩士課程，在某方面（如希臘文、宣教學等）接受更深的裝備。

　　本人無意在此批判「聖經學院」制的傳道人訓練模式，更無意推薦西方當今的道學碩士、博士等課程為最佳學制！注重學術鑽研，而忽略靈命、品格、事奉、團隊操練，是一個傳道人長期有效性地事奉的致命傷。不過，傳統的聖經學院制度的確需要修改（注）；而近年來水準的提高，海外留學學成回亞洲任教的講師，學生平均入學年齡的提高等，都是令人注目的現象。不論是碩士制或學士制的神學院，都極需神的恩典與智慧，在二十一世紀為華人教會培養合用的人材！

　　第四，反理性意識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教會。當時南北戰爭（1861~1865）剛結束，社會開始工業化、都市化，神學信仰方面，聖經批判、自由神學、進化理論等從歐洲湧進北美神學院；篤信《聖經》的信徒開始與主流宗派神學院劃分界線，信徒深感主來的日子近了，當今急務乃搶救靈魂，彼此激勵過聖潔生活，警醒禱告等候主臨。對於今世的事務──如慈善事業、社會改革、文化與思想的改造等──都不是首要任務，因這世界和其中所有的都要成為過去。基督徒對做鹽做光的使命，大多緘默。傳道人擔心信徒若對神學、信仰反省、文化參與過分關心的話，會失去純正信仰；這種憂慮不無它的真理基礎！當時的神學壟斷，尤其是公理會與長老會，時為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結果福音派從文化思想陣線退縮，一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反知、反文化、反哲學意識就在這些年間由西教士傳到中國。

　　二十一世紀教會對人的知、情、意，都皆合乎《聖經》的整體、平衡的認識。神照祂的形象造人，滿有智慧、聖潔與仁義；知、情、意在順服神、榮耀神、反映神的形象的大前提下，得以正常運作。人犯罪墜落後，知、情、意都完全墜落（這是各種人文主義不能接受的真理）；耶穌基督的救贖，使人完全再造，滿有智慧、聖潔與仁義。因此重生的人應盡心、盡性（理性）、盡意、儘力愛神。在理性與聖靈光照、重生下，能順服神話語的啟示；人能真正認識神、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神的話在教會應被系統地、有力地宣講、教導。　　《聖經》信仰既不受世俗人文思想要挾，也不與社會、文化、及一切人類所關懷的範圍隔絕。願當代華人信徒勤讀《聖經》，建立強而有力的信仰體系，進而批判世俗思想、文化、價值，建立影響當代社會的群體！

註：這類訓練頗有令學生與世界隔絕，對文化、思想界不聞不問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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