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與詩學

06-20

國學與詩學

劉夢溪

國學不能擴大化。所有東西都變成國學，等於沒有了國學。我認為國學概念要瘦身，要縮小。無限制擴大國學的內涵和外延，等於沒有了國學。

多少年來，我們忘了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我們強調的是跟傳統徹底決裂，否定一切過去的道德。把所有傳統的德行都以「封建「一詞概括之，那還得了。

在我看來，國學首先是學問的根底問題。沒有人說，我是研究西學的。再狂妄的人，也不敢這麼講。他可以說，我研究義大利美術史，或者說，研究德國哲學、法國藝術。還可以說，我研究美國歷史。這些說法都可以成立。就沒有一個人可以自稱，他本人治西學。從來沒有人這麼講過。同樣，也沒有一個人講過，他本人是研究國學的。天下沒有此種人。你要問鄧廣銘先生研究什麼？他一定說，「研究宋史，做得不好」。甚至他也不會說，他研究中國歷史。越是大家越如此。如果遇到研究古代文學的，問他最近作什麼題目？「最近作陶淵明」，或者，「寫了一本《杜甫傳》」，這樣回答都無不可。他絕對不講，「本人研究國學」。沒有一個人這樣講。儘管天下人，糊塗的也不少，也不致糊塗到自稱是研究國學或西學的地步。

那麼國學是什麼呢？國學是中國學問的根底。這個根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小學，一個是經學。經學就是「六經」，再擴展，是十三經。其實十三經已經推衍開了，基本的還是「六經」。「樂經」不傳，實際上是「五經」。就是《詩經》、《書經》、《周禮》、《周易》和《春秋》。這就是經學。漢代一大批註釋、傳疏、義證，晉唐又有一批，宋明又有一批。清代重新回過頭來再注再疏。後來的經學，不是經學的原典，而是經學史。中國的經學在中國學術史上怎樣流變，有漢宋之爭，有明清之變。研究經學史，不了解清代學術不行，因為他們把字、詞、義解釋得更清楚了，漢宋儒的不少錯誤得到了糾正。不了解清代學者對經學的重新檢討研究，念字就會念錯，發音就會不準確。對「五經」音義的校正，是清儒的一大貢獻。

宋代重視義理，也就是「六經」的義理和思想。濂、洛、關、閩四大家，基本上都是回到「六經」，重構儒家的思想體系。重歸「六經」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們抓住了《周易》。所以朱子研究《易》，二程對《易》的研究極高深，張載也研究《易》。張載講《易》是有名的，但在程顥、程頤面前，他主動讓出一席之地。為什麼清儒反宋？他們覺得宋儒講空話。字音都沒有念清楚，空談義理，有什麼意思？清儒就指出這個字那個字以前念錯了。這樣一種功夫，主要的研究對象是針對「六經」。清儒的原話，「讀書必先識字」。你說「經」，是哪一本「經」？是古文還是今文？具體是哪一個文本？所以清儒的功夫在甄別和辨偽，目的是恢復「經」的本原。要恢複本原，必須有小學的功夫。小學的功夫就是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是認字，訓詁學是釋詞，把字詞的意思解釋清楚。這還不行，還要懂音韻。說這個字，漢代這樣讀，宋代那樣讀，清代是這樣讀的。清儒把「六經」的字一個一個弄準確了。所以要說國學，最主要的應該是經學和小學。要懂經學，就得懂小學。小學是工具和路徑，不懂小學，通經之路就走不過去，就沒有能力研究經學。

我的看法，現在大講國學的，很有一些是閉目塞聽，亂講一氣。為什麼？百年以來，最大的學術斷層，是一兩代學人很少有人真懂經學和小學的。這就是為什麼，章太炎是天字第一號的國學家。他可以稱作國學大師，他的功夫主要在經學和小學，特別是小學。黃季剛（黃侃），是他的弟子。黃侃沒有多少著作，51歲就死了。他的學問，在北京大學沒有人敢輕視他。現在要選國學大師，你必須把黃侃置於國學大師的行列。他連專門著述都很少，為什麼？他的功夫在小學。他覺得自己的經學不足，所以拜劉師培為師。兩個人的年紀，黃比劉大七八歲。黃侃的經學當然也很好，你看他的《白文十三經》批註，就思過半了。

國學的真正根底在這裡。最早給國學下定義的，是胡適。他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簡稱。什麼是國故？所有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典籍、制度、語言、風物、民俗，全是國故。這些如果都是國學的話，誰去研究？他把國學泛化了，他的定義沒有被大家採納。學術界後來比較一致的看法，什麼是國學？就是中國的固有學術。對這個定義的最早質疑者是馬一浮。中國的固有學術太多了，你說的是先秦的學術、漢代的學術、宋代的學術，還是清代的學術？這是一個學術史的流變問題。學術史流變的學問，沒法跟一般的民眾，跟一般的國學教材聯繫起來。研究學術流變，是學者的專門事情。真正的國學的內涵，國學的義理，是所有中國人的事情。馬一浮1938年在浙江大學演講，是竺可楨校長請他講國學，馬先生講，現在人們把我國的固有學術叫國學，意思是區別於外國學術。他說國學這個名稱是「依他起」，因此嚴格說，「本不可用」。為什麼有國學？因為有西學。「依他起」的概念，自身不夠充足，所以不能成立。可是你們要叫我講，可以，如果一定要使用國學概念的話，國學就是「六藝之學」，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馬先生重新定義了國學的概念，我最服膺的就是馬先生的這個定義。

馬先生的定義，很少有人給予特別的關注。馬先生早已被邊緣化了，沒有人講他的定義對與不對。我近年研究馬，所以特別注意他的這個定義，覺得這個定義真正把國學的本源講清楚了。什麼是國學？國學就是「六藝之學」，就是關於「六經」的學問。「六經」是中國學術的源頭，是中國人立國、作人的根本精神依據，是中國文化裡面具有普式性的價值。作為中國人，根就在這裡。這裡邊一些基本的德行、義理、道理，是萬古不變的。有人以為，那是過去的道理，現在要有新的。不，基本的德行是不變的。關於施琅大將軍的一個電影，裡面涉及到對清朝的態度問題，引起很多爭論。李澤厚在美國發表一個言論，他說，「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這是康德的話，意思是說，不是所有的理性規則都會成為過去的。一個民族的基本道德理性可以流傳千古，具有絕對價值。李澤厚熟悉康德，他講出來了。可是，多少年來，我們忘了道德理性具有絕對價值，我們強調的是跟傳統徹底決裂，否定一切過去的道德。把所有傳統的德行都以「封建「一詞概括之，那還得了。

傳統中一些基本的德范，有恆在意義。我為什麼特別講「敬"，把它從所有德范中提出來？中國文化中最具普世價值的範疇，「敬」是最重要的，這是中國文化的信仰之維。所以，我講，敬有絕對價值，而且有普世價值。這是中國的，但不能說只有中國有，西方就沒有相應的概念。西方的禮儀秩序，彰顯出來的價值理念，一定有跟「敬」相類的東西。所以，中西可以互闡。絕對不能說，天下只有中國有（敬），其他國家沒有。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康德，他們著作中闡釋的秩序與信仰，有和「敬」不約而同的的精神旨歸。

所以，我覺得，國學不能擴大化。所有東西都變成國學，等於沒有了國學。我覺得我這個看法非常重要。按我這個看法，國學可以進入國民教育。我一開始提出中小學可以開國學課，講什麼內容？講「六經」。「六經」不好懂，可以找「六經」的入門教科書，就是《論語》和《孟子》。歷來如此。台灣的國學教育講的也是這些。還包括《大學》、《中庸》。其實《大學》、《中庸》很難讀。《論語》、《孟子》是日用常行，不講空話。但其中的基本義理都來自「六經」。所以小學可以學《語》、《孟》，讀一點「經」，為什麼不可以？

金耀基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他說，你提的問題非常重要，等於在現代的知識教育體系當中，補充了價值教育，但是，為什麼只在小學開設？他說中學、大學也許更重要。我吸收了他的意見，覺得中小學，大學一二年級，都應該有國學課。不必太多，一禮拜上一次就可以，不耽擱學生吸收現代知識。小學生讀《論語》、《孟子》，不必加註釋，就讀白文。我小時候念《語》、《孟》，也都是白文。以前有句俗語，「你四書沒念完，就開講？」什麼意思？叫你不要多講話，告訴你，「四書」念完了，才有資格講。實際上是告訴人們，讀《論語》、《孟子》，主要是念白文，反覆念，慢慢的，所謂「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最後，就懂了。我當時還說，百年之後，幾百年之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以及「六經」的選讀，將變成中國人跟現代性連接的文化資源，可以變成中國人文化性格的一個特別識別符號。

我們百年的文化斷層，斷的就是這個。這是作人的基本德范。現在人們最缺的是什麼東西？你看我們現在的中國人，在文化上欠缺什麼？就是中國傳統中幾千年不變的那些基本的精神價值。真誠能變嗎？信能變嗎？敬，對神聖事物的敬意，能變嗎？孔子提出的一些德律，仁、恕、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變嗎？孟子講的一些東西，他的「四端」說，惻隱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羞恥之心，能變嗎？難道人可以沒有同情心，沒有恥感，沒有羞恥之心嗎？所有這些基本的律條，帶有永恆性，並不隨時間而變移。這是作人的一些律條，跟一個人承擔的社會義務不一樣。一個人的基本精神價值充實好了，這個人就可以立起來了。所以先修身，然後齊家、治國、平天下。主體先充實好了，做什麼都可以，家也可以齊得好，社會責任也可以擔當得好，天下也可以治理得好。

如果國學擴大化，整個中國的學術史都是國學，那麼你是念先秦的，還是漢代的，還是宋代的，還是清代的？一般民眾不可能去念那些東西。所以國學概念，我認為要瘦身，要縮小。無限制擴大國學的內涵和外延，等於沒有了國學。現在很多人講的國學，至少一部分是沒有經過深思熟慮之論。國學都耗散掉了，還不自知。我對馬一浮的國學概念的解釋，同意我意見的人，少有正式回應。馬的觀點，其實重要得不得了！他是讓我們不要泛化國學，要把國學變成國學。

所以，照我的看法，一般的詩文寫作，不應該包括在國學的範疇之內，那是另外的功夫。寫詩，寫文章，這不是國學。古文念得好，現代的文章就能寫好。沒有古文的功底，現代的文章也寫不好。古詩文裡邊，有道，也有學。詩本身就是一種修養。但古人還會問他背後的「學「好不好，學問怎麼樣。所以古人把詩看成學的別體，不看成學的本身。詩就是你的「學」，對不對？不一定對。當然，學問好，詩的格調也會不同。所以，古今的大家，為什麼詩好？是因為學問好。有人也會寫詩，平仄韻律對仗，一點挑不出毛病，可是背後沒有學問，沒有德范的支撐，就索然無味。缺了這兩條，詩的價值就降低了。我稱讚范曾先生的詩，是因為他的學問根底好。我們兩個講得來，是因為他的詩背後的東西，能和我相通。為什麼很多人的詩達不到這樣的水準境界？是學問的限制。范先生的學問，有家學傳統。他的詩，是直接從范伯子來的。今天柳存仁先生的信也講到了這一層。我因為研究陳寅恪，研究義寧之學，對散原的詩下過功夫，對他的詩我評價很高。晚清的詩，叫同光體，基本是宋詩的規則法度。這裡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說來複雜。同光體有一些大家，像陳散原，像范先生的曾祖范伯子，還有鄭孝胥這些人，他們真正會寫詩，他們在晚清的背景下居然把詩開出了新局面。

詩分唐宋。唐詩闊大，各種流派，邊塞也好，山水也好，寫實也好，浪漫也好。可是，到了宋代，詩與唐代完全不同風格了。所以有人說，唐後無詩。這話對不對？唐後無唐詩，但是有宋詩。宋代的詩開了中國詩學的新生面，蘇東坡、黃庭堅的詩，也是前無古人。還有詩餘做補充。宋代的詞又開出另外的新局，各大家都出來了。蘇東坡、歐陽修、李清照、陸遊、辛棄疾。宋代的詩，與禪宗有相當的結合。無禪就無宋詩。唐那樣的闊大，已經打開那樣大的局面了，盛唐格局大得不得了。宋詩又開出這麼一個新格局來，它跟思想結合得更好了，跟宋代思想最高的點，跟宋代理學相表裡。

宋代理學根本的貢獻，在於它不單是對孔孟的繼承，還吸收了佛教特別是禪宗的思想，也吸收了道家和道教的思想，成為宋代理學。陳寅恪把宋代理學稱作「新儒家」，因為它跟先秦，跟漢代不一樣了。新在哪裡？在於它吸收了各家思想，形成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奇觀，一個大的思想匯流，所以不得了啊！朱子的學問，包括二程、周、張，都了不起。這是宋代思想的大格局。以詩來講，宋詩的地位同樣是很高的。講中國詩的歷史，唐了不起，宋也了不起。元代的詩其實也很了不起，像元遺山元好問，他的詩也了不起。明詩能輕視嗎？明詩又是大家輩出。明詩有什麼特點？明詩是返唐的，重新回到唐。明代的詩有唐詩的餘韻。清詩又開一新局，清詩是返宋的。從清詩可以看到宋詩的神韻，最典範的代表就是晚清同光體諸大家。他們不是一般的返宋，他們得宋詩的神韻和一些基本的規制，形成了一個流派。

判斷詩的好壞，跟學連在一起。有學問的詩跟無學之詩，是完全不同的。有學問的詩，味道深遠，有學問襯底，故深。所以陸遊講，功夫在詩外，主要是學問。學問的累積如何，決定了詩的基本面貌。范（曾）先生，你是詩學大家，我這樣講，可不可以？

范曾：我同意你的觀點，你講得非常好。不過，有一點，我補充一下。你不必講詩學不是國學。你講到「六經」，樂經沒有了，五經中，第一個就是《詩經》。宋代朱熹有《詩集傳》，他們把詩當作重要的學問。詩學，我覺得能納入國學範疇。為什麼這樣講？孔子對詩非常重視，他說，不學禮，無以立，不學詩，無以言。這不只是方法或者語言技巧的問題。中國的語言技巧，學本身也在其中。好的學問，離不開好的文章。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是中國國學的載體之一。經學離不開對詩學的研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裡的「禮」，要與《詩》、《書》、《禮》、《樂》、《易》、《春秋》中的「禮」相區別。禮、樂、射、御、書、數，大體是個技藝方法的問題，這當然也是國學的很重要的方法問題。剛才你談到的一個重要觀點，唐詩、宋詩、元詩、明詩、清詩，他們各有特色，各有發展。我想，這是國學的無盡藏，是非常博大的領域。很多大學者的集子，很多都有詩和文，不一定光是研究一個小學和經學的問題，詩本來就是「五經」之一。

劉夢溪：《詩經》里的詩，和後來的文人詩歌寫作，不能同日而語。《詩經》經過孔子的刪訂，溫柔敦厚思無邪，有大公大德存在。中國過去的大學者的文集，一般都是把「學」，比如解《易》，解《語》、《孟》，研究《詩經》的傳注什麼的，放在文集的前頭，末編才是自己的詩文。過去很少有大學者不會寫詩的，這是中國學問的一個傳統。當然有的寫得好，也有寫得不夠好。但是詩文和「學」的輕重不一樣。他們一般都不把詩文看成「學」。

作為「六經」之一的《詩經》，跟後來文人雅士寫的詩，是不同的概念。《詩經》是中國人文的源頭，它的博大淵雅，是後來任何一個單獨個人無法達到的。《詩》三百篇，已經成「經」了。它不僅是儒家的基本經典，也是中國學術的基本經典。不管是李白和杜甫的詩，還是蘇東坡和黃山谷的詩，它們都不能叫「經」。區別就在這裡。《詩經》所以被稱為「經」，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禮儀德范、精神價值在裡面，是可以作為中國人修身的教材的。古人蒙學開始，一般先念《詩經》，絕不是先念唐詩、宋詩。即使到了明朝清朝，發矇的時候，也是先念《詩經》。先念蘇東坡的詩，是要挨打的。李白、杜甫、蘇東坡，詞曲，白話小說，是自己偷偷念的書。《詩經》進入了學校教育，李白、蘇東坡不能。《詩經》與後來的學者文人寫的詩，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彼此的地位價值不一樣。《詩經》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淵藪，是詩學的源頭。我們不能說，杜甫、李白是中國文化的淵藪。他們都是中國文化的流裔。諸子百家、四部的學問，都是「六經」的流裔，詩文更是流裔的流裔了。

范曾：我同意你剛才講的，有些東西，是恆居不變的。這恆居不變是用什麼來衡量呢？天下沒有不變的事物。恆居不變是以我們人的生命的長度來衡量的。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說，我心頭忽然升騰起兩個詞：道德和星空。道德，不會因為時代變化而變化。2500年前壞人的「壞」，和現在的「壞」無不同。2500年前，如何才是尊師重道，現在也一樣。這是恆居不變的。康德另外有句名言，「本體什麼也沒發生」。為什麼本體什麼也沒發生？本體是以幾十億年、幾百億年的長度來衡量的，以一個人生命的長度來看，的確，本體什麼也沒發生。康德是大科學家，他也感到，有些東西是恆居不變的，比如道德。對詩學的問題，我們各持己見，你保持你的，我保持我的。我非常贊同你對道德理性的看法。

本文是作者一次在中國文化研究所雙周學術座談會上的談話。范曾先生在場，他對詩學是否包涵在國學的範圍之內講了重要意見。談話由本所學術秘書廖齊先生根據現場錄音整理，經作者校訂，載2011年3月6日《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