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兩次回國奪「帥印」始末

王明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就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由此走上職業革命者的道路。他在七十年的人生中，有三十年的時光是在莫斯科度過的。在他四次回國的經歷中，有兩次對於他更具有特殊的意義，那就是奪取中共中央的「帥印」，企圖以自己的意志改造黨，指導中國革命。

　　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王明憑藉機靈和張揚，很快引起當時的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關注。1927年1月，米夫受共產國際的指派來中國參加中共五大，王明被米夫選為隨身翻譯回國，這是他出國兩年後的第一次回國。是年6月25日，他隨米夫回到蘇聯。而此時，莫斯科中山大學因拉狄克被解除校長職務而空缺，副校長米夫當上了校長，並很快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

　　在米夫的「關照」下，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大支部局的領導權。王明要想達到權力之巔，還有許多障礙要排除。中共六大在蘇聯召開期間，王明一手杜撰的「江浙同鄉會冤案」，便是他邁出的第一步，建黨時期的老資格中共黨員俞秀松等人因這次事件被打倒。緊接著，王明又把矛頭指向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瞿秋白。在處理「江浙同鄉會」時，瞿秋白沒有同米夫、王明同流，因而受到他們的排擠。王明等人向共產國際告狀，給瞿秋白戴上「調和路線」、「布哈林分子」、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從而使共產國際作出了撤去瞿秋白代表資格的決定。

　　1929年3月，王明第二次回國。行前，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名義給中共中央發去電報，要求中共中央妥善安排王明的工作。王明到達上海後，中央分派他到滬東區委任宣傳幹事，後又調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任編輯。時間長了，自負的王明認為自己的才華沒能充分發揮。在調到全國總工會工作時，王明對羅章龍說:「我們是國際直接派來的，共產國際東方部派我們回來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領導工作。」

　　後來，王明由「全總」調到中央宣傳部工作，當時的中宣部長由中央秘書長李立三兼任，也就這時候，李立三全面推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路線一出籠，就遭到黨內多數同志的強烈反對。王明對照共產國際的文件，認為李立三已經背離國際的精神，所以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王明擺足理論家的派頭，開始他的長篇講演。李立三十分惱火，當場撤消了王明的中宣部秘書職務，後又給王明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

　　共產國際得知此事後覺得李立三走得太遠了，很快便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主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處理李立三的錯誤。可是，時隔不久，共產國際於10月又給中共中央來信，不僅給立三路線無限上綱為政治路線問題，而且嚴厲批評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是一個月後得到共產國際10月的來信，而在此之前，王明已通過由前蘇聯回到上海的沈澤民等人得知了來信的精神。已經打算背起鋪蓋去蘇區的王明，一下子被激活了，他以最快的速度給中央去信說，李立三的路線是「與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他自詡為反「立三路線」的正確代表。王明很快就受到中央的批評，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知道有國際來信的情況下，不首先向中央彙報，「反而突然在工作會議中提出來」，這「不是幫助中央，而是進攻中央」。

　　王明不但不理會這些警告，反而變本加厲地反對三中全會，攻擊瞿秋白。他利用自己的強項，搬弄「主義」、「路線」的學院式的名詞爭論，完成他的長篇大論《兩條路線》。一番狂轟濫炸後，他正式亮出自己的底牌，公開地趕瞿秋白下台。由此可見，王明想掌控中共帥印、取代瞿秋白的心情，多少有些急不可耐、昭然若揭了。

　　1930年12月中旬，米夫受共產國際的派遣來到中國，米夫一下車就與王明密談。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據米夫的指示，作出撤消對王明處分的決議。王明一下子成了反立三路線的「英雄」。

　　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裡，李立三和瞿秋白相繼下馬，中共中央的領導層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米夫來華前，中央正準備在近期召開緊急會議，以形成統一的領導核心。米夫知道後盤算著:按照當前反立三路線為提拔幹部的唯一標準，恐怕誰也沒有何孟雄、羅章龍堅決，他們最有可能在緊急會議上被推選入中央決策高層，而王明卻是一點把握也沒有。於是，米夫有意樹立王明為「反立三路線」的典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也被米夫取消，代之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可是按照正常的程序，王明沒有資格參加中央全會。米夫雖然說服一些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支持王明，但為了確保萬無一失，米夫乾脆讓清一色的「王明派」15名普通黨員列席四中全會。雖是列席會議，卻和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一樣，既有發言權又有表決權。對持不同意見的正式委員，米夫則設法不讓他們參加會議。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會議就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錯誤進行討論。米夫對會議作了結論，他除批判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外，還批評了何孟雄和羅章龍。在此鋪墊下，他特別讚揚王明等人「是堅決的與站在國際路線上面來反對立三路線」，是運用在莫斯科所學的理論，「堅決去執行國際路線」。隨後，米夫終於拋出擬定好的選舉名單，他把王明、沈澤民、夏曦等九人作為新的中央委員候選人，將王明等五人作為新的中央政治局候選人。這份名單一公布，立即遭到羅章龍等人的反對。米夫一再強調他的這個名單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的，按照國際的組織紀律，理應為大家所接受和通過，最終這個名單終以多數票通過。

　　坐鎮莫斯科遙控臨時中央局

　　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不折不扣地套用蘇俄鬥爭方式，從而誘發敵人更瘋狂的破壞和鎮壓。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後叛變。時隔兩個月，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被捕並叛變。顧、向二人的叛變，使中共地下組織遭受致命的破壞，王明此時也成驚弓之鳥。恰在這個時候，共產國際調離王明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臨行前，王明重點進行中央人事安排，提議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等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務，博古負總責。王明將權力交由博古，是實現他遙控中共的關鍵一步。

　　到達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931年11月10日，他便來到共產國際機關報到。作為共產國際的負責人之一，王明不僅可以「責無旁貸」地指導中國革命，而且可以參加共產國際對世界革命的領導。這讓王明感到十分愜意。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後，共產國際不再向中國派代表，而是設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此來指導中國革命，瞿秋白是首屆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就不一樣了，以他為首的代表團儼然是中共中央之上的中央，常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宣言和指示。臨時中央對王明等的指示幾乎唯命是從，並將發來的指示，稍加改動後，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基層黨組織。

　　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前蘇聯的外交政策在不斷地調整和變化。共產國際在經歷實際鬥爭的挫折後，開始檢討政治策略中的「左」傾錯誤，王明也感覺到這些變化，有意識地修正自己的一些錯誤。1934年1月，中共中央的六屆五中全會把「左」傾冒險主義推到極致，王明看到六屆五中的政治決議後，於8月3日，與康生聯名給中共中央寫出指示信，嚴厲批評六屆五中全會的「左」傾錯誤。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正式提出建立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王明是第一次出席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他作為主席團成員在會上出盡了風頭。

　　隨著戰事的深入，前蘇聯已在西面戰線與納粹德國進行了生死較量，而東面戰線就全賴中國人的支撐。斯大林把東面戰線的希望寄托在蔣介石的身上。當毛澤東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時，斯大林唯恐這樣會得罪蔣介石，使他的戰略設想不能實現。沿襲貫有的思維，斯大林派王明回到中國。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婦和康生、陳雲、曾山等乘坐前蘇聯的軍用飛機飛往延安。到達延安不過十天，王明便催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他在會議上作主題報告，他批評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

　　會議的最後一天，王明突然拿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的名單，並在名單排序上作了手腳。他把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的名字，由前面降至第七名，這種做法在會上引起短時的騷動，會議最終決定增補王明等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成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任書記。12月政治局會議對王明在黨內的特殊地位，給予了一定性的認可。王明由此產生錯覺，認為毛澤東、張聞天等缺乏一定的領導能力，從而目空一切。會後，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團常駐武漢，負責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

　　王明到武漢後，以長江局凌架於中央書記處之上，凡事先斬後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請示彙報。蔣介石欣賞王明關於國共合作的一些提法，在與王明的接觸和會談中，多次希望王明「在漢相助」。王明竟真的成了蔣介石的傳聲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軍事上要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

　　毛澤東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建議王明不要再到武漢去。後來經會議討論後同意王明去武漢，但是卻明確規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就回來」。王明到武漢後，並沒有把中央的意見放在心上，而是一直待到六屆六中全會，才很不情願地由武漢來到延安。1938年3月，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的實際情況。這些直接而又生動的報告使共產國際對中國實際情況有所了解，消除了很多誤解和成見。七八月間，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帶回共產國際的新指示。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會議，討論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並籌備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至關重要，他說，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政策」。並強調「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還說，季米特洛夫親口對他和任弼時說，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

　　王明一直夢想「重演」六屆四中全會的一幕，再次奪得執掌中共的「帥印」，沒想到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當頭棒喝，徹底粉碎了他的「黃粱美夢」。一向反應機敏的王明，立即見風使舵，對六屆六中全會的各項決議表示贊同，對毛澤東也表示出謙恭的態度，提出要「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周圍」。六中全會決定撤消長江局，王明也因此失卻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盤。

http://history.chinaiiss.org/content/2009-2-1/11314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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