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勝：揭開易學界的神秘面紗——當代中國易學研究反思錄（二） - 國學之窗[李守力博客專欄...

王先勝：揭開易學界的神秘面紗——當代中國易學研究反思錄（二）

反思之二：不近考古，自斷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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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廣輝先生認為「現代關於《易》學研究最重大的突破，是張政烺先生對甲骨、金文中所見『奇字』的破譯——數字卦的發現（參見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張亞初、劉雨兩人在張政烺先生的研究基礎上繼續搜集資料，並對這些資料重新區別，認為它們分屬商、周兩個時代（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字元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載《考古》1981年第2期）。由於六爻所組成的數字卦已見於殷季的陶器、卜甲、彝器等器物上，由此引起學者對重卦起源及其他《易》學史上的重要問題的重新審視（參見饒宗頤《殷代易卦及有關占卜諸問題》，載《文史》第20輯）」。姜先生就此著重談了兩個問題：一是殷《易》的存在得到有力的支持，二是「文王重卦」說受到新的挑戰（姜廣輝《「文王演《周易》」新說》，載劉大鈞主編《大易集述》）。

如上所述，易學研究如果不從太極八卦的起源和本原上去追根究底，那幾乎是只能處於一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態，不可能有根本上的突破以及獲得問題的最終的解決。從這個上角度看，張政烺先生對數字卦破譯的重大意義的確不可低估。除了姜廣輝先生談到的兩個問題外，張政烺先生的研究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即八卦、六十四卦在史前時代的產生和存在問題（張政烺先生的論文同時還提到和分析了新石器時代崧澤文化中的一組六爻數字卦）。即是說，張政烺先生的研究使「伏羲畫卦」這個古老的傳說以及古代文獻中關於夏《連山》、殷《歸藏》的記述幾乎得以證實，而這些傳說和文獻資料在以前是不被重視的，其真實性遭到懷疑和否定。從追根溯源的角度看，除了張政烺先生的研究外，筆者認為還有一些研究也稱得上是「重大的突破」，下面略作敘述。

1986年，在劉堯漢、陳久金、盧央等民族學家、科技史家、天文曆法專家發現彝族十月太陽曆的基礎上，陳久金先生根據有關十月太陽曆的資料、民族學資料、古代文獻資料以及易學資料分析研究，發表了《陰陽五行八卦起源新說》，認為太極八卦、陰陽五行、河圖洛書的起源和本原均與十月太陽曆和古代天文曆法有關，在它們成為哲學範疇之前，「太極」即一年的通稱，「兩儀」（陰陽）即古代曆法所劃分的一年中的冬、夏或春、秋兩個半年，「四象八卦」即四時八節，「五行」即十月曆的五季，河圖、洛書數陣的十個數就是十月太陽曆的十個月，同時先天八卦與季節和方位都是相應的（《自然科學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在十月太陽曆以及火歷（參見龐朴《火歷初探》，《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4期；龐朴《火歷鉤沉——

一個遺失已久的古歷之發現》，《中國文化》創刊號，1989年）被發現和論證的基礎上，田合祿、田峰先生比較充分地論證了先天六十四卦（即伏羲六十四卦圓圖）即是十月太陽曆、後天八卦（即所謂「文王八卦」）即是八月火歷圖，用於說明火歷的曆法原理（田合祿、田峰著《中國古代曆法解謎》，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版）。陳久金和田合祿先生的研究已接近太極八卦的根源和實質問題，但目前能夠了解和認識到這一點的人恐怕不多。不僅田合祿先生的研究尚未引起易學界同仁的注意和重視，就是陳久金先生的研究也是如此；十多年過去了，筆者尚未發現任何一種較有影響的易學著述（包括專著與論文）談論或引用陳久金先生的研究。陳久金、田合祿兩位的研究是否真的那麼重要，我們這裡不必也不可能深入談論，目前僅作為筆者個人的意見提出來，可待未來的研究驗證。

1989年，陳久金、張敬國發表《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認為安徽含山縣凌家灘新石器時代墓葬出土玉版刻紋的內涵表達與八卦和洛書有關，而八卦和洛書皆與古代曆法有關（《文物》1989年第4期）。這項研究也可稱得上「重大突破」。含山玉版的年代是距今約4500年前，其易學內涵的存在如張政烺先生釋讀崧澤文化中的數字卦（距今約5500年前）一樣，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伏羲畫卦」神話傳說的某種真實性。含山玉版的釋讀在學界產生了較廣泛的影響，奇怪的是，易學界同樣沒有人注意和重視這項研究，甚至很難找到略有影響的易學專家或著述提到含山玉版。

另有兩項研究筆者認為也堪稱重大或重要的突破，一是連劭名先生對商代甲骨文四方風名的研究，二是呂紹綱先生最近對《老子》思想之源頭的研究。

連劭名先生1988年在《文物》雜誌第11期發表《商代的四方風名與八卦》，通過對殷墟甲骨文四方風名及《山海經》、《尚書·堯典》中有關資料的研究，認為殷墟甲骨文中四方風名、四方神名與後天八卦之]仲卦名相合，說明後天八卦圖可能追溯到商代。我們知道，後天八卦與方位和季節的關係見於《說卦傳》（也有人認為後天八卦方點陣圖為宋人邵雍所畫），而卦氣說則反映八卦與節氣曆法之關係。以前認為卦氣說為漢人孟喜、京房所創，八卦與曆法的關係乃是先秦之後古人以曆法附會八卦而已。連劭名先生的研究意味著早在商代，八卦與季節、曆法可能就是「二合一」的關係或者說二者可能存在著某種緊密的或者內在的聯繫，這對探索八卦的起源和本相無疑具有重要意義，是一極重要之線索（如果按某些傳統說法，八卦起源於商周龜卜、筮占，八卦的產生時間是在商周時期，則意味著八卦一開始就與天文曆法有關，商周龜卜、筮占說仍然面臨障礙）。連劭名先生這項研究仍然未引起易學界的注意和重視，更奇怪的是，十二年之後，中國周易學會會長劉大鈞先生又重複做了連劭名先生這一工作。劉大鈞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發表《「卦氣」溯源》，以《易傳》資料將卦氣說溯源至春秋戰國，以殷墟甲骨文四方風名、《尚書·堯典》之相關資料將卦氣說溯源至殷商時期。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圈子！

呂紹綱先生2001年發表《〈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經嗎？》，通過對《老子》與《周易》古經、老子與孔子、殷道與周道、《歸藏》與《易經》等等各方面的對比分析，認為《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即《歸藏》），而不是源自《周易》（《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這項研究對梳理中國自先秦以來的思想文化發展脈絡是有重要意義的，對探討中國古代思想文化與易學的重要關係，對易學和八卦的溯源研究也是有意義的。《禮記·禮運》記載孔子之言說：「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鄭玄注曰：「夏四時之書，存者有《小正》；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可見孔子和鄭玄都還知道《歸藏》易是與《夏小正》同類的書，這也是上述有關易學研究重大或重要「突破」的一個佐證。

另外，王興業先生通過對《古三墳》的研究，提出卦氣說主要產生於神農《歸藏》易，其時正式建立了八月曆的卦氣說，並估計夏朝時，卦氣說由經卦發展到別卦，與十二月曆結合形成十二辟卦（王興業著《三墳易探微》，青島出版社1999年8月版）。鄧球柏先生對半坡P.4237陶片錐刺正三角形數圖的釋讀也值得一提，鄧先生認為它與原始河圖洛書有關，並且「此圖表明早在仰韶文化時期中國先民就創造了十進位計數法（轉引自張其成著《易符與易圖》198頁，中國書店1999年1月第1版）。由於未見鄧先生原文，從張其成先生轉載鄧先生對半坡P.4237陶片錐刺紋的復原圖來看，它又與陶片原件不合，因此這裡僅僅提及，不作評判。但筆者個人認為鄧球柏先生認為半坡P.4237陶片錐刺正三角形數圖與河圖洛書有關是有道理的（參見拙著《伏羲畫卦》）。

以上所提及的易學研究的重要「突破」基本上未引起易學界的注意，更談不上重視（除了劉大鈞先生重複了連劭名先生的工作以及呂紹綱先生的論文是發表在《周易研究》雜誌外）。而且它們主要是依據考古資料、民族學資料而不是傳統的文獻資料、歷史學研究所致，而且研究者大都不是易學界中人或者以易學研究名世。這說明當代中國易學研究與考古學、考古資料基本上是隔離的（帛書易等當然也是考古資料，但它實際上是出土的文獻資料，學者的研究也是採用傳統的文獻資料研究辦法，與夏、商、周特別是史前考古資料相比，由於其年代非常晚近，對易學和太極八卦的溯源研究也意義不大），易學研究是一個相當封閉、保守和落後於時代的圈子，這就難怪易學研究雖然聲勢不小(近20年來，中國召開了不下百次各種各樣的國際國內《周易》學術研討會），但卻始終沒有長進（如上所述，實際是有很大「長進」，但這種「長進」卻不為易學家們所了解、認識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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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學者在運用考古資料方面作過一些努力，但由於各種原因（主要是對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及考古資料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效果並不怎麼好。以下作一些簡介。

成中英先生認為「八卦系統是天地宇宙的真實寫照」而成為宇宙動態學，「此宇宙形象動態學，最早可推之於新石器時期，即紀元前一千年至三千年之前（此處年代有誤，中國新石器時代約在前一萬年至前二千年之際——王先勝注）。對此，最好的證明見之於最近幾年來中國華東、華北地區發掘出的考古文物——琮。」他說：琮的特徵是外方里圓，上下貫通並圓如筒且突出上下端，玉琮為男女陰陽配合的表徵，也突出了天圓地方、天地合一的觀念。玉琮外形上雕刻了易四象八卦（良渚文化），可見其有表現天地貫通為一體的意義，這是一種天地、陰陽可以分別又可以交合的象徵。其在新石器時代已經萌芽，其象徵的內容，是天地的關連和貫通，故成為易的經驗（成中英《周易象、數、義、理》）。新石器時代的八卦資料、易學資料非常豐富（參見拙著《伏羲畫卦》），玉琮固然與天地、陰陽有關，但尚不是直接的八卦和易學資料，用於論證八卦在新石器時代已經起源以及其他與八卦有關的問題，都不是非常有說服力的資料。

逄振鎬先生曾專文研究大汶口文化出土鏤雕象牙梳刻畫圖案的內涵，認為其與原始八卦、與伏羲（太昊）「始作八卦」的傳說和記載可能有關係。他將象牙梳上「8」形和「S」形二者合一的鏤空雕刻圖案僅僅視作「S」形，並將「

」形（其中的「? 」釋為上，「

」釋為下，與甲骨文同）視為陰陽魚太極圖的祖形。他說：「

，與八卦的卦徽

（亦稱陰陽魚）相似。卦徽不可能一下子形成，當有一個從簡到繁的逐步演變過程。象牙梳的

圖象實有上下、天地、陰陽變化之意。 形首尾再不斷地演化、圓化相連接成 ，然後再逐漸演化成八卦的卦徽? 形。如此，則 形可能是八卦卦徽的祖形」（逄振鎬《論原始八卦的起源》，《北方文物》1991年第1版）。後來，朱淵青先生在《周易探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中大致採取了與逄先生相同的說法。逄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考古界和易學界都迴避解釋大汶口鏤雕象牙梳精審、嚴密的鏤空雕刻圖案以及類似的史前考古資料的情況下發生的，因此具有「開路先鋒」的性質和意義。但逄先生的這個論述存在著兩個問題：其一是大汶口文化或其他史前考古文化並沒有實物資料能夠說明

→?? →?

這個太極圖演化過程，甚至我們在大汶口文化及後來的山東龍山文化中很難發現或者沒有發現

和??

形這種圖案。其二是有很多考古資料足以否定逄先生關於太極圖演化過程的這個推測。大汶口鏤雕象牙梳的年代距今約5000年前，當然這也就是

形的年代，按逄先生的推測，??? 形的年代必然比??

形更晚。但是長江中游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出土白陶盤的內底，常飾有精美的八角星紋圖案，八角星紋的外圍有一周分成數組的紋或紋，它們的年代都不晚於大汶口鏤雕象牙梳，年代早的達到距今約6500年前。至於紋，在仰韶文化大河村類型、大司空村類型等考古文化中則為習見；在河姆渡遺址第二層、馬家窯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上宅文化等等考古文化中均見S紋，S紋甚至早在大地灣文化臨潼白家村出土的彩陶上就已經出現，其年代距今約8000年前（謝端琚葉萬松《簡論我國中西部地區彩陶》，《考古與文物》1998年第1期）。另外，逄先生文中據大汶口文化墓葬龜甲論定八卦的起源與占卜有關也是欠妥的，沒有說服力的，此點我們後面再談。

李立新先生在《周易研究》上發表文章認為，以河洛為代表的原始「數字卦」是結繩和象形漢字的中間環節（按：河圖洛書與數字卦各是一回事，二者互相都不能「代表」——王先勝）。他說：河圖洛書契刻於龍形的石器和龜板上，後湮沒於地下；伏羲時代，由於黃河和洛水泛濫，河水沖刷去覆蓋其上的泥土，現出刻石和龜板，伏羲氏據此而畫成八卦。而這兩件文物是先民用以占卜的。河圖洛書由「О」、「●」、「—」三種符號組成，為遠古結繩記事的遺迹，是用結繩所示的數字排列而成的占卜圖式。近代發現的「數字卦」說明八卦是從原始「數字卦」演化而來，而河圖洛書正是這種原始結繩數字排列而成的「數字卦」圖式，數字卦粗略具備了文字功能，但還不是文字。從結繩的原始數目字到象形漢字的中間環節就是河圖洛書等原始數字卦，而從原始數字卦到象形字的過渡是由以倉頡為代表的巫師完成的（《周易研究》1995年第3期）。這個研究似乎是要從考古資料入手解決河圖洛書和八卦的起源問題，可實際上它完全基於一種想像，採用了類似於小說的手法。什麼時候什麼地點、何種考古學文化出土過龍形的石器和龍形的龜板？更遑論其上還契刻著河圖洛書？已經發現的數字卦主要是商周時期的，此外在史前時代崧澤文化中有一組數字卦，已經發現的古代象形漢字主要是商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此外在史前時代也有少量的陶刻符號被學者視為漢字，無論商周時期或是史前時代，象形漢字與數字卦大體上都是一種平行或並行關係，如何用以說明象形漢字是由原始數字卦過渡而來？既然是想從考古資料入手探討河圖洛書和八卦的起源問題，為什麼又不依據和研究已經發掘出土的規模宏大的極為豐富的史前人類遺迹、遺物，而要去想像兩件並不存在的刻著河圖洛書的龍形石器和龜板呢？已經發掘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遺存中倒是有龍形堆石，如湖北黃梅縣焦墩遺址有卵石堆塑龍、遼寧查海遺址有用石塊堆砌的龍，但它們與由「● 」、「 ○」、「—」三種符號組成的河圖洛書毫無關係，含山玉版刻紋被學者視為與洛書、八卦有關，但它既不是龍形更不是龜板。

韓永賢先生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也試圖從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入手。他將沒有文字的「記號時代」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結繩時代、圈點時代、八卦記號時代。他說：在圈點時代，「大結演變為圈，小結演變為點，所以能這樣演變，是因為進入了石器時代，已進入向石頭上刻大結為圈，刻小結為點，《河圖》、《洛書》就是用圈、點刻制的。《洛書》是大禹治水時，動用大量土石方而發現的。《河圖》是武王伐紂，周得殷的戰利品，在周成王將崩時，做為國寶展出於諸侯之前的」；在「八卦記號時代，帶著繩的圈，在刻制過程中，逐漸的圈被簡化掉，被刻成一對短繩，即一對短線。帶著繩的點，逐漸的點被簡化成線，即刻成一長線。這樣簡化可以嗎？完全可以，因為記號仍然是兩種，既未增多也未減少，但刻制非常容易了。就在這個時候，用筆畫的畫出現了，因為進入了陶器時代，對陶製品不必刻，只要畫就可以了，由於畫比刻容易，於是人們創造了畫字，這相當於突破記號只兩種，創造了各式各樣的畫記號，也是畫字，於是記號向字演化了……到黃帝時代，文字脫離了畫字，畫與字已分道揚鑣，故黃帝時期已用字寫成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中《八索》即應用八卦記號的專著」（韓永賢著《破釋周易》下冊前言，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這種關於結繩時代、圈點時代、八卦記號時代及河圖洛書、八卦、文字的論述仍然只是一種猜測和想像。無論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中國都已經發掘出土大量的古人類遺址和石製品，但從未發現韓先生所說的刻著圈、點記號的河圖洛書石製品，也未發現韓先生所說刻著「一對短線」、「一長線」或者八卦符號的石製品，更未有任何考古依據能夠說明存在「結繩時代——圈點時代——八卦記號時代——文字」這樣一個演化發展順序。至於黃帝時代用文字寫成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是沒有任何考古依據甚至不可能證實的猜想，因為《五典》中的《堯典》、《舜典》根本不可能作於黃帝時期，堯、舜的年代要晚於黃帝。不知是的確有所不知，還是為了論證黃帝時代已用文字寫成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韓先生還將甲骨文的年代以及「有文字的歷史」的年代推到五千年前（韓永賢著《破釋周易》下冊前言）；如果是後一種原因，這在科學研究以及文化傳播中都是不能容忍的。

運用考古資料論述河圖洛書和八卦的起源，趙國華先生作過非常認真的努力。他在《生殖崇拜文化論》中認定八卦起源於卜筮，數字卦是爻畫卦的前身，於是認定八卦八個符號各自有它的原始數字意義，而且八個原始數字必定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於是得出伏羲八卦存在「深層矛盾」的結論，認為八卦的「形」與「數」不相合。在這種情況下，趙國華先生便去追求八卦「形」與「數」的相合，製造出一個八卦「母圖」，認為先天、後天，一切八卦圖都由其「母圖」演化而來。趙先生所謂的八卦「母圖」即今傳洛書，而他認為則是原始「河圖」，它本是半坡母系氏族公社的魚祭祭壇布局圖，他對半坡彩陶紋飾作了一系列人為的解釋設定和規則從而推定這個圖在半坡遺址中的存在。為了論證八卦符號嚴格對應八個數字，他規定陽爻代表三、陰爻代表二，又規定一部分八卦符號分「實質部分」和「附加部分」（「附加部分」則不計數），又對坤卦符號運用「合三為一」、以一半代表整體的運算規則等等。為了將半坡魚紋論證為八卦符號的前身，趙先生採取「三個魚頭等於一條魚」、「一個三角形代表一個魚頭」、「兩個三角形代表兩條魚」、「以一代一」、「以一代二」、「以一代三」、「合三為一」、「合四為二」、「一與三通」、「六與二通」等等、等等，讓人眼花繚亂、昏頭脹腦的他設定的半坡魚紋示數的重要「密碼」，終於將乾、離、坎三個八卦符號與半坡魚紋掛上鉤，而巽、震、艮三個八卦符號以及兌、坤兩個八卦符號與他歸類的半坡魚紋都不甚吻合，便只好認為半坡魚紋尚待進一步演化才能最終完成向八卦符號的過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趙先生這種研究由於將八卦、河圖洛書的本來面貌及其相互關係都作了改造，其前提和論證目標都是虛假的或不確定的，論證材料（半坡魚紋及其他紋飾）也被作了改造或過多的人為設定，可以說整個論證從論題、論據到論證的過程都是虛假的。這種研究除了給沒有八卦和易學基本知識（或這種知識不夠詳備）的人帶來混亂、進行誤導以外，沒有任何科學價值和意義。

由於不接觸考古，易學界還誤傳著一些似是而非的與八卦有關的「考古資料」。如顧文炳先生在《陰陽新論》中說：「近年來，在陝西歧山周文王太廟的地下室等處，出土了大批有四千多年歷史，相當於虞、夏時期的甲骨文字卦爻。卦畫大多由數字組成六畫，也有三畫、四畫、五畫組成的卦畫」（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10月版3頁）。歐陽紅先生在《易圖新辯》中說：「陝西半坡氏族文化的紅土陶罐有形如乾、坤合一的爻卦象『豐』，距今六、七千年。河南開封一帶出土了六、七千年前的刻有三疊、四疊、五疊、六疊爻卦之象，以及刻有太極圖、河圖的彩陶壺」（湖南文藝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15頁）。這些說法不知依據何在。目前見諸報道的數字卦將近100例，絕大部分都是六爻卦、三爻卦，僅有張政烺先生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和《殷墟甲骨文所見的一種筮卦》中列舉了三、四個四爻卦、五爻卦，但它們實際都應是六爻卦，只存四爻、五爻或者是因為器物殘損或者是因銅器鏽蝕尚「未剔出」的原因所致。這些卦符的年代絕大部分是商周時期及以近的，僅有幾個屬史前時代崧澤文化（或馬家濱文化），而並無虞、夏時期或河南開封一帶六、七千年前的，更不存在什麼四爻卦、五爻卦（參見：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饒宗頤《殷代易卦及有關占卜諸問題》，《文史》第二十輯第12頁；曹定雲《新發現的殷周易卦及其意義》，《考古與文物》1994年第1期）。張亞初、劉雨先生在《從商周八卦數字元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年第2期）中談及的幾個四爻、五爻卦畫據推測應是八卦性質的符號，但它們是用爻畫（即線段）而非數字表示，其年代更非虞、夏時期或六、七千年前，而仍在商周時期。蔡運章先生在《遠古刻畫符號與中國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中談到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壺上有一個三爻數字卦，其年代在四千多年前，這可能是迄今所見公開報道的唯一一例虞、夏時期的數字卦，但也非四爻、五爻。至於半坡文化中的卦象「豐」及開封一帶出土六、七千年刻有太極圖、河圖的彩陶壺，也無所依據，不再贅述。歐陽紅先生《易圖新辯》在考證太極八卦的根源方面頗為嚴謹，更有不少極具說服力的創見、卓識，但涉及史前考古資料的地方就顯得生疏和隔膜了，讓人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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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界的學者對考古學和考古資料有較多或比較深入的了解，但因其主要精力不在易學方面甚至不接觸易學或在易學方面沒有較詳備的知識和較深入的認識，因此他們常常錯過考古發掘出土的易學資料或不能依憑考古資料在易學研究上深入下去，甚至也有「隔行如隔山」的情況。

陳久金、張敬國先生在《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中對河圖、洛書、太一行九宮以及含山玉版周緣鑽孔布數4、5、9、5有一些含混說法。如說河圖洛書「河圖以十個數為圖，洛書則以九個數為圖。但是，這九個數的功用與十個數是一致的」、「河圖行至九之後，轉至十；而洛書行至四、九之後則均還中央五。可見洛書以五為小周，以十為大周」；如說太一行九宮「五代表中宮之數，太一自一循行至四以後回至中央五。六七八九與一二三四之數相匹配，故太一循行至九乃還至中央五。這就是玉片孔數以四、五、九、五相配的道理」；又如「河圖、洛書均用五行，並無本質的區別。遠古沒有文字，人們才使用鑽孔、畫圈的辦法計數，以代替五行交替記載時節。因此，河圖、洛書就是曆法」。如果不了解陳久金先生的思想，這些話看起來根本就是不知所云。陳先生認為，河圖洛書的十個數就是十月曆的十個月，而陰陽五行也是源自十月曆，五行即一年分五季，每季為公、母或陰陽兩個月，正是因為這樣，河圖洛書才沒有本質的區別，「九個數的功用與十個數是一致的」。「河圖行至九之後，轉至十」即九月之後是十月；「洛書行至四、九之後則均還中央五」是指十月曆分上下兩個半年，每四個月之後便進入冬至或夏至之月即五月、十月（均是陰陽交替時節，故五、十相通），這是河圖洛書中宮布數為五和十的原因，所謂太一行九宮「每四乃還於中央」（《星經》）之行游規則也是淵源於此。但這些說法在河圖洛書數陣上是說不通的，因為河洛數圖反映十月曆的月序（分陰陽方位即「天一地二」之類）和月份溫差相等關係，它們均不是按一至十10個數布成環形圖式，故在河洛數圖上從季節、時序方面說是不能「行至九之後，轉至十」、「行至四、九之後則均還中央五」，也不能去落實太一行九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之規則的。「太一行九宮」的圖式是後天八卦配洛書圖，「太一行九宮」的本義是指北斗繞北天極旋轉一周（即一年時間）這種天象，它是一個環形路線；古人認為，太一神也象人間一樣，要一年過兩次新年（在冬、夏二至），故「每四乃還於中央」巡行四個月又回中宮休息一個月。由於洛書九宮圖一至九9個數不是環形順序布置，故太一行九宮不能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序巡行，所以說「太一自一循行至四以後回至中央五。六七八九與一二三四之數相匹配，故太一循行至九乃還至中央五」在河圖洛書數圖上是行不通的，即僅僅按照這種說法去解釋河圖洛書就會讓人覺得莫名其妙，談何考古研究、科學研究？比如洛書一在北方、二在西南、三在東方、四在東南……北斗根本不可能這樣一、二、三、四地亂指。考古界的學者在解釋含山玉版時多沿用陳久金、張敬國先生的說法，但又止於尋章摘句，使本來就含混的表述變得更加不知所云，結果就成了以含混傳含混、以神秘解神秘，比如古方先生著《中國古玉漫談》（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47頁）、陸思賢先生著《神話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331-332頁）等就是這樣。馮時先生在《中國天文考古錄》（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257頁）、《中國天文考古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392-393頁）中將《易緯·乾鑿度》鄭玄注太一行九宮之法不加批判地用於解釋含山玉版的鑽孔布數也是欠妥的。

陸思賢先生著《神話考古》及其與李迪先生合著的《天文考古通論》（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是近年出現的較為系統、深入地分析史前考古資料和器物紋飾的考古學著作，其中涉及易學考古資料及分析研究在考古界也是相對較為豐富、深入的。陸思賢在《神話考古》中論及史前八卦資料時說：「四方八角的八角星圖案，既為原八卦圖形，那麼，用《周易》卦名、卦符、卦象去比附，是否吻合，似乎還有著相當大的距離，首先是八個卦符，乾?、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在史前考古資料中毫無線索。目前發現的商代八卦符號，用數碼錶示，雖然，史前時代已創造了數碼，也創造了許多表意符號，但有否數碼卦或卦象符號，也有待這些符號破釋後才能確定」（265頁）。史前時代的數字卦，華東地區的崧澤文化中有、中原龍山文化陶寺遺址也有出土，前已言及。筆者在西北地區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的陶器符號中也發現兩個刻在一起的六爻數字卦，二者都是一五六五五六（巽卦），其間在下端還夾了兩個重疊的數字「六六」，可能是在起卦過程中廢棄的卦爻（參見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青海柳灣——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154頁單獨紋樣第470號，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至於爻畫八卦符號（即用連線陽爻——、斷線陰爻——表示），目前尚未見諸公開報道史前時代已經存在或產生。中國考古學和考古發掘報告從來不注重完整、清楚、明白地介紹器物紋飾，考古研究也罕有這方面的追求，誠如田昌五先生所言：「考古學研究的主要是社會的物質文化；而在我國，考古學又被規定為器物形態學和地層學，其局限性就更大了。所謂器物形態，實際上是就陶器而言的，或者說主要是指陶器；而地層學充其量也不過是文化年代學罷了」（田昌五著《華夏文明的起源》9頁，新華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無論易學界或是考古界，從來沒有人全面、深入地了解、分析迄今為止中國所出土的史前器物紋飾，怎麼能說史前時代就沒有八卦符號呢？筆者在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器物紋飾中都發現有一系列的爻畫八卦符號（參見拙著《伏羲畫卦》），這裡指出一例專家和一般讀者都容易查對和尋找的八卦符號，供參考和研討：《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彩版第11頁上圖，為仰韶文化大河村類型鄭州大河村遺址所出白衣彩陶缽（約5000年）前之攝影圖片，彩陶缽肩腹部以白彩和紅褐彩相間繪出兩周極其精美、嚴謹的紋飾，肩部一周有三組六個六爻坤卦符號（? ），均以紅褐彩為地紋，襯出每個坤卦符號的六爻十二個白色小方塊，計其總數為六卦三十六爻七十二個白色小方塊（彩陶缽紋飾有極為嚴密、精心的數理設計，與古天文曆法和易學有關，釋讀參見《伏羲畫卦》）。

蔡運章先生近年來對中國新石器時代至漢魏時期器物上常見的單字、刻畫符號和圖形文字進行了系統的搜集和研究。他發現它們「大都獨立刻鑄在器物（或銘文）的特殊位置上，不與其他文字相連屬。它們不但與八卦之象多用單字來表述的特徵相符合，而且有的還與紀卦象類筮數易卦相併署」。他認為中國古代「自距今8600年——8200年的裴李崗文化賈湖遺址二期產生以來，在諸考古學文化中，如老官台、河姆渡、仰韶、大汶口、良渚、小河沿、鳳鼻頭、龍山、馬家窯、二里頭和商代前期文化等」及至「殷商西周、春秋戰國直至漢魏時期，流行在西自新疆、東達沿海、北抵朝鮮、西南到雲南、東南至台灣的廣袤地域里，分布在龜甲、陶器、骨器、石器、青銅器、古錢幣等計3萬餘件器物上」的「單字、刻畫符號和圖形文字1000餘種」都是卦象文字，而且「一般地講，每件器物本身及其上面的單字、刻畫符號或圖形文字，大都應是同一易卦的卦象」。他還認為八卦產生於賈湖龜占數卜，「在距今9000年——8600年的賈湖一期墓葬里，已發現裝有小石子的龜占工具。這說明龜佔八卦早在那時就已經產生。而卦象文字到距今8600年——7800年賈湖二、三期的器物上才開始出現，這完全符合伏羲氏『畫八卦以制文字』的時間順序」（蔡運章《遠古刻畫符號與中國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無論對考古界、易學界或是對古文字研究來說，蔡運章先生這個研究都是一個新的變化和動向，值得欣喜。但是蔡先生這個研究也面臨著一些問題或存在著一些「障礙」，這裡提出來供蔡運章先生及其他同好思考。其一，按蔡運章先生研究，中國古人在七、八千年前就已將世上萬事萬物分為八類，以作為八卦之象。如八千多年前賈湖人將龜甲、陶墜、陶缸、太陽以及文字「目」（）、「十」（甲）、「曰」、「乙」、「八」等等均歸作一類，視為離卦（?）之象，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則將陶缽、豬等視為坎卦（ ）之象，6500年前姜寨人則將陶缽、樹木等視為坤卦（ ）之象。這是很可疑的。我們知道，林奈的動植物分類學僅僅建立於兩百多年前的十八世紀，雖然八卦卦象分類並不是一種科學分類，但它將世上萬事萬物（含動植物、礦物、自然現象、文字等等，等等）分為八類，其所需要的抽象思維能力和概括、歸類的意識能力顯然並不會弱於動、植物分類，因為後者更為形象、具體。即使成書於戰國後期的《說卦傳》，其中八卦的卦象每卦少則十幾種，多則二十幾種，它們也是「有的一卦自身象徵意義相互矛盾，有的兩卦象徵意義又互相重疊」（朱伯昆主編《周易知識通覽》216頁），其牽強附會也證明兩千年前古人慾將萬事萬物歸為八類是極其勉強的。其二，蔡先生的研究也意味著，在七千多年前八卦卦象分類的原則和標準在中國西北、中原、華東等各地的古人類中是同一的或大體一致的，僅以蔡先生所言老官台文化、賈湖遺址、河姆渡文化為例。這也是很可疑的。八卦和文字是古代文化、文明的重要象徵，所以八卦卦象分類的原則和標準的「一致」還意味著古人的思維方式、思維能力和文化面貌上的一致，至少目前在考古學上還不能證明老官台文化、賈湖遺址、河姆渡文化存在著這種「一致」。其三，蔡先生的研究還意味著，八卦是在賈湖二、三期產生後（八卦是否起源於龜占、數卜，容後再談），從賈湖傳播至老官台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安徽蚌埠新石器文化以及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等古人類文化中的。這同樣是很可疑的，因為迄今沒有任何考古證據可以說明或證明這種傳播。其四，自《易經》和《說卦傳》產生以來，古人為了占卜及闡釋卦理之需，不斷增加和擴充八卦卦象，企圖將世上萬事萬物都納入八卦卦象，所以在古代易書中形成了極為豐富、龐雜的八卦卦象，用之於解釋史前出土器物及文化現象，足夠盈餘。因此，將古代易書中的卦象資料用於解釋幾十萬年前、幾百萬年前的古人類文化也是可行的，同樣有文獻依據。我們並不排除新石器時代包括賈湖遺址所出器物和文化現象中可能存在卦象文字、卦象資料，但蔡運章先生的觀點顯然還面臨著一些「挑戰」和困難。因此，筆者在欣賞的同時，對蔡運章先生的研究暫時持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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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所述可知，中國當代易學研究與史前考古學、考古資料基本上是互相隔離的。只是最近一、二十年來考古界才逐漸與易學有所接觸，但這種接觸顯然還非常不夠，而易學界則基本上還處於「閉門研學」的狀態。由於易學在中國古代文化、文明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特別是它與文獻資料、民族學資料、古文字相比，更多地與史前文化、史前人類的精神文化相關（這從「伏羲畫卦」、神農行《連山》易、黃帝行《歸藏》易的傳說及夏、商、周、秦漢時期的情形即可看出），由於傳統考古學主要著眼於物質文化的發掘和研究，因此筆者認為，無論是太極八卦起源和本原問題的解決，或者是史前考古、史前人類科學文化、精神文化研究的突破，都需要易學與考古聯手。易學家要親近考古學、考古資料，考古家要多接觸一點易學，如是，兩方面則可能齊頭並進；反之，則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