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人物： 黃定慧

茅盾與黃定慧 2007-03-12　00:09:27 大中小 茅盾親口講到他幾部小說的原型人物，如寫《子夜》借鑒過盧鑒泉，寫《虹》借鑒過胡蘭畦，寫《蝕》借鑒過黃慕蘭。一次黃慕蘭到茅盾家作客，茅開玩笑說「聽說你改了名字叫黃定慧了，為什麼取了個尼姑的名字？」黃馬上反正擊道：「你膽敢取笑我，我還要找你算帳呢！你說，你為什麼拿我做模特兒？人家都說《蝕》三部曲中的幾個浪漫女性，原型都是我，逼得我只好改名『定慧』了。」茅盾對《霜葉紅似二月花》書名的含義作過解釋：這部書是一群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有反封建的鬥爭性和堅決性，但他們不是徹底的革命者，他們只是霜葉而不是紅花。書中還講到關於「兩個０號」的論爭，「東方曦事件」（即內弟孔另境文章引起的沫若，阿英等對茅盾的誤解）的過程。 有一個1926年的共產黨員叫黃定慧，剛參加共產黨的時候名字叫黃慕蘭，我第一次訪談她的時候，就說到了她1926年在武漢參加了共產黨，大革命時國民革命的重心轉移到武漢，她去支援煙廠女工的罷工，把自己的零用錢拿來給她們，在那裡遇到共產黨的幹部，她立即就參加了革命。因為她從小在家裡念書，她爸爸是一個學者，一個書院的校長，所以她的學問相當好。父親從小就教她，參加共產黨以後因為她能說會道，有文化很快就當了武漢的婦女部長，武漢的宣傳部長馬上就追求她了，她長得非常漂亮，還演戲、做演講、報告呀活躍極了。 可能有人知道1927年武漢還有一個所謂的三八節裸體遊行事件，是一個幾十萬人的大遊行，搞了個三八節的慶祝，國共兩黨的名流都出來了，象宋慶齡、柳亞子全部在場。黃慕蘭是大會的主席，那年19歲。她說話聲音非常洪亮，我第一次訪談她三個小時，她一口水都不喝，我基本上沒問什麼問題，她從頭到尾的自述，她寫了6個版本的自傳，我看到了5個版本，還有一個是只能給組織看的，裡面有太多黨的機密。 她參加共產黨沒多久，大革命失敗了，國共分裂，她就開始轉為地下，轉入地下以後，去了江西的南昌，後來就留在南昌當交通員，生了個兒子，兒子生出來三天還在醫院裡，丈夫就上山打游擊了，就沒回來死在戰場上了。組織開始瞞著她，九個月後瞞不下去了就告訴她了，然後派她做別的事情。黨派她到上海做地下工作者了，她把兒子送到男家。到上海就遇到另外一個男的，這個男的當時是南方局的書記，比鄧小平的地位還要高，也追求她，給她做思想工作。 她在武漢遇到宣傳部長宛希儼時，宛就給她做思想工作，跟她說我們參加革命不是為了個人主義，因為他以為她的名字的意思是仰慕羅曼羅蘭，是個人主義的東西，可她說那時我不知道誰是羅曼羅蘭，參軍我是要做花木蘭的，是仰慕花木蘭的意思。（我在書中討論黃定慧的口述內容時，也談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女英雄這樣一個主體身份對婦女的意義，以及她和中國婦女接受女權主義之間的關係，這兩點之間實際上是非常溝通的，女英雄形象的作用就是打破性別界限，闖入男人世界，只不過在中國傳統中女人要扮成男人，女扮男裝進入男人世界。而現在女權主義進來了，這是婦女的權利，不需要女扮男裝也不需要扮回來，就這樣在男人世界佔領下去。這道溝並不難跨越，從羨慕花木蘭到接受女權主義對這代女性沒有什麼障礙可言。）但是宛希儼告訴她，我們參加革命是為了人民，也不是為了家庭或個人。 宛對黃的一系列的談話非常重要，可以看出來，在整個過程中黨的話語怎麼成了她的主體身份，她始終記住這些為黨為革命為人民的話，這成為她的主體位置，所以對她的闡釋那段的標題是「現代木蘭：走向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看木蘭這個主體身份怎麼既使得這一代的女性能夠打破社會性別界限，跨入男人的世界，有著積極的一面，同時又有負面的一面，就是木蘭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中男性不斷的宣傳和弘揚的女性形象所帶有的犧牲精神，她的忠誠，為了別人她可以完全的犧牲自己。所以慕蘭認為自己為黨做的一切犧牲都是非常正面的，為丈夫、為家庭做的犧牲都是非常正面的。她從來沒有質疑過這一點，這已經構成了她的主體身份。那麼她後來在上海的時候，又遇到另一個男的，叫賀昌。他也給她做思想工作，他們在武漢都見過面的，都認識，可能也是愛上她的男人之一吧。現在知道她的丈夫犧牲了，就對她說我們共產黨人幹革命呢，是要打破封建思想，不要從一而終，他說這些的意思就是要跟她結婚。後來她就跟賀昌結婚了。 婚後不久，賀昌就犯錯誤了，搞城市暴動他支持李立三，黨把他書記的職撤了上了井岡山。不久就死在戰場上。而她（慕蘭）就被派到上海跟一個律師打交道，任務就是營救被捕的地下黨員，這個律師在上海非常有影響，是乾隆皇帝家留在江南一代的後裔，所以在上海的上流社會的人際關係非常多，通過這個人就營救了很多共產黨的幹部，國共合作時期也營救了很多國民黨的幹部，整個過程很多事情是她和周恩來直線聯繫的，周恩來和她有不少談心。當初有一個人追求她，追求不成就諷刺她攀高枝了嫁了一個書記了。她的心裡非常氣憤，說我是為了婦女解放參加革命的，到了黨裡面還是這樣的不平等。當時她正好掉了一個筆記本，她是紀錄員，裡面全是黨的機密，她實在是太想不通了又為掉筆記本害怕就跳江自殺。當時報紙也登出來什麼少女投江自殺，被救起來後，她就編了一個故事說她因失戀跳江的，後來周恩來就派人把她接回來了，跟她談心說人總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革命而死才死得其所。 在整個訪談過程里，這些話她都倒背如流了。由這些談話一步步教育起來的她，就是共產黨這些思想意識形態的話語對她的建構。但是她在黨內吃盡了苦頭，後來又因為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抓了，坐了牢，解放以後因為她是地下黨，潘漢年的案子她也牽連了，在共產黨掌權後坐了17年的牢。但她始終是堅持對黨的忠誠。 當我第一次採訪以後，我就又一個疑問，她為什麼這麼忠心耿耿的？在上海採訪回來以後我又看了大量的書，在看茅盾的自傳的時候，突然看到一段關於武漢大革命時候的描述，茅盾也在武漢，說當時有三位女同志是非常出名的，她們都是離了婚的，人長得漂亮又能幹，其中一個就是黃慕蘭。我大吃一驚，在參加革命以前她怎麼是離了婚的呢？我又回國來訪她，她就跟我講了第一次婚姻，是父親的包辦婚姻。其實她在結婚以前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父親非常喜歡她，長女，又聰明又伶俐。但是配給了她父親朋友的兒子，這個兒子又吃又喝又賭又嫖，她很痛苦，結婚一年不到就逃回來了。逃回來以後壓力非常大，在整個的談話過程中，她跟我重複了好幾次這句話，說她是湖南瀏陽人，在她們家鄉女人再婚是要給沉潭的。這就使我能理解她為什麼參加革命了，首先她逃婚回來以後壓力非常大，她是個逃婚婦女，她說我是逃婚回來的，李家（男方）不斷來人找，她非常害怕。 這裡我要交待一件事情，就是1924年國共合作的時候有個婦女運動決議案，在全國婦聯編的中國婦女運動史料中記載著，把這份史料對照1922年中國女權運動同盟會成立的宣言看，決議案是照抄了宣言。我甚至可以分析出來是誰抄的，是鄧穎超。因為當時鄧穎超是有名的中國女權運動同盟會天津支部的領袖，她是很有名氣的，當時搞女權運動都知道鄧穎超，沒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後來周恩來的名氣越來越大把鄧穎超掩蓋了。在《鄧穎超傳》中摘錄的一段所謂她為天津女權運動同盟會寫的宣言,其實也是抄了北京總部的宣言。然後在廣州，當國共合作的時候，寫婦女運動決議案的時候有三個負責人，何香凝、宋慶齡和鄧穎超，我分析只有鄧穎超有可能抄這個內容，因為她最熟悉。決議案還加了一些內容，但宣言的主要的議題都在裡面，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8小時工作制、廢除童工，教育對婦女開放，等等，除了這些之外，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增加內容就是保護逃婚婦女。 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實際就成了婦女的避難所，當時參加的這些女性，再仔細看她們的口述歷史和她們的自傳，99%可能都是有這個背景的。黃定慧就說，當時去的大部分婦女都是因為婚姻問題，或是父母給定了親了可自己實在不喜歡，或是已結了婚了，婚姻不幸沒辦法就逃吧。逃婚的這個經歷給黃慕蘭造成很大的心理負擔。她後來的幾次結婚也都是加重了她的心理負擔。所以她在跳江被救以後就有很激烈的思想鬥爭。她就跟我說，她在上海濟良所過了一夜等著別人來領的時候，她是可以逃的，脫離革命，很多人也是這樣脫離革命的，但她那時就想不能回去，媽媽剛給我捎來口訊，說千萬不能回來，李家的人來找過你好幾次，這樣她是無家可歸了，因為這個婚姻狀況她只能跟著組織走到底。 我這個例子說明，在訪談的時候，僅僅一次有時是不夠的，要幾次，因為最關鍵的一條線索她第一次根本就沒有講給我聽，只有理解了這件事情才能理解她一生的道路，她自己也說如果沒有這段包辦婚姻根本不會有後來的我。這段我的闡釋分析就是現代木蘭，一個是從她的身上看主體身份的建構，第二是說明她當時是有選擇的，就是逃婚回來在武漢的時候，沒遇到大革命的時候，她在讀商務印書館的自修的課程，準備上大學。她說我父親就跟我說，你現在就象秋瑾一樣了，遇人不淑，父親就用秋瑾的故事鼓勵我，既然這樣你就獨立吧。這樣的話也非常有意思，所以有些關鍵的詞語在分析的時候要非常的注意，一是「獨立」這個詞在這兒出現，說明不管年輕人還是她父親這樣的老頭都知道這個詞。第二，「獨立」意味著什麼，就是當時在二十年代已經有獨立女性生存的可能性，就是城市現代職業，在這之前，女人只有一條路嫁人。 到二十年代的時候，女權主義思潮興起還結合著城市化與現代職業的出現。所以這兩個是相伴的，現代職業的出現使一批女性有可能進入城市，受了高等教育就可能在城市找到一份獨立的職業，不需要靠一個男人和婚姻來謀生，這一點也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的變化。黃定慧當時是可以選擇這條路的。後面我還分析她為什麼在大革命一來就毫不猶豫地加入，一遇到共產黨她講她的經歷，人家就說歡迎逃婚婦女，歡迎你參加，她當時就剪了辮子，回家拿了鋪蓋行李，父母也支持她，當天就去了。為什麼？那還要提到她作為逃婚婦女的身份，即使她進了大學她還是有壓力的，那條路的前景是不可知的，而這邊是這樣熱情的歡迎你，對逃婚婦女沒有半點歧視和偏見。她做出這個選擇就很自然了。但後來她的經歷是悲劇性的，她有兩個孩子因她坐牢和其它波折而夭折，另兩個孩子生出來就送走了。 坐牢２０多年，國民黨的牢共產黨的牢，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我用她的經歷來分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的過程。大革命在武漢的時候，搞婦女幹部培訓班，她講到有蘇聯的專家來講馬克思主義，馬列主義ABC，國際婦女運動，講反婦女主義。這又是一個關鍵詞了，什麼是婦女主義？她說，就是那個時候，有許多向我這樣的婦女參加了革命，但許多女同志有跟我差不多身世的，有逃婚經歷的一般都看不起男同志，堅持獨身主義，宛希儼就來講反對婦女主義，就跟我們說我們到了革命隊伍，我們都是革命的同志，都要團結起來。後來我找到了當時武漢婦女解放運動的歷史資料，裡面有當時婦女幹部培訓班的上課大綱，確實有宛希儼講授反對婦女主義的這個課。課的內容由黃定慧證實了是說服這些女同志不要獨身，這也可以理解，有這麼多男的在革命陣營里，好不容易來了幾個女的還想獨身，那怎麼好。這是我能找到的第一份資料來說明黨內壓制了社會性別議題，以革命的、階級的話題來壓制社會性別的議題的證據，後來當然更多了。 從黃定慧的口述可以看出當時婦女部領導的婦女運動幹得轟轟烈烈的，還可以看出國共兩黨領導的婦女運動跟獨立女權運動的關係。當然在每一個闡釋中我用的不光是對她們的口述材料的分析，還用了大量的史料，因為口述講的是個人的經歷，與此同時在個人的背後發生了一大串的事情，有史料記載，文本的也引進來分析了。比如，國共兩黨領導的婦女運動叫婦女解放運動，這個詞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是為了界定與女權運動的區分而產生的。開始是陳獨秀就講女權運動的，李大釗也是講女權運動的，國共兩黨為了要招兵買馬，擴大自己的勢力的時候就開始了排斥和重新界定這個詞的過程。 這個過程就是希望所有女權組織的人都參加革命陣營，你不參加的就是狹隘的、資產階級的、西方的女權主義者。這個定義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是在歐洲的社會主義政黨出現時就出現的詞，也是歐洲的社會主義政黨在與女權主義發生衝突時，也需要把女權主義力量招過來的時候就用了這樣一個排斥、重新界定的方式。但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用的詞是「狹隘的資產階級的女權主義」，中國共產黨加了一個「西方的」。這兩者是有淵源關係的，象向警予這樣使用這類詞的人，她是在法國留學的，跟歐洲的社會主義政黨有直接的聯繫，是照搬過來的。總之，在這個革命過程中，一方面是完全吸收了女權主義的內容，這使好多婦女都能積極的參與，有吸引力，同時也把那些堅持關注婦女問題的組織排斥了，但這個排斥在開始的時候不是那麼有力的，因為共產黨本身是那麼小的一個組織，發表這些觀點的刊物都是油印的小刊物，所以在國統區的影響不可能大。 現在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總之我對訪談中出現的關鍵詞及其使用方式是非常關注的，這些關鍵詞作為線索使我看到了大的歷史脈絡，看到了關鍵詞在建構中國女性主體身分中的作用。另外，國內外對新女性的理解是從文學中的描述中理解的，包括五四時期對於女性的描述，包括男性的寫作。如《傷逝》中子君的形象，很多人都有很深的印象。國外有些人說五四新女性是沒有前途的，儘管她們已經覺醒。從文學中的表述來看，女性都沒有出路，包括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記》，即使是自由戀愛，進入婚姻的圈子中以後，還是沒有前途的。 但是我跟實際中的歷史上的新女性接觸以後，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前途不是在男性的想像中的，是這些女人自己開創出來的，她們開創了非常了不起的業績。這些是任何文學著作中都沒有表現的，這又是口述史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它能夠解構、顛覆很多建構起來的文本。 當然，口述史也是一種建構，但這是口述者本人主體的建構，不是其他人的再表現，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經常缺乏對他人再表現的警覺性，我們閱讀了大量的文本，他人想像的建構、再表現是我們要解構的，顛覆的，不應盲目地接受。這種解構、顛覆靠訪談當時歷史的主體的人。包括今天下午談到的毛澤東時期的女性到底是什麼樣的，我們是僅僅從文革以後的大量的文學文本的再表現來理解那代人的經歷呢，還是也需要通過實際的訪談來理解那代人的經歷？我就說到這裡。Title :我要聽媽媽的話Author :何登選Issue : 總第 157期Provenance :《解放日報》Date :Nation :中國Translator :　　只要他願意，也許300萬法郎睡手可得。還有洋房轎車，還有自他特赦之日起每月2萬5千法郎的津貼。　　然而，去年的11月18日，薛耕莘離開居留15個月的法國，兩手空空回到滬西的舊宅。　　難道300萬法郎不起眼?這對月俸3位數的薛老來說，300萬法郎無疑是串天文數　　!可是不要。不能要。90歲的薛耕莘說：「我要聽媽媽的話。」　　就在薛老赴法探親期間，1993年3月9日《歐洲時報》以《馬黎一奇人》為題，記述了這位舊上海法租界特級督察長奇特的生涯-　　按幫會排座，他的輩分當在杜月笙之上；　　大漢奸汪精衛查緝的國民黨政府重要檔案，他藏匿了數年；　　他接濟過中共地下組織的高級領導人李克農；　　他受命於宋慶齡，保護過中共江蘇省委的一筆巨款；　　是他透露出向忠發叛變的消息，使周恩來及時虎口脫險；　　他曾拒絕蔣介石任命的台灣高雄市警察局長之職；　　他曾放棄月薪4.5萬港元的香港副部長空缺……　　榮辱炎涼，世事滄桑。90歲，又突然面對300萬法郎。在法的友人們婉言相勸：只要他加入法國籍；只要他詳述在大陸的囹圄之災。　　拒絕。「我要聽媽媽的話。」薛耕莘義無返顧。　　薛耕莘1904年出生於上海浦東陸家嘴。父親是英辦紗廠的部門主任，母親是僑居上海的英國人。　　5歲就沒了父親。　　13歲那年，母親病危，一份急電，把正在比利時讀書的他召回上海。　　病床前，他嚎啕大哭。母親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孩子也只有這麼一個親人，本該相依為命，此時此刻，母親已經奄奄一息了。　　「你爸爸是中國人，你要熱愛你爸爸的祖國。不要受你舅舅影響加入英國籍。中國是個有高度文明的古國，將來一定有希望。」母親斷斷續續地說完，撇下了他。　　在比利時整4年，4年沒謀母親面。這一面只有5分鐘。5分鐘夠短的，不過，母親還是留下了話--見了面的第一句話，也是訣別前的最後一句話　　恍惚中的薛耕莘掂量母親的臨終遺囑。　　「我要聽媽媽的話!」掂量了一輩子的他，至今如是說。　　26歲那年他步入上海，入法租界巡捕房，開始了漫長的警員生涯。　　抗日戰爭勝利後，憑藉著法租界的根基，又出任上海警察局黃浦分局局長，直至上海行動總指揮特警組組長。　　上海解放之初，擔任民盟淮海路支部委員的薛耕莘赴香港，採購當時被帝國主義封鎖禁運的物資。　　在港的日子裡，他風聞大陸正開展清除舊社會殘渣餘孽的運動，心裡不免七上八下。舊友為他辦理了法國特別護照批准書，親戚為他申請了定居香港手續。某香港政要許諾他港府政治部副部長空缺。　　春風拂面，祖國氣象萬千。薛耕莘回到上海。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決：「薛耕莘勾結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罪大惡極，本應處死，姑念該犯對於革命工作不無有功，奉軍管會特准，改判死刑為無期徒刑。」　　薛耕莘服刑了。　　先是關押在上海提籃橋，後又到了內蒙，25年後在太原遇赦。　　當年政府「姑念其對於革命工作不無有功」，曾對薛耕莘「罪減一等」，網開一面。　　薛耕莘何功之有?　　抗戰時，他曾安全轉移5000抗日戰士。　　解放前，他曾收養中共地下工作者方女士的孤兒。　　淪陷後，他曾掩護上演愛國話劇《文天祥》、《岳飛》、《正氣歌》。　　他曾多次送出情報，使民盟上海執行部和上海市支部免遭圍捕。　　薛就職所在的上海法租界幾經擴張，到了三四十年代，已佔地2千多畝，偌大的地盤裡，三教九流，魚龍混雜。對出沒其間的我黨地下組織，來自各方的情報和掩護，顯得尤其重要。　　1934年，宋慶齡曾請求法租界巡捕房保護一筆27萬元的款子。　　薛和查緝股長席能得悉，迅速趕往巨籟達路（今巨鹿路）上的一所民宅。幾乎在他們找到這筆款子的同時，特務便衣也趕到了。原來，中共江蘇省委財務負責人的住處已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獲悉。　　為此，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秦邦憲三次約見了他。對他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幫助了共產黨，表示「我們不會忘記你的」謝意。　　有件事，薛老至今引以自豪。1931年，當時任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被捕叛變，設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危在旦夕。　　《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講到這樁事：「當年的地下工作者黃定慧，也就是黃木蘭告訴我：『我當時和一個律師在咖啡館，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在巡捕房作翻譯的朋友。那人說，國民黨懸賞10萬元的一個共產黨頭頭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齒，6個手指頭，60多歲，酒糟鼻子，他是個軟骨頭，坐電椅，吃不消。我一聽，這不就是向忠發嗎!我馬上回來通過潘漢年向康生報告了。當天晚上11點，周恩來、鄧穎超、蔡暢幾個人趕快轉移到一個法國的飯店裡面。』」　　和黃定慧一起在咖啡館的那個巡捕房作翻譯的朋友是薛的同學，名叫曹炳生。向忠發的叛變，則是薛耕莘告訴他的。　　據薛老回憶，那一天他看見王朝槐（上海軍統行動隊隊長）、楊鳳歧（軍統行動隊督察長）和向忠發鬼鬼崇崇地嘀咕著什麼，預感到他們要有行動。就馬上找到曹炳生，將向忠發他們可能去抓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透露給了曹，並要曹趕快把這消息傳出去。　　周恩來及時躲避了向忠發的出賣。薛耕莘功不可沒。　　半個世紀過去，彈指間……　　1975年12月，我國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特赦戰犯。次年的2月，薛耕莘回到上海與闊別25年的家人團聚。　　「文革」結束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當，應予撤銷」的裁決。幾年後，薛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　　1990年起，根據薛耕莘對於革命工作不無有功的歷史，政府給予他享受離休幹部的待遇。　　這回薛赴法探親，新聞界聞訊撲來。這位「滬上名宿」即刻成了「巴黎奇人」。　　有人以為他此去杳如黃鶴再也不會飛回來了。其實，他們並不了解薛老的心。　　10多年前，歡送特赦人員的會上，當公安部的領導稱他們為同志時，薛耕莘老淚縱橫，嗚嗚地哭了起來。　　回到人民的懷抱，是他企盼已久的嚮往。　　1986年，法國總統府辦公室特派員德佩雷邀他旅居法國，他婉言謝絕。　　在巴黎，《歐洲日報》記者開門見山：「在大陸坐了25年的牢獄你有何想法?對中國未來的前途有何評述?」　　薛耕莘坦言相告：「我吃官司不怨誰不恨誰。國民黨不是也抓我坐過牢嗎?我看中國的前途，團結就是力量。第一次國共合作，打敗了軍閥，第二次國共合作，贏得了抗日的勝利。還希望國民黨正視現實，與共產黨再次合作，為振興中華民族誠心誠意地做一些工作。」　　在法國，每天電話絡繹不絕，每天都有朋友找上門來。有敘舊的，有挽留他的。還有14個人私下裡達成為薛老上訪法國政府的「默契」……　　操作似乎並不繁雜：據法律某條某款規定，只要薛老寫個申請，講清楚在上海法租界供職期的功績及以後由此遭受的磨難。一旦獲准，可得300萬法郎和特赦後每月2.5萬法郎津貼。前提是，必須加入法國籍。　　想不想那「300萬」?薛老確實曾為了錢而費煞心機。　　開釋回滬後，最初的兩年里，全靠了在里委做工作的妻子，每月掙回36元。生活過得十分拮据。　　在民政局的過問下，1977年起，薛老每月拿18元的津貼。硬是把身體拖垮了。　　二十幾年來，愧疚與自責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他。他曾對天發誓：「如果天不絕我，我定倍加愛護家人。」妻子病倒後，他里里外外伺候。大熱天，病榻上的妻子無意中說想吃口西瓜。70多歲的他背70多斤的瓜，爬上樓來，一勺勺地喂。他說：「我自己沒捨得嘗一塊呀!」　　薛老想到了替人翻譯法文資料。這一干就沒歇過手，每天伏案到凌晨二三點鐘。　　300萬法郎就撂了嗎?　　不要，不能要！　　媽媽說的。　　岳陽路上狹小的居室里，薛老言猶未盡。「我想辦個學校，用我在法國出版《冒險家樂園》一書的稿費。中國振興首先是教育的振興。」　　還有一件事，耿耿於懷。　　巴西有位華僑，解放前到上海時，薛老曾經難中相助。這位華僑現已是擁有數十億資產的鉅賈。前不久曾捎信想與薛老晤面。薛老靈機萌動，定要他挪個幾億投到浦東。「一有確信，我要去趟巴西。」　　90歲的薛老還要遠行。　　90歲的薛老還是記著媽媽的話。鄧小平去過香港嗎？ 懸賞分：0 - 解決時間：2006-1-8 08:48我是指踏上香港的土地提問者： dapeng95 - 試用期 一級 最佳答案鄧小平生前曾表示過他的一個心愿：他要在1997年，大陸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踏上這塊祖國的土地。就此，許多讀者還以為鄧小平從未去過香港。其實，據有關史料記載，鄧小平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先後5次到過香港。 第一次是1920年9月11日，年僅16歲的鄧小平，與83名四川同學在上海港登上了法國郵船「鴦特萊蓬」號，赴法國勤工儉學。同船共有90名中國學生，其他幾名為浙江籍。從四川來的84名學生中，貸費生46名，自費生38名，鄧小平為自費生，當時名為鄧希賢。 「9月14日，船抵香港泊一天，此地背山面海、樹木陰翳，商旅雲集，街市寬闊，屋宇齊整。此地貿易的人雖是中國人，但那種種的管轄權，卻完全屬於英國的了。英人得此地之後，訂立許多束縛華人的條例，近已成為沿海最繁華、最緊要的商埠了。 第二次是1929年7月到8月間，正是南方盛夏酷暑之際。鄧小平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派遣，告別了妻子，坐上南下的船，經過香港，趕赴廣西。 鄧小平乘船到香港後，立即與中共南方局取得聯繫。當時南方局機關設在香港，負責廣東、廣西兩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書記是賀昌，聶榮臻任廣東省軍委書記。賀昌和夫人黃木蘭（定慧）、聶榮臻和夫人張瑞華兩對夫婦就住在香港跑馬地鳳凰台附近。據黃定慧回憶，鄧小平到香港後住在一個旅館裡，還到賀、聶住的地方去過一次，主要是與賀昌、聶榮臻一起談廣西的工作。 第三次是1930年1月，鄧小平奉命去中共中央彙報工作，他再次途經香港回到上海。鄧小平彙報完工作，趕忙去看望他的妻子張錫瑗。此時張錫瑗正在上海的寶隆醫院裡，準備生孩子。但是誰也沒想到孩子難產。好不容易將孩子生下來，可是張錫瑗卻因此得了產褥熱。那時她雖然住在醫院，但醫療條件卻很差，鄧小平在醫院裡以極其焦慮的心情，日夜陪伴著妻子。不幸的是，幾天之後，張錫瑗就去世了。沒過幾天，孩子也夭折了。 張錫瑗的死，令鄧小平十分悲痛，但他並沒有在上海多耽擱幾天，由於時間較緊，他連妻子的後事還未料理完畢，便匆匆地趕回廣西。 第四次是1930年1月底，當鄧小平又取道香港回廣西時，他通過中共中央當時在香港的地下交通，找到了正在香港建秘密電台的李強，並向李強詢問了到廣西後如何與上海黨中央用無線電聯絡的有關事宜。據李強的回憶：那時，鄧小平談到托他代為埋葬夫人的事。 第五次是1931年2月，鄧小平回到廣西後，當時由於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多次受到國民黨破壞，領導、地址、人員變更頻繁，致使他一直沒能和中央取得聯繫。當他率領紅七軍到達江西後，鄧小平再赴上海向中央請示和彙報工作。他化裝成一個買山貨的商人，由江西行委派一個交通員隨行，一路步行，經粵贛交界處的大瘐嶺，到達廣東的南雄縣。當時南雄有中央的一個主要交通站，鄧小平在交通站住了一夜後，即由當地黨組織派另一個廣東交通員，帶領他步行到韶關，然後乘火車到廣州。在廣州，他先住在一家旅館裡，待交通員買到了香港到上海的船票，當晚就由廣州趕到香港，並很快由香港坐船到上海。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深情地寫道：「1989年11月9日，鄧小平退休了，可以休息一下了，可以稍事輕鬆一下了。他曾說過，退休就要真正的退休。我們也真心希望他度過一個幸福、安詳的晚年，希望他健康、長壽。但他還有一個心愿未了，就是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時，他要踏上祖國的這塊土地。他說，就是坐輪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鐘也好。」（摘自《雲南日報》田柏強／文）魯迅與我七十年[作者: 周海嬰] 當前位置：首頁 - 紀實文學 - - 人物傳記 【第六十九章母親與中華女中】第六十九章 母親與中華女中孤島時期，上海婦女界成立難民救濟會，母親任會長，同時還擔任中華女中的校長。她為這個學校聘請了許多有淵博學識和教學經驗的老師，學校的教學受到廣大學生歡迎。１９３９年大漢奸汪精衛準備在淪陷區粉墨登場，敵偽加緊向教育界下手，上海的形勢日漸惡化。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候，這個抗日救亡思想的培育陣地——中華女中自然也受到威脅。母親作為校長，收到幾封恐嚇信，並被便衣特務跟蹤盯梢。這樣，母親的行動只能縮減，許多地方避免前往，以防牽連友人。凡遇必要的外出，臨行總要對我再三囑咐，使得幼稚的我也敏感地產生焦躁和不安心情。朋友們擔心敵人有加害母親的跡象，地下黨組織經過研究決定她儘快撤出學校。這段經歷，曾有文章回憶到。在學校的校務擴大會議上，母親宣布：「學校保不牢，有人要來接管，我也要離開學校了。」蔡夏瑩等老師也在會上講話，情緒激動。移交前，為了避免後患，母親、蒯斯曛老師與學生曹貞華，一同在宿舍里仔仔細細地檢查一遍，以免有什麼「把柄」遺留下來發生意外。母親還和學生開了告別會，叮囑說：「要做堅持真理的人，要堅持鬥爭；最後勝利必屬我們，我們後會有期……」師生們相對而泣，揮淚而別。在母親留存的資料里，有一份當年中華女子學校解散的「讓渡費」賬單，從中可以看出母親支撐這所學校之不易。學校的經濟長期處於困境之中，教職員工半年、一年發不出薪俸，甚至連必要的粉刷牆壁的６０元錢，還要靠教員藉助。在我的記憶里，這個時期母親為學校曾向一位「王先生」籌借過兩筆款子。我記得母親帶著我去拜訪她的情景。寒暄過後，王先生很自豪地帶領我們到後院，欣賞她飼養的猛犬。只見院內有將近十個鐵柵籠分布四周，籠子上都是手指粗的鐵柵。每個籠里養一條、幾條不等。這位「王先生」莫非就是當時上海抗日婦女中經濟實力最強的黃定慧女士？為此我拜訪了梅益同志。梅益老已經８０多歲，但他的記憶極佳，不假思索就把我的問題回答了。不錯，這「王先生」就是黃定慧女士。他說：在北京能夠比較了解黃定慧的，恐怕我是惟一的人了。梅益老告訴我，黃定慧的丈夫叫陳志皋，他是律師，又是做銀行業的。抗日前就經商，一直頗具經濟實力。陳志皋還是《譯報》董事會的主任，黃定慧任董事長和經理。梅益同志當時具體負責這個刊物，而錢是他們出的。因此他與這對夫婦之間有著工作關係。還有一個「互濟會」，是專門暗中營救被捕革命志士、共產黨員的，做了很多工作，可稱之為政治性的慈善機構。黃定慧也參與其事。黃是早期的共產黨員，大革命時代在武漢，她就擔任婦女部長，可見是位很活躍很能幹的女將。那時上海有一批「難民收容所」，其任務是幫助流亡的難民，由趙朴初負責。黃定慧到了上海，也參加這件事，為它四處奔走籌集經費。因為大量難民的進出流動，需要供應伙食、衣物、路費，耗資甚巨。到了１９３８年，黃定慧開辦的錢莊因經營發生困難而關閉，生活拮据，便去香港住了一段時間。這期間她又幫助潘漢年做地下情報工作。黃定慧還是一位才女，８０多高齡了還在寫自傳。近年興之所至，還經常寫寫詩詞，每有所得總會寄給梅益老看看。聽了梅益老的介紹，我不禁對黃定慧先生肅然起敬了。1993年出版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首次披露了193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的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書中提到了「當年的地下工作者黃定慧」。隨著書的出版，黃定慧的名字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位名不見經傳的黃定慧，是何許人也？在向忠發叛變事件中，她是什麼身份？做了什麼？今天我們請來曾經採訪過黃定慧女士的作家吳基民先生，講述在1931年血雨腥風的上海，黃定慧如何周旋於江湖，救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脫離險境。

百歲名人黃定慧 捐贈文物為國家 www.znol.com.cn　　2006-12-26 9:30:48 　 　浙江在線浙南頻道

8){AContent.style.fontSize=(--curAContent)+"pt";AContent.style.lineHeight=(--curlineheight_6562)+"pt";}『> 減小字體 <64){acontent.style.fontsize=(++curacontent)+"pt";acontent.style.lineheight=(++curlineheight_6562)+"pt";}『> 增大字體 　　浙江在線杭州12月25日訊 百歲老人黃定慧(黃慕蘭)今天在自己的家中向浙江省博物館捐贈了自己祖傳的一副清代陳閣老的字，以及難得一見的一石有九朵的菊花石。這也是黃定慧老人在迎100歲到來時所做的最有意義的一件事。 　　據浙江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這副陳閣老的字具有很高的文物收藏價值，再加上是當年黃定慧老人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掛在自己客廳里的物件,在百歲的時候捐贈給國家就顯得更為珍貴了。 　　黃定慧(黃慕蘭)老人簡介：1926年，年僅19歲的黃定慧(黃慕蘭)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一直從事著地下工作，並多次營救過周恩來、關嚮應等黨中央的領導。黃定慧(黃慕蘭)老人有著「滬上奇女子」的稱號。 健談的黃定慧(黃慕蘭)老人 黃定慧(黃慕蘭)老人介紹捐贈物的歷史情況 接受浙江博物館的收藏證書 黃定慧(黃慕蘭)老人介紹捐贈物的歷史情況

黃慕蘭：首先「猜出」向忠發叛變革命的奇女子 2005-06-22 14:33:35 　 黨史信息報 【評論】【中華網BBS】【進入聊天室】【 推薦給朋友 】【大 中 小】【關閉窗口】 　　　　 黃淑儀，原名黃彰定，又改名黃慕蘭，現名黃定慧。1926年她年僅19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還擔任了漢口婦女部的部長。長得漂亮，眼睛很大的她，在1931年6月，時任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被敵人逮捕後叛變，出賣了周恩來同志時，第一時間得到消息。於是與潘漢年一起，及時報告了周恩來。這才沒給革命帶來更大的損失。那麼，黃淑儀是怎樣的一個女子呢？　　密報向忠發被捕叛變　　1931年6月22日下午，一輛汽車開到了上海霞飛路霞飛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將居住在那兒的青年女子黃淑儀接走了。來者是法租界大名鼎鼎的律師陳志皋，此時陳志皋與黃淑儀正在熱戀之中。　　黃淑儀，原名黃彰定，又改名黃慕蘭，現名黃定慧。1926年她年僅19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便擔任了漢口婦女部的部長。她人長的很漂亮，眼睛很大，現在她90多歲了依然很有風度。1927年「三八婦女節」，黃淑儀與宛希儼登報結婚。宛希儼是1922年入黨的中共早期活動家，1928年在贛南領導吉安暴動時犧牲。黃淑儀來到了上海，找到了中共地下黨的組織，同時結識了賀昌，不久兩人相愛，又秘密結成了夫婦。1931年春天，賀昌奉地下黨中央的指示到井岡山工作，以後擔任了中央紅軍的總政治部副主任，1935年犧牲。黃淑儀原來是想和賀昌一道上井岡山的，但周恩來另有打算，他讓黃淑儀擔任了互濟會特別營救部的部長，對外瞞去了她與賀昌秘密結婚這一段歷史，以宛希儼的遺孀、脫黨到上海找工作的身份公開露面，並結識了大律師陳志皋。　　陳志皋原來是準備請黃淑儀去看電影的，因時間尚早，便找了一個咖啡館坐了下來。兩人剛剛坐定，又有一人推門而入。來者叫曹炳生，租界當局的法語翻譯。他和陳志皋是同學，一見碰到了熟人，便徑直走了過來。陳志皋連忙起身，招呼曹炳生入座，並將黃淑儀介紹給他。曹炳生邊喝咖啡，邊說：「志皋兄，我哪有你這麼清閑，陪女朋友出來喝咖啡。今天一早，巡捕房捉了一個共產黨的大頭頭，50多歲的樣子，湖北人。他酒糟鼻子金牙齒，一隻手只有4個手指頭。這個人架子蠻大，但一點沒骨氣，還沒用刑就什麼都交代了……」曹炳生談笑風生，一杯咖啡沒喝完，就站起來說：「我要走了，當局馬上要派人來巡捕房，辦理引渡手續。」說罷，向黃淑儀笑了笑擺擺手，便匆匆離去。在他們說話的時候，黃淑儀一直低著頭，喝著咖啡，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但腦子裡卻在緊張地思索著：50多歲的湖北人，他會是誰呢？等曹炳生一走，她便借口頭疼，電影不看了，讓陳志皋將她送回了家。一到家，她便打電話通知了剛剛接任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漢年。不一會兒，潘漢年就走了過來。兩人關起門來將在上海工作的湖北人一個個排起隊來……　　「會不會是總書記向忠發？」話一出口，黃淑儀自己也嚇了一跳。　　「對，是他。」潘漢年站了起來：「他年輕時為了戒賭，將左手指砍去了一個。那我就走了！」說罷，潘漢年就跑了出去。　　被租界當局抓住後叛變的確實是向忠發。自從1931年4月擔任中央保衛工作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叛變以後，形勢變得非常嚴峻。經中央決定，擔任總書記一職的向忠發要到江西中央蘇區去工作，為了安全，臨走以前周恩來特別安排他搬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和自己同住，同時一再關照他不能外出，更不能在外過夜。誰知6月21日夜裡，向忠發從小沙渡路寓所溜了出來，到姘婦楊秀貞處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到順風車行要車，被人認了出來，剛抓到巡捕房就叛變了……　　再說周恩來接到潘漢年的密報之後，立即搬家，住進了四馬路上的都城旅館。中共地下黨的其他成員也紛紛轉移了……　　周恩來為了查實向忠發的叛變，一面派內線進一步打聽，一面派特科紅隊的隊員在小沙渡路他的寓所附近埋伏、偵察。當晚，只見一隊特務，押了一個人用鑰匙打開了他的寓所又搜查……周恩來的住所只有三把鑰匙，除了周恩來與鄧穎超外，另外一把就在向忠發的手裡。　　一個星期以後，潘漢年和趙容（康生）驅車來到了黃淑儀的住所，將她接到了外灘一幢大樓內的花紗布交易所。穿過大廳，走近內室，只見一個人正凝視著窗外黃浦江百舸爭流的景色……他便是周恩來。六七十年過去了，一直到現在黃淑儀依然記著周恩來最後對她說的那句話：「你們是黨的奇兵，黨是不會忘記你們的。」　　智救關嚮應　　　　 1931年4月中旬，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在上海領導全國工聯工作的關嚮應在閘北他的寓所被捕。關嚮應當時化名李世珍，被捕時身份沒有暴露。　　關嚮應被捕，當時負責中共地下黨保衛工作的顧順章正在漢口，因而並不知曉。4月21日，顧順章在漢口被捕，隨即叛變。他不僅供出了中共地下黨中央幾乎所有的機關以及領導人的地址，還將關押在國民黨監獄中身份尚未暴露的領導人一一指認了出來。情況非常危急，周恩來找到黃淑儀，要她不惜一切代價儘快救出關嚮應。黃淑儀分析再三，便向法租界的大律師、她的密友陳志皋提出，要求會會陳志皋的父親陳其壽。　　陳其壽在法租界會審公廨當了18年的刑庭庭長，在上海司法界一言九鼎。當他在自己家中見到黃淑儀後，平時沉默寡言的陳其壽對她非常滿意，主動提出要收她為「過房女兒」，並要她擔任自己幾個女兒的家庭教師。　　一來一往，黃淑儀和陳其壽談得非常投緣，於是陳志皋便向父親提出了請求，說是黃小姐有一個遠房親戚叫李世珍，被當局誤抓了進去，現關在龍華監獄，是否能通融一下。陳其壽一聽，二話不說，一口答應了下來。　　幾天後陳其壽讓陳志皋出面請龍華監獄的典獄長到陳家吃飯，同時將黃淑儀也叫了來。就在飯桌上，陳其壽將這件事講了，並在介紹黃淑儀的身份時，稱她為自己的「過房女兒」。典獄長將放人的事一口答應了下來。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但關嚮應卻並未放出。這時黨內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向忠發的叛變。好在他還沒來得及把關嚮應招出來，就被蔣介石槍斃了。雖說有驚無險，但周恩來心急如焚，再次要黃淑儀加緊辦理。黃淑儀又一次來到陳其壽家中。陳其壽聽說自己乾女兒的事遲遲拖著未辦，非常生氣，於是又把典獄長找了來，典獄長說是姓李的書記官不肯放人。陳其壽非常了解此人愛好，讓陳志皋拿了自己的信，又封了2斤上好的煙土去找李書記官。於是在龍華監獄關了近半年的關嚮應終於被放了出來。黃淑儀和陳志皋親自駕車到龍華將關嚮應接了出來，並在東方旅館包了房間替他接風洗塵。不久關嚮應便受中央派遣去了湘鄂西蘇區，擔任了湘鄂西蘇區的軍委書記兼紅三軍政治委員。　　營救關嚮應是黃淑儀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作者：吳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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