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無所爭：彭林教授講「鄉射禮」

鄉射禮的地點在鄉校，射手們按照實際水平分成兩隊，每次各出一人比射。鄉校的正北，有一座堂屋式的建築，選手在堂上並排而射。箭靶與堂上的射位南北正對，間距是一把弓長的八十倍。報靶、計算成績，都有專門的工作人員。這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體育比賽，它的年代與第一屆奧運會相當，甚至更早。我們先來扼要地了解一下鄉射禮的主要過程。鄉射禮的射箭比賽一共進行三輪，稱為「三番射」。第一輪是教練，由一名擔任司射的人做示範，並宣布比賽規則。這一輪是試射，所以不管射中沒射中，一律不計成績。第二輪起，屬於正式比賽，凡是射中者，工作人員要用算籌記錄成績。第三輪比賽時，樂隊演奏規定的樂曲。這些樂曲都選自《詩經》，內容純正高雅，節奏中正平和。射手要按照樂曲的節奏跟著鼓點發射，這是檢驗你的身心是不是和諧。這樣子射中了才是最難的。如果沒有按照這一要求去做，即使射中了也不計成績。最後，工作人員宣布比賽結果，負方飲罰酒。轉播到騰訊微博

下面我們來看看，鄉射禮提倡的體育精神與古希臘奧運會相比，有哪些不同。大家知道，古希臘的奧運精神是「更高、更快、更強」。所謂更高、更快、更強，這三個東西都是就人的體能而言的。為什麼古希臘人要這樣強調體能呢？我想有兩個原因，首先，古希臘處在城邦時代，城邦與城邦之間彼此征戰不息，為了提高戰士的戰鬥力，不得不強調人的體能。第一屆奧運會的幾項運動，摔交、射箭、丟標槍、扔鐵餅等，實際上都是軍事體育。其次是宗教原因，古希臘處在神話時期，人的思想、精神、靈魂是由神來管的，所以奧林匹克競技場設在奧林匹亞山的神廟下。奧運會的目的之一是媚神，在神面前展示自己的健美。我們中國不然，我們早在西周就脫離了神話時代進入了人本主義時代。中國人的靈魂是要自己來管的，人要道德自律，沒有神看著你，自己要把握好。這和古希臘是大不一樣的。鄉射禮所蘊涵的人文精神非常豐富。比方說，要取得比賽的勝利，首先要外體直、內志正，儒家的禮儀教育，特彆強調形體和心志的正直，在這裡儒家巧妙地把比賽時候的形體要求與道德要求融會在一起。其次，既是比賽，就會有競爭。鄉射禮提醒射手，要尊重競爭對手，彼此在人格上要互相尊重，當雙方拿了箭上堂，要互相謙讓，請對方先走。上堂的台階比較狹窄，只能走一個人，那麼先上去的人要等後來的人。射完了下堂，兩個人還是要彼此謙讓，請對方先走。下堂之後，遇到下面一對正要上堂的選手，彼此要作揖致意。孔子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意思是說，君子是不會與人作無謂的爭鬥的，如果一定要與人爭高下的話，那就是射箭比賽吧！不過這種競爭，是與對手揖讓著上堂，比完了下來一起飲酒，這種競爭是君子之爭。我們古代這種君子之爭的風氣影響了整個東亞，不管是蒙古、朝鮮還是日本，都受到了這種體育精神的影響，摔交、相撲、跆拳道，選手上場都會互相行禮，這是西方人所沒有的。第三，既然是比賽，就一定會有贏和輸，鄉射禮要求選手正確對待失敗，要做到「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多從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而不要怨天尤人。第四，單純的射箭比賽，只是比力氣和技巧，那樣容易導致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鄉射禮要求射手按照音樂的節奏發射，這就要求身心有高度的和諧。第五，射箭時，要把靶子當作你的道德標準來瞄準。《禮記》上說，你是一個為君的嗎？你是一個為父的嗎？那麼，你在瞄準靶心時，就要想想自己的德行是否像一個君王、是否像一個父親？把我的精氣神等所有的東西都體驗到。這是一種存問和反思的功夫，不可以缺少的。發而不中，也要從自己的修為上找找原因。轉播到騰訊微博

可見，我們的鄉射禮已經從普通的射箭比賽，上升到了哲學的層面。鄉射禮傳到朝鮮、日本之後，被稱為「弓道」，就是因為它不僅僅是射箭，還有一種道德體驗在裡面。鄉射禮要求人們注重體魄和心性的統一與和諧，這種體育教化已經達到一種出神入化的境界。所以我們古代講人的身心和體魄要和諧，體魄與人格並重。其實你僅是練箭也可以射中，但你這個人腦子是空的，這就不符合人的全面發展的原則。這就是為什麼你是水利系的、他是機械系的、我是工程物理系的，我們在學習專業知識之外，還要學人文，還要學體育。人要全面發展。所以我覺得，我們古代不僅有體育精神，而且要比古希臘「更高、更快、更強」的體育精神來得深刻，不知大家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在中國古代，經過儒家的改造，鄉射禮被注入了諸多的人文內涵，要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是不能不了解的。孔子用六藝，也就是禮、樂、射、御、書、數來教學生，其中的「射」，往往有人解釋成軍事教育的，甚至有人用它來討論孔子的軍事思想的。從上面的介紹大家可以知道，那是一種對孔子的誤讀。為了證明我的看法，我們還可舉出一個例子。《禮記》上說，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學生在矍相之圃射箭，前往觀看的人很多，像牆一樣在外麵糰團圍住。孔子的學生「引而不發」，做出非常優雅的姿勢。許多人看了很羨慕，都想進去試試身手。於是，孔子就叫他的學生到門口宣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內！」賁軍之將，就是打敗仗的將軍；亡國之大夫，是對國家滅亡負有責任的官員；為人後者，是指為了蠅頭小利，去做人家乾兒子的人。除了這三種人，其他的人都可以進去射箭。比賽每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孔子就讓學生提出新的道德要求，只有符合條件的人才能進入下一輪。所以到最後一輪的時候，人幾乎都跑光了。所以說，射禮不是教人學習打仗的。正文已結束，您可以按alt+4進行評論隨著弓箭的誕生，漢字中有了一個新字——「射」。在甲骨文中，「射」字就是箭在弦上，箭頭或向左，或向右；金文出現後，「射」字的箭頭統一向左，並在箭尾多了一隻手；篆文將弓變成了「身」，箭變成「矢」，最後，手狀的「寸」又代替了「矢」，「射」字就這樣形成了。《說文解字》曰：「射，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從矢從身。篆文從寸，寸，法度也，亦手也。」從黃帝與蚩尤大戰於涿鹿，到后羿射九日、刑天與帝爭神等神話傳說，無不反應了人們對軍事武功的崇拜。進入階級社會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無論祭祀還是軍事，弓箭都扮演了無可替代的核心位置。關於弓箭的記載不絕於史，比如《國語·楚語下》：「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周禮·夏官司馬·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周禮·夏官司馬·射鳥氏》：「祭祀，以弓矢驅烏鳶」。在《白虎通·鄉射》中甚至記載，「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這已經將弓箭文化提升到幫助「陽氣」與萬物生長的宇宙高度。弓箭常常被賦予神聖的宗教意味，箭矢具有神秘的巫術力量，如《周禮·秋官司寇·庭氏》中記載：「庭氏掌射國中之夭（妖）鳥，若不見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禮記·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故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彎弓射箭作為考核人才的標準，不僅僅只是一種技藝。「孔子復周禮」，以能射者為尊，「射」甚至成為衡量一個人是否為賢德的尺度，「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將安能以求飲」。孟子說：「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在儒家看來，「射」與「仁」、「禮」有著密切的關聯，「故事之盡禮樂而數為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射箭完全是一種禮樂教化的方式。以射為禮「天子作弓矢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尚武成風的商周時代，弓箭被賦予了深刻的人文內涵，被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制度——射禮。按照《禮記·射義》的解釋，射禮不僅選拔一般的人才，即使貴為諸侯，也要通過射禮來選拔。「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商周貴族普遍推崇射禮，尤其是大射禮和鄉射禮，在當時貴族生活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射藝還在以「六藝」為主要內容的奴隸主貴族階級教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五射」是指五種射技，依次為白矢、參連、剡注、襄尺和井儀。白矢是箭穿靶子而箭頭髮白，表明發矢準確而有力；參連是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矢矢相屬，若連珠之相銜；剡注是說矢發之疾，瞄時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襄尺是臣與君射，臣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井儀是指四矢連貫，皆正中目標。在周朝官制中，「射人」是一個重要的職務，他們除了掌管射儀之外，重要的人事安排也都由其掌管，並負責祭祀、朝聘、出征、大喪等重要禮儀。即使到了秦漢魏晉和隋朝宋朝，沿襲自「射人」的「僕射」一職仍為諸官之長。周禮提倡以射觀德，由此產生了射禮。「射」字是包括「身」和「寸」。「寸，法度也，亦手也」；「身」即人身，「射禮」就是為了樹立人的立身之本和處世之道。弓箭從一種技術被提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並成為一種具有高度審美的禮儀文化。尚武之風射禮文化中蘊含著中國傳統的封建禮法和強烈的宗法等級教育，君臣之分，長幼之序，充分體現在隆重的射禮活動中。《禮記?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射禮分為大射、賓射、燕射和鄉射，每一種射禮都有嚴格禮節要求。射禮起源於「借用狩獵來進行的軍事訓練」（楊寬）。射禮的箭靶一般用布做成，當中以獸皮做成鵠，以射中和射穿為比賽內容，故稱「主皮之射」。楊寬先生在《西周史》中指出，「禮射」源於「主皮之射」，「武王克殷後，以推行『禮射』就代替了純粹的『主皮之射』」；因為「禮不下庶人」，庶民依然流行「主皮之射」。孔子以射觀德，對「主皮之射」深不以為然，「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說，比賽的射手之間力氣大小不一樣，不必非要射中，更不必要射穿標靶。禮射注重的是人的品行，射以養德，古老的傳統不主張射穿其皮，只要能射中目標即可，甚至稍微偏一點都是可以的。可見孔子時代「禮射」早已超越「主皮之射」。面對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孔子呼籲重建西周初年的「禮樂」，因此他對射禮推崇備至：「君子無所爭，必有，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按照射禮的要求，所謂「不鼓不釋」，射箭的人只能在鼓樂配合時射中才能稱作「獲」。傳統射禮皆射三次，第一次射，但取合禮。第二次射，始取主皮。或謂射穿其皮，或謂中而不穿。第三次射，聽鼓樂之節制，則合於樂。三射以合禮樂為上，主皮次之。據說孔子本人就是一位「矢無虛發」的射箭高手，《論語·述而》中說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禮記?王制》中說：「習射尚功。」即射禮的意義在於練功尚武。因此說，射禮歸根到底還是一種尚武文化，「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樂，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爭」。從「射不主皮」到「主皮之射」，後世江河日下，以弓箭為殺人工具，自然追求力道和射穿。在文昌錦繡的宋帝國時代，王安石曾以射禮傳統，倡議尚武之風：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禮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五賢六藝就射禮而言，當一種技藝被上升到一種嚴肅文化時，其技藝本身往往也會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荀子云：「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國語·晉語》載，當時的「射御足力」列為「五賢」之一，備受尊重。法家的代表人物——魏國李俚甚至以射箭來裁決法律糾紛，如果射不中就判敗訴：「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結果法庭變成了射箭場，告狀變成了射箭比賽。「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人之善戰射也。」時人普遍認為「射者男子之事也」。如果一戶人家有男兒出生，就要在門的左邊懸掛弓箭。國君世子出生，還要讓「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射禮也成為中國「大學」的開始，即辟雍。《韓詩說》謂：「辟雍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白虎通辟雍》說：「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當時的「大學」或者「辟雍」，實際就是貴族舉行鄉射禮的地方。從安陽婦好墓葬中出土多件弓形器和箭鏃可以推測，墓主「婦好」擅長射箭，而且她的封邑也盛產弓箭手。學者劉正認為：「在殷周時代，『射』可能並非男子專職，女子也會參加此活動。在《射女壺》銘文中，有『射女』一語可以為證。殷周時代女人習武習射參加戰事和祭祀是常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夏商周三代的教育模式基本是官師合一、政教合一的精英教育。貴族精英文武兼修，他們的義務就是政治和戰爭。所學「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按照歷史學家顧頡剛的說法，「六藝」中的射和御是對付國家和民族矛盾，禮、樂、書、數是對付國內階級矛盾。顧頡剛在《武士與文士之蛻化》一文中寫道：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其實非特「序」為肄射之地，他三名皆然。「校」即校武之義，今猶有「校場」之稱。庠者《王制》言其制曰：「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是「庠」亦習射地也。學者《靜殷銘》曰：。王令(命)靜嗣(司)射學宮」…初所謂「學」者即射，學宮即司射之地耳。」…《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民，「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禮有大射、鄉射，樂有騶虞、狸首，御亦以佐助田獵，皆與射事發生關聯。其所以習射於學宮，馳驅於郊野，表面周為禮節，為娛樂，而其主要之作用則為戰事之訓練，放六藝之中，誰書與數二者乃治民之專具耳。禮崩樂壞錢穆在《國史大綱》中說：「春秋時代實可說是中國古代貴族文化已發展到一種極優美、極高尚、極細膩雅緻的時代，然而貴族階級之必需崩潰，平民階級之必需崛興，實乃此種文化醞釀之下應有之後果。」射禮是以射箭來弘揚禮文化，射只是末，禮才是本。「古之為軍，臨大事不忘大禮」，戰爭同樣被賦予高尚古樸的禮文化。孟子講過一個春秋時代的故事：鄭國派子濯孺子侵入衛國，衛國派庚公之斯追擊他。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的病發作了，不能夠拿弓，我死定了。」又問給他駕車的人說：「追我的人是誰呀？」駕車的人答道：「是庚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說：「那我不會死了。」給他駕車的人說：「庚公之斯是衛國著名的射手， 先生反而說不會死了，這是為什麼呢？」子濯孺子說：「庚公之斯是向尹公之他學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向我學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個正直的人，他所選擇的朋友也一定正直。」庚公之斯追上來了， 問：「先生為什麼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說：「今天我疾病發作，不能夠拿弓引箭。」慶公之斯說：「我跟尹公之他學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學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術反過來害您。不過，今天這事是國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於是抽出箭，在車輪上敲打了幾下，把箭頭敲掉，發了四箭然後就回去了。《禮記?檀弓》中還講了一個禮與殺人的故事。春秋時楚國的兩位武士驅戰車追趕撤退的吳軍。追上後，陳棄疾對工尹商陽說：「這是國君（國家）的事情呀，不能怠慢，您怎麼不親自張弓？」工尹商陽只好親自張弓，陳棄疾又說：「你射呀。」工尹商陽就放箭射死了一個人。同樣又這樣對話，又射死了兩個人。每射死一個人，工尹商陽就去親自把死者的眼睛合上。射死三個人後，工尹商陽讓他的車夫停下，說：「上朝不能坐下，宴會不能參與（他當時級別不夠），殺了三個人，已經足夠回去交差了。」孔子讚賞工尹商陽說：殺人之中亦有禮。春秋末期，禮崩樂壞，詭詐之術與厚黑之學濫觴。公元前638年泓水之戰成為禮文化的最後絕唱，宋襄公以仁義之師，等待楚軍渡河後列好陣勢，才下令出戰，結果宋軍大敗，宋襄公中箭，半年傷重而死。公元前496年，越國軍隊射死吳王闔閭，其子夫差滅越，越王勾踐入臣於吳。吳王病，勾踐用范蠡計，入宮問疾，嘗吳王糞以診病情，吳王喜，勾踐遂得赦歸越。勾踐忍辱負重，卧薪嘗膽，完全背離了傳統的人格理念，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禮制的崩潰使弓箭文化成為一種平民化的暴力美學，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沒有什麼義與不義，只有勝或者不勝。隨著與傳統貴族分庭抗禮的游士階層崛起，戰國時代雖然世道離衰，但物力進步，因此堪稱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節選自《歷史的細節Ⅱ》，杜君立著，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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