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人文的分裂、衝突與融合

06-20

　1992年,美國科學哲學家與科學史家安德魯·皮克林主編的《作為實踐與文化的科學》①一書出版後,科學哲學出現了一種「實踐轉向」,即從傳統的「理論優位」轉向「實踐優位」,從「實驗室研究」,而不是「文本」中去思考科學的合理性問題。

　　科學與人文,即兩種文化的分裂,雖然由來已久,如19世紀的「盧梭問題」,但在學術界引起人們廣泛關注的是斯諾1959年出版的《兩種文件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書。斯諾第一次非常明確地將這一問題提了出來,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反響。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斯諾1959年5月在其母校英國劍橋大學所做的演講。在劍橋大學歷史學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Collini)為本書的1998年版的序言里,科里尼指出斯諾的在一個多小時的里德演講中至少做成了三件事:發明了一個術語——「兩種文化」、闡述了一個問題——人文學者和科學家之間的文化割裂,即所謂「斯諾命題」、引發了一場爭論——圍繞著「斯諾命題」展開的一場曠日持久的思想論戰。

　　然而,在「斯諾命題」里,國內外學術界更為關注於「兩種文化分裂」的問題,沒有注意到在本書中,斯諾提出的「科學革命」的問題。如在劍橋大學出版社於1998年和2000年版本中,就去掉了原標題中「科學革命」這一術語,僅保留了「兩種文化」。但仔細讀斯諾的原著,我們可以發現斯諾實際上更關注於「科學革命」。斯諾的「科學革命」這一術語並非指「純科學」意義上的革命,而是指科學技術所帶來的工業革命。科學技術的應用在20世紀40年代達到高峰,其最重要的標誌是美國製造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這一工程使科學在20世紀50年代後進入「大科學」階段——科學技術的國家化與社會化,或者科學、技術與社會組成了一張無縫之網——技科學(technoscience-拉圖爾語),其主要特徵之一是科學的研究與開發融為一體。只有在這一「大科學」的背景中,我們才能理解「斯諾命題」為何由兩種文化的分裂演變為20世紀末的科學與人文社會學科之間的全面大衝突——「科學大戰」。也只有從這一角度,我們才能透過兩種文化分裂與衝突的現象,在全球化政治經濟格局中彰顯其政治、經濟乃至倫理的內蘊。否則「兩種文化」只會處於斯諾所描述的「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長期分裂、鄙視甚至敵視狀態,不會演變成20世紀末的全面的大衝突與對抗。引發這場對抗與衝突是兩個相關聯的問題,一是「科學建構的社會化問題」;二是「科學研發所引發的風險社會的問題」。鑒於篇幅所限,本文側重從「科學實踐哲學」的視角對第一個問題進行剖析,並由此探索兩種文化的融合問題。

　　一、斯諾命題

　　如果有人問,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什麼?文學家可能會回答,物理距離的迫近與心理距離的阻隔,這種咫尺天涯才是最遙遠的距離;歌唱者可能會回答,答案在於「藍天之外直達你心裡」,這同樣是說心理距離遙不可及。但在斯諾看來,這些距離並不遙遠,因為他們僅僅反映了個體之間的心理空間差距。斯諾指出,世界上存在著兩群人,這些人「才智接近、種族相同、社會出身差別不大、收入相差不多,但卻幾乎沒有溝通」。②這兩群人就是科學家和文學知識分子,他們活動的物理空間並不遠,或許就像是柏林頓館或南肯辛頓到切爾西之間只有幾個街區的空間距離③,甚至完全可以存在這樣的情況,某一(物理學最新進展的)物理學實驗室,隔壁就是文學系莎士比亞文學研究所。這是地理上的一堵牆的空間距離,實際上卻要比「幾千英里的大西洋」還要遙遠。當穿過大西洋之後,人們也會發現在美國的格林尼治村與英國的切爾西說著一樣的語言,但是他們卻聽不懂麻省理工學院內科學家們所說的哪怕一個字,彷彿科學家們講的是他們無法理解的藏語。這種分裂並不是某一特定的、局部空間下的產物,這是整個知識界的狀態。斯諾指出,人類社會正日益面臨著以科學家為代表的科學文化與以文學知識分子為代表的人文文化之間的分裂。這種分裂是全方位的,科學家與文學知識分子之間彼此無知、彼此蔑視,甚至老死不相往來。這種分裂狀態在英國劍橋大學兩群教授中顯得十分鮮明。如實驗原子科學奠基者盧瑟福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眾多發現改寫了科學的歷史,實驗室中原子的分裂聲音回蕩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可是他卻得不到劍橋大學文學、藝術與哲學教授的欣賞與青睞,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文學知識分子似乎認為科學對自然秩序的探索是與他們無關的,科學甚至不能被稱作是人類智慧的集體創造。因此,他們對科學家不屑一顧,甚至把科學家排除到「知識分子」圈子之外。反過來,科學家很少關注傳統文化,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人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甚至可以說,科學家很少讀書,即使讀書,種類也很少。那些對大多數文學人士來說猶如是必不可少的麵包和黃油的小說、歷史、詩歌、戲劇等,對科學家來說什麼都不是。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這源於科學家與人文學者在教育背景、學科訓練、研究對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諸多方面的差異,結果就造就了兩大知識分子集團的不同的思維方式:科學家群體關注於實驗證據與邏輯推理,而人文學家群體卻強調對具體對象的審美直覺上的把握,因而「兩種文化中的人是不能互相交流的」。④這會使他們之間的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判斷經常處於互相對立的位置,導致彼此鄙視、甚至不屑於去嘗試理解對方的立場。

　　在兩種文化的分裂中,斯諾站在科學一邊。這除了源於斯諾的科學家背景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社會因素,即在傳統社會的等級制度保存相對完整的英國,科學家的出身都比較寒微,而文學家通常源於貴族家庭。就等級制度及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而言,沒有其他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比英國更趨於保守。在英國的教育中,系統的古典人文教育一向是英國貴族顯示其高貴出身和教養的標誌,也是那些想躋身於上流社會的知識分子甚至下層人士的唯一通道。然而,近代科學及其革命促進了平民社會的出現,從而使以人文學術為核心的培養紳士的教育與社會傳統受到嚴峻挑戰,許多出身社會中下層人士就憑科學或技術成就躋身於精英階層。斯諾家庭就處於中產階級和工人階層之間,而盧瑟福1871年8月30日生於紐西蘭納爾遜的一個手工業工人家庭。

　　斯諾命題的一個不足是沒有注意到各種社會學科。20世紀末所爆發的「科學大戰」,由科學家與文學家的分裂轉變為科學家與社會科學家,文學家之間的全面大衝突。起因已不再是文學與科學之間的象牙塔中的彼此鄙視,而是科學技術國家化這一「大科學」的背景。

　　二、兩種文化分裂的方法論根源——科學的邏輯重建

　　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源於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問題。分界問題的研究,最著名的就是邏輯實證論的「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之分。1938年《經驗與預言》中,賴辛巴赫提出邏輯實證論著名的「辯護的語境」與「發現的語境」區分的觀點。賴辛巴赫提出兩種語境之分,目的是想表明科學家的實際思維過程(發現的語境)與發現後的理論表徵(辯護的語境)之間存在著本質差別。他認為「科學發現」是不能進行哲學分析的對象,解釋「科學發現」也不是認識論的任務,科學哲學只能涉及科學的「辯護的語境」。這種兩分有兩個重要的目的:(1)劃定科學哲學與科學的經驗研究途徑(如科學史、社會學等)的界線。隱藏在這種區分背後的是這樣一種基本假設:科學家提出一個科學理論的發現過程與對該理論的合理性的評價與檢驗無關。賴辛巴赫的兩分的動機是對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提供一種理性的重構,但絕不去思考導致獲得這種成果的實際過程。(2)表明沒有「發現的邏輯」,就沒有必要對發現語境進行哲學重構。賴辛巴赫指出對思維的邏輯關係的描述遠非思維的實際運作過程,試圖建立一個既有邏輯完備性,又準確反映出思維的認知過程的理論,但其中要排除科學的非認知因素,如文化、社會與心理因素。在一個相容的邏輯系統中,認識論的任務就是去表明思維過程「應該」是如何發生,而文學、社會學或心理學則關注「實際」上是如何發生的。科學哲學關注思維過程的邏輯重構,它反映出科學的本質。⑤二戰後的科學哲學界普遍接受了這種區分,它幾乎就成為科學哲學的主導原則之一。如拉卡托斯就把這種區分應用於科學的編史學。拉卡托斯在《科學史及其合理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學方法論是「合理重建的歷史指導」。在科學哲學的指導下,人們就應該能夠把科學史展示為體現出各種科學方法論原則的歷史,從而達到對科學史的一種「合理重建」。只要人們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根據哲學來說明科學進步的合理性。拉卡托斯把其編史學概括為:「合理重建或內部歷史是首要的,外部史是次要的。因為外部歷史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由內部歷史所限定的。外部歷史對根據內部歷史所解釋的歷史事件的速度、地點、選擇等問題提供了非理性的說明。」⑥勞丹也希望社會學家遵守自己的本分,回到與思想史和認識論無關的科學的非認知因素的社會學中。為此,勞丹為社會學家設立了一種「不合理原則」(the arational principle)。按照這一原則,「只有那些在給定情況中並不屬於理性牢固確立起來的思想,才是社會學要說明的合適對象」。⑦這種理性思想史與非理性的知識社會學的分工,邏輯規則成為科學理論成功的唯一評價標準。這一點界定了科學知識的標準、證據與推理和那些被排除在認識論之外的非理性因素之間的界線。

　　這種分界,導致人們把科學研究視為一種機械的「演算法模式」,⑧其中心思想是把邏輯推理或演算視為科學及其實驗的中心工作。觀察語句[或經驗語句]轉化為理論語句就成為哲學分析的主要任務。但把觀察語句轉化為理論語句聯繫在一起的轉譯遠非是直接明了的,為此,人們已經提出了若干種建立這些轉譯的方式,所有這些方式都採取了抽象的邏輯形式,例如,對應規則(correspondence rules)、協合定義、詞典或者某種詳盡的解釋體系。科學成為「確定性」的同義詞。在外行人看來,科學研究不過是「邏輯的翻轉」。

　　在科學的外圍,默頓的科學社會學主張對規範(普遍主義、無私利性、公有性與有組織的懷疑主義)的普遍遵從是由一種有效的社會控制系統所維繫的。這些規範事實上指導著科學家們的活動,科學知識也只能在這些規範的控制中產生,因為它們能夠消除科學家個體,甚至群體的動機,興趣、文化負載與素質的多樣化等非理性因素,使科學達到無偏見性與客觀性。

　　總之,在二分的強制下,輔之以規範的科學社會學,在自然與社會之間划出了一條強制性界線,把自然、理性與真理賦予科學哲學家,而把文化、非理性或虛假的問題就留給了人文社會學科,這是對人與物進行純化而分離的講述,自然科學負責講述物,人文社會學科則負責講述人。

　　三、兩種文化的衝突方法論根源——科學的文化建構

　　20世紀末由「索卡爾事件」引發了科學家與人文社會學者之間的大論戰——科學大戰,源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文化建構論(又稱「社會建構論」)的興起。20世紀50年代後,科學進入了「大科學」階段,對科學技術的國家化與社會化這一現象的極端地擴張,就導致了對科學的客觀性、真理與合理性的全面解構。這種解構最初源於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儘管庫恩反覆告訴我們,他本人並不打算從根本上摧毀科學是理性事業這種觀點。但是,《科學革命的結構》的許多讀者,忽略了其中的眾多微妙區分和模稜兩可的說法,彷彿只聽到一個聲音:科學不是通過積累而得到很好確證的真理,甚至不是通過拋棄已被證偽的錯誤而進步,而是通過在一次次災變過程中的世界觀的巨變而「革命」。科學史從此就由獲勝的一方來書寫;不存在關於證據的客觀性標準,只有屬於不同範式的不可通約的標準;科學革命的成功,不是依靠證據與邏輯,而像政治革命的成功一樣,靠的是宣傳、文學修辭與對資源的控制;科學家轉而忠實於一個新範式,這種轉變與其說是一次理性的心靈改變,還不如說是一次宗教皈依。在皈依之後,自然在他看來是如此不同,以至我們幾乎可以說,他們生活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隨後出現了科學研究中的「文化轉向」。在有關「科學合理性」的正確解釋中,被主流科學哲學家視為有待克服的那些難題,如證據對理論的不充分決定性、觀察滲透理論等,卻被這一轉向視為從根本上摧毀了科學是一項理性事業的基礎。如今常見到的說法是:科學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體上反映著文化、利益、談判、協商與徵募的事情,或者是製造神話、敘事性文字等;訴諸「邏輯」「證據」或「合理性」不過是意識形態的謊言,以掩蓋對這個或那個共同體的壓制。根據這種當下流行的看法,科學不僅沒有認識論上的特殊權威性,也不具備任何獨特的理性方法,它只不過是人類文化活動的一個方面,與宗教、文學、藝術,社會學科一樣,都是人類社會對這個世界看法的一種表達。更為極端的說法是,科學不過是一門政治。20世紀70年代後,當科學家與某些科學哲學家還保持著客觀主義的立場時,不少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與幾乎所有的科學社會學家都轉向具有某種色彩的文化或社會建構論。

　　事實上,雖然科學哲學與文化建構論之間劍拔弩張,但兩者在哲學上是一致的。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以康德賦予自然與社會的兩分狀態為基礎,它不僅導致了「涇渭分明的學科研究中的思維方式……在一般意義上,這種思維方式是現代思想的核心」。⑨科學哲學家毫無疑問地以這條界線作為自己工作的出發點。科學哲學家一直以自然一端為其認識論基礎,在其中,物自體被留給它們自身,沒有能動性、被各種強加在它們身上的模式或範疇所塑造。它們唯一的任務就是確保科學的超驗的非人類特徵,以避免唯心主義的譴責。而文化建構論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把科學視為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事業。布魯爾的「方法論對稱性原則」用文化取代了康德的「自我」,要求用同樣的社會學術語去對稱性地解釋科學的真理與謬誤、自然與文化。然而,對稱性原則的這種成功掩蓋了布魯爾論點中的不對稱性,即用文化或社會,而不是自然去決定科學。結果,文化建構論開始從自然軸轉向了社會軸。在康德的自然與文化的二分中,科學哲學偏向於從自然軸來機械地說明科學理論,其方法論是絕對主義,而文化建構論卻偏重從社會軸來解釋科學理論,其方法論是相對主義,並由此發展到對科學的全面解構,並上升到意識形態上的批判,從而導致了對20世紀末的科學家與人文社會學者之間的「科學大戰」(詳見索卡爾、德里達、羅蒂等:《索卡爾事件與科學大戰》,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